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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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勒·凡尔纳和艾德华·博纳米二人到达巴黎已是11月12日夜晚。协和广场业已燃尽了最后一批燃火，凛冽的寒风撕扯湿漉漉的旗帜，又粘又湿的大片雪花，飘洒不停。广场周围的大街小巷塞满乌鸦鸦一片片的士兵列队，又冷又湿偎缩着身子的市民的……这一切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一种好像庄严殡葬之后的苍凉惨淡印象。

　　年轻的儒勒到达巴黎之后，匆匆阅读有关大革命的报刊，了解整个革命进程，因为在南特只能了解零碎的事实真相。

　　1848年2月22日，愤怒的巴黎市民涌向街头，傍晚，工人区自发地筑起街垒。2月23日，圣安东区，皇家士兵的排枪宣告了法国君主制度的覆灭。

　　国王仓皇出逃英国，民众拥进王宫，工人们抢坐皇位宝座。有人在宝座写上：“巴黎民众向全欧洲宣布：自由、平等、博爱。1848年2月24日。”

　　自由、平等、博爱！在儒勒·凡尔纳看来，这几个词具有神奇力量！

　　但是，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为什么起义人民又遭到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残酷镇压呢？这中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年轻的儒勒并不明白。当协和广场火炬通明，燃火升起的时候，共和国资产阶级巨子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巴黎平民百姓怎能忘记流洒在巴黎街头的鲜血呢？还有那横尸通衢的难友！

　　19世纪40年代，许多类似儒勒·凡尔纳这样年轻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原以为他们的理想能在1848年实现，但血淋淋的事实，使他们理想破灭了。一个新的共和国诞生了，可是诞生在巴黎平民百姓的血泊之中。年轻的儒勒知道了这一切，但他无法理解。革命、共和、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振奋人心的词汇，在他看来，既包罗万象又空泛无物，混乱不堪！
　
　

第五章　　大学时代

　
　
　　1848年初冬儒勒来到巴黎求学时，他不过是一个外省青年，睁大了眼睛亲眼目睹巴黎的多彩生活。这一年里巴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传到宁静的南特城，只是这种变化的反响而已。

　　儒勒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住在塞纳河左岸①，总觉得他似乎生活在一座海滨城市里面。这里喧闹的餐馆和咖啡厅，有各种典型建筑；每逢夜间，大街上人声鼎沸，浓雾弥漫。微风不时带来塞纳河的潮湿气息。现在，对儒勒来说，巴黎再也不是去年在皇家广场的皇家巴黎，而是另一种氛围的都市了。
①巴黎塞纳河左岸街区，是文人、艺术家、学士荟萃的地方，也是共和派的根据地。

　　儒勒·凡尔纳从巴黎的首封家书，字数有限，精练而简短，诙谐而涵义深长，他说：“我的牙齿长，胃口大，面包特贵。”尽管此信略略数语，语句诙谐，却道出了真情。父亲给他规定的生活费只有100法郎。这一点点钱，付了房租，早点难保证一定有一杯牛奶和两个面包。要知道，那时儒勒刚刚满20岁呀！生活够艰难的了。而儒勒爱书的积习难改，尽管还食不果腹、衣着寒酸。当他看到“香槟版”精美的莎士比亚全集，毅然把准备改善“包装”的购衣专款60法郎买了书，为此害得他好几天用梅子充饥。

　　如果说，以前路易·拿破仑①可能成为独裁者，令人担忧，如今这种担忧已成残酷的现实。当他即任总统伊始，在巴黎，自由、平等、博爱，几成禁语和违词。各种政治俱乐部已被取缔，只有在沙龙里还可小心翼翼交流思想。但这一类豪绅显贵，名流雅士，贵妇名媛集会的地方的门槛，对于清贫寒酸、衣着窳劣的大学生，是高不可越的。
①路易·波拿巴（1803…1873），拿破仑三世，即所谓“伟大叔叔的侏儒小侄”。

　　当整个巴黎处于新旧两种思想激烈冲突的年代，像儒勒·凡尔纳这样头脑清醒、思想敏锐的热血青年，心情自然感到压抑。儒勒深知父亲的正统保守思想，为了不惹恼父亲，在家书中小心谨慎地不谈政治，但有时也不免“走火”。他有封信中公然写到：“让部长、总统和国会通通见鬼去吧！而激荡我们心灵的诗人永世长存！”这里所说的诗人，他特指维克多·雨果。在这革命的年代里，雨果不只是诗人，而且在革命伊始，就在人民一边，他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并坐在左侧席位上②。在此期间他写了许多政治论文，呼吁大赦和废除死刑等。此时，雨果作为人民的喉舌，其影响已远远超越法兰西国界。
②国民议会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激烈，凡是站在人民立场的议员，坐在左侧席位；反之坐在右侧。

