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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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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拿辞职当儿戏。当杜鲁门总统要他重新考虑时，他谢绝了。杜鲁门颇费踌躇，但最终同意了马歇尔的请求，只是要他等到年底艾森豪威尔将军从欧洲回来后再走。历尽战争辛劳，马歇尔虽然已感心力交瘁，终归还是同意了。他急不可待地等待夏季很快过去，动身的时刻早日到来。
1945年11月26日，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告别仪式，也是授勋仪式。总统亲手把一枚橡叶勋章佩带在将军的制服上，并亲自宣读了嘉奖令：
在这场规模空前和无比残酷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人为他们的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马歇尔五星上将则为国家赢得了胜利。他的品德、举止和效能激励了陆军将士、全国上下和整个世界。如果要归功于哪个人，美国的前途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在世界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中，他是堪当首位的。
仪式结束后，总统亲切地祝愿马歇尔在他轻松愉快的退休生活中健康长寿，并向他承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一定永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您有权利得到休息。”
当天，马歇尔最后一次把陆军部自己办公室的房门锁好，动身回多多纳庄园去了。
第三章 再膺重任
1。 总统的召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当美国和欧洲欢庆胜利之时，中国局势却令人担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官方政府军和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人民军队之间正酝酿着一场内战。
单从军事观点看，内战对弱小的共产党军队十分不利，国民党军队可以轻易赢得战争。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和同盟国支援武器和金钱的对象一直是国民党。正如杜鲁门所说：“他们都被枪炮压得直不起腰来了。”国民党拥有各种类型的、装备精良的、人数在四五百万的一支大军，而共产党的作战兵力只有几十万人。
但从综合因素看，蒋介石发动内战未必明智，国民党军队很可能输掉战争。在华美军顾问普遍认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尽量少同日军作战，待战争结束后，好用以逸待劳的美援军队去对付劲敌中共。这些专家认为，国民党军队确实消极抗战，避免了同日军的血腥冲突，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连训练也不搞了。结果，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们长了一身肥油而不是肌肉，他们的尚武精神被贪得无厌的腐败思想所取代，渐渐地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反之，共产党尽管缺钱缺枪，几乎没有任何外援，完全靠自力更生，却在八年抗战期间，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持久的对日游击战争。现在，控制中国的是一个腐败无能、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和一支毫无斗志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坚信，人民军队必将赢得战争。
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认为，要使美国的盟友国民党免遭轻举妄动和可能战败的结局，美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共产党视为同日本人一样的敌人，派美国军人去接管那里的军事指挥工作，用美军去给国民党军队撑腰打气，投入更多的物资、金钱和人员，然后一举消灭中共；另一条是劝说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互相协商，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成立一个以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
事实上，第一条路不合时宜，又劳民伤财，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不冒政治风险和牺牲美国人生命这一前提下，找到和平解决蒋介石重重困难的方案。但只要那位好高谈阔论的赫尔利还在当美国驻华大使，就永远别指望促成国共双方和谈，双方都不信任他。他既无斡旋功夫，又缺乏拍板权威。他的同事们认为他的话太多、不谨慎；蒋介石略带愠怒地瞧不起他；共产党认为他缺少诚意，不值得认真对待。
杜鲁门一直想撤他的职，却总是没有机会下手，直到赫尔利那无法改变的信口雌黄积习给了杜鲁门以口实，同时又找到一位卓有威望、足以代替他的人。
1945年12月初，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向总统述职。他在晋谒白宫后，出席了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他在会上用过激言辞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对杜鲁门发表了一些轻率的议论。
“这些话真让我生气，”总统后来说，“他大放厥词，说我办事无能。因此，我把他撤了。”总统毫不犹豫，不顾他曾许下的诺言，抓起电话找马歇尔讲话。
“将军，”总统说，“上星期我告诉过您，我一定永远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我现在也不愿打扰您，但情况紧急。”他告诉马歇尔，远东的局势正在恶化，一场灾难性的内战正在中国全境蔓延。惟有美国进行坚决干预，才能制止内战和防止可怕的悲剧发生。
