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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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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2 月周恩来赴西安，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进行谈判
——1936 年 12 月圣诞节蒋介石返回南京，并带走张学良
——周恩来因放走蒋介石受到责怪，并留在西安，通过其他渠道继续谈判
——1937 年 3 月平息西安动乱，返回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根据地
——1937 年春季与夏初数次往返于南京和其他城市，与蒋介石会见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发主冲突
——1937 年 7月底日军侵犯华北
——1937 年 9 月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我坐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①的客厅里，客厅中摆满了他在中国几十年里搜集的瓷器、雕塑和绘画。在中国革命的早期，路易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知道许多从未对别人讲过的秘密，但现在他可以对我讲了。“甚至在长征时期，党也从没有同上海和其他城市地下核心成员完全失去联系。派来的地下交通都是举止沉着的年轻人，看起来象是店员或学生。他们来到我在上海的家。当时没有人会怀疑我，因为我是上海英国人雇用的工厂视察员。我们有一批人……有负责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莫德巴塞尔；有精力充沛、充满檄情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是一个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勇敢的美国记者，但是她全身心地支持革命活动。还有其他一些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犹太人。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其他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史沫特莱喜欢秘密活动，她把地下交通带到我这里，说‘这是查理’，或‘叫他比尔’，而从不讲他们的姓名。地下交通就会对我说：‘我们需要这个，……你能试试看吗？’于是我就试着办了。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它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个名叫亨利巴林的人，因为试图援救一些共产党人而被杀害。路易讲，‘而英国警察却说他是自杀的。”
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曾在美国威斯理安学院受过教育，是共产党人坚定而可靠的好朋友。路易说：“因为蒋介石是她的妹夫，所以她神通广大……，很能私运违禁品。她坐在小汽车里，身裹皮大衣，把机枪零件抱在胸前……她无所畏惧。她向新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运送装有手枪和弹药的箱子。这些箱子是作为寄给外国人的货物托运的，不受检查。一个名叫赫伯特温奇的牙科医生，是从希特勒德国来的难民，他在西安开了一个诊所，许多箱子运到他那里，箱子上注明是医药用品。那些日子可真够意思。”追忆那些壮丽、激动人心和充满危险的年月，路易感奋不已。
四千名长征的幸存者播下了谷种子。当时粮食极为匮乏。他们必须得到农村的支持，所以他们实行的土地改革极为温和，主要是取消月息 60％的高利贷。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深得人心。赶牲口做买卖的小商小贩受到欢迎，而且就地现金交易。这样就保证了煤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第一个冬天是艰难的，但是到了春天，尽管受到一些进攻，根据地还是站稳了脚跟。
在最初的几周里，对周恩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电台和保持同外部世界的通信联络。这对根据地是生死攸关的事。路易回忆说：“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定时得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周恩来是一个天生的联络家，他懂得媒介、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以及接收国际新闻的重要性。唯其如此，才可能有两个美国人于 1936 年来到了根据地。一个是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②，后来他以中国名字马海德而知名。他带来许多箱子的药品，这些药品是通过澳大利亚人埃里克兰多尔和南斯拉夫医生博依西克买到的。马海德把这些箱子带到了根据地。另一个就是 1938 年来华的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后来又来了一个英国无线电专家，他是贵族林赛勋爵的儿子。就这样周恩来打破了蒋介石想孤立共产党人的企图。
第一座电台架设在距离保安总部大约 10 公里的一个村庄白家坪。到1936年，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记述的，已有 10 几个地方架设了电台，还建立了一所有 90 名学员的无线电学校。电力是靠一种原始的发电机提供的，这种发电机要用风车或用脚蹬轮子来发动的。周恩来在叶剑英的帮助下亲自监听所有的信息。他的住处靠近白家坪的主要电台，如有什么事他就骑马去保安。因此，他总是最先（如果他不在，就由叶剑英）得到其他电台捕捉到的信息。后来甚至收到东京的消息，当然上海更不在话下。1936 年年中周恩来建立了新华通讯社，开始从这个红色根据地定时向世界播送消息。新华社就是今天中国官方的通讯社。
