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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非常之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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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到大后失学了。
家里劳动力又少，农具也少，只种了几挑田，全家生活十分困难。
他只好在家里帮着大人锄地、种菜、挑水、劈柴，有空闲时间也读读书，写写字，但没有去上学。
有远见的伯父朱世连，觉得他是个好苗苗，不忍心让他失学，也不忍心让刚刚点亮的为朱家“支撑门户”的希望之火熄灭。
于是，在迁回大的第二年，又将朱德送到马鞍场附近的席家匾私塾馆继续读书。
塾馆的先生姓席名国珍，字聘三，号伯谷，是位年过半百的读书人。
他知识渊博，具有远见卓识，为人刚正不阿，敢于仗义执言，出语犀利幽默，经常猛烈抨击旧制度，讥讽帝王将相和达官显贵。
他很愿意接纳穷人的孩子，收费也很少。
实在交不起学费的，还可以缓交或者免交。
当朱世连向席先生讲到他家里是被丁阎王逼出李家的佃户时，席先生深表同情，当即答应收朱德入塾读书。
入学那天，伯父带着朱德见过席先生，他十分亲切而又幽默地说：“你我两个，是一个藤上的两个苦瓜。
只不过我是个老苦瓜，你是个嫩苦瓜罢了。
我们朱席两家都受尽丁阎王的气。
娃儿，记到心里就是了！”
席先生又说：“你我两个，是师生又是兄弟，都是‘珍’字辈嘛！我叫国珍，你叫代珍，对吗？”朱德深深地鞠躬后，说：“先生，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长辈，我只能是先生的子侄。
我家的老人都是这样教诲我的。”
席先生拍了拍朱德的肩头，十分满意地说：“好吧，我给你起个学名叫‘玉阶’，希望你用功读书，像白玉那样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
你看如何？”“我决不辜负先生的厚望！”
朱德回答说。
朱德到席聘三私塾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第二年——1896年。
这时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
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呈万言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6）
书中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特别指出变法为“富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主张推行“富国”、“养民”、“教民”、“练兵”之法；要求实行“议会制”。
地处川北山区的仪陇，得到《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很晚。
席聘三先生好不容易秘密地弄到一份“万言书”的手抄本，他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在上面圈圈点点，还批了“良策”、“新法”、“拥护”等词语。
他还广泛地联系历史和现实，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讲解万言书，并把听来的关于甲午海战的惨败经过和《马关条约》的情况讲给学生。
时而声泪俱下，时而激昂怒骂，朱德等听得悲愤同心，热血沸腾。
席先生精彩动人的讲述，使朱德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就这样，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事件，一件件溶入朱德的脑海。
朱德放学回家，除了帮家里割草、劈柴、喂猪、挑水之外，晚上一家坐在一起，常听他讲从席先生那里听来的故事和道理，什么“甲午海战”，什么“公车上书”，什么“变法维新”，他是津津乐道。
家中的父老听得有滋有味，觉得很新鲜，句句在理，为他懂得了这么多天下大事而高兴，也为有席先生这样一位学问渊博、明白天下事的老师而庆幸和放心。
从此，朱德对他的老师更加敬重和爱护。
每天总是提早赶到塾馆，帮席先生挑水、烧饭、清扫院子，还给同学们烧茶水。
席先生有病了，他就跑到药铺垭去请他当年的老师、堂叔朱世秦来给席先生治病。
老师家里的大活小活，他都帮着干。
席先生看到学生来到家里，不论是请教，还是帮他家干活，都很高兴，有时还要留学生在家吃饭。
高兴时，他喜欢喝两水酒，酒兴一上来话就多了，常把学生留下摆龙门阵。
有一天，席先生给朱德摆起了龙门阵。
他先给朱德讲了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接着讲了明末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又讲了清朝太平天国的故事。
故事讲完了，席先生仍是万分激动，他一只大手拍在小饭桌上，愤怒地说：“现在的世道太坏了。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老百姓就好比是小虾米。
老百姓太苦了，他们多盼望出几个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起来造反呀！”
他一边叹息着一边自斟自饮地说：“为民除暴，才有光明世界；富国强兵，才不会任列强宰割啊！”
朱德听了席先生的一番惊世之言，如同酷暑炎日下迎来阵阵凉风，寒冬风雪之中遇到了送炭人，心中充满了温暖。
眼看夕阳西下，他告别了席先生跑步回到家中，把席先生所讲的故事及那番道理都告诉了伯父。
伯父看着眼前的朱德，顿时觉得他长大了，长高了，知道了世上的许多大事，领悟了许多道理，非常满意地说：“席先生真是位难得的好老师！可得用心向他学习。”