“您愿意替我去越中国吗？”总统问道。
此时是马歇尔和凯瑟琳迁入多多纳庄园新居的当天下午。他和夫人正在卧室里打开箱子，整理衣服。
总统提出请求后出现了片刻的沉默。他并不知道，马歇尔正手拿话筒看着卧室另一头的妻子。她正盯着窗外片片花圃，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微笑。按照他的本意，他干脆说声“不愿意”，挂断电话了事。然而这是他的国家元首在讲话，他是他的总司令，总统的请求是一种出于信任的、无法抗拒的召唤，而马歇尔是一个信奉“命令就是天职”的职业军人。那么，他又该怎样去向凯瑟琳解释呢？他又看了她一眼，不忍心把总统的事告诉她。
“将军，您还在吗？”总统又问道，“您愿意替我去趟中国吗？”
“愿意，总统先生。”马歇尔回答说，然后轻轻放下话筒。
不久，凯瑟琳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条特别公报：白宫刚刚宣布，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的特使将前往中国。凯瑟琳转身面对着丈夫，“哦，乔治，”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凯瑟琳来说，这件事不啻是一沉重打击，她原以为已熬到头了，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马歇尔赴任走后，凯瑟琳向麦卡锡将军倾诉了她的郁闷心情（麦卡锡长期担任马歇尔的军事秘书，后为参谋处长，从而取得了马歇尔可靠成员的地位）。凯瑟琳知道麦卡锡由于体力几乎衰竭而辞去了战争结束时受命的助理国务卿之职，正处于治疗康复之中。她在给麦卡锡的信中写道：
您送来的黄玫瑰比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想起了历年度过的圣诞节。您真是心地善良、想得周到。因为我的心情确实不好。这次的中国使命是一次沉重打击。假如马歇尔将军能够有哪怕几个礼拜的休息，能够有你和鲍德尔中士跟他一起去，我就不会这样担心他这次出门了。我知道您是毫不犹豫地准备跟他去的，但是，他决不能冒险答应您。您对他一向忠心，完全无私，所以必须有别人来为您着想。要是您走这趟并在中国过冬，那就是发疯了。
我看到他的飞机起飞，而没有一个他所熟悉和信得过的人在他身边，我就感到不可忍受。新的秘书、新的勤务兵、新的厨师。我也知道他会怎么想，但是我们俩谁都没有。
当人们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多么爱护和钦佩我丈夫时，我报以苦笑。那最后一个星期，他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出席国会听证会，中间的午餐时间还要同总统和国务卿一起研究如何完成这次使命，晚上回家他要把全部政策写成文字。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星期，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国家是如何表达爱护和钦佩的。
听起来好气愤。是的，我是气愤。总统不应该要求他去做，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以至于他无法拒绝。
这些话离黄玫瑰太远了，不过我已经憋了好久，总觉得应该说出来，只有对你说才保险。我现在每天都祈祷他能够从混乱的局势中理出某种统一的东西来。
2。 中国情况错综复杂
1945年12月19日，马歇尔和他的随行人员乘坐陆军航空兵的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华盛顿起飞，飞往太平洋彼岸。
马歇尔在前往中国的长途飞行中，用一定时间阅读了有关中国形势的摘要。
此前，他与中国曾有过多次接触，对中国情况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1914年他在菲律宾服役时，曾用一个月的时间到中国东北观光；1924年至1927年他在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任职；1939年他担任陆军参谋长后，对中国情况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中国是世界上受封建制度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19世纪中叶，由于清朝的腐败无能，日本、俄国和西方列强开始侵入中国，并逐步取得了各种特权。从此，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对封建统治和外来入侵日益不满，引发了无数次反抗斗争；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此后产生了派系纠纷和分裂。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倡议下，孙中山开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国共两党共同创办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又进行了北伐战争，实现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1925年孙中山去世、蒋介石夺取政权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势力发展越来越感到不安，开始在政府中抑制共产党的影响，并于1927年4月大规模血洗共产党人。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创建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从此恶化。
1927年蒋介石娶上层富豪宋家之女宋美龄为妻，加强了实力，并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共产党则在广大乡村发展势力，并得到农民的支持。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赢得了中国东北的特权，并企图利用北方的混乱局势扩大其势力。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在沈阳制造事端，并以此为借口出兵侵占整个东北，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蒋介石执意打共产党而无意抗击入侵的日本人。1931年至1934年，蒋介石对中共军队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军队约10万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年后抵达陕西省的延安。尽管10万人中只有数千人完成了长征，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扩大了影响。