　　翌年春天，儒勒的舅舅普鲁东和姨父夏多布尔来到巴黎。二人在巴黎上流社会交游甚广。于是，当时在巴黎的有名沙龙，如乔敏太太、马里哀太太、巴雷太太的时髦沙龙，先后为儒勒开了方便之门。但儒勒并未成为纨绔子弟们集会的座上常客。因为这些贵族子弟异常浅薄，并且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他们不过在此消磨光阴、排遣烦恼、打打桥牌，空谈时事和政策，装点门面。他瞧不起马里哀太太，她一开口便满口不绝的政治，其实空无内容，索然乏味。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马里哀太太和他的客人的谈话，有点像经常被触摸的粗糙青铜人像，表面光滑锃亮而实在徒有其表，一无可取，十分廉价。而在马雷太太的沙龙里，你可以自由呼吸。”在儒勒看来，这些沙龙只是结交新朋友的机会而已。

　　在巴雷太太的沙龙，儒勒认识了《自由报》编辑戴高乐伯爵。显然，这位巴黎编辑对年轻的布列塔尼人印象很好。当然儒勒对戴高乐也有好感。儒勒随后在家信中写道：“这位高乐先生是维克多·雨果的朋友。如果雨果同意接见我，他将陪同前往……。到那时，我会认识许多许多浪漫派诗人和作家。”

　　“诗圣”雨果，在这个冬季住在奴维尔大街的上坎高坡上的土尔道温路37号宅邸。当时，儒勒穿他节日用西装，借用英亚的新领带，手提舅舅的银头手杖，与高乐先生一起攀登坡道。高乐先生以颂扬的口吻讲述“诗王”的生活方式的习惯。

　　他说，雨果亲自动手设计和布置新居。在他的新宅里，集古今艺术品收藏之大成，有古瓷器、各国地毯、各类象牙雕刻、威尼斯玻璃器皿、古今东方和西方民间绘画、名家名画等不一而足。他陈列的方式不同于陈列馆和一般的收藏家。例如，古人盛物箱子和寺院椅子成了壁炉装点物，教会唱诗班的乐谱架改用灯台，祭坛上的围罩改作牙床的华盖，中世纪的木俑在这里叫做“自由俑”……在餐厅的荣誉席上立着木刻牌“先考之位”，并用锁链圈起，谨防他人擅自入座。

　　这位高乐先生还说，这座古老住宅的四壁、天棚、壁炉、门窗、家具和其他空地方，都刻着拉丁文和法文的箴言或警句。雨果喜爱并长于绘画，室内陈设，不少都是他亲手设计的。

　　当年轻的儒勒·凡尔纳踏上雨果正厅台阶的时候，诚惶诚恐，确实感觉出受宠若惊。门敞着，是一间不大的摩尔人①款式的客厅，一排宽大的落地窗对着塞纳河。维克多·雨果立在窗前。而站在窗前，可以鸟瞰整个巴黎。雨果夫人与他并肩而立，对面是一位穿大红坎肩的男人。这位男士是诗人齐奥菲勒·戈蒂埃②，被誉为法国浪漫派“神圣连队”的旗手。
①摩尔人，系近代欧洲人对地中海西北部信奉伊斯兰教者的泛称。
②齐奥菲勒·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文艺批评家。

　　主人举止庄重，雍容大方，彬彬有礼，问道：

　　“请坐，请谈谈巴黎的观感吧！”

　　儒勒直到以后才明白，这么说只不过是一种客套话。当主人不知对客人说什么好，常以此来寒暄。儒勒作为一个初到巴黎的外省青年，未曾发表一首诗的诗人又能说什么呢？

　　儒勒·凡尔纳来到巴黎以后，希望拜见的第二个人，就是大仲马。说也巧，在巴雷太太的沙龙里，儒勒与一位叫达班吉骑士的人士相识。他是在巴黎贵族圈子里红极一时的食客，一个了不起的手相术家，也是大仲马的宠儿。大仲马不仅醉心于手相术，对笔相术、巫术和扶乩术也情有独钟。这位骑士允诺，他下次去圣日耳曼城，将与他一同前往。

