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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非常之路-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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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没有前进多少,还送掉不少性命。
气急了,当官的就拿鬼子兵出气,像赶羊似的赶着小鬼子到处冲杀,到处放枪。
哇哩哇啦的吼声,在山谷中回荡着。
拖到25日,鬼子不知从哪得到情报,弄清了阻挡着他们前进的不是八路军的大部队,只是一支小分队;尤其让他们震惊的是指挥着这支小分队的竟然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由此,他们判断出八路军总部可能就在这一带。
所以,立即报告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空军来支援,彻底消灭掉这支小分队和朱德的八路军总部。
当时,朱德和八路军总部,正战斗在安泽与良马之间的古县镇一带。
日本侵略军的空军接到起飞出击的命令后,就摊开作战地图,在山西省的南部寻找古县的位置。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几个侵略军头目,凭着他们认识几个汉字,趴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东找西寻,终于在屯留县西北方向找到了一个“故县”,如获至宝。
他们认为这就是地面陆军要求轰炸的目标,立即命令十几架飞机到故县狂轰滥炸。
转眼之间,一个好端端的和平村镇变成一片焦土,成百上千的无辜百姓惨遭杀害。
故县在流血,故县在流泪,故县变成一片火海。
鬼子的空军为了报功领赏,谎报战绩说:“目标已全部消灭,再未见一个八路!”
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见到八路军的影子,是他们自作聪明,把“故县”当成了“古县”。
于是乎,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占领区的报纸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消息:日本皇军摧毁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空袭中丧生。
大后方的新闻媒体不明就里,不辨真伪,争相转载,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这时,朱德安全无恙,仍在古县一带指挥着战斗。
敌人已被拖了3天,但终究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此行的目标是建立太行山根据地。
副参谋长左权十分关心朱德安全,他觉得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就不好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待。
所以,他再三向朱德建议转移。
(3)
到了25日傍晚,情况更加危急。
敌人的炮弹不停地在总部附近爆炸,枪声越来越近,子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朱德非常沉着地率部队甩开大路,转移到路南面的刘垣村。
恰好,这时后面总部警卫团新建的警卫通讯第二营的两个新兵连赶到了。
他们人数虽然不少可没有枪支,每人只带有两颗手榴弹。
朱德见到他们非常高兴,觉得现在正是锻炼他们的一个极好机会,应该让他们去同小鬼子拼搏一下。
说巧,也真巧。
就在这时,鬼子的后续部队过来了。
从侦察的情况得知,过来的是由许多大车组成的辎重队。
朱德立即组织新兵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之下,埋伏在鬼子必经的大路旁。
当敌人的辎重队进入伏击圈之后,朱德一声令下,200多颗手榴弹一齐投向敌群。
鬼子兵死的死,伤的伤,胳膊腿齐全的扔下死伤的同伴和辎重,没命地逃走了。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八路军炸毁敌人大车几十辆,歼灭了一部分鬼子。
更大的收获是两个新兵连不仅得到了锻炼,还用缴获的武器装备了自己。
朱德以他那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冲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围,胜利地到达了太行山区。
十七、与敌同行越过封锁线
(1)
抗日战争刚胜利,蒋介石就发动了内战,妄图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决战。
1948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一结束,就下达了中原战场的近期作战任务,要求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在中原地区集结,歼灭国民党号称王牌部队的整编第五师,以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华东野战军前司令部驻地濮阳视察和动员。
陪同前往的有刚参加完城南庄会议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
濮阳,为中国历史名城,地处黄河北岸冀、鲁、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七次会盟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要地。
朱总司令一行上路了,他们分别乘坐着3辆汽车向南行驶。
第一辆吉普车上坐着陈毅、粟裕;第二辆吉普车上坐着朱总司令;后面大卡车上坐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都是跟随朱总司令多年的南征北战的老战士。
这是直通南北的京汉大道,但年久失修,再加上战争的破坏,早已千疮百孔,坎坷不平。
偏偏老天不作美,又刚刚下了一场雨,满路泥泞,走走停停,边修路边前进,一路颠簸,行进速度很慢。
过了邯郸,车队进入了敌我交杂的区域。
为了安全起见,陈毅建议车队昼伏夜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混过封锁线。
朱德说是个好主意。
一天晚上,汽车刚发动,还未上路,当地的同志就急如星火地跑来报告说:“前面约30里处,发现有敌人的散兵。
公路离敌人的据点也只有一两里路。”
走,还是不走?是绕开敌人,还是照直前进?几个参谋犹豫了。
警卫参谋去请示朱总司令。
“走!”