占据东北的日本人并不满足，从1933年开始不断向华北地区蚕食。蒋介石仍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荒唐政策，这在1936年12月蒋介石前往西安督战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的部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他，逼他抗日。在中共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蒋被迫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达成了不稳定的停战协议，实现了两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联合抗日的计划尚在商谈之中，日本人故伎重演，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制造事端，从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虽答应抗日，但仍顾虑重重，立场并不坚定。日本军队从满洲冲进关内，同时在上海登陆，年末便占领了国民党首府南京。随后，日本人又推进到华中地区，迫使蒋的部队撤退到西南部，首都也迁到了重庆。共产党则以延安为总部，在全国广大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对日游击战争，不屈不挠地抗击侵华日军。
1938年，蒋介石开始请求美国贷款以购买武器和弹药，大力扩充其地面部队，并任命美国退休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指挥中国空军。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要求美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并要求派一位高级军官来华担任顾问兼任他的参谋长。马歇尔和史汀生选中了史迪威少将担任该职。马歇尔要求他保卫滇缅公路并促成中国各派力量一致抗日。史迪威则要求对美、英、中军队的指挥权，马歇尔答应尽可能支持他。
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是职业军人。他在中国学过汉语并任过职，了解中国情况。他直率、正统、粗暴和固执的个性注定他与蒋介石合不来。史迪威主张使用包括中共在内的一切力量对日作战，这使蒋介石大为不满。此后，俩人在援缅作战问题上冲突得更厉害。
1942年1月，日军第15军团侵入缅甸。英缅军司令胡顿将军致电蒋介石求援。蒋任命杜聿明率远征军入缅作战。蒋介石名义上叫史迪威全权指挥，但史迪威无实权，指挥不动，因为杜聿明事事都要请示蒋介石。史迪威对蒋不满，在作战中不与杜聿明合作，甚至不让美国援华飞机参战，只一心掩护英军撤退，置中国军队于不顾。中国入缅军队接连失败，最后为掩护英军撤退竟被日军截断归路，10万之众在仓促撤退中死伤过半，损失极为惨重。蒋对史迪威丢下中国军队独逃印度很气愤，从此俩人隔阂加深。
史迪威并不自责，反向蒋建议成立一支中国新军，蒋介石不予理会。6月，蒋召见史迪威，不客气地要他对缅战引咎自责，并告诉他，他的职责只是个参谋长，应一心一意地根据“租借法案”为中国提供更多的美援，不要把精力花在中国军事方面。同时，蒋还威胁说，如果美国不积极地援华，他就和日本单独讲和。三天后，他又给史迪威写信，提出三点要求：（1）调美军三个师来华协助作战。（2）在华建立一支50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由陈纳德指挥。（3）美国每月从驼峰（喜马拉雅山）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
美国政府答应了蒋的要求。实际上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中国抗战，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而国民政府又地处西南偏僻地区，情况十分困难。蒋又深知中国战场的关键地位，所以敢于开口要人要物。但在得到美援之后，蒋介石并未全都用于抗战，而是着重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保存实力，准备应付中共。所以，史迪威和美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说，蒋要美援非为抗战，全为加强自己地位。
蒋介石要华盛顿召回史迪威，马歇尔不同意。史迪威说蒋是“小人”，“东方伪君子”，说蒋“不曾有过朋友，只有奴才。”
罗斯福经慎重考虑后，仍决定支持蒋，以便现在用来拖住一百多万日军，将来用于对付苏联和中共。美国人知道中国战场对他们的重要意义，所以罗斯福热情欢迎和接待了宋美龄，并发表文章称赞宋氏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受美国的尊敬和重视。美国还出版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小册子，颂扬宋美龄。于是蒋介石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升高了。
1943年2月，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清除蒋介石，但罗斯福不同意。蒋对史迪威进行了反击，他故意抬高陈纳德，压低史迪威，以毒攻毒。史迪威也针锋相对，进一步揭露蒋政权腐败不堪。他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接连不断地报告国民党的愚蠢、无能、内耗、偷工减料和各种腐败现象。他的助手戴维斯则在华盛顿发起“揭露中国真实情况”的运动。但罗斯福听不进史迪威的意见，对他日益没有好感。马歇尔则对史迪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劝他学乖一点，向蒋介石承认错误。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以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中共军队表示不能理解，劝说蒋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蒋却以苏联不插手东北为条件，因此罗斯福对蒋改变了看法，认为蒋很固执和狭隘，没有民主政治家的胸怀，希望蒋在中国实行民主和开明政治是无望的。于是，罗斯福与史迪威便有了共同语言，并进行了一次轻松愉快的谈话。罗斯福同意史迪威推翻蒋的主张，他说：“我们应当寻找另外的人或一群人继续下去。如果你无法与蒋相处，又无法撤换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选派一个言听计从的人去执行吧。”史迪威回重庆后就着手落实这项指示。后因没有得到总统的最后授权，此方案未能实行。
