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起刀不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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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一次流感一样，这个圈子无一幸免。有位圈中大腕，人正直严肃，某天在电视谴责“假新闻”后，没过两天，便被“假新闻”缠上，对手死缠烂打要打官司，有好事者在报上就“讽刺揶揄”说“才骂了狗屎，低头就踩了狗屎”，大腕极怒，可又怕反击之下流言更多……
　　分析中国足坛为什么产生流言比分析为什么要产生流感更难，因为“流感”属于生理现象，流言属于社会现象或政治现象。你很难拿科学态度进行分析。“陕西怪杰”贺晓龙有一说：允许裁判有错判误判，那么就得允许记者有误写错写；北京王俊更是一语惊人：许你打假球，就不许我写假新闻？
　　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在振臂高呼“打倒假新闻”的运动中疏漏了的——这流言究竟是不是流言？流感很客易判断，你在家里多打两个喷嚏老婆就逼你吃药，如果在公车上别人还会顿时离你远了两步（可能怕是因为爱滋吧）；但流言，除非是把孩子说成大象那样的玩笑，是很难判断的，当事人呈怒发冲冠状，喝断当阳桥断水倒流：“这是个流言！”你便没辙。因为一般人是没有红外线、窃听器、全球定位的高科技产品的，事后你拿不出证据，你便是流言祸首。
　　当然，有了像“录音带”这样的证据也没用，“3号隋波”调查来调查去最后锁进了一铁皮匣子里去了，据有关方面称，别人没商量“假球”，录音带上尽是“淫词秽语”。于是，“3号隋波”一案又是一桩“流言”了……不过，王女士不远万里操着葡萄语说些这调调，也太费神费劲了……
　　所以，所谓“流言”，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流”的，它可能真是“冰山一角”，或“露在床下的绣花鞋尖尖”。
　　流言传来传去，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足球倒也是“街市太平”，虽然吃惊得很——以前被传下课果真下课了，以前被传为不和的果真不和了，以前被传为要输掉的果真输掉了——流言虽是流言，但它并未影响这圈子的“祥和之气”。就像流感，伤不了大雅的。
　　只不过有些流言的真相老捂着却不是办法，就连“黑匣子”也有公布的一天，何况“流言”呢，捂久了会发臭的……
　　我就想起一个民间搞笑的故事。一个农民进城，内急，大窘之下寻一隐秘处狂泄一通，然后又用草帽捂着逃逸。还说：“什么都没有啊，都没有啊”。众人就猜：里面有只金丝雀？一定有叠人民币？一定有条眼镜蛇？有胆大好奇都个手去一模。
　　结果无须再说，大家恍然大悟后一致大骂：该死的农民。
　　



沸腾的火锅


　　我以为，中国足坛就像一个大火锅。所有的东西都在锅里沸腾着、翻滚着、沉浮着……
　　它有各种味道，各种佐料，各种吃法。每个人都可以伸筷子往里捞点什么。火爆之极，但不能多吃，否则会上吐下泻。
　　——口沸反盈天的火锅，一群围着火锅的人们。
　　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由这些串联而成的”，所以他写下《人类群星闪耀时》，而王朔翻脸不认人，拎板儿砖就打……
　　失败者
　　昨天晚上，爱迪松“塔瓦雷斯获得了两次胜利——一次在草坪上，另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
　　原本，这位犹太后裔只拥有一次胜利机会，但他的对手太沉不住气了——高洪波在血管被愤怒撑破的情形下向他提供了又一次机会，于是塔瓦雷斯在这个夜晚，极其充分地享用了“双重胜利者”的喜悦。
　　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胜利，但“狩猪者“塔瓦雷斯却捕获了更多的猎物。
　　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球场失败，但失败者高洪波却向对手提供了再次进攻的机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拙劣表现让人感到“二流”定信的准确性。