朱总司令斩钉截铁般地回答。
汽车开动了,大家都睁大眼睛,注视着前后左右的动静。
为了隐蔽。
汽车没有开灯,借着朦胧的水光,向前驶着。
赶了约30里路,第一辆吉普车突然停下来,陈毅和粟裕跳下车,快步走上一个土岗,警惕地观察着前方,后面的车一到,陈毅向朱总司令报告说,前面发现有敌人,大约200人左右,正沿着公路向东南方向步行。
话未落音,后面乘坐大卡车的警卫人员也来报告。
朱总司令思考片刻后,果断地说:前后的敌人都不要去管它,我们继续前进就是了。
大家还心存疑惑,有些提心吊胆。
朱总司令说,你们知道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混水摸鱼”吗?今晚月黑天暗,我看倒是个混水摸鱼的大好机会。
继续前进,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注意!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汽车又启动了。
朱总司令端坐在前排座上,命令司机把大灯打开。
大灯打开了,两束利剑般的白光,把路面照得通明。
汽车快速行驶着,隐隐约约看到有人影在公路上晃动,渐渐清晰了,确实是敌人的散兵,稀稀拉拉,倒背着枪,歪戴着帽,横不成排,竖不成行,像是刚刚败下阵来。
见车队驶来,他们闪到路边,站在草丛里,他们愣头愣脑地傻看着,有几个还在那里用手比比划划乱指一气。
车队离敌人越来越近,警卫战士们站着的坐着的都把枪口对准了两边,手指搭在扳机上,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突然,敌人的一个小头目一声令下,200来人齐刷刷地排好队,站在路边。
当车队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传出一声口令:“敬礼!——”散兵们毕恭毕敬地举起了右手,瞪大双眼,目送着车队通过。
这玩的是什么把戏?原来,敌人发现车队时,也有个估计:起初,他们以为是碰上了解放军,吓得都躲在草丛里,以防万一。
(2)
后来,一看只有3辆车,而且是两辆吉普,一辆大卡车,汽车都是美国造,车上还有国民党军车的标志,认定上面一定坐的是大官,所以就赶快列队迎送,免得惹出麻烦来。
说也凑巧,没有多久,后面敌人的那几辆车也渐渐赶上来了。
看着前面部队这种迎送的架势,认定车上的长官准是个“大官”。
所以,总是保持着五六百米的距离,不敢超越前面的车队。
就这样,天亮之前,朱总司令的车队顺利通过了敌占区。
就这样,朱总司令硬是带着两员大将陈毅、粟裕,乘着汽车深夜与敌人同行百里,在敌人的鼻子底下通过了封锁线,于5月11日安全抵达濮阳。
大家都觉得这次跟随朱总司令驱车南下濮阳,真是终生难忘的一次历险。
朱总司令却非常风趣地说:“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黑暗中同行一条道,天光时就分道扬镳了!”