席先生十分痛恨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侵略，虽然他没有学过西方的科学，但是他从科学使西方的许多国家成为强国的事实出发，再三告诫自己的门生，要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辱，就要学习西洋科学，美国、德国、日本之强盛，就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于，家里的书房藏有很多书，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回来。
吴绍伯就把这些书借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的课外读物。
在这几年里他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
一年夏天，吴绍伯从成都回来，带回一本北京译学馆出版的数学书，引起了席先生的浓厚兴趣。
席先生把朱德、吴绍伯找来，加上自己的儿子，四个人琢磨了好几个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看就是几个时辰。
（7）
朱德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读了不少新书，看到了别人从外地带回来的地球仪，眼界一下开阔了，第一次知道了地球是个圆的，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大千世界，地球上有五大洲。
他萌发了走出大巴山去看看世界，去闯天下的念头。
朱德从10岁到18岁（1896—1904），在席先生的私塾里，整整读了8年书。
这8年，国家遭受了苦难，四川遭受了苦难，他们朱家也遭受了苦难，他亲身体验到了什么叫饥寒交迫，什么是民不聊生。
他在席聘三先生的启蒙和教导下，迅速成长起来，他的眼界开阔了，从狭小的“支撑门户”、“光宗耀祖”的小圈子里跳出来，渐渐懂得了不仅要救家还要救国，要做富国强兵的事。
他认识到要拯救中华就要富国强兵，那样才不会受世界列强的欺凌。
朱德在他的兄弟中，是最幸运的，在乡邻亲朋中也算是幸运者。
朱家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支持他去县里参加科举考试。
按照清朝的科举考试规定，所有考生都先得通过县试，再通过府试，然后通过院试才能成为秀才。
这是读书步入仕途的惟一之路。
这时的朱德在席先生的教导下，已十分厌恶科举制度，但他总拗不过家中老人们意愿，不能违背全家节衣缩食送他去读书的初衷，何况十年寒窗，实在是不忍心让老人们失望。
好在去考一考，也可以检验一下自己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
同时，还可以走出家门去见见世面。
所以，他在朱家老人和席先生的支持下，去仪陇参加科举考试。
大距仪陇县城有37公里。
上路那天，朱德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等都赶来为他送行。
朱德肩挎着一个小布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从亲友那里借来的路费，同好友席景荣、吴绍伯等七八位同窗学友离开大，沿着盘山驿道向仪陇走去。
傍晚时分，他们来到县城，找到一家最便宜的小客栈住下，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还算热闹。
朱德第一次体验到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话的深切含义。
全县有千余名考生，其中大多数为富家人的子弟。
他们不仅穿着绸衫，戴着礼帽，坐着滑竿，带着书童而来，而且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好像他们立马就会“五子登科”了。
朱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卑不亢。
他对同伴说：“别瞧他们个个趾高气扬，等发榜时才能见高低。
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腿泥’，走着瞧吧！”第二天，朱德一行先到县署礼部，检查身体合格后，又去文庙报了名。
报名时，朱德改名为“朱建德”。
而后，学友们相约一同去逛街。
仪陇是个山城，街道狭窄而且崎岖不平，高高低低的石板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着。
街市上倒还热闹，沿街的店铺挑出了五颜六色的“幌子”，长的方的圆的三角的，五花八门。
朱德从乡下来，第一次见到这些招牌、“幌子”，有些眼花缭乱。
附近的农民挑着水果、蔬菜、鸡、鸭和各种竹器，摆在路边叫卖。
空场上还有几个卖艺人在耍把戏，人群中不时传出喝彩的声音。
最使朱德感兴趣的要数“圆通阁”了。
原来是一座古刹西龛寺，建于后周，寺内建有“圆通阁”。
后因战乱，寺院被焚毁，仅留下了“圆通阁”。
朱德等进了阁门，拾级而上，来到顶层，凭栏眺望，远处群山叠翠尽收眼底，山河壮丽，一览无余。
顿时，心旷神怡，感到天地如此之大，人在天地间如同沧海一粟，如此渺小。
登高远望，使他产生无限遐想，他多么想知道群山之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县试经过几场笔试，很快就考完了，朱德感到比较轻松。
（8）
考试中他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听说距仪陇仅80里的南部县盛产井盐。
当年，在川北的山区，盐巴像银子一样贵重。
还听说那里是用机器打井制盐，这就使朱德更觉新奇，很想去亲眼见识一下。
于是，他约了几位同窗好友，翻山越岭，步行到南部县去看盐井。
朱德在盐井的现场看到的却是一幕非常悲惨的景象：在星罗棋布的盐井上，立着一个支撑辘轳的竹绞车架，旁边有两三个盐工，只在腰间系着一块遮羞布，全身赤裸着在那里不停地摇动绞车。
他们面容憔悴、瘦骨嶙峋，同乞丐一样。