　　“老高”——京城人这么称呼高洪波，因为他具有老一代球员最朴实的血液，也有新生代教练最敏锐的力量。
　　但这名已经学会在“笔记本电脑”上作比赛记录的“老高”，昨晚却让我们惊愕，惊愕得感觉他那消瘦的身影都像一枚巨大的“惊叹号”。
　　拒绝出席新闻发布会，找绝回答记者提问，拒绝与对手握手，只不拒绝把失败的原因归处咎于裁判、场地以及不断旁若无人地狂嚼那枚永远充满仇恨的“香口胶”。
　　“你的唇边有种风暴的味道”——看着愤怒得如同一头狮子的“老高”，我突然想起这本畅销书的名字，对“老高”那一丝敬重，也被“风暴”刮去。
　　“最自由的论坛”——这是欧洲媒体对教练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描绘——无论是赢家还是输家，都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椅子上发表论点。
　　这恐怕是输家最后战胜赢家的一个机会——但高洪波放弃了，他错误地试图以“一种昂然而去”的方式去表达愤怒，而不管尚有一项必须尽到的属于“比赛范畴的义务”——回答记者提问，也就是回答提问。
　　“老高”的放弃意味着——他不幸将在同一个晚上遇到第二次失败，而且败得很惨。因为胜利者塔瓦雷斯就可以极舒适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极富煽情的“脱口秀”——这是塔瓦雷斯的长项，他在已经获得了一个胜利的蛋糕后，又开始欣然地往上面抹上新一轮胜利的“奶酪”。
　　“不要以为今天脱下你的球衣，明天就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职业教练”。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教练，你先得学会做一名出色的男人”。
　　巴西人以一种“教父”的口吻教导着他曾经的学生。
　　这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塔瓦雷斯对中国足球最刻薄的解剖，也是真理般的断论。
　　唉！比失败本身更可悲的——我突然想起了“兽王”泰森猛咬霍利匪尔德的镜头，我突然悟出中国足球之所以一败再败的一点原因。
　　头一次失败只是仰面倒下，第二次失败则是匍匐而行——中国足球“别把无知当个性”。别让人家击倒你的身体后，又在灵魂上保持一种永久的高傲。
　　昨晚，我明白了中国足球为何永远成不了胜利者。在塔瓦雷斯率全兴赢球的时候，中国足球却输了。
　　鸡与蛋
　　关于“鸡”与“蛋”，已在人类的唾沫屋子里争执几千年了……
　　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鸡先派”与“蛋先派”老顽童周伯通的双手左右互搏之术，打得昏天黑地末决胜负。而徐根宝也不甘寂寞，他的“母鸡理论”旗帜鲜明地把这一争论引入了足坛——
　　“中国足球上不去的原因，在于蛋不行；母鸡再能干，也孵不出出色的小鸡来。”
　　都说徐根宝是“上海滩最后一个男人”，根宝斩钉截铁地判决了中国足球的病根——坏在一筐臭蛋上。
　　一筐臭蛋是多么误事啊——
　　比如，让雅凯率领中国队去打世界杯。母鸡绝对是正宗“高卢雄鸡”，但它注定孵不出像齐丹、德尚这样的蛋，郝海东、范志毅这样的货色肯定会误了雅凯先生的一世英名，演足“黑色三分种”、“黑色三妙钟”是不可避免的！灰头土脸后，雅凯还没走到凯旋门就会被他的老乡们一顿暴扁——当然脸上少不了砸满臭鸡蛋。
　　不过蛋之所以是一条生命，据说是因为它已经具备灵性，“蛋”们完全有可能从壳中跳将出来：“喂，我抗议，小心我告你诽谤！”
　　“如果说我们是坏蛋，在公认蛋是鸡生出来的前提下，本方反问鸡为什么把我们弄得这么糟糕，这算不算虐待动物！”虽然“蛋”通常保持沉默，但说出话来句句是呈堂证供。
　　谁生的一窝臭蛋？确实是一个让根宝难堪的的情况。
　　有句文革老话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果像根宝、戚务生、金志扬都是好鸡，何以生下来的都是“混蛋”？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这不合常理。
　　属于“蛋”们的怨气：“我原本是只好蛋……可能还是只硕果仅存的恐龙蛋，但不小心沦落到鸡手里，才如此下场”，蛋很悲哀。
　　这时，事情不可避免地一头撞上纠缠千年的“鸡与蛋”的悖论。蛋是鸡生的，鸡是蛋孵的，鸡掐着蛋的脖子，蛋抓着鸡的头发乱作一团，场面很滑稽……
