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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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继续准备军事计划。“华东华南的军事工作应该有个规划，如部队的番号、负责人、秘密通讯的安排等等。”他不顾危险，设法安排路线和联络员从上海带一些党员出来。他要鲍罗廷提供武器：“我们得有枪，质量更好的枪。”他还领导建起了贮藏武器的地窖。（14）
汪精卫显得心神不宁，如果只作为学术界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对共产主义也不反对，但对他来说，工人农民的好斗精神是太可怕了。为了安抚汪精卫，鲍罗廷告诉周恩来，他必须解除武汉工人的武装。上缴了一些破旧的步枪。“没有子弹，这些枪留着有什么用？何况大部分枪支都有毛病。”
他的计划更加具体了：必须夺取一座重要城市，这样才能恢复信心，再度取得仍然忠于革命、但信心已严重动摇的黄埔官兵的信任。7　月，作出决定，要夺取江西省省会南昌。
南昌地处战略要地，是交通枢纽，水利资源丰富，农村土地肥沃。南昌附近的守军还没有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所以还算比较“友好”。负责南昌治安的公安局局长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柏林发展的秘密党员朱德！
驻在湖南省会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公开屠杀了上百名共产党人。有人赶忙跑到武汉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情况，要求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但碍于那个以杀人为快的刽子手是汪精卫的同党，尽管这时“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但还是要给予支持，这是共产国际的命令，周恩来只好作劝说工作。
这时，共产党还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去夺取南昌，周不能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来危及军事进攻的计划。安娜露易丝斯特朗对鲍罗廷说：“我认为武汉还是革命的，却不知这股右翼风已把它吹到哪里了。”此时这位痛苦不堪，但多少聪明一点的鲍罗廷回答道：“你见过没有，一只兔子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条蟒蛇前，明知自己会被吃掉，但已经被吓呆了。手无寸铁的人在军队面前就是这样。”
汪精卫此时向登上中国这个军阀充斥的舞台的另一位新军阀冯玉祥求援。冯玉祥身高大英尺四，脑袋浑圆，声音低沉圆润，散发着俭朴的乡土气息，吃喝穿着都象个士兵。他还是一位基督徒，曾用橡皮水管给他的部队作洗礼。（15）他在战争中交了好运，击败了对手，控制了中国的西北部，以后又得到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的支持，这两个人都开始讨好冯玉祥。几年以后，周不无自嘲地说：“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冯玉样同意与汪精卫在黄河边的一座城市郑州举行会谈。汪精卫和他的部长们乘坐着满载芦笋罐头、冰镇汽水、新奇士桔汁和嘉莱巧克力的豪华列车前往郑州。这次会谈算得上是一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式戏剧。冯玉祥把汪捧了一阵，劝他把鲍罗廷和他的同伙送回莫斯科，因为他们“操劳过度，疲惫不堪”。汪精卫也劳顿有余，显得体力不及，是不是该到海外作一次长途旅行。

冯玉祥选择了投靠蒋介石，蒋给他送来很多很多大洋。汪回到武汉。共产国际又派来一位顾问，一位来自加尔各答、讲起话来喋喋不休的孟加拉人马纳罗易，他对中国一窍不通——这也是所有顾问共有的主要特征——但讲起活来滔滔不绝，可是周围的每个人却昏昏欲睡。他笨拙不堪，把斯大林　6　月　1　日发来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这份电报建议——也就是命令——共产党打进军队内部，加快农民没收土地的步子，组织工人武装等等。汪对罗易说：“谁都对共产党人的意图紧张不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汪这时大谈维持法律和秩序。谁也不知道在骄阳似火的酷暑笼罩武汉三镇之前，蒋介石为了让他离开武汉，给了他多少钱，紧接着，大屠杀开始。汪精卫赴欧旅行，几年之后才回到中国。
7　月，武汉的街道上杀人如麻。周带着夫人从家里逃出，他们在汉口洞庭路一位美国主教洛根赫伯特鲁茨家里躲了三天（16）。这是宋庆龄安排他们在那里临时避难的场所。鲁茨主教觉得周恩来心胸开朗，愿意讨论各式各样的信仰。“他对人类的精神价值如此深信不疑，我觉得他能成为一位出色的基督徒。”
