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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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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4页。
当伏尔泰听完这一宗教迫害事件的介绍之后，惊诧不已。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不论是图卢兹法院的判决，还是卡拉有罪，祸根都是宗教狂热，他一生中写过不少揭露宗教狂热危害的悲剧剧本，但是还没有一个剧本比得上现实舞台上的这个悲剧更使人毛骨悚然。他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开始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决心要弄清事实真相，以便伸张正义，保护无辜的人们。
当伏尔泰正在紧张地调查卡拉案件有关详情细节时，卡拉的两个儿子逃难到了费尔内附近，住在日内瓦。他马上派人把他们找来，交谈询问了几次之后，他确信约翰·卡拉是无辜的。他向卡拉的儿子表示，他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笔和自己的声誉，纠正图卢兹八个法官的致命错误，替卡拉伸冤。
伏尔泰积极为卡拉的平反昭雪而四下活动。他给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写信，表面上是希望他们提供消息，实际上是想通过明确表白自己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影响，谋求他们对这一工作的支持。他还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有名的律师在内的15位律师都表示愿意为卡拉一案进行辩护，并分头取证，准备充分的材料。卡拉死后，他的女儿被关进了修道院，儿子亡命他乡，孤苦伶仃的卡拉夫人为了替丈夫伸冤只身前往巴黎，准备直接向国王申诉。当伏尔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写信动员巴黎的朋友对其进行照顾和帮助，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马利埃特亲自代卡拉夫人写了正式的申诉书。卡拉夫人在巴黎得到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同情和帮助，由于德高望重的伏尔泰奔走呼号，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也为之声援。卡拉一案轰动了整个欧洲。
在伏尔泰和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同意复审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尔赛宫举行国务会议，讨论卡拉案件的处理问题，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枢密大臣主持，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详细介绍了卡拉案件的有关情况。会场外挤满了同情卡拉的各阶层人士，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务会议的决定。最后，国务会议派一位代表到国王的房间通报会议的决议：对图卢兹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决约翰·卡拉死刑的正当理由。国王表示同意这一决议。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无理判决，伏尔泰为卡拉伸冤翻案的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1765年3月9日，即卡拉惨死三年整的这一天，法国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国王路易十五赐给卡拉夫人3。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
在卡拉一案沉冤大白之时，许多法国人也因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人们走上街头，汇聚到广场，庆祝理性和社会正义的胜利。30年后，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还把卡拉作为革命的先烈来进行纪念和缅怀，革命之后成立的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图卢兹广场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①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5页。
伏尔泰说过：“如果你要做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殉道者，而不要做刽子手。②”他为被压迫者仗义执言的行为，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卡拉的恩人”。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5页。
卡拉案件使伏尔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宗教狂热的巨大危害，他认为不宽容或褊狭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大力提倡宽容精神。在争取为卡拉冤案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他开始撰写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论宽容》。这部匿名发表的著作详细叙述了卡拉案件的始末，概括了作者对卡拉事件的看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宣传了他的自然神论和社会宗教的主张。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不仅仅只批判天主教的狂热分子，他还抨击一切宗教的狂热。他对天主教和新教都没有偏见，他一视同仁地批判它们的狂热和褊狭，只不过是因为天主教在法国是强者，作恶较多，因而受到的批判更多一些。在《论宽容》中，伏尔泰还倡导捍卫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格的尊严。他认为，无论何人都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任何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任何政府没有权利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处罚他们，只要这些错误不是犯罪。
