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粟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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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ㄖ荨⒋χ荨⒔鸹�、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多个县，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粟裕在浙南领导的游击战争如火如茶的时候，蒋介石却因为大逆不道而被张学良困在西安。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达西安，亲自督战，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把军队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北“剿共”。

　　蒋介石的方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志向相矛盾，而且危及张、杨部队的生存。

　　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处，向蒋“哭谏”：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

　　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中共的迷惑。最后竟拍案厉言：“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大游行。

　　学生集会时，警察开枪射击，打伤十二岁小学生一人。

　　学生要求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要张制止学生的行动，否则格杀勿论。

　　张学良去劝阻学生，并表示在一星期之内用事实来答复学生们的要求。

　　为了向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

　　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定于次日晨发动兵谏。当日晚，张学良再次赴临潼，对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劝谏，仍遭蒋介石训斥。夜间，张学良赶回西安并与杨虎城分别召集亲信举行紧急会议，布置兵谏。

　　12月12日晨5时，东北军数名军官率卫士一个连，到华清池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活捉了跳墙藏匿的蒋介石，囚禁了随蒋至西安的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调元等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暴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国民党内部乱作一团，极为惊恐，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剿共”的嚣张气焰。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区乘势获得一次较大幅度的发展。

　　1936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半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道：“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逮捕以后，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

　　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中共的周恩来，来自南京的蒋氏代表宋美龄进行谈判。宋美龄承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西安事变后，陕北红军主力已集结于一方，陕甘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红军小打小闹无济于事，大打大闹一方面苦于鞭长莫及，另方面又不敢全然不顾在西安的承诺而食言自肥。

　　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目标较小，实力不及陕北红军主力，且又处于国民党军队的肘腋之间，蒋介石正好以此来煞气泄愤。

　　蒋介石从西安生还之后，加紧了对红军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刘建绪调集国民党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四十三个团，筹划对浙南游击区进攻。

　　刘建绪的兵力比罗卓英“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兵力更多更大。但这时红军在浙南的游击根据地也比浙西南时期更广更大。刘建绪无力采取“包剿”战术，于是采用拉网式的包围战术，构筑稠密的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浙闽边清剿指挥部”，同时又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剿共义勇队”、壮丁队、进行移民并村；还焚烧了边区的零星房屋、逐日配发居民的柴米油盐，企图利用这些手段把群众与红军隔离开来，竭泽而渔，消灭红军游击队。

　　在强敌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粟裕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粟裕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国民党军队梳过来，红军游击队就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了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粟裕把队伍化整为零，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将士们已锻炼成了游击高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粟裕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指导，结合南方游击战争实际，经过无数次作战实践，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战行动上，粟裕总结出一套游击要领：（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国，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

　　在浙南游击战争中，粟裕不仅灵活运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且发展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

　　粟裕说：“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则多采取突然袭击。”

　　敌人的后方是红军游击队袭击的主要目标。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或爪牙，常常神出鬼役地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探路。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游击队就搞敌人落伍掉队的散兵。

　　国民党军行军时、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游击队就事先在岔路口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后，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红军游击队的伏击圈，吃掉它。

　　有时，游击队面对几路强敌的围攻，就利用敌人之间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有一次，大雾笼罩着山岗，粟裕率领的游击队处在敌人的两面夹击之中，粟裕环顾左右，命令战士同时向两面山脚下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发起反击时，粟裕率部队悄然地从一侧秘密转移出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残杀。

　　在浙南，粟裕既打了一些出奇制胜的巧仗、也打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恶仗。

　　有一次，敌人回温州以西“围剿”，游击队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在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一段，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会合，形成一个三江口。

　　龙泉河南岸有一条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游击队过公路时，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结果还是让敌人跑掉了。不久，却引来了更多的敌人。

　　游击队过龙泉河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谁知当晚，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变得又宽又深。天黑，看不见路，又找不到渡口。游击队被卡在两溪之间十多公里的三角地带。天亮后，敌人追了上来。

　　粟裕率队伍故意折回向南，引敌人追赶，然后突然掉头向北，打了一个回马枪。乘敌人闪开之机跑到溪边，发现渡口有条船，无人看管。游击队马上上船准备渡河。这时，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钻了出来，向游击队猛烈射击。

　　中了敌人的计！粟裕率领战士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

　　躲过了这股敌人，国民党的大部队压过来了。

　　粟裕率战士们钻进刺丛里躲起来。

　　敌人围了上来，到处搜，边搜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

　　粟裕和战士们把枪里的子弹推上膛，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敌人是虚张声势，他们并没发现游击队员们。为了不挨冷枪，敌人不敢向前搜索。

