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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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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学校，他曾经写文章和作演说，抨击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孙中山民国的失败，中国沦入无政府状态……他在日本问他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人能做什么来拯救中国呢？吴瀚涛点头回答道：“学习。”此时他已在京都大学学习并已美满地结了婚。吴认为会出现一位“强人”来拯救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批精英、知识渊博的医生、工程师和教师……
1917 年 11 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震撼了世界。日本广泛报道了这一事件，然而它显然并没有使周恩来欣喜若狂。他到报亭上去买报纸，他保持着细心阅读报纸的习惯。但是他的心境依然难以摆脱孤寂苦闷。后来，他接触了京都帝国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河上肇博士编辑出版的《社会问题研究》。这是周恩来首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但并没有立即就着迷。他把刊物带回家中阅读。
1918 年 1 月他接到老家淮安来信，得知留居驸马巷的叔父周贻奎去世。父亲和其他亲戚经济困窘，在东北的伯父贻赓心地善良，现在要照顾恩来的两个弟弟。周在日记中写道：“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而他又身居国外，口袋里几乎分文皆无，全仗朋友们的帮助。他一度曾想从佛教中取得慰藉，在他的日记中可看到这样的话：“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不过，他接着写道：“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
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春天来临；日本的秀丽景色使他的心情逐渐开朗。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在新的一年里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仿佛是对他奋斗的一种答案，或者说是对他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痛苦的灵魂的一种报偿，他又重新阅读起在南开学校时曾经看过的《新青年》杂志。
这一回，他真正地悟出了道理。
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我自前天忽然地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
他终于找到了线索。单凭科学和学习是救不了中国的，无论“贤人政治”还是强人，也都救不了中国。必须有一种政治理论来指导变革的行动，来振兴亲爱的祖国。必须要有一批献身于这一事业的人……
他制订了自己的学习工作规则。每天用 13 个小时半来学习、读书和看报，3 个半小时满足身体的需要，睡觉只用 7 个小时……这一切使他磨练了自己。为了中国的未来，他自己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地与之结合在一起了。
1918 年春，日本对当时统治着北京的北洋军阀联合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中国学生对日本蛮横无理的态度忍无可忍。他们以卷起铺盖，纷纷回国的行动抗议军阀政府卖国行为。此时，恩来在东京已加入一个学生组织，名叫新中学会。新中学会组织学生举行各种集会，抗议中国军阀无耻卖国。学生们举行游行，恩来与新中学会 350 名成员中的约 100 名学生一起前往中国领事馆，遭到警察的阻止，周恩来对警长说，他们的游行并非骚动。他们仅是要递交一份请愿书。他既彬彬有礼，又义正辞严。警长不得不撤走警察，并称赞他们秩序井然。③当晚，恩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多么精辟的论述！他接着说，在过去，中国总能把征服者吸收同化，但是现在不能了。要由中华民族来主宰我们自己民族的命运，抛弃自己的弱点。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周恩来所说的实际上是他一辈子的信念：人只有首先改造自己才能改造社会。
1918 年 4 月，南开学校的两位奠基人严范孙和张伯苓在赴美途中抵达东京。南开将成为一所全日制正规大学，⑨许多经费来自于美国。在东京学习的南开学生设宴款待这两位师长。恩来出席了晚宴，后来又去看望严范孙。从严范孙的日记中看出，他俩似乎作了一次很长的谈话。显然，严对周恩来学业成绩不佳感到失望，也许他再次资助了他……但是恩来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而报考第一高等学校未被录取。他在日记中承认心情非常懊丧。那年 7月，他归国探亲，在北京看望了父亲。贻能和在淮安的一家经济依然十分贫困，这使恩来更加懊丧。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似乎没有什么出路。要不然，就得依靠象伯父贻赓那样运气较好的叔伯。9 月恩来返回日本，决心全力以赴投入学习，也许想争取获得一笔奖学金。
他的朋友吴瀚涛替恩来十分担忧。他邀请恩来前往京都与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你一定得来……京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你会喜欢的……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恩来深受感动，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在京都车站，他看到瀚涛在等着接他时，眼泪夺眶而出。他在吴瀚涛夫妻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据说恩来作为非全日制学生进了京都大学，断断续续地到学校去上一些课，他却无法专心于学习。他开始了解日本工人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亲眼目睹了因农业歉收而引起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以及声援贫苦农民的游行，称之为”米骚动”。他曾经谴责中国的军阀统治，然而日本也是个军国主义的政府。这时他阅读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他问吴瀚涛是否能安排他与京都帝国大学的河上肇教授见一次面，吴未予安排，因此恩来从未见到过河上肇。1918 年 4 月，周在日记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他接着问道：而后怎么办呢？后来，他逐渐成为河上肇主编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越来越热心的读者。
