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起刀不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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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事中了，套用周星驰那声咬牙切齿的怒喝就是——“奸夫淫妇！”
　　真正让我受不了的却是那则广告，一男一女（黄皮肤黑头发）凭海临风相拥伫立于船头上，以比莱昂纳多、温丝丽更加陶醉的神情飞翔着……《泰坦尼克》被庸俗演绎至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强xx着我们的眼睛。我惊嗓音“盗版”的威力。
　　于是，一段《冰海沉船》的故事就这样由悲剧而喜剧，终于大步流星直奔闹剧了。
　　悲剧是很容易滑向闹剧的，中国足坛就正在提供这个蓝本。与“冰海沉船“这样正点的悲剧一产，先前所有的庄严感、悲壮感、虔诚感，不知怎么在同样的船头上变成了滑稽感、幽默感、嘲弄感……
　　30岁以上的人，可能对苏永舜那次惨败有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我的表哥，一个省政府供职的公务员，甚至到后来都拒绝给儿子购买新西兰产的奶粉，我记得当时他从酒瓶底厚的镜片后面射出的光，与他看到“霍元甲”被砒霜毒死的类型是一样的……
　　但后来，他逐渐无离了中国足球，说起足球，就像数落他那个老爱忘冲厕所的儿子：“这么臭，还不去冲了。”
　　这个故事对很多人都有“写真作用”，如果你现在还拿足球当回事儿，随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肯定会遭到旁人的嘲笑，不是“花痴”，就是“傻瓜”。
　　在我记忆中，“十强赛”就是中国足球最后一闪的“悲情演出”了。那时包括天气都像一个忠实的龙套，又是风又是雨，风是一把冰冷的刀，雨是“一场无情的雨”，而《足球之夜“张斌他们也把煽情路数发挥到极点，黑白片加《命运交响曲》，真的很悲壮。
　　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虽然“九强赛”前的“保霍”“反霍”之争大有沸反盈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态势，但架不住陈亦明一句不咸不淡的“粤普”——“空军司令打陆军司令啦……”遂成喜剧。
　　霍顿那句“我还活着”与球迷区打出的“我不服”是这出喜剧海报式的语言，前者我在《不快乐的因素》中缀上了一句臧克家的“但已经死了”，后者我在《与悲剧无关》中安上了“牛二”的角色，感觉就像“捧哏”与“逗哏”。
　　米卢来了之后惹上了“桃色新闻”，这是国人整人的第一部——作风问题；事情还没有完，随后的第二步米卢就与“人贩子”扯止干系（说他倒腾球员），这是“经济问题”，按计划第三步应该是“政治问题”了。当然，故事闹到这儿就不好玩了（后来果然闹出个“国旗事件”，作者）。
　　我认为，从“十强”到“九强”实际上是走完了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渡，中国足球终于失去了悲剧意义。谢奕的《生于1977》与我的《墓志铭》是关于悲剧最后的祭文，之后不应该再高举悲剧大旗，否则就是变相为中国足球树碑立传，就是“肉麻当有趣”……悲剧结束以后又该怎样呢？按照“冰海沉船”被糟蹋的路线，它应该是喜剧和闹剧……
　　比如说“3号隋波”以及之后录音带上的淫秽语，又比如说“平安门君子”夜不归宿以及事后对“嫖”还是“没嫖”展开的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种说法有种痛心疾首的意味，但事情远不如想像的那样糟糕。中国足球缺乏一种幽默感，所以我们可以用幽默点开中国足球的笑穴。
　　我极端欣赏周星驰“化悲剧为幽默”的演绎方式，这比“悲痛为力量”更容易接受，而且更富建设性。
　　“化悲痛为力量”相当于练了一趟“七伤拳”，力量截止大悲痛越大，悲痛越大力量也越大，反反复复，复复反反，很伤人的……当年金毛狮王谢逊一辈子都在报仇，又被别人报仇，最后“悲痛”“力量”一并发作，一代狮王在自废武功后遁迹江湖。
　　“化悲痛为幽默”却是一门绝顶的功夫，表面嘻嘻哈哈稀松平常，其实内有不二法门。就像当年大理段誉与北侠萧峰斗酒，酒喝得波澜壮阔，萧峰并不知道，段誉已用六脉神剑将酒人指尖化掉……段誉很幽默，所以像“六脉神剑”“凌波微步”之类的东西在他身上决是表现出幽默的味道。
　　当你不能随悲剧时，必须学会化角，学会逃跑，学会斗转星移、乾坤挪移之类的功夫，把压力转化到另一端……
　　如果我们总是想着中国足球的悲痛，总是在被“七伤拳”的悲壮、刚猛伤身，迟早会像金毛狮王一样性情大变行为乖张，周星驰在《大话西游》里有一句名言值得作为新时期中国足坛的座右铭：大家不过是研究研究嘛，何必那么认真呢？
　　悲痛化不成力量，幽默才是力量