《论宽容》的出版，成为启蒙运动又一重要的宣传材料，在以后的再版中，伏尔泰又陆续作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3。 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
卡拉事件是伏尔泰晚年亲身投入“消灭败类”实际斗争的第一起，后来他还为西尔文、拉拜尔和蒙巴义等人的冤狱而奔走过。他致力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不断地向弱小者伸出援助之手。
与卡拉案件几乎同时，1762年1月图卢兹法院管辖下的一个小镇卡斯特尔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恐怖案件。伊丽莎白·西尔文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姑娘，神情呆板，反应迟钝。一天，她离家外出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父亲保尔·西尔文到处寻找也没有结果，他心急如焚。几天后，该镇主教召见西尔文，并告诉他，他的女儿曾经到主教府上寻求庇护，现在已被送到女修道院监护。保尔·西尔文先生确信他的女儿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她肯定是被不怀好意的天主教徒绑架的。但是，这位软弱的胡格诺教徒没有能力解救自己的女儿，只能默默忍受心中的痛苦，听天由命。伊丽莎白在修道院里受尽虐待，以致引起精神错乱。7个月后，她被送回家里，但已是整天疯疯癫癫，无法正常生活。没过多久，这位疯姑娘又失踪了，一位准备取水的居民在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很明显，她是在精神失常中自杀的。
但是，教会却指控这个胡格诺教家庭杀生祭神，并建议司法当局逮捕西尔文夫妇和另外两个女儿。西尔文夫妇预感大祸临头，慌忙带着孩子逃离家乡。当地法庭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西尔文夫妇绞刑，两个女儿必须目睹执行死刑。判决之后，刽子手当众烧毁了西尔文夫妇的模拟像。
伏尔泰为卡拉冤案争取平反的消息当时已传遍了整个欧洲，保尔·西尔文也早有所闻，他们逃到瑞士之后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西尔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冤情，请求伏尔泰帮助。伏尔泰同情这位父亲的悲惨遭遇，并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他慷慨地资助他们生活，积极为他们安排向巴黎高等法院申诉，并于1766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猛烈抨击宗教狂热，为西尔文伸张正义。在伏尔泰的努力下，西尔文案件很久以后也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伏尔泰《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发表不久，亚眠附近阿贝维尔小城又传来了一起宗教迫害案。
阿贝维尔城修道院有一位品行端庄的女院长，当地法庭一位年近60的风流小警官贝尔法对其垂涎三尺，一直热烈地追求她。女院长多次表示拒绝，贝尔法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
女修道院长有一个19岁的侄子骑士拉拜尔，生活在她身边。他住在修道院外，但常常和几个朋友到院里用晚餐。贝尔法得知拉拜尔和他的朋友戴塔隆德在某次宗教仪式出巡时，没有向圣像下跪，而且还哼着下流小调，便联系几个星期以前一座桥上的十字架被人悄悄破坏一事，指控他们犯有亵渎和毁坏圣物罪。拉拜尔和戴塔隆德受到法庭传唤。戴塔隆德自知情况不妙，一听到风声便溜走了，他逃到普鲁士，加入了弗里德里希的军队，但拉拜尔落到了当局的手里。亚眠法院不负责任的法官立即判决拉拜尔死刑，并决定斩首后再行火刑。对逃亡的戴塔隆德则判处连根割掉舌头，在教堂门口斩下右手，然后缚在柱子上用文火烧死。
逃亡中的戴塔隆德到费尔内向伏尔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当伏尔泰得知法院的处罚方式后，他拍案暴怒，反动教会和司法当局竟残忍到如此程度，上帝的子孙不是变成野兽了吗？他决不能饶恕他们的胡作非为，他哀叹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竟能允许这样的宗教迫害事件屡次发生。年迈体弱的伏尔泰实在不能平静下来了，他要为这一新的冤狱再次翻案！
伏尔泰立即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写信，请求他设法解救拉拜尔并关照已加入普军的戴塔隆德。
拉拜尔在亚眠法院判决后，被押往巴黎复审。在巴黎，他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检察长认为拉拜尔确有冤情，建议撤销亚眠法院的原判，但最高法院25位法官在最后表决时，有15人坚持维持原判，这样，拉拜尔又重新被押回阿贝维尔，1766年7月1日，按照原判拉拜尔被斩首并处以火刑。在逮捕他时警察从其身上搜出的一本《哲学辞典》也被当作他的罪证投进火堆焚毁。
当伏尔泰弄清这一案件的细节时，拉拜尔已被处死。当初，他认为天主教徒拉拜尔只不过是个玩世不恭，不安分守己的年轻人，不相信他对宗教的挑衅行为有任何哲学背景。他听说拉拜尔读过《哲学辞典》这类自由主义书籍时，认为这是敌人别有用心的宣传。当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正式宣称拉拜尔亵渎宗教，原因是他看了现代哲学书籍，受到自由思想家的影响，并点了伏尔泰的名时，伏尔泰才相信这一案件与卡拉和西尔文不同，确实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背景。他非常恐慌，担心马上会牵连到自己，便赶紧离开了费尔内。离开几天后，他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于是又勇敢地回到了费尔内的家中。他又积极投入为拉拜尔冤案平反的斗争，7月中旬，他激愤地写下了《记拉拜尔骑士之死》一文，严厉指责法国司法制度为宗教狂热分子服务。