朱总司令在濮阳听取了汇报后,向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和连、排、班长及士兵代表,分别作了报告。
他讲了全国战场的形势,正向着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他号召大家加紧练兵,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人。
朱总司令的讲话像奔腾的江河,一泻千里,引来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大家仿佛听到了胜利的进军号。
朱总司令在华东野战军的前线部队中视察了一周后,于5月18日离开濮阳,安全返回总部。
在解放战争由战略反攻转向最后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朱总司令日夜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给国民党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
三大战役的胜利,为蒋家王朝敲响了丧钟,预示着解放战争将在全国胜利。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了解放军。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吹响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斗号角……
十八、威不可屈的“红司令”
(1)
1967年1月,从上海刮起所谓“一月风暴”。
此后,夺权之风迅速席卷全国,造反派开始夺取各级党政领导大权。
“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无限痛苦。
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难以幸免。
许多开国元勋含冤九泉,无数革命领导干部惨遭迫害。
时已耄耋之年的朱德,被林彪、江青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也一再遭到明目张胆的攻击和极其阴险的暗算,诬蔑他为“黑司令”,一心想把他打倒。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戚本禹在江青的指使下,于1月12日去钓鱼台16楼(当时中央文革办公地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造反派开会,别有用心地鼓动他们去发动青年学生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朱德。
当晚,中南海里就刮起了一股妖风,把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搞得鸡犬不宁。
造反派们先闯入刘少奇的住处,对刘少奇进行围攻和批斗,然后就包围了朱德的家。
造反派们在朱德家的楼前,一面挥舞着拳头,一面歇斯底里地呼喊着:“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必须低头认罪!”
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直折腾了好久才渐渐散去。
这时,朱德住在玉泉山上。
康克清把家中刚刚发生的一切,用电话告诉了他。
其实,朱德已预感到这场大火迟早是要烧到自己头上的。
看来,有人已经开始点火煽风了。
他决定下山回城去看大字报。
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与健康考虑,说:现在是群众运动的风头上,还是暂不回去好。
大字报让他们去贴!朱德坚持下山回城。
工作人员劝不住他,只好备车下山。
朱德乘坐的小汽车,穿过大街小巷,绕过来自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缓缓地开进中南海的西门。
朱德隔着车窗望去,中南海变样了。
曾几何时,平静祥和的中南海,门外集聚着成百上千的人群,在高音喇叭的鼓动下,嚷嚷着:“我们要见毛主席!”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中南海里也不安宁了,人来人往,吵吵闹闹,楼前屋后,到处都刷上了大字报,白纸黑字,再加上红色的“×”,格外刺眼。
朱德下车后,依旧迈着他那稳健的步伐,不急不慌地走向家门。
现时,他脚下踩的不是红地毯,而是大标语,两边不是鲜花和彩旗,而是张牙舞爪的大字报。
家人们不是用欢乐的眼神向他问寒问暖,而是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不安,无言相对。
他看到家里大标语铺地,大字报盖天,造反派们找上门来,指名道姓地兴师问罪,矛头直指自己,心情十分沉重,就如同大战前夕,面临着重兵压境一样。
在这种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镇定自若,以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来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康克清极其愤怒地向朱德细说了傍晚发生的一切。
朱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来者不善哟!这些造反派的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不然,他们是不敢如此胡作非为的。
你要沉住气,看他们能闹出个啥子明堂来!”
朱德前脚进家,造反派后腿就送来了勒令,要求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并要他“老实交待三反(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朱德怒火中烧,但转念一想,看看造反派搞什么名堂也好,便拿着手杖出行了。
当他看到造反派为他捏造出来的十几条“三反罪状”时,不住的在摇头、叹息,用手杖不停地敲打着地面,非常愤慨地说:“完全是造谣诬蔑!全是编造出来的假话,上面只有两个字是真的,那就是‘朱德’!”