1944年1月，美国拒绝了蒋要求的十亿美元借款。蒋则不让他的新军入缅作战。马歇尔奉总统之命致电蒋介石，表示如蒋不令军队入缅，就停止一切美援。蒋被迫妥协，旋扭转了缅北局势。
1944年3月，侵华日军发动豫湘贵战役，蒋军连连溃败，致使日军迅速攻占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平至长沙的铁路线。蒋的这些大溃败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印象。罗斯福从此深信蒋介石指挥无能，中国军队必须改组。他毫不客气地致电蒋介石，要蒋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在内。”同时，派赫尔利来华协助工作。
史迪威感到志得意满，不亦乐乎。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坚决要求华盛顿召回史迪威，并得到赫尔利的支持。1944年10月，罗斯福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
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迈，他性格谦和，循规蹈矩，与蒋自然合得来。魏德迈上任不久，便答应给蒋装备36个步兵师，至1945年6月基本武装完毕。这使蒋介石很高兴。
1944年12月25日，蒋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这样，在指挥关系上上有蒋，下有何，魏德迈被架空，蒋牢牢地抓住了军事指挥权。
魏德迈开始向华盛顿报告真实情况——马歇尔曾听到过的怨言：中国没有统一的指挥；蒋介石试图在指挥所有部队，这就取消了任何灵活性；没有协调的作战计划；师一级及师以上指挥官都是庸才；军队的装备和食物都不足；那些中国将领们正被急需去抗击日军进攻时，他们却要求获准到美国和欧洲访问；国民党军队由于“克扣”和“极其无效率”的后勤工作而饥饿。蒋同意魏德迈所坚持的不得远距离指挥军队，但很快就违反了。蒋不肯任用优秀的将领担任要职，却一直重用何应钦。此人为史迪威所厌恶，用魏德迈的话说，他是一个“善献殷勤，谋求私利的人，极其富有和放荡。”
魏德迈早期的报告，证实了史迪威担心的事：在日本的进逼下，中国的局势正日益恶化。他报告了国民党的麻木不仁以及蒋和他的部属“软弱无能、惊慌失措。”“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装备和训练都不适合现代战争。”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动机和品德之不信任，使情况更复杂了。蒋手下的将领不敢报告实情，因为他们害怕会因此暴露自己的愚蠢和不称职；他们在计划作战、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上都是不胜任的。他以“摇摆不定”来形容蒋的政策。魏德迈相信他已得到蒋的信任，但他痛惜蒋
“受其顾问们的影响和欺骗，这些人自私、贪婪，趁我不在场而诱导他采取与原定计划相违背的行动。”
在德黑兰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支持蒋介石和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立场，罗斯福答应苏联对旅顺、大连和长春铁路拥有特权。因为他知道，斯大林有民族利己主义，不希望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大国与之“争雄。”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赫尔利在1944年8月来华前先到了莫斯科，在得到苏联不支持中共而支持蒋介石的承诺后到达重庆。
同年早些时候，一批美国记者冲破蒋介石对延安的封锁，和中共接触。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辖区内是受民众拥护的，也是坚决抗日的，并正在进行游击战争。蒋介石为此大为惊慌，严令封锁新闻渠道，不许外国记者再去延安。
此后，罗斯福因蒋抗日不力而对其大为不满，并试图促成国共联合，因此，迫蒋同意让美国一个代表团到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这个代表团中有中共的好朋友谢维斯。他在延安可与任何人交谈，上自毛泽东，下至普通一员。据谢维斯了解，延安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同美国合作。”当然也愿意和蒋介石合作，但必须是真诚和公正的合作。
毛泽东对谢维斯说，日本的战败，将使国民党重新走上内战的道路。他还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分裂成许多派系、勾心斗角、乱七八糟的组织，这些派系都是反共反民主的。能否制止内战，要看美国能否约束国民党。毛泽东同时表示，国共和解的主要条件是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从而改组政府，制定新宪法和法律。他希望美国不要支持国民党军队打内战。他说：“蒋是顽固的，可是他基本上是个匪徒。必须懂得这个事实，才好跟他打交道。我们根据经验，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威胁和恐吓面前，你们决不能让步。不要让他认为你们害怕了，这样他就会得寸进尺，榨取更多的好处。”毛泽东还表示不指望苏联的帮助，希望同美国合作。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到延安访问。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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