　　其实，就像根宝先前这只“蛋”由年维泗这只鸡生下，年约请泗这只“蛋”也由更老的鸡生下，鸡与蛋本是一脉相传，好鸡生好蛋，坏鸡生混蛋的道理秀容易说通。鸡肯定生不出石头来，石头里也蹦不出鸡来，这是真理。
　　陈亦明曾经语出惊人：让一帮我籍球员组成中国队，肯定进世界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谬论，因为它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国的“蛋“，也顺藤摸瓜否定了中国的鸡。
　　幸尔“遗传基因工程”进展迅速，这可以彻底改造“鸡”与“蛋”的质量，到那时，不仅人可以长命百岁，“鸡”与“蛋”也可以不再指着鼻子相互埋怨了……
　　面子问题
　　“阿拉”徐根宝终于拉下面子，我要辞职。
　　“阿拉”在拉下自己面子时，顺手也拉下了万达的面子——他说“环境不好”。此“环境”应是万达的环境。
　　足球是大连一张烫金名片，也是一张很大的面了。这张面子给这座城市带来过许多荣誉，同时不可避免地罩住了本身的鄙陋。根宝很凄然：不是我顶不住了……“顶得住”是人们给了他面子，“顶不住”是人们撤回了面子。这就是弦外之音。
　　前些日子王健林说，“徐指导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不是我要不要他下课，打不好他自己也要下课。”
　　与此同时根宝也搬出薄市长当年的话：“根宝你走，不够朋友。”——说的也是面子。
　　一枚足球难道真能撑住这些个面子吗？难道这种踢来踢去的游戏，真需要上升的面子的高度吗？
　　据说万达俱乐部不太可能接受徐根宝的辞呈：一是找不到合适的人：二是为了面子。雄踞甲a的万达不能这样被抓破了脸。
　　万达的问题就是“面子问题”。一线面子逼万达走上峭壁，也逼得根宝面无人色。其实一名足球教练提出辞职很正常，但为了一张面子辞职就有点怪腔怪调的，这令我突然想起鲁迅大喝的那声：“连屁股都露了，还要面子干什么？”
　　适值大连今年建市100周年，据悉有关方面也有一个冠军计划，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特质，冠军是“计划”得来的吗？
　　球队成绩坍塌就得找出责任人，最直接的责任人当然非根宝莫属——拿不到冠军就是事故，你得找回面子。
　　根宝要去找面子，但手下人却不给面子，一不留神，便落得个4平1负的下场。
　　“计划经济”的足球就是“面子的足球”，面子的足球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会激发一定生产力；但这只是一种泡沫，它违背了职业足球本身的规律。
　　所以，不顾万达实力的消磨，不顾根宝本身的能力，“计划”出一个目标，这是万达最大的悲哀。
　　中国足球踢到现在，已蜕变到一种“面子足球”，何必强球万达再凑一个“冠军”的趣呢？何必让只推出个“抢逼围”的根宝去帮万达挣个面子呢？
　　西方人讲荣誉，得不到最多的仰天长啸、泪湿衣衫；中国人讲“面子”掐不到便一片悲歌，甚至各级部门也要“无限关怀”一下。
　　昨天深夜，王健林痛说根宝，“来时不容易，走时也别想那么容易。”
　　这岂非又在说面子，“阿拉”都不要面子了，何必愣把一张死皮往他面子贴？
　　——一边扯下面子，一边愣要贴上面子，按侯氏相声的逻辑，这岂非成了“不要脸”的足球，或二皮脸的足球。
　　寻找悲剧力量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999、以这样充满力量的文字来开端。
　　但是，中国足球已经失去这种力量，因此，清醒开始变得麻木，激情开始变得矫情，思考开始滑到玩世不恭……
　　对于山坳上的中国足球，最危险的不是打不开对手之门，而是打不开心灵之让。
　　还有什么比中国甲a庸的26集电视连续剧更令人絮烦呢？中国足球，不仅聚集不了任何让人心动的力量，它甚至散失让我们“长醉当醒，长歌当哭”的悲情……
　　春天变得如此之冷，冷得中国足球只能抓紧心事匆匆赶路——在路上，却少了过去热切的目光。金州，八千人；沈阳，六千人；青岛，一万人；最火爆的虹口，只有两万人。这就是关于中国甲a如此残酷的寂寥冰寒。
　　12亿人中只有10万人现场喝彩的足球，不是一个能打动心灵的足球——中国足球尚不及提升身体的力量，就开始丧失心灵的感知力量。
　　霜风如刀，飞雪连天——霜刀提醒中国足球之往事，飞雪铺盖的是中国足球之前路。因此，我们怎能不寻找一种力量去打动心灵——而且，应该是一种悲剧力量。一如“5。19”的工体长跪，一如十强赛的“金州飞泪”。