　　大仲马从来不长时间逗留巴黎。他乘自家的豪华游轮去阿尔巴尼亚搞一次大肆张扬的旅行之后，就蛰居在圣日耳曼城的“基度山”城堡里面。二三十年代，大仲马创作“作坊”向法兰西和读者界抛撒了大量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正剧、悲剧、喜剧、滑稽剧、杂剧、游记、记事体文学等等作品，仅长篇小说就多达500多部之多……在这位文学奇才的手下，作品的倾盆大雨变成了黄金雨。他善于敛财，又会挥金如土。他想出一个怪招儿，兴建一座只许上演他的剧本的历史和抒情剧院。排演是出奇豪侈，无比靡奢。可是1848年革命使历史和抒情剧院倒闭了。

　　目前，大仲马一面修身养性，一面在他那神奇的宫阙里宴请千百位各路宾客。

　　哥特式的塔楼从环绕城堡的参天古榆树中脱颖而出，首先给予人以神秘浪漫的印象。现实环境比起儒勒所想像的更具有幻想色彩。每向前走出一步，都展现出一个新的境界，一幢幢新奇特的建筑迎面扑来……每一座门边，都肃立一位缠着红头布的阿拉伯仆人。

　　主楼四周边是一座奇妙无比的大花园，人工瀑布奔腾喧闹，玲珑剔透的湖泊闪闪发光，人工岛屿星罗棋布，点缀其间。其中一座大岛上高耸巨石砌成的八角形的主楼，即“基度山”城堡，亦即大仲马的工作室。楼房的每块巨石上都刻着仲马的书名或剧本名字。本楼惟一入口处的拱形门上额用拉丁文刻着“狗洞”二字。

　　在这些酷似“一千零一夜”的琼楼玉宇中间，永远流溢着节日的气氛，永远宾客盈门，迎来送往，杯觥交错；有人留住朝夕，有人小住旬间，或流连经月。主人对登门造访者，一律殷勤周到，彬彬有礼，尽管主人不仅记不住客人的尊姓大名，而且连其容颜也认不清。大仲马的酒窖似乎是无底的，午宴刚刚吃罢，不觉间晚餐时刻到来。入夜，花园又燃起孟加拉篝火，摇曳不定的火光照耀剧院大厅，每晚都上演仲马父子的剧作。

　　这样的宴席不散的狂欢，自有其内幕。神秘的“基度山”城堡是仲马的招牌，为的树立他的崇高威望，并且可以蒙蔽出版商。大仲马老早就同他的“助手们”一起编剧本写小说。仲马出计划，最后把写好的小说修改一遍。出版商对于这样的内幕略有所闻，从来不接受由缮写员誊写的手稿。于是，城堡又多了笔迹与仲马毫无二致的缮写员若干名。

　　然而，从1848年春起，当革命和政治吸引了巴黎人乃至法国人的注意力，人们更关注现实问题的时候，大仲马小说一落千丈。不过，主人的镇定自若，他的创作“作坊”仍在日夜紧张工作，人们很难看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独一无二的文学“作坊”正濒临倒闭的前夕；大仲马发疯似地抓钱，也无法偿还百万法郎的债务。

　　儒勒与大仲马初次会见，没有像与维克多·雨果会见那种爽然若失的感觉。他觉得雨果过于气宇深稳和澹雅和平。而大仲马的外貌，也可证明他是与众不同的人。

　　大仲马是个彪形大汉，长着一头黑人的卷曲浓发（据说他的祖母是个混血儿），一张河马式大脸盘，脸上有一双明亮、机警和狡黠的小眼睛，很有魅力。那一张大脸盘使人联想起满月时月亮表面的斑斑点点。他那微沙哑的说话声，像水量充沛但不急湍的瀑布声响。同时，儒勒还发现，这位“语言大师”的语言与其说华丽端庄，不如说纯朴敦厚。但这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奇人有一个了不起的特点，那就不管谈论什么，他都能驾驭谈话对手，并有完全左右话题的才干。

　　“这位来自南特城的青年诗人”（手相术家就是这么介绍的），颇得城堡主人的赏识。说不定这位年轻的客人是一位早年英发、才气甚高但还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大仲马正在这些青年才子中间大肆网罗、招募他的“作坊”成员。这时，恰好他最有天才的助手，奥古斯特·马凯刚刚与他分手。据说，仲马的传世之作《基度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均出自马凯的手笔……

　　大仲马以殷勤好客的态度，诚请儒勒·凡尔纳坐在自己的右首，并把他介绍给所有客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同时低声向他吐露了他的创作计划，主人执礼甚恭，特地请他到自己的专用“庖厨”共同进餐。

