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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粟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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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回忆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时说：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王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①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
在起义部队生死存亡的艰难时刻，粟裕看到，朱德和陈毅对革命充满了必胜信念，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
那个时代，旧军队里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但粟裕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朱德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
陈毅是七十三团指导员。在起义队伍的危难之际，与朱德同心戮力，和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据粟裕回忆，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谋出路，并且劝陈毅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陈毅是知识分子，没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他们则是搞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这些军官中间，就有当时任七十三团七连连长的林彪。当部队离开大庾时，他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开了小差。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得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痛打，重则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于离队的当天夜里又返回了部队。
但当林彪一邦人劝陈毅离队时，陈毅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他告诫说：“你们要真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
几十年后，粟裕说：“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这时候，粟裕已由警卫队的班长晋升为排长。
粟裕所带的警卫排，其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员或团员。
当时的起义队伍，在组织成分上比较复杂，其中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兵痞、流氓。在未经改造之前，这部分兵痞、流氓曾是害群之马。粟裕后来回忆说：“军阀主义习气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在那种异常恶劣的环境里，不良因素给部队的危害更大。在向西转移的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信丰县城，个别官兵进饭馆吃饭不掏钱。甚至把手榴弹放在当铺的柜台上，掏出导火索，要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
朱德和陈毅在信丰附近召开了一次全军大会。朱德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领导。他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他还是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
陈毅鼓励将土们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①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38页。
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粟裕牢牢记下了朱德和陈毅的话，以至于几十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1927年10月底，起义队伍从信丰到大庾。国民党军阀忙于派系间的混战，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未德、陈毅便利用这个机会领导部队进行整编。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
当时部队中总计还有五六十名中共党员，粟裕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起义部队还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粟裕说，是一项对于支部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
大庾整军，起义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九个连组成了一个团。粟裕被任命为第五连指导员。第五连的连长是耿凯，他是朱德领导下的教育团的学生，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
大庾整军以后，粟裕就是起义部队的一名中级指挥官了。
粟裕曾说，“这次大庾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经过整编后的起义军，大约有六七百人。但这支队伍在敌人心中的目标相当大。国民党反动势力知道这支队伍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队伍走到哪里，都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军队通风报信，国民党军队就尾随而至。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这支队伍便采用“国民党第五纵队”番号，司令员是朱德，化名王楷，指导员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
10月底，粟裕跟随朱德在信丰转战时，赣南特委派人到信丰接头，通报了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已上井冈山的消息。
朱德、陈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曾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毛泽东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久已景仰。
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消息给孤军转战中的起义军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1月上旬，粟裕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来到崇义县。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又是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连为单位，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后来，粟裕回忆说，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但意义是重大的。
在崇义期间，朱德、陈毅为了向毛泽东通报南昌起义部队的近况，派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上井冈山去联系。不久，毛泽东所部的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率领来到朱德、陈毅的驻地附近。陈毅亲自换上便衣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张子清、伍中豪是在上井冈山的途中遭敌人袭击而转移到这里来的。
通过张子清和伍中豪，陈毅了解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夕的一些情况。朱德、陈毅把部分装备送给张子清部，除补充该营外，还带上井冈山一部分。