拉拜尔事件引起了伏尔泰对自由思想家在法国处境的担忧，腐朽的司法制度和狂热的教会当局既然连一个不满20岁、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的轻微鲁莽行动都不能饶过，那么他们能饶过早已如芒刺在背的自由思想家吗？他准备为哲人党兄弟们寻找安全处所，不过，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哲人党们不想离开启蒙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法兰西。
伏尔泰对公众在拉拜尔事件上的麻木态度甚为不满，他对达兰贝尔说，人们只是随便谈论几句这件事，便聚集到歌剧院寻欢作乐，而把无辜惨死的青年早已忘到脑后。他不能昧着良心随波逐流，他拖着赢弱的身躯不屈不挠地为拉拜尔和戴塔隆德的冤狱平反而奔走呼喊了十多年，由于巴黎高等法院赞同亚眠法院的判决。国王路易十五也表示支持，伏尔泰的努力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对此，他十分遗憾，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愤慨地写道：“这些小花脸！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雷弗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我简直不愿意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①机智、爱说笑话和喜欢嘲讽的伏尔泰，现在暂时放弃了他惯用的武器，因为在与杀人犯的斗争中需要的不是这个武器，这里需要的是人民代言人的像钢和剑一样锋利的语言。他说：“不！不！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在屠宰场上讲究机智是不适当的。”①
① 参见王子春《伏尔泰》，第55－56页。
① 参见C·阿尔塔莫洛夫《伏尔泰传》，第36页
为拉拜尔伸冤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伏尔泰并没有心灰意懒，他仍然十分关心那些蒙受冤屈的人们，并积极为他们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因他的帮助而得救或得到昭雪的人很多。1769年，一个名叫马丁的农民被诬告杀人而受车裂，后来真正的凶手招认了，伏尔泰设法争取为马丁平了反。1770年圣奥曼地区的蒙巴义夫妇被诬告杀害自己的母亲，法院把蒙巴义夫妇判了死刑，蒙巴义被当场处死，妻子缓刑。伏尔泰照例为他们仗义执言，他发表了题为《阿拉斯法院的谬误》的小册子，猛烈抨击腐败的司法制度草菅人命。在伏尔泰的出面干涉和争取下，蒙巴义的妻子终于获释，法院承认死者是无辜的。后来法属印度总督拉里·笃朗达勒又被诬告叛国通敌，法院在严刑逼供之后对其处以死刑，伏尔泰了解真相后又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反对这种轻率的判决。他得到了公共舆论的一致响应，拉里伯爵的冤案又得以平反昭雪。
伏尔泰就是这样以罕见的胆略，不懈的斗争精神，为不幸的人民奋力抗争，维护永恒的理性和正义。他的行动，使法国专制政体的威信每况愈下，人民大众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狂热的仇恨情绪与日俱增，费尔内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当时的进步人士都尊敬地称伏尔泰为“费尔内教长”。这是伏尔泰的荣誉，也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维克多·雨果曾激动地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②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8页。
4。 欧洲客栈的老板
1760年底，伏尔泰收到巴黎一位朋友勒布朗的信，信中说17世纪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亲戚玛丽·高乃依小姐十分贫穷，在一个女修道院里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勒布朗请求伏尔泰以慈悲为怀，把他在文学作品中蕴涵的仁爱之心和挚爱人类之情倾注给这位不幸的名人后裔。伏尔泰经过慎重考虑，动了恻隐之心。12月10日，他写信答复勒布朗说，虽然自己已到垂暮之年，不能再做什么事情了，但是他的外甥女有很好的教养，可以担当玛丽的监护人，他做玛丽的教父，德尼夫人做玛丽的教母，并愿意负担全部费用。
在勒布朗给伏尔泰写信之前，佛勒龙也从别的渠道了解到了玛丽的情况，他准备劝说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为玛丽举办一场救济义演。当他听说伏尔泰的计划后，对其动机和意图表示怀疑。伏尔泰不顾佛勒龙和一些宗教狂热分子的阻挠，毅然履行自己的诺言，1761年元旦来临之际，玛丽小姐来到了德利斯，她开始跟随伏尔泰生活。尽管她当时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但是伏尔泰对他的养女的面貌和个性表示满意。他特意为她雇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本人也亲自关心玛丽的教育，他和家庭教师首先对她进行语言训练，使她很快就能够讲一口优雅流利的法语。伏尔泰还规定玛丽每天写一篇文章，并亲自动手为她修改，玛丽心灵手巧，不久还学会了微针刺绣。她到费尔内后，伏尔泰经常陪她去教堂望弥撒，为此，他招来了许多流言蜚语，他的敌人乘机诽谤他企图破坏玛丽的童贞。
这位怀有善良动机的长者，并没有被敌人的诽谤和无耻攻击所吓倒，他决心要更好地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在对玛丽进行教育培养的同时，他又为玛丽的未来操心了，为保证她以后有一笔稳定的经济收入，他决定赞助出版高乃依著作的豪华本。当时，法兰西学院提出重新整理出版法国所有古典作家的著作，伏尔泰立即给学院秘书杜克洛写信，除表示赞同外，他还建议这套著作最好从高乃依出起，因为高乃依是第一位使法兰西文学在国外得到尊重的作家。他提出这个版本由自己赞助出版，收益由出版商和玛丽平分。法兰西学院确定下来以后，他马上认购了6部，后来增加到100部。他还通过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争取到许多人认购这部巨著。为编辑好高乃依的著作，伏尔泰呕心沥血对其所有剧本都详细地撰写了评注。这些评注全面、深刻，其数量也非常巨大，后来在莫兰版的《伏尔泰全集》中居然占了整整两卷的篇幅。