　　用幽默的眼光看问题，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此如“平安六君子”事件，如果你叫它“平安六嫖客”事件就缺乏幽默感，你必须先把人家定在“君子”的“曲径”上，才能通到关于“绿衣女子”及“和衣而卧”的“幽”来。“君子”说了，只是“和衣而卧”，什么都没干，这令人想起大侠金庸所著的《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小龙女——小龙女每晚都要扔一根绳子悬在空中，真正的“和衣而卧”，他们若干年来相敬如宾守身如玉真让人佩服。他们谈论的，我是玉女心经、九阴真经一类的，严肃得很。
　　“君子”与“绿衣”之间可能也在切磋什么“阴”、什么“阳”的武功吧，虽然我相信“绿衣”是一女球迷，前来索要签名的，但中国人的名字很短，不大可能一签签到“东方出现鱼肚白”……
　　所以，对于喜剧或闹剧，这种解读方式就比“七伤拳”那样的“硬吃一拳”聪明。
　　中国人一向悲愤得很的就是没有冲进过世界杯，并把它升到民族荣誉、民族特性上去（过去我常这么干），但如果“幽一下默”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了。好比我们是农民（我们本来就是一农业大国），世界杯就是那城，没进过城脸上无光是自然的，但转念一想，进了城又怎样，隔壁阿q此处指国）国进了城去，以为见了世面，还不是被揍了个鼻青脸肿？阿q后来以为白盔白甲的人要带他去“同去同去“，结果都是被捉了去砍头的。
　　前两天，中青队在越南被比自己矮半头的越南孩子打败了，后来又被比自己高半头的日本孩子打了个7比1，有个老球迷就打电话给我，第一句居然引用了鲁迅的“救救孩子！”
　　我想老人家还不幽默。鲁迅虽然一生犀利尖刻，但他曾说：幽默，是这时代的解药。用幽默化解愁绪，用幽默抚平创伤，将是中国球迷下一步的工作。
　　大家都能记起1996年最后一轮，四川球迷曾经表现出他们的文化赋予的特殊幽默。当时那场比赛令人吃惊地印证着赛前传闻时，他们并没有大喊“假球！”，而是全场齐唱“心太软”——这首歌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又说明了。可惜这种幽默后来并不多见。
　　从“冰海沉船”到船头上vcd广告滑稽的迎风招展，从苏永舜的“只差一步”到霍顿的“我还活着”，悲剧已不存在，喜剧闹剧粉墨登场。
　　我就想起《大话西游》唯一一段催人泪下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情感摆在我面前，可是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以后才后悔莫及。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愿意对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一定要达前面加上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千！”
　　就像所有悲剧已失去一样，这一万年的爱情也不复存在。中国足球，已经度过了当年的纯情时代、悲情时代，他伴随着那段“泰坦尼克”的沉没，走向了“嬉皮时代”甚至“无厘头时代”……
　　我必须承认，这种变迁很直接影响着这10年来一直瞪着眼睛睛注视着中国足球的我。一生对美国社会进行揶揄冷笑的马克·吐温说：幽默，是社会承受力的表现。我必须有这种承受力。
　　行笔如风，冷风如刀，拎刀四顾——这种写作状态在我心目中就是“酷”，但中国足球的滑稽却不适应这种“酷”了。张晓舟曾对威廉“巴勒斯发出这样的感悟：在刀锋上裸奔。极悲壮极煽情，而现实告诉我们的都是——这种奔跑是危险的，刀锋可能割破你的喉咙。
　　所以，我不愿再把那种悲剧意义加诸中国足球之上，对于我们这帮所谓以“直面现实批判现实为已任”的球评者而言，那把刀早就应该丢在十强赛九强赛的冷风雪地中了，我们只能虚张声势，我们只是堂“吉诃德。如果还要坚守悲情，那就可能出现一幅滑稽的场面：我举刀架在中国足球的脘子上，它却说，你架在了我的脚脖子上。
　　惊愕中，我像当年的胡斐一样，手起，却不能刀落。
　



跋：“大眼”李承鹏


　　李承鹏有双大眼睛，叫人过目不忘，它几乎占据了那张秀气面孔的1/3，以至于他母亲生下他时，被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的孩子出了什么差错。往后，眼睛就成了李承鹏的某种标志。等到他小有名气的时候，大家也忘不了给他的名字加上一个前缀——大眼贼。
　　不过，我认识李承鹏的文字却先于认识他本人。那是一种特点鲜明的文字，惟其与众不同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知道在我的同行里有这么一号人物。
　　其实，我们都是足球记者，早晚都有熟悉的一天，但这样的熟悉方式还是有些不同。而等到真的认识了，才发现土他的文字和本人有着巨大的差别。生活里的李承鹏有些腼腆，甚至还有点羞涩，决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恣肆；至于谈吐，说实话还有点让我失望，比起他神采飞扬的文字，他的表达能力并不怎么出色。
　　通过攀谈，我得知我们居然同岁，论生日，我还长他一个月。这更有效地拉近了我们的心理距离，彼此不同绕什么弯子，只管谈一点大家都熟悉的背景，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
