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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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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前,说服苏联开赴远东,继续同美英联军一起(罗斯福称之为“肩并肩地”)对日作战,至少当时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马歇尔对盟友倒从未有天真的想法。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他虽然也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认为丘吉尔对苏联人的看法未免过于偏执,但他对苏联人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楚。在美、苏参战后不久,他曾派手下一位最能干的年轻军官约翰·迪恩少将前往莫斯科,领导美国驻苏联军事联络委员会,观察苏军的需求情况,并刺探苏联方面的计划和战略。他干得很出色。
1944年冬,对德作战看来已稳操胜券,雅尔塔会议正在筹备之中,此时,迪恩就莫斯科的政治动向给马歇尔写了一份形势报告。报告就目前形势、苏联的想法和态度,以及同苏联人打交道的难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迪恩以为,有必要改变美国对苏联的态度,他提出六点建议:
一、只有在苏联提出援助要求,而我们确信该项援助有助于赢得战争的情况下,才继续援助苏联。
二、凡我方认为并非必需的援助要求,坚持让对方充分说明需要此项援助之理由。如对方不予说明,我们应予拒绝。
三、凡无益于打赢战争的各项援助,我方应坚持等价交换。
四、我方应先提出有益于双方合作的建议,然后待对方作出反应。
五、当我方提出合理建议后相当时间得不到对方答复时,即应依照我方认为最适宜的方式行事,并将行动通报对方。
六、我方应停止单方面谋求亲近苏联之行动,而应设法使对方主动近我。如对方采取友好态度,我方自应以诚相待。
迪恩还说,这里有些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番,问题在于采取何种策略。如果将上述建议付诸实施,我国的利益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损失。但我确信,假如我们想得到他们的尊敬,并在今后同他们共事合作,我们必须采取较前更为强硬的立场。
马歇尔对这份报告极感兴趣,深为赞许,把它转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完全赞同迪恩的看法,催促参谋长立即抄送总统一份。当时正值罗斯福第四次当选总统后不久,人们发现总统情绪异常,想法古怪,身体衰弱。马歇尔上次会见总统后,为总统对盟友态度上的变化感到忧虑。过去,罗斯福几乎每晚都要同丘吉尔在电话里谈一阵,如今,他不再打电话了,也不再把英国首相看作预言家了。他以略带讥讽的语调议论英国人,说他们只关心如何维护他们的帝国,意思是现在只有美国和苏联在为自由而战。
总统对迪恩的报告将作何反应?经过一番思考,马歇尔提交史汀生一份备忘录:在接到您建议把迪恩的信件送交总统过目的条子之前,我已经考虑过这样做,并打算等您读过信后一同商议此事。收到您的来条之后,我征求了汉迪和赫尔(中将)的意见,他们都建议不要把此信送呈总统,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使总统对迪恩产生成见,也可能激怒哈里曼先生(美驻苏大使),因为迪恩居然不经过他就把自己的看法直接上报总统。
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也为总统不能读到此信感到遗憾,因为迪恩的意见句句在理,我对之完全同意。
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将这份备忘录送交史汀生部长后,同全家人一道去弗吉尼亚州的多多纳庄园过圣诞节。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迪恩的报告尤其使他坐卧不安。回到陆军部,他立即派专人持信前往莫斯科,询问迪恩是否把他的报告给大使看过,如将报告呈送总统,是否会使哈里曼大使感到不快。
迪恩接到信后第二天便复电参谋长:
大使看过12月2日写给你的信,他完全同意其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并认为这些想法和建议同样适用于政治事务。我们都赞成把那封信送呈总统和国务院一阅。
马歇尔立即把那封信送交白宫,但从此便石沉大海,再无下文。
“在民主国家指挥战争真不是什么惬意事,”1945年春马歇尔向艾森豪威尔这样叫苦说。他也许还可以告诉艾森豪威尔,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运筹全球战争的参谋长来说,越是临近胜利,事情越难处理。军种之间、将军之间、民众和政府之间,政府和军队之间,四处都在争吵,盟国之间吵得尤其不可开交。马歇尔后来谈到,过去的一年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棘手和最艰难的时期。有些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马歇尔夫人都担心那些难题会把参谋长压垮。1943年,艾森豪威尔曾拒绝接受参谋长一职,理由之一是受不了“那副烂摊子。”
太平洋、中国、地中海、西北欧,每天都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而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通常都要花费整整一天的工作时间。正在组织对菲律宾群岛日军进行反攻的麦克阿瑟,不断专横地向参谋长要兵员,要物资。海军部一向讨厌麦克阿瑟,一心想阻拦麦克阿瑟的行动。马歇尔经常处于这种矛盾状况之中,但又必须为解决矛盾而费力地协调。此时,已有800万美国官兵在世界各地服役,而国会确信战争已近结束,现有兵员足够了。为了赢得爱子心切的父母们的选票,议员们竭力反对征召17岁的青年入伍。
在中国战区,马歇尔被迫撤掉了由他任命的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职。不是因为他缺乏指挥才能,而是他高傲自大,看不起人,总是说三道四。他把他的上司中国总统蒋介石称作“中国胆小鬼”、“东方伪君子。”史迪威同驻守东南亚的英国人也争吵不休。马歇尔必须为此而从中周旋,最终不得不把史迪威调回国,由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尽管魏德迈对蒋介石和英国人都无好感,他还是在过去几年中学会了一套外交手法。
此时,每个战区都酝酿着纠纷,许多危机需要解决,许多分歧有待消除。194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歇尔不想卷入其中,但总统竞选涉及到珍珠港事件,特别是关于密码机密问题。为了保守这一核心机密,马歇尔不得不站出来表明态度,并争取得到总统候选人的一致理解和支持。除此之外,马歇尔还要关心他的英国朋友、合作者约翰·迪尔陆军元帅的健康状况。那年,迪尔病倒了好几回,而且病情不断恶化。1944年11月2日,迪尔病逝于华盛顿。第二天,马歇尔发表了一份正式公告:
盟军今日之所以能兵临德国国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的远见卓识和他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忘我献身精神。
盟军制胜之最为至关重要的条件实为美、英两国军队的精诚合作,迪尔爵士对此做出了贡献,堪称无出其右。他的病逝不仅是英国的巨大损失,也是美国的巨大损失。他专心致志,超群绝伦,舍生忘死,把毕生奉献给了争取共同胜利的事业。
我谨以美国陆军全体官兵的名义,向这位伟大的战士和军事政治家表示哀悼。在艰难岁月中,我们两国都曾得益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指导。我为自己失去一位亲密的朋友深感悲痛。
由于11月3日是大选日,迪尔病逝没有引起美国人太多的注意,但马歇尔却因此心情沉重。马歇尔执意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迪尔对这场大战所做的贡献,设法将他的朋友安葬在阿林顿公墓,使迪尔成为葬在这座美国英烈祠中的第一个外国人。后来,马歇尔又募款在墓地建立了迪尔的骑马雕像。除悲痛之外,他还深切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随时了解英国军事战略情况的重要渠道。在未来充满微妙关系的岁月里,这一情况将使盟国间的协调和团结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