周住在吴家帮助吴夫人做饭。他每天早早起床搞好卫生，整理房间。吴夫人不仅整天要上课，下课回家后也要干家务。此时，她回到家中常常发现周恩来已经做好了饭。吴瀚涛知道恩来喜欢喝酒，有时回家就带回一瓶米酒来。两位朋友边喝边聊，可是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恩来一个劲地谈论他所热衷的社会主义刊物，极少谈论其他。只有中国人进行的革命才能救中国……”光靠一个强人……一个人能做什么？要有许多许多人，团结一致，组织起来……才能成就大事……”周边谈边喝、边喝边谈，争论越来越激烈……”要革命，否则就没有变革……这是我们的任务……”吴再也忍不住了。他吼道，“你再这样喝下去的话，你根本救不了中国。”说着，他把酒瓶往地上摔个粉碎。
恩来默默地看了一眼地板，转过身去找来一把扫帚，把碎片和地板清理干净，吴的妻子感到不安，也劝道：“你喝得太多了，恩来……你在学校里就太爱喝酒……”
***
1919 年，春天来到日本，这是樱花盛开、令人心旷神治的季节。周恩来来到岚山公园，到处秀色可餐。恩来写道：“我要了解，要向世界各处学习……秀才要知天下事……若有所不知，应感到惭愧。”
不仅是知识，而且那大自然的美，也一度使他如痴如醉：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饶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京都沐浴在烂慢的樱花丛中。恩来在园中缓步踯躅，一手摸着口袋中他在南开学校时的回民同学马骏给他的来信，“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他徘徊思忖，内心深处，另一个自我在骚动。在壮大，不让他沉醉于绮丽风光之中。他的诗流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每首诗既是赞美，又是诘责。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他的心可并非无碍，并非无动于衷，并非无拘无束。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他没有陶醉于美丽的景色，也不能满足于现状或孤高自赏，他必须投身于历史的洪流。所以他必须离开日本，给他既热爱又憎恨的那个国家和人民写下惜别的诗句。在日本，他曾一度迷失方向，但又自己摸索到了方向。在日本，铸造个人生涯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可能在模糊中窥见了一点光明、未来的一种先兆。
说起恩来在日本的经历，不能不谈到一件发生在火车上的事。那是在由东京下关开出的一列火车上，他遇上了在函馆商业学校任教的元木省吾。两人攀谈起来。元木省吾回忆道，“他谈到我们两国的人民，讲得那么有感情，那么关切，那么热情。”周给了他一张名片，名片上除了恩来的正式名字外，还印有他的号“翔字”两字。54 年后，1972 年 9 月 29 日，元木老人的孙子作为一个日本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北京时，带回了这张名片和那位 88 岁老人元木省吾的记忆。“他仍然记得你，”周恩来深为感动⑩。
1919 年 4 月，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弟弟恩寿在大连的码头上接他，两人一起前往沈阳，恩寿与伯父贻赓就同住在沈阳。两天后，周恩来离开沈阳，去哈尔滨后回到天津，及时赶上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革命，即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1919 年 5 月 4 日在中国是个纪念日。当时全国青年都行动起来，这批青年今天已被叫作“第一代革命家”。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飞跃的进步，从而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此起彼伏。学生领袖均是自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的矛盾现象的产物，其中许多是在“新学”堂里受到了关于民主和独立的教育。
被西方列强承认为中国“政府”的北洋军阀在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加入法国、英国和美国反对德国的协约国。30 万中国工人乘船前往欧洲，到劳力匮乏的法国和英国工厂里做工，到战场上去挖掘战壕，运送伤员。（11）西方民主国家则允诺，中国所不满的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强加于她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将会设法予以改变，对中国食盐垄断和海关的控制，在天津、上海和武汉等城市获得的治外法权，完全在西方管辖之下的租界等等无理剥削措施都将得到纠正。可是，1919 年战胜德国后，当欧洲列强在法国谈判签订《凡尔赛和约》时，它们不理睬，或者甚至拒绝讨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态度暧昧。中国知识界中的许多人——学生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寄托在被视作民主之邦的美国身上。然而，这些崇高的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从巴黎会场上传来了一些流岂中国报刊纷纷加以登载。人们聚在一起阅读有关中国被大出卖的最新消息。现已弄清，欧洲协约国在 1917 年就曾向日本作出秘密保证，要把从前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即山东省让给日本。这些民主国家曾希望日本将就此与它们合作，保障它们在亚洲的殖民财富和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
整整一代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在新学堂里受过教育，对于民主、自由充满着巨大的幻想，由于国联——中国也加入了该组织——的建立而对一个新的、公正的世界充满希望，此时才极度痛苦地认识到，他们所相信的言词只对白色人种和殖民主义者有效，而对于他们自己及其祖国是无效的。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由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学者顾维钩率领，未能前往凡尔赛签订和约。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威胁和压力下，北京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最终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中国学生和旅法华工包围了代表团下塌的吕特蒂旅馆。顾维钩本人也十分不情愿在条约上签字，便取消了凡尔赛之行，代表团一行回到国内。