7　片　12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最终被暂停领导职务。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和张太雷组成一个临时中央常委会。不久，常委会作出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还决定发动一次农民暴动，即后来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但共产国际迟至　8　月　7　日才批准这一计划。7　月26　日恩来离开武汉赴九江，从那里前往南昌。
“七月份武汉的大屠杀开始时恩来走了，当然他没告诉我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恩来知道怎样保守机密……党的机密，我不该知道的，他从不对我讲。一天早上，他对我说：‘我要走了。’我说：‘你要走了。’就这句话。每次他要走，我都想，可能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邓颖超也离开了武汉。“地下党负责照顾我。我和母亲转入地下，后来我们被送到上海。”
7　月　27　日，鲍罗廷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一道，’离开武汉，返回苏联。（17）他受到极为隆重的欢送，国民党官员们满脸堆笑地向他道别，而大街上，武汉的工人、工会领袖和青年团团员，就是在这些人的命令下，被枪决，被砍头。
起义就象一个没有定数的微积分，其值随时会发生变化。南昌起义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结果。周恩来作出这项决定，并不单是由于冷静的分析。满腔的愤怒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这次冒险。“牺牲者的鲜血是必须偿还的，我们岂能袖手旁观？”他估计，依靠南昌守军中担任军官的前黄埔军校学员组成的小小核心，可以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他记忆力惊人，能清楚记得在黄埔军校见到的每个学员的姓名、长相，这一点帮了他很大的忙。40　年后，他不仅还准确无误地记得在法国见到的中国留学生的姓名，甚至还记得他们干了些什么。（18）

张国焘拿给他一叠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内容都是提醒他们慎重从事的。张国焘说：“如果失败，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周恩来反驳说：“但是坐以待毙必定会前功尽弃。到了南昌我再判断形势如何。”他　7　月　27　日抵达南昌，住在朱德在花园角的住所。周恩来的朋友也三三两两来到这里，他们和周志同道合。这时，聂荣臻、陈毅、李立三、叶剑英和叶挺都来了。诗人郭沫若随身带来一捆书，包括他自己译的《惠特曼诗集》。刘伯承和林伯渠都是四川省人，是已故孙中山的老友。南昌还来了一位教书匠出身的勇士徐特立，毛泽东在湖南时他曾是毛的老师。另外还有一位脸色灰黄、已开始秃顶的年轻人林彪，他曾是黄埔军校学员。他们不顾一切地共同投身于一项危险的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抱有相同的信念，也是由于周个人的魅力。周恩来说：“不打，我们必死无疑。打了，我们可能会死，也可能会赢。”
周恩来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设了一个工作总部，公开身份是银行家。29日，苦恼不堪的张国焘接连发来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等他到后再决定，同时张国煮已启程来同周商议此事。
当时一位非共产党员的军官、二十军军长贺龙，也从周恩来那里知道南昌起义的决定。贺龙这时已是一位传奇人物了。他　12　岁时，抡起菜刀把一个威逼他母亲的恶霸砍死了。他是位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贺龙加入了国民党，又是秘密帮会哥老会（19）会员，这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朱德、刘伯承等人都参加过哥老会。贺龙是哥老会中的双龙头，地位很高。他一表人材，有点豪放不羁。周恩来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朋友。他们　6　月间在武汉相识，那时贺龙就表示过愿听共产党的话。所以周在　7　月　28　日到贺龙的指挥部把夺取南昌的计划告诉了贺龙，他回答道：“我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张国焘第二天到了南昌，他随身带来摽里摽嗦的罗易发来的一份电报：“推迟起义。力量对比尚不令人满意。”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建议你与负责南昌守军的张发奎取得联系。”周一直避免与张发奎打交道，他觉得这位大权在握的司令官可能会转过来对付革命者。不过，把起义推迟一天——推迟到　8　月　1　日举行——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几个小时后张国焘再次建议推迟起义，周恩来发火了：“派我来就是为了执行任务，我不会不干。有责任我担着。够了，别再犹豫了。”经过激烈争论，直到　7　月　31　日的会议上才决定　8　月　1　日凌晨举行起义。