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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非常之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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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看报？新出的《四川日报》？”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十分新奇。
在一个小客栈住下后，朱德不顾旅途的疲劳，就上了大街。
街头巷尾到处都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四川省师范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直到把全部内容能背下来。
回到小店，他经过反复比较，决心投考武备学堂学习时间只一年，吃穿都不花钱，给家里能减去许多负担。
何况新军正在发展，国家也需要军队。
还真考上了。
他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谁知家里人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影响下，坚决不同意他去上武备学堂。
后来，经过刘寿川先生的劝说与协调，朱德又报考了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这是专门为培养体育教师而开设的。
体育学堂里设置有教育、心理、生理、算术、修身、图画、体操、器械等课程。
朱德对每一种都学得十分认真刻苦，总共13门功课，他考试的总计分为1070分，平均每门成绩82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
（11）
在学习中，他特别赞同学堂的“学生一律剪掉辫子”的规定。
那时，清政府仍然把剪辫子视为是大逆不道的违法行为，轻者坐牢，重者要杀头的。
学堂为了对付官府的检查，要求学生把剪下的辫子缝在瓜皮帽上，戴在头上仍像是长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可是，每当上体操或操练时，学生们一摘掉那顶瓜皮小帽，个个都是光头一个。
每当这时，朱德摸着光头，觉得一身轻快，练起单杠、双杠、木马、徒手体操来，分外干净利索、灵活、准确。
体育学堂，虽然是一所不大的学校，师生总共也就二百来人，却分为两派。
一派是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一派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派。
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师生中展开秘密活动，他们秘密散发传单，传递信息，发展组织。
一天，晚上就寝之前，朱德突然发觉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塞有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他如获至宝，立马收藏起来，悄悄地躲在无人处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革命派的主张都是自己想说的，而立宪派的实质仍然是维护腐朽透顶的腐败朝廷。
读完《民报》后，朱德总是焦急地盼着有人来同他接头、交谈，要是有那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此人必定就是同盟会员。
他盼了几天，也没有出现他想像的情况。
后来他也如法炮制，把《民报》藏在一位他认为可能是同盟会会员的枕下，并在暗中观察他的举止言行，等他同自己联系，但毫无结果。
同盟会，在当时被清廷定为禁党，是叛逆，抓住了就得坐牢，甚至杀头。
所以，只能够秘密活动。
朱德在体育学堂学习的一年中，一直同刘寿川先生保持着联系，常有书信来往。
通过刘先生的牵线搭桥，他在成都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来自仪陇的同乡敬、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等交往更为密切，情同手足，无话不说，学习中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心。
假日里聚会在一起，谈论毕业后的打算和抱负，谈论救国之道，而谈论最多的还是怎么改变家乡的贫困落后面貌，使父老乡亲们再不受穷。
刘寿川回到仪陇县任试学（督学），他了解到在成都读书的仪陇籍学生，有毕业后回仪陇办学校，报效家乡的志愿。
他决心在仪陇筹办一所高等小学堂，给朱德、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个仪陇籍的学生写信，邀请他们毕业后回乡共同创办县立高等小学堂。
四个人接到信后，欣然同意，尤其是朱德最合心愿。
在他的心目中，教师是崇高职业，自己非常拥护“教育救国”的主张：何况这又在家乡教书，离家很近，还可照看父母；特别是为了读书欠下的两百多块大洋的债，自己应该挣钱还账。
事实上，这笔钱，直到他以后在滇军当上旅长后才还清。
1908年初，朱德和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位好友应刘寿川之邀，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
朱德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其他几位朋友分别担任文科或理科的教员。
仪陇县高等小学堂，就建在原来官府里办的金票书院里。
金票书院就在城内，它是依着山势修建的三座院落，前院是操场，中院是教室，后院为宿舍，环境幽美，绿树成荫，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
原来为一班举人、秀才所把持，现在虽然改成了新学，他们仍然想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极力反对朱德等一批新来的教师。