　　大雨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走了。

　　粟裕带部队继续往北上。找不到渡口，找不到船只，只有泅渡。粟裕少年时代练就一身好水性。他的部下都是水中高手，安全渡过松阳溪。这一天一夜，粟裕率部急行军九十公里，连打七仗。

　　还有一次，敌人把粟裕的队伍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被一个敌人据点拦住。粟裕情急生智，要战士们化装迷惑敌人。那时，红军的军服和国民党的军装一样都是灰色的，就是帽子不同。粟裕和战士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在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走去。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敌哨兵问。

　　“永嘉保安司令部三营八连。”粟裕流利地回答。

　　“从哪儿来？”

　　“唉，在大顺北被共军打了个伏击。”

　　“到哪儿去？”

　　“上芝溪头集中。”

　　哨兵见没有什么破绽就放粟裕他们进了据点。

　　游击队在粟裕率领下，进据点前门出据点后门。当敌人发觉有诈追来时，粟裕已率领战士们通过了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三年游击战争，处境十分艰苦。国民党军的最后一次“围剿”更为严重。

　　粟裕和部下有时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有一次，他率部连续转战三天三夜，到了秘密游击基点，他一觉睡了四十个小时。

　　三年之间，粟裕走遍了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闽浙边以北的大大小小的山头。有时一连儿顿吃不上饭。敌人“围剿”稍微松一点，他们可以在树林里烧饭吃，一人一个磁缸，既当锅又当碗。敌情紧了，怕暴露目标，不敢生火，只好吃生米。生米不好消化，战士们拉不出大便，只好互相用棍子扒肛门。

　　有了伤病员更不好办，放在群众家里怕连累群众，放在山洞里怕不安全，有时只好向死人惜“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

　　粟裕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①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处境极为艰危，但粟裕和他部下的将士们北上抗日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们关心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

　　粟裕从搞到的报刊中知道了中共中央1935年发布的《八一宣言》和同年底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1936年1月，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浙南游击区，粟裕当即发表宣言，表示支持。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粟裕和刘英在消息阻隔的情况下分别①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90页。

　　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

　　1937年春，刘英主持的临时省委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当时粟裕与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元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由于消息闭塞，在浙南游击战场上的粟裕不能及时知道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1937年9月间，粟裕率部在门阵地区活动，听到从金衢平原上传来的风言风语，说“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粟裕据此加以分析判断，认为可能是国共合作了。

　　他派一支小部队去侦察调查。

　　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

　　县长在电话里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

　　此后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门阵请粟裕下山进城谈判。

　　粟裕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但条件有三。其一，红军游击队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其二，红军已经停止了打土豪，国民党地方当局要给补充弹药、给养；其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游击队不进城。

　　国民党地方当局答应了粟裕的条件，欢迎游击队下山。

　　粟裕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于是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会合。

　　在乎阳会合的红军游击队共四五百人，和1935年初挺进师进浙江的人数相当。但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战士已不太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已血洒浙南……

　　平阳会师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

　　1938年3月间，粟裕率游击总队从浙南出发，奉命赴皖南，行军一个月，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所作的《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说：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在中国人民的这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之中，有着粟裕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五章　巧设伏诱贪敌　韦岗奏凯旋

　　1938年春。安徽歙县岩寺。

　　4月的皖南，春光明媚，山青水秀。4月的岩寺，军号嘹亮，歌声阵阵。

　　原来是新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约七千人在岩寺会师，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当时，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这时，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准备向苏南、皖南敌后发展。

　　为查明敌情、地形和民情，新四军军部决定从三个支队抽集四个连队编成先遣支队，粟裕任先遣支队司令。

　　粟裕接受任命后，眼中流露了出兴奋的神采，但也深感责任重大，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先遣支队很快组建起来了。一、二、三支队都将自己最有经验的同志抽调给粟裕。特别是一支队，陈毅将自己身边得力的干部像副官曹鸿胜、侦察参谋张銍秀、测绘参谋王培臣等，都送到了先遣队。这些人都是久经战斗、精明强干的老红军，是不可多得的助手。粟裕深为感动他说：“陈毅同志把强兵能将都调给我了，不完成任务无法交待！”他很快将来自十几个单位的五百多名指战员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4月28日。粟裕和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率领先遣支队全体指战员，在潜口西大祠堂门前誓师东进。军部叶挺、项英、张云逸、袁国平及各支队领导人都赶来欢送出征。