12月上旬，粟裕随部队转移到仁化。在这里部队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知道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陈毅所部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队伍日夜兼程。当赶到韶关时，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
朱德和陈毅率领队伍转移到韶关西北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部队白天训练，晚上以连、排为单位，分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在这里，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有所壮大、并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这支队伍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时，朱德利用与滇军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的老关系，把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与范达成“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的协议，用国民革命军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名义把部队隐蔽起来。朱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范石生给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困难。
当蒋介石发觉朱德的队伍隐蔽在范石生部时，密令范石生解除一四○团的武装，逮捕朱德。
范石生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即秘密地通知了朱德。
朱德和陈毅带着部队连夜出发，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
粟裕的连队随大部队于1928年农历春节前开进宜章城。队伍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特殊身份，智取了宜章城。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当地豪绅大摆筵席，欢迎以王楷为团长，胡少海为团副的一四○团进驻宜章。
宴会中，按照预定计划在席间逮捕了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和地主乡绅，声明本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并宣布宜章暴动成功。
起义军解除了县城内的反动武装，砸开监狱，释放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给贫苦群众分粮分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了下来，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
就在这一天，起义军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故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五十年之后的1978年春，粟裕重访南昌、井冈山等革命故地，老将军激动不已。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陈列柜里的军服和红领带向老将军请教：“参观者多次问到这根红领带的名称和用意，请粟裕将军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解释。”
粟裕作了这样的回答：起义军每人脖子上系的红领带，记得是八一南昌起义开的头，后来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沿用了这个标志。我们当时把它叫作“牺牲带”，是象征革命，表示参加起义的同志献身革命的决心。记得1928年1月下旬，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来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率领下，发起湘南年关暴动时，每个起义参加者的脖子上也都系了一条红领带。当时有许多女同志参加了这次起义，陶铸同志的爱人曾志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她围了一条红绸子作领带，从左肩披下来拖到腰际，显得英姿飒爽。……总之，系红带就是表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我的这个解释也不一定准确。也许，这个领带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这种红色，戴在红色战士的脖子上，又似乎有着深刻的寓意。……这样吧，以后再有人问起这根领带的作用，你就告诉他，粟裕说的，这根领带是用来拎着自己脑袋的。我们那时候，确实是拎着脑袋干革命呵！
1928年。
湘南。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不满千人，但这个队伍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战斗力极强。据粟裕回忆，只要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地方党和农民武装的支援配合下，就可以解放一个县城。不到半个月，先后解放了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成立了赤卫队、自卫军和革命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四师和几个独立团。工农革命武装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建立了六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
就在湘南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中共中央出现“左”倾盲动主义。
1928年2月间，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给活动在湘南的工农革命和湘南党组织下达了一道命令，为了不让国民党军阀部队沿湘粤大道停下脚来占领湘南，要求把湘粤大道两侧各五公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湘南特委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了“烧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衡郴线）五公里内的民房，以打断两广联络”的错误口号。
执行这个命令，无疑会造成严重后果。
朱德、陈毅在湘南虽然抵制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有些地区已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3月间，国民党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对湘南工农革命军南北夹攻。
强敌压境，众寡悬殊，加上由于“左”倾错误影响了军民关系。朱德、陈毅遂决定撤出湘南，向井冈山方向转移。4月上旬，湘南工农革命军在转移途中遭敌军追堵。毛泽东闻讯后亲自带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下山迎接并掩护湘南工农革命军。他指挥第一团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与敌人周旋，并命令何长工与王佐率领的第二团撤回井冈山。
第二团返回的途中，与朱德所部在酒都会师。
26日，朱德和陈毅带着一部分直属队伍住进砻市。28日，毛泽东带着一团回到宁冈。朱德所部主力也从茶陵、安仁开到。两支革命武装在这里会师了。
粟裕在以《激流归大海》为题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井冈山会师”。他写道：“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迁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蓝——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国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粟裕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两支铁流会师，粟裕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第三章 上井冈脱劫难 反“剿”练将才
井冈山，一座英雄的山。她养育了中国现代史上改天换地的一代英雄豪杰。
井冈山时期，粟裕从一名基层军官成长为红军中著名的高级指挥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时期，是我从一个基层干部成长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途上迈开重要一步的时期。”