周恩来得知朱德回到中南海后,造反派勒令他去看大字报时,便立即赶来劝慰朱德,请他保重身体,回玉泉山去休养,不要把那些不实之词放在心上。
(2)
朱德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暂时离开中南海。
他带着对大字报的厌恶,带着对造反派的憎恨,带着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难以理解,又上了玉泉山。
虽然,他离开了不安宁的中南海,离开了喧闹的北京城,但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脑壳里仍在翻江倒海,一会儿像狂风骤起,一会儿又像怒潮汹涌。
一张张盖天铺地的大字报,一幕幕当年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像过电影一样,不停地在脑海中交替闪现着。
在党内高层里,对朱德的宽宏大量,早已是口碑载道,称赞他是能容天下事的“大肚弥勒”,毛泽东赞誉他是“度量大如海”。
但他对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人背叛了自己,同造反派一起编造事实,搞所谓“揭发”,十分痛心。
然而,这时的朱德还不知当中的蹊跷,更弄不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寒冬,而且霜冻来得特别早,冬季特别长。
但是,全国有百万红卫兵涌进首都,却把北京闹了个热火朝天。
他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穿梭似地在首都的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里“大串联”,等毛主席接见。
1月底的一天,戚本禹突然接见人民大学的两派群众。
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你们那里的孙泱,给朱德当过秘书。
你们通过搞孙泱的问题,可以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
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长子,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长兄。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朱德的秘书,在朱德身边工作多年。
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时,毛泽东曾说,除了出版他的著作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也要出选集。
基于这一情况,孙泱曾为出版《朱德选集》收集材料,整理文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胡说朱德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自己树碑立传,是个大野心家。
孙泱被迫害致死。
造反派们接到“圣旨”,立即传达,贯彻执行。
人民大学的造反派们连夜倾巢出动,一夜之间,把“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刷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江青、戚本禹终于急不可待地把打倒朱德的阴谋计划推向社会。
一时间,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像一堆乱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朱总司令,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大军阀?德高望重、胸怀坦荡,已81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怎么一夜间变成了大野心家?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都百思不得其解呀!打倒朱德的阴谋活动,在江青、戚本禹等的操纵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朱德元帅,将面临着一场劫难。
北京大学造反派的头子聂元梓得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要批朱之后,生怕在批朱中抢不到头功,便立即召集北京大学造反派开会,在会上扬言要揪斗朱德。
会后,聂元梓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康生摸底,老奸巨猾的康生授意她继续行动。
聂元梓心领神会,胆子就更壮了,立即组织班子,连夜编造批朱的文章,然后通过造反派办的《新北大战报》,赶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就在这时,中国作家协会里的造反派从刘白羽家里抄出了他1941年在延安写的《朱德将军传》手稿。
聂元梓听到这个送上门来的信息,格外惊喜。
她立即下令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印出《朱德将军传》200部,作为批朱的炮弹,发向全国。
2月初,人民大学造反派发起成立“揪朱联络站”,有北京大学、高级党校、地质学院、中监委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参加,贴出通告,扬言要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万人大会,彻底批倒批臭朱德。
当周恩来得知一场更大规模的倒朱运动正在迅猛发展时,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3)
毛泽东听后,明确指示“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周恩来把毛主席的指示,在召开批朱大会的前一天,让秘书通知了戚本禹,特别强调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必须取消批判朱德的大会。
接着,他又亲自找戚本禹谈话,十分严肃地指出他支持造反派批斗朱德的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他复述了毛主席讲的朱德是红司令,不能批斗。
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才没有开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德没有被打倒,林彪、江青、康生等贼心不死。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们加快了打倒朱德的步伐。
一面指使首都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成“揪朱兵团”南下,去朱德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造反”;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搜寻轰击朱德的“炮弹”。
1968年7月,康生别有用心地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搞了个“分类名单”,把刘少奇、邓小平等89人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把朱德、陈云等29人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7人,有病的3人,去世的28人,只剩下37人(名单中漏掉了林枫和黄克诚)。
被打入另册的前两项加起来,要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61%。
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与此同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江青、康生的指示,抽调了700多人在公安部搞所谓清理历史档案。
他非常明确地向参加清查的人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
在这一篡党夺权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先后整理出了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还整理出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的400余件材料,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手法之卑劣,令人发指。
在“文革”中,真是“奇事天天有,一天更比一天多”。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几张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林彪、江青等一听到这件事,不仅不紧张,反而兴奋异常、欣喜若狂。
原来,他们认定这同被批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认为是天赐良机,可以作为打倒一大批的突破口,便立即下令公安部,不惜用一切手段,尽快破案。
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披挂上阵,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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