　　这是一间不同凡响的厨房，颇像烹饪之神的圣殿。主人腰系白围裙，头戴高高的无檐白帽，立在大厅中央一张宽大的橡木桌边忙碌。

　　别看大仲马作品中的人物，放荡不羁，言行奇觚，而作者本人则谨言慎行、举止有度。仲马不吸烟、不饮酒，咖啡也不喝，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文学事业上了。据说，他珍视名厨的荣誉胜过珍视作家的声望。仲马以虔诚的态度，按照他自己的配方，作出众多花样翻新的美味食品，滋滋冒油的煎蛋、色香俱备的蛋黄酱以及东方人的珍馔佳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美味令他胃口“头晕目眩”。

　　儒勒·凡尔纳在“基度山”城堡逗留数日，好不容易才告别殷勤周详，锐意延揽的主人。在此小住几日，儒勒结识了许多名人骚士，其中包括小仲马。①
①小仲马（1824…1895），大仲马之子，《茶花女》的作者。

　　1849年2月17日，大仲马的历史和抒情剧院重新排演《青年火枪手》，主人特请儒勒·凡尔纳到他个人包厢看戏。这一年冬天，儒勒多次来到圣日耳曼城这座剧院。和并排看戏的人，有诗人戈蒂埃、文艺批评家儒勒·燕南②和当时最出风头的记者儒拉根。小仲马还给他指点池座中名人雅士，有政治家、作家、批评家、演员和其他各界名流。儒勒·凡尔纳觉得自己已是真正的巴黎人，并已跻身于作家之林了。
②儒勒·燕南（1804…1874），法国著名批评家，小说家。

　　不久，儒勒·凡尔纳终于通过最后考试，取得学士学位。他前程已成定局。他不必再做外省律师的助手，可以返回南特成为皮埃尔·凡尔纳先生的同僚了。儒勒的祖父安托万是律师，父亲皮埃尔也是律师，还有他的曾祖父也是公证律师和法院书记。说凡尔纳家族是律师世家，是名副其实的。然而，要想当律师就必须离开巴黎！
　　

第六章　　初涉世事
　
　
　　儒勒·凡尔纳第二次到达巴黎，结识大仲马并受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赏识以来，他们之间往来频繁，过从较密。儒勒对大仲马崇敬之情也日益浓重，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有一次，他同一位朋友谈话时说过：

　　“当我第一次会见大仲马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他为历史做出了贡献，我将为地理而奋斗。”

　　如果我们只根据这样只言片语的谈话，就认定儒勒·凡尔纳从1848年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义无反顾地为此奋斗终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劳动，终于开创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科学幻想文学，并成为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这样推断，似乎太轻率，与实际不符。

　　实际上，儒勒当年拜见大仲马时，才20岁，只是一位连一首诗也未发表过的“来自南特的青年诗人”，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外省剧作家”，一篇哪怕是短篇小说也没有写过的“布列塔尼作家”，只得过在南特皇家中学三等奖的“地理学家”，正在攻读法律学尚未取得法律学士学位的学生，况且他正在律师和文学家之间踟蹰徘徊，在雨果和大仲马之间摇摆不定。

　　他的个人前途选择问题，使他夜难成寐，是回南特做律师还是留在巴黎当作家，确切说当剧作家呢？在他看来，雨果是“诗圣”，他的风靡声誉高不可攀，他是一座冰冷的纪念碑；而大仲马是烟火术土，虽然光彩照人，声名远扬，但不必仰视。比如，大仲马不隐讳他创作实验“作坊”一事，也不忌讳以他的名义“生产”了多少部小说，他甚至以他有多少“兵马”而洋洋自得。他曾说过：“拿破仑有多少元帅，我就有多少助手！”

　　最主要一点，大仲马认为“文学创作不是靠天资聪慧或灵感超人，而是靠有才华的勤奋者终生不懈的艰苦劳动”。这种观点，儒勒倍感亲切，也最为动情。

　　儒勒·凡尔纳完成学业之后，并未立刻告别巴黎，回南特省亲。父亲得知儿子通过考试，除略表祝贺外，虽说他期盼儿子归省，却未加催促。皮埃尔·凡尔纳先生觉得儿子不过22岁，可以在巴黎度假，开阔眼界，增长才干。至于生活津贴，区区小数，对于像老凡尔纳先生这样外省殷实家庭，不在话下。