路易告诉我，他的朋友、英国工程师康普林从收音机中收抄新华社的消息，然后再从上海转送到香港。周恩来把廖承志（就是那个从张国焘屠刀下解救出来的廖水手）派去香港。廖把这些消息再散发给经过挑选的西方记者。路易说：“但是，真正打破蒋介石、日本人和西方强加给红色根据地封锁的是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西行漫记》）这本书使全世界发现了这些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周恩来还解决了同当地人的关系问题。新来的人大部分是南方人，习惯于吃大米，但又不得不吃他们不喜欢吃的小米。当地的许多风俗习惯对他们都是陌生的，还要同秘密帮会打交道。幸运的是，这个帮会是哥老会③，又叫袍哥，与四川省占优势的帮会是同一个组织。周恩来指示他的下属和工作人员加入哥老会。依靠这种关系，他们运送的货物和武器通行无阻，而且安全也有保障。周恩来说：“努力争取哥老会的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将一切的哥老会员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来”，使他们认识到“……蒋介石在上海、武汉曾利用过青红格头子屠杀工人，但青红帮弟兄得到什么呢？……我们要正告哥老会的弟兄：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就得到解放。”
然而周恩来统战工作最大的胜利，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功绩，是“捉住”了蒋介石。这是在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中最扣人心弦的插曲之一。
在根据地以外，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和鼓动下，从 1935 年 12 月到 1936年 1 月在南京和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学生运动④。尽管蒋介石使用警察镇压，但这个运动仍然在继续。红色根据地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利用这次运动向全国呼吁团结，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决心抗日。几个星期之后，声望极高的宋庆龄和其他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把一切想要抗日的人组织起来。此时，被蒋介石称为“残匪”的困在黄土地上的这些人，突然显示出他们举足轻重的作用。
统一战线的战略是一个天才的创造。它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的同事共同智慧的结晶，但主要应归功于毛泽东的远见。毛泽东十分透彻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爱国主义并领导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它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言而有信，1936 年 2、3 月间，周恩来和毛泽东领导了对日战区的几次军事进攻。2 月间，周恩来指挥的进攻是短暂的，是对日军的侦察和试探。3 月间，毛泽东率领一些部队，越过黄河，进入邻省山西，缴获许多战利品，凯旋而归。战利品中包括从军阀的银库里搜来的一批钱币。
路易说，“我被叫到西安，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查理⑤，他交我一些大包裹，上面标明是给培黎学校的书籍，培黎学校是我在西北建立的。这些包裹里装的全是山西省的钞票。当时每个军阀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地方货币可以兑换南京蒋介石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些山西省的钞票兑换成中央的钞票，然后再电汇到西安。”路易把这些钞票加以清理，因为其中有些沾有血污，有些上面还有弹孔。他回忆起在上海的一个美国教师曼尼克拉尼克如何把这些钞票修补得完美无缺。最后，再由宋庆龄电汇到西安，收款人是“查理”。
在周恩来看来，统一战线的战略必须从两个方面去实施。首先，要争取根据地所在的陕西省的军事长官，这样可以使蒋介石对他们下达的“剿匪”命令不起作用。第二是通过有效的通讯和宣传网把统一战线扩展到全中国。结果这两项措施都实现了，周恩来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所作的一切无人能够取代。他富于魅力，言谈机敏，目光远大，又善于鉴别人才，所有这些都是非凡的。
西安是一座具有 2200 多年历史的城市，经历过辉煌灿烂的唐朝的鼎盛时期。在 1936 年，有两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驻在这里，一支是杨虎城将军指挥的西北军，主要由当地人组成；一支是张学良将军指挥的东北军，是由东北人组成的。张学良，又称少帅，是从前东北一个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放置在铁路上的一颗炸弹炸死，张学良接管了他父亲的领地。但在 1931 年由于日本人的进攻而被迫撤出了他所统治的地区。1932 年日本人把这一地区变成了独立的满洲国⑥，让一个满清王朝的后裔溥仪当上了皇帝。现在，驻扎在西安的少帅和他的军队接到蒋介石要他们去消灭新的红色根据地的命令。但是，他们的进攻被到达陕北不久、经过长征的军队击退了。共产党人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把被俘的官兵当朋友看待，为他们治伤，并给每一个被俘的士兵发一块银元。周恩来去看望他们，同他们促膝谈心。这样做是很了不起的。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谈到了东北，他在东北念过小学。他回忆起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和那里人民的爱国激情。他关切地询问了被俘官兵家属的情况。为了慰问这些俘虏，还为他们演出了节目，唱起了怀念东北家乡的歌曲。甚至连军装都为他们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让这些俘虏回到了他们的部队。他们的回归以及他们讲述被俘后所受的待遇，都为共产党做了最好的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错误的，……我们要打日本，……我们要返回家园。”几天之内，整个军队都受到了震动，张学良也受到了震动。他的副官问他：“是不是把这些叛徒都枪毙？”少帅回答道：“由他们去吧！”他心烦意乱之极。“他在窗前呆了几个小时，凝视着隆冬笼罩的大地。”当时在场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这位朋友就是王炳南⑦，他是周恩来派出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具有惊人记忆力的周恩来想起了 1935 年仍在德国的王炳南是杨虎城将军的亲戚。王炳南同一位德国妇女结了婚，夫妇二人一起回了国，在 1936 年 2 月到达西安。这样，周恩来就有了接近两位将军的最好的情报人员。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还有高级情报收集者弥勒佛李克农，他有一个地下工作网。