　　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经石埭、青阳去南陵，途中必须通过国民党第五十五军的防区。睡至半夜，粟裕忽然叫醒隔壁的钟期光：“我考虑此地离芜湖很近，鬼子定在这一带布有特务、汉奸，并有可能设有电台，我军进驻南陵的消息必然会很快被敌人侦悉。这里非长住之地！”

　　钟期光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他们立即命令部队起床，于拂晓前离开南陵。

　　次日清早部队抵达麟桥，离开南陵仅二十里左右，粟裕又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赶快进行防空伪装。果然不出其所料，日机来了。先遣支队刚离开的地方遭到了狂轰滥炸。指战员们对粟裕判断敌情如此准确无误十分钦佩。

　　部队在麟桥隐蔽休息了两天，查明了宣城、芜湖之间的敌情、路情，继续前进。

　　5月12日，当部队行军到东门渡附近的一段铁路时，粟裕忽然若有所思地皱了皱眉头，回头问身后的侦察参谋张銍秀：“张参谋，敌人铁甲车开来，在比较远的地方能发现吗？”张捱秀略加思索，红着脸说：“真不知道怎么发现！”粟裕走近铁轨，蹲下去用耳朵贴在铁轨上，又用手轻轻抚摸铁轨，缓缓他说：“这样做，如果有铁甲车，你在较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铁轨传来的声响。”

　　张銍秀信服地点了点头。

　　粟裕又转身对部队大声说：“同志们，你们要注意，过铁路时可能遇到敌人的铁甲车。铁甲车上的探照灯很亮，照得四周亮如白昼。如果碰到铁甲车，就地卧倒不要动，这样它就看不到我们了！”

　　士兵们听了粟裕的讲话，为司令的细心和关心所感动。5月13日，先遣队通过了五、六道封锁线，到达江宁县的叶家庄。司令部就住在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的叶文明先生家里。

　　刚安顿好，叶文明便敲开粟裕的门，不好意思他说：“粟司令，有件事想请教你。”

　　“叶先生有什么事尽管说，一些事情一时弄不通，大家商量，何言请教呢？”粟裕诚恳他说。

　　“请问贵军到此何干？”

　　“我们新四军到这儿来是为了消灭我们民族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

　　叶文明愣了一下，又说：“果真是这样，我以朋友的身份斗胆奉劝你几句，你们说的抗日大道理是非常正确的：你们这支部队作为抗日宣传队，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真要同日军交战，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国军几十万大军，还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在上海、南京都遭到惨败，何况你们呢？”

　　“叶先生，你是只看到了我们部队现在武器装备差。我军以现在这样的武器装备，在十年内战中，屡次打败了武器装备强过我们百倍的蒋军。今天，日寇的武器装备尽管比我们强，但我们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特别我们进行的是民族战争；只要我们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强盗！”粟裕言语中透着自豪和自信。

　　经过长谈，叶先生一扫疑云，对粟裕说：“粟司令，聆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说的我完全相信。你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围追堵截都设法阻挡你们。由此可以料想，日本侵略军将来也一定会败在你们手下！”

　　两天以后，粟裕辞别叶文明继续东进。先遣支队一路冲破了朱永祥、陈德勤等国民党溃军的阻挠，于5月19日正式进入江南敌后战场。

　　新四军一支队由陈毅同志指挥随即跟进，经长途跋涉，与先遣支队胜利会师于溧水新桥。

　　6月中旬，新四军一支队和先遣支队先后抵达茅山地区。

　　梅雨季节的苏南茅山地区，连续十几天浓云低垂，细雨濛濛。

　　江南一带的局势一片混乱。

　　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逼下，早已闻风而逃，宁、沪、杭战略要地和江南大片锦绣河山沦入敌手。汉奸四起，助纣为虐，土匪蜂拥，趁火打劫，人民叫苦不迭。

　　日军占领南京后，骄气冲天，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有许多车站、小城市、大镇子都不放哨，晚上敞着门睡大觉；行军侧翼也没有警戒；单个日本兵竟敢下乡去横冲直撞。他们以为百万国民党军队失败后，中国军队再也不敢到他们的占领区来，他们尽可以高枕无忧了。

　　抗战之初，江南人民除了眼见大片大片锦锈河山沦入敌手外，还不知道新四军是怎样一支队伍。当新四军初进江南时，战士们向人们宣传说：“我们是新四军，是来打鬼子的！”人们有的摇头叹气，有的鼻孔里哼一声走开了。有的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还打不过，你们这几条枪，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