　　于是，儒勒靠父亲的周济，又在柯梅狄大街租了一间小阁楼，顽强地写作。春去夏来，秋又至，转眼又到了冬天，在儒勒的案头已经有三份手稿，即《火药商的阴谋》《摄政王时代的悲剧》和《断草》。

　　前两部剧本是严格按照浪漫主义创作标准写作的庄重华贵的剧本，大仲马不屑一顾；相反，《断草》独幕轻喜剧，受到他垂青。大仲马做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接受儒勒·凡尔纳的剧本，并在他的历史大剧院上演。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大仲马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有可能因为大仲马与马凯不合，使创作“作坊”产量骤降，脚本不足；也有可能大仲马与许多助手不协调，希望以此引诱年轻的儒勒“入瓮”。

　　其实，折草打赌，80岁老公爵和他的小夫人，娇嫩欲滴的18岁美女以及小公爵夫人的情夫英姿勃发的骠骑兵的形象，在法国舞台上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新奇、独到之处可言。然而诗作生动活泼、铿锵悦耳；插科打诨，机灵俏皮，入木三分；语言是巴黎街头的市井俚语。儒勒情场失意，特别是对那位楚楚动人的小表姐卡罗利娜的怨恨之情，全部倾注在剧本之中。

　　几天之后，大仲马通知儒勒，剧本要重写，必须与小仲马合作。因为历史剧院兴建伊始就有规定，除仲马父子之外，其他人的剧本一律不得在历史大剧院上演。

　　这是儒勒第一次接触到气度宽宏的大仲马的背后一面，从中可以窥见仲马家族内幕的一角。这大概是儒勒与法国文学界的第一次冲突，但有可能不是最后的冲突。提抗议，那就等于拒绝上演，还有可能与仲马家族决裂；抗争么，又没有抗争的手段。这对于年轻单纯的儒勒和他的天真梦想，是十分可怕的打击，而他又无力抗争。

　　1850年6月12日，《断草》在唐贝大街那座雄伟华贵的历史和民族大剧院首次公演。他坐在大厅里看着他剧本中的人物变得活生生的，亲耳听到由别人嘴说出自己的语言，有点飘飘然……

　　当儒勒·凡尔纳看过戏之后，心中出现一种异样感觉，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跨进了神圣的戏剧圣殿的门槛，有可能……此时，好友们不断前来祝贺。这些朋友是一批年轻的作家、音乐家……但他们大概连一件作品也没有发表过。有人提议举行一次晚餐会，以表示对儒勒成功的庆祝。当天就在作曲家阿德里安·塔里齐住处举行聚餐。到会共11人，儒勒戏称“11个光棍聚餐会”。这新结社，都是男性，又无家室。说他们是巴黎人，都来自外省，但他们有能力“征服”巴黎。以后，每周在一个叫“黑头”餐馆聚会一次，讨论文学事件，交换创作计划，朗诵诗歌，演奏弹唱，也玩耍戏谑，儒勒是这个小团体的公认首领，他语出隽妙，频添佳趣，给每次聚会增添无限情趣。

　　由于儒勒接触的人中没有哲学家、没有学者，也没有旅行家，都是和他差不多未经风雨，未见大世面的单纯而幼稚的青年，所以他的视野拓展缓慢。从维多岛到巴黎，已经是一个飞跃，而且正赶上1848年。时代变化太激烈，处境严峻，要有一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在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法兰西和全世界，整个宇宙空间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与法国政治生活几乎隔绝、首都巴黎郊区蒙马特尔岗地上小小文学结社的一员罢了。

　　《断草》一共上演12场，朋友们认为这是不小的成功，南特的亲友们把儒勒的成功视为自己的荣耀；惟独皮埃尔·凡尔纳不喜欢这出剧的轻浮和插科打诨，认为有失体面，希望儒勒的成功消息不要传到南特，以免受保守派朋友的耻笑。可是，事与愿违，儒勒的首次成功，在巴黎除了那些光棍朋友，不会有什么人注意，但在南特却产生了巨大反响。

　　当儒勒返乡“休假”时候，恰似金榜高第，锦衣还乡，年轻的浪漫主义信徒，不离他的左右。有些中学时代同窗学友，以早年结识这位巴黎剧作家而自鸣得意，对他少年时代种种轶事津津乐道。

　　1850年11月7日，《断草》在南特城格拉斯兰广场老剧院举行首演式，在整个南特城“引起轰动”。当幕落之后，作者儒勒和演员一起谢幕时，他已成为全城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