杨虎城⑧不能容忍日本人占领中国。他对王炳南说：“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的祖先？”周恩来给西安的两位军事长官写了一封信，欢迎他们中任何一位与共产党共商抗日问题。
最后于 4 月 9 日，在一个名叫延安的贸易城镇的天主教堂里，周恩来与少帅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过去延安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现在仍以一座宏伟的宋代宝塔而闻名。当时延安还不在红色根据地的范围之内，由杨虎城的士兵在那里巡逻。到了 12 月，杨虎城主动把延安让给了共产党。不久，延安这个词就代表了整个根据地。它成了一个重要的字眼，它是希望的象征，抗日的象征，一个新的耶鲁撒冷圣地。在 1937 年，数以千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开始离开沿海城市奔赴延安。
在被遗弃的教堂中殿，对着布满尘埃的祭坛，张学良和周恩来面对面地坐着。他们的警卫和随行人员，其中包括李克农和“查理”，都等在外间。张学良身着笔挺的军服和黑色的毛料斗篷。周恩来身着灰色棉上衣和红军游击队军裤，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剃刮干净，因为根据地虱子很多，当时正在开展灭虱运动。
会谈持续了五个小时。散会之后，周恩来谈到少帅时说：“他一身正气。也许他太老实了……他的问题在于他对蒋介石太过于忠心了。”
张学良拒绝考虑关于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很快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如果同时对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将面临很大的危险。不论有多么困难，都必须让蒋介石明白联共抗日的道理……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毛泽东说，这根本不可能。毛泽东骂蒋介石是“龟儿子”，还用了其他一些轻蔑的字眼。周恩来进行了深思熟虑，然后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要在心理上迫使蒋介石别无选择。“人民愤恨他，这种处境使他进退两难。要使他醒悟到：如果不抗日，他的朋友和他的支持者甚至会离他而去……为了他的切身利益，也许他会回心转意……他不是一个蠢人。”
周恩来使毛泽东勉强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同少帅的第二次会见中，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愿意作抗日的国防政府首脑，我们将很高兴同他合作，并且承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当然，这样一个政府还必须由所有政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代表组成，不论其政治或宗教信仰如何。
周恩来说，这个方案必须是任何协议的前提。张学良很高兴。当然，周恩来并没有向这位年轻人指出，这个方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受到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承认，它将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而不得再称之为“赤匪”。据说周恩来曾向张表示，在你向蒋委员长商谈此事时，我非常愿意作你的人质。张学良回答说：“我不需要人质……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打日本的愿望我和你一样强烈。”但是，他是蒋介石的部下，不能擅作主张，他要向委员长报告。
少帅给蒋介石写了信，但得到的唯一答复是一纸让他向红色根据地发起进攻的命令。6 月，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执行了这个命令，以此来“表明他的忠诚”。当然，他的军队被打败了。周恩来写信给他说：“杀亲兄弟喂狼，天理难容。”据说，感情丰富的少帅看信后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如愿以偿。由杨虎城、张学良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三方签署了协议。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目的是协议的基础⑨。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十分亲密，周恩来的左右手叶剑英甚至可以给杨、张的军官上训练课了。周恩来在张杨的部属中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朋友。在少帅参谋部里负责政治工作的人（也许这不值得大惊小怪）竟是周恩来的一个同学。从前他们都在东北的东关小学上过学，当时他们还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为了把说服蒋介石周围的人作为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号召的具体行动，周恩来写了许多信给知名的知识分子、南京政府人士、部长、法官和教授们……。5 月 15 日，他写信给南开学校的老校长张伯苓，他以优美的古文赞扬了他所尊敬的要求抗日的老师。信中说：“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他讲述了红军长征是为了保存活力，北上抗日“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