玛丽成年之后，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又关心起她的婚事。他们衷心希望玛丽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但是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标准来束缚玛丽对意中人的选择。费尔内先后来了多位求婚者，玛丽看中了潇洒多情而又非常富有的骑兵军官杜比依。伏尔泰立即根据法律规定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原则，为他们定好了婚约，并允许他们在费尔内居住。1763年2月，由他一手操办的婚礼在费尔内隆重举行，伏尔泰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他终于把一位无依无靠的女孩子抚养教育成人，如今她又找到了幸福的归宿。现在他可以自豪地说，他对得起伟大的高乃依。
1768年，伏尔泰在给德芳夫人的信中诙谐地说，自从他到日内瓦定居后，他就当上了欧洲旅店的老板。事实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在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别墅是欧洲各国旅行者巡礼朝拜的圣地，他们之中有些是来此求助于这位名声显赫的欧洲知识界元老帮助解决难题的，也有一些纯粹是出于好奇，想来此亲眼见识一下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大师。当然，他接待更多的还是一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启蒙思想家。
来访的客人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启蒙思想家威安·巴勃罗·奥拉维德。1762年初，他在德利斯住了10天，深受主人的赞赏。伏尔泰像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很瞧不起西班牙人，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曾经指责西班牙人愚昧、野蛮、宗教迫害登峰造极。伏尔泰也经常对客人讲西班牙人的坏话，他认为那个国家是欧洲最为野蛮的地区，但是对奥拉维德他却抱有好感。后来，他还向巴黎的朋友极力推荐奥拉维德，说他是一个知道怎样更好地思维的西班牙人，肯定他不同于野蛮的同胞，勇于承认天主教和宗教审判所是有害的，伏尔泰夸张地说，如果马德里有100个他这样的人，它将成为另一个巴黎。奥拉维德是启蒙运动的殉道者，1778年被残酷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以火刑处死。狄德罗在《文学通信》中曾经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祭文，热情赞扬他保卫自由的英勇行为，无情地揭露了宗教当局的惨无人道。
到费尔内访问的客人之中，有一位小孩子很讨伏尔泰的欢心，这就是夏特莱夫人和伏尔泰在吕内维尔的朋友布弗莱尔侯爵的儿子德·布弗莱尔骑士，当时他年仅10岁。伏尔泰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对他非常爱护和体贴，关怀备至。布弗莱尔骑士也非常崇拜这位充满智慧的老人，他从费尔内给母亲写了许多信，称赞伏尔泰是仁慈家长的集中体现，认为他是其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父亲和国王，给生活在他周围的每一事物都带来幸福和快乐。布弗莱尔还以赞美的口吻说，伏尔泰是最伟大的诗人，他永远是他的著作的最好版本。他太伟大了，以至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度的限制，他是大自然给整个地球的礼物。
大概在同一时期，一位年轻漂亮、举止优雅的贵夫人也慕名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这就是后来成为女作家的德·让利夫人。1782年她发表了一部三卷本的有关教育的著作。她在其著作中记述说，老年的伏尔泰非常容易激动，他常对仆人大喊大叫，动不动就训斥园丁。他发脾气时，总是声嘶力竭地冲他们大吼。不过，脾气过后他仍是非常和善可亲的老人。由于经常是这样，仆人也了解他的为人，因此，并不介意。他还带让利夫人到费尔内散步，兴致勃勃地请她参观自己建造的房屋和创办的工厂。他希望自己晚年所从事的著书立说之外的工作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1763年夏天，正从威尼斯回国途中的奥地利王子查尔斯·约瑟夫特意绕道来到费尔内，向伏尔泰表示敬意。这位王子是在普鲁士长大的，童年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伏尔泰欣赏他的翩翩风度和良好的教养，他们促膝长谈，甚为愉快。当话题慢慢谈到小说《老实人》时，王子很抱歉地表示，他还没有读过这一大作。爱好虚荣的老人觉得很失面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竟然还没有引起这位王子的注意，他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王子是第一次见到伏尔泰，这位睿智老人的谈吐举止和贵族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对伏尔泰当时的穿着打扮还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伏尔泰喜欢穿灰布鞋和铁灰色长袜，身上一件凸纹条格平布的背心一直长过膝盖，头上盘缠着假发，戴着黑色天鹅绒的小帽。星期日由于来访的客人多，他的穿著更加讲究一些，一般是穿上精致的褐色平纹布外套、背心和短衫，背心的下摆很长，镶着金边。
1764年9月，伏尔泰接待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他们是大西洋彼岸费城医科学校的奠基人约翰·摩尔根和费城最后一任殖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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