　　李承鹏是一名资深的体育记者，特别需要声明的是我并没有滥用“资探”这个字眼，因为现在有些记者没有干上两三年就迫不及待地想拥有这样的称号，实在是太功利了点。而据我所知，从90年代初，李承鹏就已经在体育领域里耕耘了。
　　讲耕耘可能有点美化，其实是混口饭吃，因为那个时候，体育记者是不被重视的，另据资格更老的体育记者回忆，“那个时候全国的专职体育记者坐在一起吃饭，还凑不够一桌，哪像现在，足球记者有如蝗虫一般”。
　　中国的体育记者，特别是足球记者非常幸运，因为如果没有职业联赛，我们的境遇可能是所有记者里最不堪入目的，幸亏有了中国足球的改革，于是足球记者一下子成了最让羡慕的一个职业。
　　但中也必须承认，在这样繁荣的背后，记者队伍正出现分流。一部分记者正在逐步沦为某些球队和俱乐部的“御用文人”，他们从俱乐部那里获得资助，甚至直接领取薪水、补助，然后不遗余力地为之鼓噪、呐喊，而他们所用的词汇还是那么圣洁、无私，还有一部分记者可能是无法从俱乐部那里获得好处，于是退而求其次，坚决地和球员打成一片，他们吃喝在一起，甚至连嫖赌也形影不离。这样他们可以从球员那里搞到点或真或假的消息。
　　针对前两者，李承鹏曾经有这样的论断，我更想成为一个“求道派”。
　　在中国想做一个求道派注定是痛苦的，如鲁迅。在中国足球里想做一个求道派也轻松不得。求道意味着你必须能够受得住寂寞，在花天酒地的诱惑里坚守属于自己的本真。求道意味着不停地被人误解，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有时候是同行，有时候甚至是读者。求道更意味着艰辛，没有求道的本领而强求总归是要碰壁的，我记得在成都一家茶社里，我们一边聆听着秋雨绵绵，一边交流着彼此的感受，李承鹏幽幽地说：每周我都要保持着20万的阅读量绝对值得饮佩，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承鹏对待写作的态度可见一斑。
　　这也就决定了李承鹏文章的一个特色，旁征博引，气势凌人。于是喜欢他文字的会说，李承鹏不愧巨笔如椽，不喜欢他的人也会说，这其中隐隐有卖弄的嫌疑。
　　但不论如何，李承鹏和其他一批同时代的足球文字记者开创了中国足球报道的一个新领域。这样的文字倒退10年简直无法想明象。
　　在一天天的积累里，有一天李承鹏发现自己的文字数量之多已经可以单独结集，于是决定冒着名人出书的恶名，也炮制一本自己的册子。
　　我接到了为其写跋的任务，作为朋友自然乐意效劳。但是，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位美国同行——《纽约时报》的记者席汉。他曾经是《纽约时报》报道越战的主力，不仅身在前线，心里也全部反了进去，他的刻苦和忘我终于使他成为了越南问题专家，以至于日后他不惜请假并失去了在《纽约时报》的工作，专心致志地写出了一本关于越南和越战的专著，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誉为关于那场战争最好的总结。
　　我以为中国的足球记者还缺乏这种给历史下定义的勇气和能力。但是越是如此越需要去尝试，我愿意把李承鹏的努力算做是这样的尝试的一部分。
　　中国足球这几年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它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暴露在我们面前，如何疗治值得所有有良知、有忧患意识的人共同思索。特别是那些和中国足球一同成长的记者更应该有所贡献。
　　在这个时候，李承鹏愿意把自己的文字依照时间的顺序依次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一个足球记者眼中的中国足球是如休演变的，一个足球记者又是如何在复杂的中国足球的环境里逐步成长的，理当是中国足球的一件幸事。尽管其中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理解并不能够和其他人取得一致，尽管他也可能犯错误。
　　如果今后多几本这样的书，并且是不同的作者，那么我们在这样的汇总里就应该可以得到中国足球大约的全貌。进而对中国足球这几年的变化有真正接近事实的评价和判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清浊混杂。把历史记录下来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总结。
　　1999年初的一天，为了给节目组购买一些足球书籍，我走进了一家伦敦的书店。在这里我不疑难问题间窥到了足球王国的另一种财富，人家足球书籍种类的繁多、印刷的精美、装帧的考究，无一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深深感受到和人家相比，我们足球文化在贫瘠、足球历史毕竟短暂。那时我也曾想到，作为记者的我们不应该总是生产快餐之类的垃圾，百应该多一点禁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资格入选书籍。
　　我期待着能够早点看到李承鹏的第一本足球文集。
　　——刘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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