任命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刘伯承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所有的革命都会是乱糟糟的，充满了意外、流产、失误、疏忽甚至欺诈。中国革命的每一片段都是这种离奇情况的再现，加上始抖未及的好运和恶运。7　月　31　日夜，朱德设宴款待南昌的官员和地方军官。正在欢宴之际，一位下级军官跑进宴会厅，报告说外面有部队正在进行“异常”调动。朱德让客人们安心用饭，贺龙离席前去“调查”，实际上是去周那里了。“有人泄密，引起敌人警惕了。”周决定把起义提前两个小时，原定拂晓进行的起义马上开始。这时差不多已是午夜。贺龙从筵席上溜走，率领部队占领市火车站、市长官邸、体育场和政府办公楼。战斗进行到　8　月　1　日清晨　6　时，南昌终于落在周和他的追随者手里。他们向匆忙召来的省政府官员们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成立由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贺龙、叶挺、朱德、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及周恩来等人组成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将两位不在现场的夫人包括在委员会里，是想激起人们对孙中山的怀念，提高该委员会的威望。但这也有麻烦。所有这些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的。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工人农民不久前遭到屠杀。“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呢？他们会搞糊涂的……”周回答说：“就说这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国民党。”不过这话听起来很牵强。
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庆功阅兵式，五万南昌居民照例挥动旗帜、减着口号。撤出南昌后，在左翼行进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处置了自己手下的共产党军官后脱离起义部队。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只有一个幸免于难，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力量全被破坏了。这是我的过错。我警惕性不够。
10　年后，蔡廷锴成了共产党的盟友。20　多年后，又成了共产党政府里一位受尊敬的人士，40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把他列入需要保护起来的重要爱国人士，以免遭受红卫兵的冲击。
8　月　3　日蒋调遣军队进攻南昌。起义军陆续撤出南昌。这支革命队伍是“按计划撤离的”。周恩来早已作好了撤离的准备。“但我经验不足。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知识有限，而且都是来自书本，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利用我们的胜利，也不懂得撤退的策略。”撤离南昌的决定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以后在党的一些核心会议中又提了出来。那时周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次失误都要搬出来审查一番，有时对周充满着敌意。”我觉得主要错误是没有留在那里……不应该把军队撤出来。如果留在那里，开展农村革命，就有可能壮大我们的力量。可是南昌起义后，我们一直开到了汕头。”（20）
8　月　7　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下台。只有　20　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是其中之一。毛对自己能为抛开陈独秀出力感到很满意。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读了会议报告后却不太高兴。会议没让陈独秀露面，也没让他为自己辩护。在周的一生中，都力图以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方式处理党内斗争，但似乎别人并没有效仿他的榜样。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笨拙无能、斯大林判断上严重失误的替罪羊，当然就不能给他机会辩护了。　

会议同意毛在湖南发动一次农民暴动。这次暴动被称为秋收起义，是一次失败的壮举。毛率领他的余部上了湘赣交界处的井冈山。他在那里按照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军的模式建立了一个山寨要塞。这次失败的起义反而成了一次创造性的突破，因为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游击队根据地由此诞生了。这个小小的开端逐渐发展成宏伟的战略，并在　20　多年后，使共产党赢得了胜利。（21）