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在白宫南廊举行了简朴的就职仪式,第四次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罗斯福就和他的随员乘“昆西”号巡洋舰去黑海参加盟国雅尔塔会议。他身体虚弱,不能乘坐飞机,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金分乘两架飞机先行。马歇尔途中在马耳他岛停留,以便同艾森豪威尔会晤。
马歇尔飞到地中海中部马耳他岛,以阿兰·布鲁克为首的英国总参谋部成员在那里迎候。双方一致认为,在雅尔塔会议前,美、英两国应协调战略,特别是协调对日战略。遗憾的是,英国人明确表示,他们主张首先解决德国的各种问题,并抱怨艾森豪威尔过于谨慎,在“进逼莱茵河”的作战中行动不够迅速。他们坚持认为,对德作战的指挥权现在应该交给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以加快向柏林突进,赶在苏联军队到达之前尽可能多地占领德国领土。
开始时,马歇尔还能静静地听着,但当阿兰·布鲁克再一次提到布莱德雷和巴顿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影响,几个美国将军串通起来反对英国人时,马歇尔火了。他反驳说:“好,布鲁克,你倒不像美军参谋长们那样担心丘吉尔先生直接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和影响。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实际上从未接见过艾森豪威尔,也从未给他写信,因为他是盟军司令。但是我们对首相施加的压力却极为关切。我认为你们的担心毫无根据。”
他后来说,那是“一次很糟糕的会议。”英国人一个劲儿地要按对蒙哥马利有利的办法进行对德战役,把巴顿和布莱德雷现有的物资、汽油统统调走,拨给北线蒙蒂指挥的英、美联军,但马歇尔同样寸步不让。他执意不给艾森豪威尔下达任何命令,坚持认为战地指挥官有权自行决定,而且他完全信任盟军最高司令的决断。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罗斯福总统先后到达马耳他。当天晚上,总统、首相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昆西”号巡洋舰的餐室里聚会。马歇尔和金已经共同拟好了他们认为对英、美两国都有约束力的“马—金协议书”,规定双方共同参加对纳粹和日本联合作战的要求。协议书没有迁就英国人的意见,无论战术和战略方针均不改变,对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巴顿,将视军事局势的需要,一视同仁地继续给予支援,不让蒙蒂单方面突进柏林。
大家注意到,丘吉尔精力充沛,而罗斯福则对会议的进程很少表态和施加影响。不过,总统已经向马歇尔和首相俩人明确表示,他全力支持“马—金协议书”,尤其是对德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参谋长们只好同意,别无他法。
美、英两国代表继续动身前往雅尔塔,去参加同盟国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举行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
11。 美苏政治交易
詹姆斯·鲍德尔中士随马歇尔将军去过马赛、马耳他、雅尔塔,无论将军到哪里,鲍德尔无不在鞍前马后。在马歇尔的随从中,只有鲍德尔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马歇尔当初选中鲍德尔,是因为他曾当过潘兴将军的勤务兵兼司机,精明强干,办事效率高并颇有军人风度。鲍德尔身高6英尺多,体壮如牛,大脑袋上总是斜扣一顶宽檐战斗帽,透着几分俏皮。
自然,经常有人向马歇尔建议,他的副官应该是个军官,但马歇尔觉得自己外出视察时由一位军士陪同更方便些。他说:“我可不想听凭什么人的摆布。”
当马歇尔当上参谋长后,又有人对他说,他身边的确需要一个军官;既然他那么喜欢鲍德尔,何不提拔他呢?问题在于鲍德尔本人不想当军官,先后四次谢绝了将军的美意。最后,马歇尔只好求助于妻子凯瑟琳了。一天,凯瑟琳坐在鲍德尔驾驶的汽车上,问道:“中士,你为什么不想当军官呢?是不是嫌上尉军衔太低?那么当少校怎么样?”