说来也巧，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所创建的队伍的番号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朱德、陈毅所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在湘南暴动时，也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这两个不约而同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师后，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九个团。不久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全军兵力一万多人，两千多支枪。
其中第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部队，第三十一团是秋收起义部队。
粟裕所在的连队属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朱德兼师长，宛希先为党代表；王尔琢（兼）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之初，毛泽东的工作重点是军队建设，作为基层指挥官的粟裕从毛泽东那里所学到的，首先是建军思想。
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朱德在砻市的龙江书院文星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4月末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
紧接着，毛泽东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议，讨论建军问题，请与会同志发表意见。
在井冈山上，粟裕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指挥员。他曾经在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教导队。那时，虽然也上政治课学马列主义的道理，但军事教育基本上用旧式军队的教育方式，讲的是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比较之下，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民主建军的做法，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崭新的精神。粟裕曾对朱德说：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给他上了重要的课！
粟裕亲身参加过的信丰、大庾整编，派党员担任连队的领导干部，加强了党对基层的领导，但这时党的支部还是建在团上。上了井冈山后，知道了毛泽东明确规定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工作扎根到了基层。粟裕说，这一重大措施，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证明具有无限生命力，保证了我军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连队都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
在井冈山上，为了加强党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上井冈山后，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粟裕的工作多次调整调动，也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
粟裕所在的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精华，屡立战功，但这个团在上井冈山之初轻视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认为政工干部只是摆样子，耍嘴皮子的，卖狗皮膏药的。
粟裕担任党代表后，有些行伍出身的见到他就说：“来卖膏药吗？多少钱一张？”
当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有废止肉刑的禁令，但有些人改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二十八团有个干部，打人相当严重，人们背后叫他“铁匠”，说他打人像打铁一样狠。有个旧军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痛，把军需、上士、传令兵、伙夫差不多都打跑了。还有老兵打新兵的现象。
打人现象越严重，部队纪律越涣散。如果哪个连队战士逃跑多，准是那个连队打人成风。
粟裕是反对打人骂人的，但由于受旧传统的影响，对于做坏事的人，最初还是认为应该加以体罚。
粟裕手下一名通信员好赌博，屡教不改。有一次，这个通信员赌博时被粟裕抓住了。粟裕很生气，就罚这个通信员“两腿半分弯”——即让他两脚跟并拢，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这种体罚很不好受，身体再壮的人也站不了多久。
这个通信员虽然吃了一点体罚的苦头，但心里没有什么触动，过后照赌不误。
粟裕在实践中感受到旧的管教办法实在不行。
第二次抓到这个通信员赌博，粟裕不再体罚他了，而是耐心地同他谈话，启发他的觉悟，对他进行说服教育。粟裕和这个通信员谈了一两个小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个通信员流泪了，发誓以后不再赌博。他果然再没有赌博，而且帮助粟裕做其他参加赌博的人的工作。
“对自己的同志，舌头比拳头还灵啊！”粟裕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有了更深刻的领会和感受，他自己的思想也得到了改造。他认识到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就这样，在人民军队里，扫除了几千年来军队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了新型的平等关系。
当时，红军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差，这一带的经济本来就不发达，仅有二千多人口的井冈山住进一万多军队，加上敌人的封锁，红军的物质生活就更加困难。
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是餐餐吃红米、南瓜。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
井冈山上所有干部战士都会用稻草打草鞋。军衣基本也是自己动手做。
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
粟裕第一次领到布做裤子时不会裁，他就把身上穿的裤子脱下来拆开，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就这样，做了一条裤子，他却缝了两条裤子。尽管做工不高，但他穿起来却特别高兴。那时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
冬天更换棉衣更加困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主动带头把自己仅有的棉衣让给伤病员防寒过冬。
中央苏区建立起来后，条件稍稍好了一些，筹款也筹得多了，有时还可以发点零用钱。多时每人每次可以发到四、五元。这时，战士们便可以剃头、买牙刷和肥皂了，有时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但每月发四、五块钱饷的时候太少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几个月不发饷。
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井冈山上的红军从来没有闹过饷。尽管生活苦了一些，但朱军长和毛委员吃的、穿的、用的与战士都一样。
1928年元旦，朱德为部队写了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夫衣着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饮食起居不同。
对于青年粟裕，毛泽东、朱德等既是首长又是榜样。他用心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用心领会朱、毛身先士卒，与全军官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底蕴，以逐步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
粟裕从毛泽东的英明运筹中学习毛泽东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他“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产生的。
1928年初湘南暴动，成立了县政权，但当时根据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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