离开南昌的部队分为两路。朱德、陈毅和林彪向西南撤退，经过儿个月的跋涉，于　1928　年　4　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汇合。周恩来，叶挺、李立三、聂荣臻、贺龙、张国焘和诗人郭沫若，则向南进攻汕头港。要到汕头，他们一路上必须与沿途数不清的军阀激战。农民对他们抱有敌意，士兵中不断有人因疟疾而死亡。不过，他们终于在　9　月　24　日攻占汕头。周在　1925　年就夺取过这个城市并负责那里的工作，还在那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对这一地区可谓了如指掌。随他来汕头的不足两千人的队伍在这里露宿了一个星期。恩来还参加了一次欢迎大会，并作了演讲，坐在他身边的有贺龙和叶挺。29　日，出现了外国舰艇。载着蒋介石人马的英国船只露面了。四个军阀的军队同时向周的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汕头只好放弃，这支弹尽粮绝的小部队向西撤退。周说，他们准备在海陆丰的农民根据地重新进行整编，这个根据地是一位名叫彭湃的年轻革命者在有坚实公社传统的几个村子基础上创建的。
周把他的同事们召集到流沙村，这里有一座供奉天后的庙，天后是庇护渔民的海神。剩下的人员已不足八百。“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号了。你们谁对改换旗号有疑虑的，可以离开。”贺龙说：“我留下。”郭沫若说：“我留下。”郭在这年　8　月加入了国产党，贺在　9　月也入了党。有人回忆说这次在天后庙里为他们举行了宣誓仪式。说当时恩来正发高烧，在两个星期里闹了两次疟疾。他站在天后神像前，领读誓同，由于激动和体弱，他声音有些发颤。在一切似乎都已成为泡影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表明毫不动摇的奉献决心的庄严时刻。
会后，周恩来告诉李立三和张国煮，让他们回上海向中央汇报。这一次，共产党又是在上海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找到庇护所。周自己和其他人则留下来和士兵们在一起。“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活下来，但我应该留下来。”从汕头撤退的过程中，他们丢失了积攒起来的两箱大洋和黄金。刘泊承、郭沫若等乘小渔船设法到了香港，并分头回到上海。周恩来带病和时挺、聂荣臻继续向海陆丰进发。他身体太虚了，只好用担架抬着走。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他们到了海陆丰，周被送到当地一位医生那里，医生给他吃了奎宁。几天后他们租到一艘舢板，顶着风浪把周送到香港。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很诙谐地讲述了这段海上之行。（22）
周恩来到香港后，住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一处住所养病。不久，他们分头回到上海。周是　11　月上旬抵沪的。　

注释
①　有关中国工人的状况，当时已有许多书进行了介绍。参见路易艾黎著《中国岁月》，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路易艾黎当时在上海担任工厂检查员。
②　周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在同一大楼里。
③　赵世炎（1901—1927）四川人。1920　年　5　月赴法。1921　年　2　月至　1923年与周在一起工作。1923　年赴莫斯科，1924　年回国，在上海负责工会工作。1927　年　7　月被捕牺牲。
④　罗亦农（1902—1928）湖南人。1920　年在上海协助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年在沪生活。1921　年赴苏，1925　年回国。1928　年　4　月被捕牺牲。
⑤⑦　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⑥　《共产国际中的中国问题》，斯大林的讲话保密多年。
⑨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人，诗人、翻译家、剧作家及考古学家。翻译法国诗歌、介绍”新潮”无韵诗、翻译《惠特曼诗集》。1923　年在广州参加孙中山政府，1924　年与周恩来相识。有关生平见克莱恩和克拉克所作传记及郭氏自传，法文版，1970　年巴黎加利玛出版社。
⑩　作者　1956　年、1964　年和　1969　年三次采访郭沫若。会见在北京的作协及郭氏家中进行。
⑩　　　　见作者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
（11）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美国知名左翼作家、记者。1970　年在北京去世，葬于北京，参见她所著《中国众生》（纽约康纳德—麦卡恩出版社）及《我改变了世界观》。书中有关于这段时期十分珍贵的回忆录。
（12）瞿秋白（1899—1935）江苏人。一度就读于北京大学，受李大钊影响。1920　年作为中国左翼报纸《晨报》的特派记者赴莫斯科，精通俄国语言文学，在苏常驻三年。参见克莱恩和克拉克所著《名人传记词典》。