鲍德尔断然地摇头说:“不,夫人,我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念过多少书才不愿当军官的,我连中学都没上过。12岁那年,我就离开家了。”
“好吧,”凯瑟琳说,“既然你不愿当军官,我们当然不会强迫你。不过,我认为当军官要好得多。”
授衔委员会的马林·克雷格将军听到这件事后,怒气冲冲地来找鲍德尔。“你到底怎么回事?”他大声吼道,“你他妈的那么了不起,连当个军官都委屈你了。”
“不,将军,”鲍德尔说,“我可不是那么想的,我只不过觉得自己不配当军官。”
“怎么不配?”克雷格厉声说,“眼下有的卖鞋的都当了上校啦。”
马歇尔也拿定主意不放鲍德尔走。既然他不愿当军官,就随他便好了。马歇尔决不肯拿他去换任何一个军官,欧洲战争达到高潮时,鲍德尔已是集贴身随从、司机、心腹和顾问于一身了。他负责马歇尔的制服、行李、机密文件,以及安排将军出差期间的约会。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鲍德尔是随叫随到。
鲍德尔总是给马歇尔将军准备好一副眼镜,以备将军审阅文件时用。眼镜是他从廉价商店买来的,一买就是一打,经常随身带着一副备用。只要参谋长说一声“鲍德尔,我没有眼镜了”,他便应声答道:“我这准备着一副呢。”随手就把眼镜从口袋里掏出来。
凯瑟琳和鲍德尔最担心的是,马歇尔的工作过于繁重,一些难题常常使他彻夜难眠。
“我们外出的时候,我就得帮他催眠了,”鲍德尔后来说,“我总带着一个按摩震颤器。他总是躺在床上看书,以便催眠入睡,我们通常带着一箱子陆军出版发行的那种平装书。他有时会说:‘军士,我睡不着,’我就说:‘将军,别着急!’说完,我就走进他的卧室,在使用震颤器之前,我先用手替他按摩,从脖子开始按摩,然后是腰部,最后是双腿。等我按摩到腿时,他一般就睡着了。我关了灯,再轻轻地用震颤器按摩一会儿,这将使他全身得到完全放松。但是,两三个小时后我夜里醒来,总是看到他卧室的灯亮着,他又在看书了。”
其他人若是把鲍德尔中士当做普通士兵对待,肯定会惹参谋长生气。在马赛,分配住房的军官没有把鲍德尔安排住在将军隔壁,而是打发他和其他勤务兵去住顶楼。马歇尔发现后,把那位军官叫来,语气平和地告诉他,鲍德尔和别人不一样。说完,马歇尔就等在那里,直到那位军官亲自把鲍德尔中士的行李从顶楼上搬下来,安排他住进将军隔壁的房间,把已住在那里的一位上校请了出去。马歇尔对鲍德尔说:“小伙子,我找了你整整一下午,快进来吧。”
雅尔塔会议之前,参谋长已先一步抵达,鲍德尔搭乘另一架飞机到达距雅尔塔180里的索契。鲍德尔携带着马歇尔、阿诺德和布尔三位将军的行李及所有机密文件,他必须迅速赶到会址。中士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搭车按时赶到雅尔塔。只见马歇尔将军踱来踱去,正在等他,心情不佳。马歇尔被安排和金海军上将同住一单元,因此感到不快。他们住在沙皇皇后的行宫里,房间虽然宽敞豪华,但昔日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连床都是苏联军用品。
“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住在两个相邻的房间里,”鲍德尔回忆说,“金海军上将的那个房间似乎是皇后的卧室,将军们就拿这个互相打趣。”
鲍德尔住在另一个小房间里,实际上是一间储藏室,里面有一些抽屉,放两位将军的制服。他可以听到两位将军在各自的房间里提高嗓门聊天。金称马歇尔“乔治,”这使马歇尔感到惊奇,而参谋长也报以同样亲热的称呼。
“嗨,乔治”,头天晚上鲍德尔听到金大声说,“要是拉斯浦丁(俄国宫廷修士,深受沙皇二世和皇后宠幸,后被刺身亡)一下子从那扇窗户钻进来,你他妈的怎么办?”