这时，朱德又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和反对。
朱德从成都回到仪陇后，先去高等小学堂报了到，然后回到马鞍场去看望父母。
那天，家里比过年还热闹，亲友们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都来道贺。
家里杀鸡、宰鸭、做豆腐，来招待朱德和亲友们，席间，亲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他的情况：“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哟？”“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就不错了。”
（12）
朱德没有正面回答。
“那，做啥子事嘛！”
亲友们紧追不放，总想弄个明白，探个究竟。
朱德脑壳里转了再三，觉得还是如实告诉亲人们为好，实话实说吧：“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大家一听是当老师，还是教什么体育的，似懂非懂，也不便再问。
屋里鸦雀无声。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生来就是个急性子，急忙追问：“你再讲讲，你在县里干啥子？”“当体育教习！”
朱德一字一板地说。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父亲紧紧追问着。
面对着父亲一连串的盘问，朱德不知如何回答为好。
沉默了片刻，觉得还得耐心地向父母和亲朋好友说清楚。
他说：“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在当今社会里是没有什么官好做的。
回到家乡当老师，办教育还是个正道。
体育教习，就是教学生练操、练跑、练武艺，强健身体，卫国卫民……”素来脾气暴躁的父亲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气愤地说：“全家老小20来口子，一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地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为的啥子哟！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免得再挨饿，再受气！你可好，说得那么轻巧，当啥子体育教习。
跑呀，跳呀，哪个不会？是人都会，还要得着你教。
你的书统统白念了，我们的血汗也统统白流了！”
平时爱发脾气但话不多的父亲，今天是发了大脾气，讲了一大篇多年来压在心底的话。
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跨出家门，直到朱德离开马鞍场时还没回来。
一桌饭菜摆着，大家不欢而散。
母亲既疼爱儿子，也想着全家。
她很想劝劝儿子去县府里说说情，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她搬了一把矮竹椅，独自坐在屋里的小角落里，默默地用衣襟擦着泪水。
第二天，朱德告别母亲和家人去大看望大伯。
没料到父亲也在，是昨天生气后跑来的。
他又耐心地向父亲和大伯作解释，说：“世道在变化，一天一个样子。
就是不废除科举，穷人家的子弟考上了秀才，又能怎样？没钱没势的人家，是进不了官府做事的。
做官要花钱去买，我们花不起这种钱，也决不能去做这种贪官，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两位老人沉默了，父亲也再没有像昨天那样发火。
因为，昨天夜里，两个老兄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过了：孩子读书回来能做官吗？不能做官，又能干啥子？指望他为朱家做啥子？每年能挣来多少钱？……每道题都解不开。
但有一点似乎想清楚了：朱家无权无势。
那只好认命，命里注定你是四两，你不会有半斤。
这也算是点自我安慰。
何况，孩子回到县上还有一份事做，好歹有碗饭吃，还能挣几个钱，也该满足了。
听朱德这么一解释，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人穷志不穷，穷也得有骨气。
当个老师总比贪官强百倍。
当老师是行善，贪官是作恶。
想来想去还是支持朱德去当老师，去行善事。
朱德终于说服了家人。
第三天当他离开大去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时，只有伯父一人去送他，送了一程又一程，走了好几里路。
最后，还是朱德再三劝说下，伯父才停下了脚步。
他眼里噙着泪花，很动感情地说：“乡下人晓得的事不多，不晓得的事，过些时日也会慢慢明白过来。
你就放心地去吧！你要照顾好自己，把学堂的娃儿们都教好。
常捎信回来就是了！”
朱德非常感激伯父对他的理解与支持。
他热泪盈眶地对老人说：“放心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伯父站在琳琅山的路口，一直望着远去的朱德，好久，好久，才转身走回大。
二、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1）
这时，正处在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十分激烈。
仪陇虽然是一座偏僻的山城也不例外，废科举办新学的强劲东风吹到了仪陇。
朱德同刘寿川、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等决心推行新教育，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
他们宣传新学，革除旧科目，设立新课程，提出学生好好学新课，认真参加体育锻炼。
此举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开学时，只招收到12名学生。
这一下，保守势力便得意洋洋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保守势力把这首打油诗在全城张贴，对朱德等进行恶意中伤。