而他们住的小茅屋里，除了几块破烂席子和破棉絮之外，再无他物，吃的是清汤糊糊，每天起早贪黑要劳动十多个小时，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机器。
朱德从这里看到天底下居然有人比自己的日子还要苦。
朱德从南部县回来那天，正赶上县试发榜，在1000名考生中，朱德名列第20名，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他立即动身赶回大把喜讯告诉家人。
开始，伯父还有点不大相信，不久“喜报”送到家门，全家才完全相信梦已成真。
这是朱家的头等大喜事，左邻右舍也来道喜，一时间热闹非凡。
而这时的朱德对考试没有多大兴趣了。
他明白即便能考上个秀才、举人，又能怎样？没钱没势还是做不了官。
考生中也有的提出想去成都考新学，觉得科举制度迟早也得取消。
朱德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为了不使家人失望，为了报答老人们的一片养育之恩，硬着头皮也得考下去。
他又认真地投入府试准备。
朱德与几位同学结伴赶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
顺庆府，是川北仪陇、营山、蓬安、南充、西充、邻水、岳地、广安8县的府治所在，是川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地处嘉陵江畔，有一条古驿道直通南北。
朱德在顺庆府见到了更大的世面，宽阔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店，还有那奔腾不息的嘉陵江，江面上来往的船只，一切都是新奇的。
过去听别人说嘉陵江有多大有多宽，远远望去，那江就在山上哩！自己不相信，老在纳闷。
现在走近了嘉陵江，举目望去，的确像是在山上，当你再靠近些，走到江边，那嘉陵江还是在山沟里流淌着。
后来，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河，见到了大世面。”
这时，顺庆府里，已经开始兴办小学堂、中学堂。
他的远房舅父刘寿川，是一位留日的学生，就在中学堂里当老师。
朱德从刘寿川那里知道了小学堂、中学堂就是新学，是公费办的，用新教材、新教具，新方法教学。
他多么想进入新学堂学习新的科学知识。
朱德由顺庆府回到大的当天，正好府试中榜的喜讯也传到了马鞍场和大，这无疑又为朱家带来一片欢喜。
亲朋好友又是一番贺喜。
这些日子以来，朱家老少都是喜笑颜开，欢喜异常。
有人向伯父送喜时，他也不无得意地说：“要是省里中榜，就是秀才了。
要真的中了秀才，就请你来喝米酒！”
乡亲们也七嘴八舌地祝贺着：“中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了！”
“那时，你们朱家就是光耀门楣了！”
伯父宽慰地笑了。
眼看着培养出个人来，“支撑门户”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可是，这时朱德一心惦记着的是顺庆府的新学堂，那里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
1905年，朱德带着全家人的殷切期望参加了科举考试，他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府试，准备参加省试。
突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始，废止一切科考。
科举制度一废止，省试当然就不可能了。
（9）
这一消息，对朱家说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十多年来，全家节衣缩食、四处借贷培养一个读书人的希望，立马变成了泡影，哪能不伤心呢？但对朱德来说，他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他向伯父述说了想上新学读书的心愿：“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才开办新学。
上新学堂，将来更有作为。
我想还是去读新学。”
伯父不停地摇着头。
看得出来，他是不相信新学堂能长久办下去，坚信千百年的科举制度早晚要恢复。
朱德再三苦苦哀求说：“到如今，也只有这条道可以走下去了！”
伯父死不松口，说：“这一次再不能依你了！我们朱家眼看到手的功名，就这样丢掉了，谁不痛心！”
这一夜，朱德和伯父都没有合眼，他们各自想着心事。
天还未明，朱德就悄悄起床去找席先生，请他说服伯父。
席先生满口答应。
他把朱德的伯父请到家中，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很久。
他说：“你我都是老相识，老交情了。
我早已把玉阶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了。
我们两家都盼望着他有个出头之日。
我虽然一生没考上个秀才，但一心想要玉阶考上。
可是，现在把考功名的这条路堵死了，我们怎能怨孩子，逼孩子呢？要想玉阶有个好的前程，还是让他去上新学堂吧！你听我一句话，不会错的。”
伯父朱世连听了席先生的一番劝说，终于同意朱德去上新学堂。
他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府读书。
1906年的春天，朱德兴致勃勃地离开大，第二次去顺庆府。
3天的路程，他徒步两天就赶到了。
朱德先考入了顺庆县高等小学堂就读。
这所学校是由嘉湖书院改办的。
他在这座学堂里读了6个月，除国文课外，又学习了一点地理、历史知识和英文。
一学期后，在这年的秋季，他考入了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现为南充市职业高中）。
那里的课程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修身、格致（生物）、图画、体育等，学习内容丰富，一改旧式书院式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让他大开眼界，懂得了世上的知识多得很，不仅仅是“子曰”、“诗云”。
顺庆府中学堂里，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