（13）张国焘（1897—1979）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一大的　12　人之一。1921年　10　月出国赴莫斯科学习。见克莱恩和克拉克著《名人传记词典》。
（14）与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成员座谈。周早年在创建共产党情报部门及组织地下工作方面所做的工作一直十分神秘。有关周生平中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参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出版。
（15）有关冯玉祥轶事，参见韩素音著《伤残的树》，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有关汪精卫去郑州见冯所乘列车的轶事，参见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的文章。
（16）见　1972　年和　1973　年作者在纽约采访鲁茨主教之子约翰麦克库克鲁茨谈话记录。作者与约麦鲁茨之姊哈登女士谈话录。作者对鲁茨提供的有关周恩来的材料深表谢意。参见约翰麦克库克鲁茨著《周》，纽约杜博迪出版社　1968　年出版。（17）见已故佩西陈是孙中山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之子，1927　年陈负责驾车送鲍罗廷和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经中国内地去苏联。
（18）很多人证实周的记忆超群。直到晚年，他还保持着准确记住每件事每个人的具体细节的天才。
（19）哥老会，又叫袍哥会，是中国西部和西北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青红帮主要控制上海，而哥老会则控制内地五省。
（20）见周恩来由南昌至汕头的路线图。
（21）见韩素音著《早晨的洪流——毛泽东的一生》，伦敦乔纳森开普出版公司出版。
（22）《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　年出版。

第六章　整顿恢复党组织——伍豪之剑（1928—1931）
——1927　年　11　月周恩来到达上海，奉命负责党和军队的整顿工作
——1928　年　5　月赴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1928　年—1930　年平息党组织内的宗派主义和变节浪潮
——发展秘密情报交通网和地下组织，打入国民党组织
——命令分散红军成小股游击队散入乡村根据地但遭到毛的抵制
——1929　年　8　周陈毅向周报告毛的根据地情况，周撤回命令
——1930　年　3　月赴莫斯科
——1930　年　12　月李立三被赶下台，周遭到批评
——国际路线派统治了党
——1931　年　4　月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
——对顾顺章家人的惩处
——1931　年　12　月上旬离沪，1931　年　12　月底抵达毛的新根据地　
　　
一场又一场灾难几乎毁灭了他们的党，但他们仍是争吵不休，对理论学说的迷恋丝毫未减。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知识分子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攻讦，为自己——或应说是共产国际的——失败寻找理由，尽管这些年青人空泛议论，但他们中很多人不乏勇气，有些人则愿为信仰英勇就义。
临时代替陈独秀当总书记的是脾气暴躁的诗人瞿秋白①。周恩来一到上海就因南昌起义失败而面临非议。但是到了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周去做。重振这个士气低落、失血过多的党的任务落到他的身上。“一有工作便落在他肩上，一出差错便责备他，但他从未表现出气愤……。”②
没有军队，党就无法生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战略家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③一书中的教诲。孙子的观点用毛泽东简明扼要的活来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需有一个军事工具。这个观点此时已被完全接受了，周彼指派负责行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在党的组织部和军事委员会里地位显赫。这时，党和军队已合为一体，对它们进行的恐怖镇压反而使两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1928　到　1931　年间的情况有些模糊不清，因为党转入地下，对隐蔽活动不易清晰描述。关于这凡年间周的活动，长期来事实与“神话”混杂在一起，难辨真伪。虽然许多事件仍然不清楚，但现在总还可以叙述得比以前更准确一些。当时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共产国际坚持认为全中国处于“革命高潮”，而这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共产国际新近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