1936 年 8 月，周恩来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国民党的一封公开信，由新华社播发，全国所有报纸都登载了。信中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这封信发表的正是时机。这年 6 月，即两个月之前，蒋介石还在忙于镇压军阀陈济棠的“叛乱”，因为这位南方军阀主动后撤 20 公里，让红军畅通无阻地通过。当时红军冲破了封锁瑞金根据地的包围圈。陈济棠宣布参加抗日，另外两个军阀也一致行动。蒋介石派出军队来对付他们，虽然他们被镇压下去了，但这一行动所产生的震荡却遍及各地。蒋介石怎能这样一意孤行？对蒋介石的敌意在增长、在扩大……。
周恩来知道，骚动不安和无言的愤怒在日益增长着。他写信给他的宿敌CC 兄弟⑩陈立夫和陈果夫，在黄埔军校时他们俩曾组织学员反对过他。周恩来向他们建议举行一次会议，就抗日问题“作负责之商谈”。二陈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亲密。可以肯定，他们一定知道蒋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同一天，即 9 月 1 日，周又写信给胡宗南将军（11），胡也是黄埔的学生，据说是蒋介石最得力的军事指挥官，深得蒋的器重。信中说：“黄埔分手后，……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9月 22 日他又写信给 CC 兄弟和蒋介石本人。
信中称蒋为“先生”，周恩来回忆起他们成为敌手已经 10 年。“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蒋虽然承袭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但他背弃了孙先生的遗教。1924 年孙中山宣布建立了统一战线，由于实行了这一统一战线，蒋介石当时取得了一些胜利：创黄埔、练党军，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所谓“亲离”一词不仅指宋庆龄，而且暗示对蒋的抗议还来自其内兄宋子文和他本人的妻子宋美龄。周恩来在信中继续说：“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使抗日无先生，将今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
蒋介石没有复信。
＊＊
现在，事情再一次回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又行动起来了，他通过共产国际对国外共产党发出指示。王明仍在莫斯科，一直把毛泽东的名字排除在一切出版物之外，毛不过是一个地方游击队的指挥员。对遵义会议则一字不提。对李德写下他自己的印象，并且多年来就一直听李德的。斯大林担心苏联在两条战线作战。现在他指示欧洲共产党各自在本国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对抗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阻止危险的军国主义日本在中国取得胜利。由于日本在中国节节胜利不受阻挡，莫斯科现在正大力设法同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
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共产国际里的俄国同志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早在他们指示之前就已存在，难道不正是在莫斯科受到赏识的王明反对同蔡廷锴及其 19 路军和福建省的指挥官们结盟的吗？但是政治家并不喜欢别人提醒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现在莫斯科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蒋介石争取过来。这意味着，如果蒋介石亲自宣布抗日，并同意不侵犯莫斯科的东方领土，中国共产党就可能成为一个小卒，一个抛给蒋介石的行贿礼品。
很明显，苏联的建议模糊了“争取”蒋介石同我联合与把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并牺牲红军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大声喊道：“决不让龟儿子一个手指头来碰我们的红军。”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暴怒作了温和的解释：“看来我们的苏联同志对形势的分析还不够清楚。”
周恩来向莫斯科仔细地分析了形势，详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种派别的组成情况，其中有的亲日、有的亲美。周恩来的结论是，只要不把红军的指挥权交到蒋介石手中，我们还是有可能占优势的。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是进退两难，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他的营垒内部找到支持者。
周恩来还提议，现在是莫斯科向延安送一些武器弹药和装备的时候了。在过去两年里，莫斯科不知为什么忽略了这件事。
10 月，蒋介石飞到西安，责备少帅和杨虎城进攻红军很不得力。他召集他们的军官训话，“日本离我们很远，而共产党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首先消除眼前的隐患。”这些话很不受欢迎，因为很多军官来自东北，他们的故乡还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蒋介石向少帅发火：“你不守纪律。”少帅想解释，但蒋介石根本不听。蒋又飞往黄河岸边的洛阳，在那里他部署了庞大的军队。现在，杨虎城和少帅明白了，蒋介石可能要把他们的军队从西安调走，让洛阳的部队接替他们。10 月 1 日，蒋介石向他的所有指挥官颁发了奖章，但唯独没有给杨虎城和张学良。
周恩来继续施展他的灵活策略：对各级干部进行安抚，解释和劝导。他对红军的指挥员和政委说，在同地方军队发生的零星磨擦中，“要用政治智慧解决，而不要使用武力。”他对鲁莽而好战的彭德怀（石穿）想要在战场上取胜感到非常担心。“要网开一面，放他们走，这会赢得朋友。”他指示新华社和在根据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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