　　但中国足球正在散失这种悲剧力量，眼眶不再湿润了，声带不再嘶哑了，生生死死都引不起心情的刺痛了——中国足球，渐渐失却了一种“精神童贞”。
　　我担心，“哀草莫大于心死”。“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中国球迷，就像一位要决绝而去的新娘，没有眼泪，没有心酸，她只用木然的目光看着你，用一种寒意告诉你彼此的距离。中国足球，度过了前几年的密月酽情。
　　复旦出身的朱学勤痛心知首：中国人正在丧失一种悲剧力量；中国足球应不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正在远离一种悲剧力量。
　　一则希腊神话——触怒天神的西西费斯正在遭受惩罚，他每天必须做的就是把一块大石头不断地推向山顶，然后滑下，又不断推向山顶……日复了日。
　　这像极了苦难中的中国足球——从一个灾难逃到另一个灾难，看不到悲剧所在，就找不到悲剧力量。没有悲剧力量的中国足球怎能将石头推上山顶？没有悲剧力量的中国足球只能退回到徽宗时代充满“享乐情趣”的“蹴鞠”。
　　因此，再絮絮叨叨地论述“辽宁胜万达开创新局面”，再流于浮滑地归结“两个历史记录被打破”已让人极端厌恶——中国足球还需要所谓专家们的“技术点评”吗？中国足球还需要某些“新闻熟练工”的隆胸拉能上能下美容吗？对于中国足球的前行，这些事物绝对是“毒药”。
　　一九九九，可能是中国足球真正死亡的开端，因此中国足球必须寻找一种悲剧力量，就像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忆起的情景：火光映脸庞，泪水盈眼眶，我们的灵魂为中国女排首个世界冠军而颤动。
　　双城记
　　“不在一座城市生，就在一座城市死”——伟大的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诠释了这样的主题，这种生死碰撞就是现代城市的“极度抉择”。当我们用“一夜豪赌”的方式否决了另一座城市保持了4年之久的优越感后，你会突然领悟vs隆鑫上演一出2000版《双城记》的真正意义。
　　“我要赢得整个战争，而非一次战斗”——为这座城市再次“一夜改写历史”的米罗西，昨天完成了对全兴最后一具“偶像”摧毁。
　　成都vs重庆——这是一个具有极端主义的倾向的提法。但我相信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民喜欢这种“江湖恩仇”，尤其是在以“风暴式的速度”了结了4年宿怨的时候。
　　就偈法国政坛兼足坛枭雄塔皮埃在法庭外的那段慷慨陈辞，“足球，我确信他是马赛的城市代码！”
　　必须用足球传递一座城市的声音，必须用胜利塑造一座城市的形象，必须用不断改写历史确定整个城市的信心。于是，城市与城市的“快意恩仇”便轰然上演。
　　米兰vs罗马，巴塞罗那vs马德里，马塞vs巴黎。虽然我们赶不上狄更斯笔下激越的“大革命时代”，但这争，我们喜欢在战争中获胜的感受。
　　“双城记”缔造的就是“名城之战”，成都与重庆宁肯玉碎也不瓦全，这其中包藏着两座城市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也包含着“码头文化”与“茶馆文化”的不共戴天。
　　你可以说黎兵的进球是“日尔曼式”的，你可以说桑托斯的进球是“巴西烤肉式”的，你甚至可以说德阳人民的“雄起”是“’95保卫战式”的……
　　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甲a已没有不可能逾越的“阿尔卑斯山”，重要的是我们已用锋利的匕首将“双城宿命论”划为碎片……
　　足球，就是寻找一种“偏激感觉”——这是我对它的解释。据说赛前隆鑫的孙庆倨傲地问，“谁是西南的老大啊？”这让我有些无名恼怒——但后来他就像黎兵晃得像一根愚蠢的木桩，而他身后的符宾就被4枚“愤怒的炮弹”打得找不到北，我坚信，他的每次扑救都是“真实扑球”……
　　这就是渴望已久的《双城记》结尾之处，然后姚夏在德阳小城说：我有一种大胜之后的平静——就像当年苗大侠在山巅这上，拎刀四顾茫然：“我在寻找下一个仇家……”
　　流氓现身
　　“足首”阎世铎上台后史无前例地引入了“流氓”这一词汇定性“西安事件”。
　　“流氓”不是“盲流”，盲流“宋丹丹”与“黄宏”联手只能产出“海南岛”、“吐鲁番”以及“长白山”，它某次列车上出不了人命。