学堂的监督（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
那还是1903年，顺庆府在筹办新学时，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
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立即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将他押送回国。
张澜回到四川后，先在成都任四川留学预备学堂学监，后返回家乡顺庆府主持教育。
他主张革新教育，提倡妇女读书。
在教学中，重视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的舅父刘寿川先生是学堂的理科教师，19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他博学多能，讲授物理、化学时，经常带来一些仪器，给学生们演示。
一次上物理课讲火车原理时，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火车？”刘寿川万分感慨地讲述了日本的维新。
最后，他激动地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迈向先进。
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惟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而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发展科学。
这是国富民强的惟一之路。”
刘寿川先生的这一番话，朱德听来并不陌生，席聘三先生不是也这样讲过吗？张澜先生讲课更具有鼓动性。
（10）
他在课堂上曾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
张澜、刘寿川先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言论，在朱德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朱德与刘寿川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他经常邀请好友戴与龄去刘寿川的寝室，向他请教。
刘寿川除了向他们介绍亲眼在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成就外，还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出版《民报》等革命活动，并秘密地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
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尽管他并不很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内容，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就应像张澜先生说的那样，要不惜个人的身家性命，去拯救民族，去拯救国家。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一年，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与师生广泛交往，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并能写得一手好的诗文，博得师生好评。
1907年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赠与同窗好友戴与龄诗一首：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在兴亡意计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这首诗，正是反映了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一年苦读中最主要的收获。
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
这一年，是他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的开端，使他读书为“支撑门户”和“光宗耀祖”而转变到“读书救国”。
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也正是在“科学救国”、“教育治国”、“强身卫国”思潮的鼓动下，他接受了刘寿川先生的建议，决心去成都求学，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来开拓自己的视野。
伯父朱世连为了朱德去成都求学，又多方求情借贷，终于凑了50块大洋，作为朱德上学的费用。
1907年的初春，朱德仍然挎背着他第一次上仪陇参加县试时用的那个蓝布包袱，凭着那双铁脚板，起早贪黑，一路快走，只用了5天，赶了370公里的路，到了省城成都。
成都同顺庆府比起来，要热闹得多了。
它不仅是四川的省会，还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那时，成都正处在剧变中，银元局、铜元局、机器局、兵工局等新的工业机构，相继成立，手工业也比较发展，商业也较繁荣，涌进了不少洋货，还办起了洋教堂。
荷枪实弹的新军和警察，在人群中穿来闯去；古老的滑竿、轿子和新式的东洋车（人力车）满街奔跑；沿街叫卖的报童，不停地呼喊着：“哪个看报？新出的《四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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