他们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朱德出身寒门，更成了众矢之的。
因为朱德除了教授体育外，还兼管着学堂里的庶务，这是个管钱管物的差事。
不少保守势力的人物，对这个位置垂涎三尺。
所以，对朱更加嫉恨，总是百计千方地诋毁他。
在上体育课时，为了操练方便，朱德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上短褂、短裤。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遭到了来自校内校外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
一时间，谣言四起，恶毒中伤，说什么“新学有损国粹”，说什么“体育是猥亵的课程”，骂学堂里的新教师是“假洋鬼子”。
闹得小小仪陇满城风雨，一张张状纸飞向县衙，守旧派状告朱德等煽动学生剪辫子，犯了“反叛朝廷罪”；教“学生脱去长衫，穿短袄，犯了‘流氓罪’”；还诬陷朱德兼管庶务，犯有“贪污罪”。
他们妄图用这三条罪状置朱德于死地而后快。
知县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封闭了学堂，把朱德等教师带回县衙。
知县摆出县太爷的架势，劈头问道：“朱建德，你可知罪？”这时，朱德已改名为朱建德。
“皇上废科举，办新学。
县府将书院改为学堂。
我等响应号召，在新学教书，何罪之有？”“大胆。
唆使学生脱长衫，穿短袄，伤风败俗，难道不是事实？”知县一看朱德不但不低头认罪，竟敢顶撞他，气得拍了桌子。
“上体育课，穿着长袍、马褂怎么操练？”朱德反问了一句。
“胆敢狡辩！你掌管庶务，有无多报少领、损公肥私的贪污行为？”朱德听到这里，气得直咬牙。
他大声答道：“庶务账目一清二楚，一切开支有据可查，按时公布。
朱建德做事光明磊落，走得正，行得端，不怕任何人检查。”
知县在众目睽睽下，被朱德反驳地张口结舌。
这时，突然有人来报：“大人，衙门口聚集了许多人，他们要求释放……”知县清楚这件事本来就理屈，现在又怕事态扩大，只得把朱德等新派老师当天释放回去，学堂立刻复课。
保守派的势力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样一来，支持新派老师的人越来越多，报名上新学堂的学生，一下增加到七八十人。
但是，新旧两派的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保守势力鼓动流氓，雇用打手来对付新派老师。
他们故意把粪尿倒在学堂门口，在街头巷尾殴打学生。
朱德与保守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为了不让学生受到伤害，便教学生学习武术，防身自卫。
一天，朱德得到可靠消息说，保守派雇用的几个流氓埋伏在学堂附近，等待学生放学回家时，准备在半路上下毒手。
他便带着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拿着棍棒，跟在放学回家的学生的后面，以备万一。
果然不出所料，正当流氓下手之际，朱德带着学生赶到，经过一阵棍棒和拳脚的较量，抓住了几个流氓，其余都逃散了。
后来，把他们扭送到县府，那些家伙为了保全自己，只好把出钱雇他们的人供了出来。
（2）
朱德又联合学生家长逼着县府把流氓的供词公布于众，彻底揭露了保守派收买流氓殴打学生破坏办新学的阴谋。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保守派不甘心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继续玩弄卑鄙的手段。
一天，茶房的工友招呼大家去打开水，一个学生不依次排队打，在锅台旁推来挤去的打闹中摔倒了。
这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
保守派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诬蔑说是“小工打学生”，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吵闹不休。
朱德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再三向大家说明真相。
可是，那些保守派仍不罢休，又进一步去鼓动学生家长。
朱德为工友免受皮肉之苦，让他连夜出走，远避他乡。
保守派乘机把攻击矛头指向朱德，说是朱德唆使工友殴打学生的，并策划工友逃跑，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朱德对此事表示极大的愤慨。
经他耐心地进行说服，摔倒的学生出来说出了事实的经过，在场的学生也都站出来作证，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保守派的谎言。
为此，朱德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一年社会实践，朱德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使他开阔了眼界，经受了锻炼。
这一年来，他受尽了代表封建势力的保守派的欺压和排挤，亲身体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但他不气馁，不灰心。
在黑暗与腐败的社会里，像他一样的穷苦出身的人，不仅做不了官，而且也做不成事。
这时，他才清楚地懂得了“教书不是一条生路”，萌发了抛弃他一直向往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决心走出养育他的大巴山，到外面去探寻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突然间，传来了云南开办陆军讲武堂的消息。
朱德经过再三考虑，决心到云南去报考讲武堂。
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他为什么一定要到云南去呢？我们在他的自传里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写道：“问题就是非救国不可。
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重要的国防地带。”