　　《现代汉语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显然老掉牙了。“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游手好闲”甚至典型60、70年代的“耍流氓”这些包含不了“流氓”的时代意义。
　　“流氓”突如其来，加上“足球”头衔的流氓会在一种邪异的群体情绪煽动下千万直接破坏。
　　我们一直愿意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很多站突，似乎球场上闹事的不过是“地方主义情绪”在作祟，地方情绪的背后又是“地方荣誉感”在作支撑。
　　板子打轻了！所谓“地方情绪”，仍是一种外套。某省某市某地的树木被乱砍滥伐掉了，怎不见一两万人上街闹事；某厅某局某处长期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怎不见群众挥着标语要求“罢免”？
　　是流氓，就要闹事。据说英国足球流氓的祖先都是中世纪的落魄骑士，中国的足球流氓是不是祖先都曾啸聚山林，“风紧”然后就“扯科”？
　　我看《水浒》里每章每回都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但包括宋江之流没少“替己行道”。闹事的流氓们每轮每场就要高喊“还我公平“的口号，但扔瓶子、烧报纸之类的龌龊事也没少干。
　　——对“公平”无原则地夸大，就是对公平原则的践踏。
　　因此，阎世铎说同说出“流氓”二家，是他对中国足球改革的一大贡献。他撕开了“地方情绪”的外衣，如同现在把“耍流氓”与“强xx犯”严格区分开一样。
　　重创尼维尔的那群足球流氓没什么借口，“我们就是要整死他！”但一小撮中国流氓总是要打着“公平”的大旗耍流氓——看来坏人也有中外方式，这恐怕又得归结于“国情”。
　　中国人一向明白何谓公平游戏规则。前两天“中国功夫vs美国拳击”，美国人在“不得踢、不得摔、不得抱腿”的规则下一败涂地，偏偏场上屡屡奏响着“黄飞鸿”、“霍元甲”之类的壮我声威的调调，看台上观众尽是张张亢奋的脸，蹦跳得像一群快乐的青蛙……
　　他们极大满足了，原来他们就是要“胜利”——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我想，这就是“一小撮现身为流氓的原因……
　　别怪面包
　　中国的教育体制多年来受到非议，有人拿了尖锐的话形容——颇有“新八股之风”。其中最让人攻击的就是高考制度，每年“黑色七月”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不溺死几个才怪。
　　今年高考舞弊现象益重，考场“千客”甚至动用了现代高科技通讯产品，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一朝题名富贵来”的思想在作怪。
　　高考，是改善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生存状态的第一关。我高考那年，整个考场的同学们不再有“花朵”般的清纯活力，小脸都瘦得一指宽，颜色绿莹莹的就像中了“玄冥神掌”那样的阴毒功夫……
　　这是“填鸭式”教育的副作用，我们都成了鸭子被吊起来，后来王小波形容“地狱”的情景就是：整一个北京烤鸭店作坊，鸭子们都被吊起来的烟熏火烤……
　　我想，如此“残酷”的压力都能忍受，他（她）必然是有走而铤险的可能，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呼机等“一个都不能少”的先进，进但世故在袖里、写在粉腿甚至其他私处的传闻不时传出。
　　但因此指责“高考”本身却有失公允。比如说某人建议取消高考，认为残酷的高考导致了学生们首先水准的下降，“假考”出的是“假人才”，不如让大家“开卷有益”……
　　倘若有人偷了面包，你不能怪面包被放在那里，偷面包的人自然要挨板子。
　　这种局面就很像现在的足坛，从章健提出“呼吸法”后，不少人就跟着一个鼻孔呼吸起来，取消升降级如同取消高考，前者可以消除“假球黑哨”，后者可以消除考场“老千”。
　　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曲线救国”的又一发明，为了挽救道德水准的下降，不惜翦除“首先考场”本身。这是伪道德。
　　没有面包难道就不有小偷了吗？没有小偷就没有强盗了吗？从法律而言，面包连个“诱因”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