“见鬼,欧尼,”马歇尔答道,“那我就喊鲍德尔。”
鲍德尔叫道,“要是拉斯浦丁从那扇窗户钻进来,我就从这扇门溜出去。”
皇后行宫里只有一套可供使用的抽水马桶。马歇尔和鲍德尔不无苦恼地发现,欧尼·金有蹲厕看书的毛病,哪怕马歇尔把厕所门敲得山响,摆出上司的权威命令他“让位”,他也闭门不出。再加上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也要用这个厕所,麦卡锡后来不得不制订了上厕所的时间表。苏联政府热情款待美国代表团,宴会接连不断,喝不完的伏特加和克里米亚香槟,吃不尽的鱼子酱、黑海大菱鲆、鲈鱼、河虾、鱿鱼、小龙虾。然而,苏联的这套抽水马桶装置却不足以应付如此丰盛的酒食。
对马歇尔来说,这些美味佳肴实在无法消受,他能喝一些伏特加,但不喜欢吃鱼,尤其讨厌河虾和其他贝壳类食物,一见这些东西就反胃。好在鲍德尔带来了许多巧克力,每天马歇尔赴晚宴回来之前,鲍德尔都在他的床头桌上放一些大块巧克力。“他在雅尔塔是靠吃‘赫尔希’牌巧克力过日子的,”鲍德尔后来说。
雅尔塔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政治会议,或者说是一次密谋的和不光彩的分赃会议。从表现上看,此次会议达成的协议旨在美苏联合,促成“肩并肩地”对日作战。但其实质却是划分战后势力范围。雅尔塔密约有关中国的部分,主要是承认外蒙独立;大连开放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实际上,这是美国以出卖中国权益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减少其对日作战的兵力损失。这使中国蒙受了不应有的莫大耻辱和重大损失。
关于欧洲部分,美英承认东欧为苏联势力范围。朝鲜和印度支那部分则先行托管,而后独立。
这样一种性质的会议,显然决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会上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德国投降指日可待,而英国人在盟国内分配德国领土的想法却落了空。他们在马耳他输掉了,最终同意把这方面的决定权全部交给盟军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苏联人对此并不表示反对,他们似乎知道艾森豪威尔对所有带政治色彩的事,比如占领柏林,都会敬而远之。他们不信任的只是英国的决策人物。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寻求苏联对日宣战,他们很清楚,为此必须付出报酬。什么报酬呢?总统没有找马歇尔商量。马歇尔后来说:
“我没有和总统谈起向苏联人作出让步以便使他们对日宣战的必要性。只要我们给斯大林时间,他对自己能够做的事态度会很明确。他和我讨论过把苏联军队开过西伯利亚同我们协同作战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
马歇尔非常明白苏联是要索取报酬的。金海军上将也赞成和苏联共同进攻日军,但认为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不能考虑。“海军方面认为,”金后来说道,“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日本本土之外打败它。我们认为,通过封锁和轰炸就能迫使日本投降,假如苏联人在中国东北向日军开战,则能加速这一进程。”
当时,谁也不指望原子弹会起作用,连马歇尔将军也不例外。在雅尔塔,或许只有他对原子弹略有所知。原子弹试验还没有成功,人们甚至不敢肯定这种特殊炸弹是否真能爆炸。此时,美国航空队的首脑们正在草拟轰炸日本的计划。航空队副司令瑟尔斯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介绍了情况,说已有五个对日作战方案正在酝酿之中。
瑟尔斯说,陆军主张直捣日本列岛,拿下东京;航空队打算把日本主要城市全部夷为平地,迫使日本投降;海军认为对日本实行封锁便可取胜;国务院则确信,劝说苏联对日作战是惟一的速胜之道;科学家们预言“曼哈顿计划”可行,原子弹试验很快就能获得成功,主张对日本使用这种威力巨大的特种炸弹。
“我看过这个炸弹方案,”瑟尔斯说,“我们肯定它行不通。抓紧研究一下五个方案,然后拿出一个航空队可以支持、陆海军和国务院也会赞同的方案,至于科学家们是否反对,就不必管了。”
无论这个计划小组最终拿出什么方案,对政治家们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在圈外的英、美军队首脑们眼巴巴地看着政治家们准备为苏联参与远东作战付出报酬。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
“斯大林可能提出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的报酬问题,他们会要千岛群岛(位于北海道以北的日本岛屿)和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库页岛)。”
罗斯福总统甘愿付出报酬。此时,他病势已重,顶不住任何压力,但事实上苏联人根本用不着施加什么压力。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确信,只有同苏联联手,才能打败日本,所以对预付报酬很痛快,况且报酬是敌国领土。丘吉尔对苏联盟友的态度,却没有罗斯福那么热情,即使他对苏联人心怀疑虑,当时也没有表示异议。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已看出美国人愿意同苏联合作,甚至愿意在战后同苏联共同主宰世界。在马耳他,英、美双方不愉快的争吵也使丘吉尔感到英国这样的小弟兄如今已是微不足道了。
“我们在雅尔塔是准备作出让步的,”丘吉尔日后不无伤感地回顾当时的情形,然后又说:“但5个星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所说的变化是指罗斯福病逝和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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