当时，在外国列强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形势下，人们认为最危险的要算是我国东三省和云南了。
而东三省离四川太远了，他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报效国家。
在朱德要离开仪陇高等小学堂的前夕，他的恩师刘寿川与他彻夜长谈，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
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
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听从成都回来的人说，云南开办了讲武堂，正在招生。”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
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
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既然走出家门去投军，决不当怕死鬼。
说不上建功立业，但忠心报国，血洒疆场还可以做到。
我会对得起父老乡亲！”
刘寿川知道朱德家境贫寒，特赠给他几十块大洋作为路费，并再三叮嘱说：“要去云南从军之事，千万不要先告诉家里。
等到了云南后，再告诉他们为妥。
到时，我可去劝解一番。
你就放心地去吧！”
听说朱德要去云南，他的好友张四维、田玉如、李绍沆和他的老师刘寿川聚在一起，为他饯行，并凑了一点路费。
朱德非常感动，当场奋笔疾书，写诗一首以铭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
投笔去从戎，刷新旧国风。
云南同四川接壤，去云南谋生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就连生活习惯也差不多。
清王朝的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其中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批学生。
（3）
这也正是朱德去云南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朱德从仪陇高等小学堂辞职回家后，一天收到一封成都来信，是他在体育学堂的同学敬写的，告诉他云南陆军讲武堂夏季招生的确切消息，约他一同去投考。
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到云南去投军的信心。
当时，中国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一种观念，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从军事入手，也就是“强兵救国”论。
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
朱德在离家前，只告诉伯父说：“成都的同学来信说，现如今成都有官费学堂，上学不收学费，还管吃穿，毕业了有事做，我想去报考。”
伯父听了有些不大相信，难道世上真有这种好事？但又一想娃儿大了，又经了世面。
他想出去上学，看来拦也拦不住，便不大情愿地说：“那你就去吧！可家里没……”“我知道，家里为我读书欠下了许多债，今后我一定负责还。
这次出去的盘缠，我有了，是三叔给的。”
他三叔做小本生意攒了几个钱。
1909年的春节刚过，朱德就告别亲人上路了。
这次远行，他没有告诉家人和亲朋好友，连左邻右舍也不知道，以致没有人为他送行。
离家那天，天还未亮，他就起来收拾行装，仍旧背上他两年前第一次去成都时背的那个小布包，怀里揣着伯母为他煮的几个鸡蛋，双眼满含着泪水，告别了伯父、伯母，走上了那条出山的大道。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
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朱德赶到成都，找到同学敬。
2月初，朱德和敬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
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正是这次远行，将他铸造成了一个职业军人，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一个统帅三军的元帅，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一个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朱德从成都动身时，身上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小布包袱外，就是一捆草鞋。
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乐山）到了叙府（宜宾）。
他们在城里一家小客栈住下后，就去打听去云南的路线，寻找路上的伙伴。
这天，朱德结识了两个贩运盐巴的“足客”，从交谈中得知他俩打算跟着一队马帮去云南。
这两个“足客”原来是南部县盐井的盐工，正好朱德去盐井参观过，对那里的情况知道一些，谈话就更多了些内容。
“足客”说他俩是因为在南部闹工钱，老板勾结官府要抓他们，不得已才改名换姓，流落到此，做起了贩运盐的生意。
一来二往，他俩和一些跑云南的马帮混熟了，为了有个照应，每次去云南，总是跟着马帮走。
敬说自己就是南部人，于是越讲越亲热。
“足客”主动约他们同行，说跟着他们走，既不会走错路，也不会在路上吃亏。
还出主意说最好装扮成个做小本生意的，一路上也不至于引人生疑。
朱德觉得“足客”的话很有点道理，扮成个做小生意的人，也完全是为了一路上安全，何况还可以赚几个饭钱呢？他上街买了一只竹背篓，还买了一些针、线、手帕、小镜子、小木梳、牙粉、牙刷、香肥皂和一块防雨的油布。
第二天清晨上路时，只见朱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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