北京一些大学生写的五四宣言说道：伍德罗威尔逊的话犹如先知的声音传遍了世界，增强了弱者的力量……中国人也听到了。他们被告知，在战后的分配中，象中国等民族就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秘密公约和强行签订的协议将不被承认。他们盼望着新时代的黎明一一但是，太阳没有在中国升起……
在那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中国各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数以百万计，从 5 月开始，持续了好几个月。参加者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有各界人士，包括小学生。在街头巷尾，年轻人成群结队，有的只有 12 岁，向听众宣传，揭露卖国行为，号召同胞们抵制日货。在边远省份，茶馆里的说书人讲的也是关于卖国求荣和背信弃义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妇女和女学生们也首次走上街头，在销售日货的商店和企业外面设置纠察。
以后的两年内，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青年开始向往另一个国家，另一种制度。这个国家和制度指出了公正和平等的前途，教导人们必须摧毁压迫、剥削的制度和帝国主义。这便是新生的苏联。而能够拯救中国、使中国获得自由的真理似乎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在中国与诸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著名的学者进行过秘密的接触。
***
周恩来出席了南开学生 5 月 10 日晚上召开的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介绍了日本的形势。他受到了回族朋友马骏和马千里的欢迎。马千里此时已是南开大学国文系的助理主任。“我们一直等你回国。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人来组织学生。斗争是长期的。”
首次冲突就发生在南开大学。一位亲日的军国主义分子（12）将要成为校董。周被选作代表去向校长张伯苓表达学生们的反对意见。张气愤地对他说：“学生就应当学习，不要沉迷于极端的政治。”于是，周就给留日的南开同学写信，谴斥张伯苓和学校董事会“接近卖国贼”。
周恩来写道，”校长方面是天天讲 DemQCrocy（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张伯苓怒不可遏，想把有关周恩来于 1917 年从该校毕业的记载从校友册内删掉。但是最终他并没有采取这一行动。
周通过助理主任马千里的关系进入南开的国文系，这使得他有可能到校园里去活动，尽管他从未上过课。1950 年，他作为中国的总理在兴办一项新的教育计划时对大学生们说道，“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一天也没有。”他在河北街上一所拥挤不堪的屋子里租用了一个小小的房间，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名组织游行示威、召集会议、抵制日货的职业宣传员。
《新青年》杂志犹如激进学生的圣经，两位编辑李大钊和陈独秀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从学生中物色合适的人材在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周尽管阅读《新青年》和参加游行示威，对接受马克思主义却有些踌躇，他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从本市的许多教育机构招募成员。联合会有一个广泛和包罗万象的纲领，其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当亡国奴。”李大钊和陈独秀所在的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周穿梭于天津和北京之间，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会报的报头印有一句名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挑选这几句话作为箴言表明，尽管他对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和会期间的表现感到失望，但是他依然信仰民主，信仰亚伯拉罕林肯。他在 7 月 21 日创刊号上撰写的发刊词《革心！革新！》中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再次坚持自我改造。
在短短的五个星期时间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从起初的单页三日刊发展到后来的对开一大张日报，日发行量两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量。除在天津广泛发行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各地。全国各地都与它通信联络或给它投寄稿件。对于每一封来信，周都认真仔细阅读，并给予答复。事情未办完之前，他决不会离开那间小小的印报地下室。他用多种笔名在文艺、新闻或“新思潮”的栏目下发表文章。此时，他写的文章已开始采用白活文。由于不需要学古文就可以用这种简化的语言阅读或写作，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们大家都必须关心国家大事，拯救国家的责任就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这些话是周恩来的坚强信念、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传统“责任感”的缩影。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晨报》等报刊，都对《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倾向和格调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与他一道工作的马骏、张申府等人回忆，周恩来工作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从不突出自己，“决不做争权夺位的事，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他办事雷厉风行……尽可能地做得完美无缺……”。印刷厂很小，工人很少，机器又陈旧，印每一份报都要手工排版几千个汉字，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劳动。周恩来去看望工人们排印，学会了排字。后来索性把住处搬到靠近印刷厂的地方，常常夜里亲自去排字。早餐只花两分钱在路边的小店里喝碗豆浆，吃根炸油条。由于寓所里没有厕所，他象许多人一样上公共厕所，并利用这个时间阅读报纸，考虑自己要写的社论。他毕生部保持着随身携带大量文件，一人静心阅读的习惯。
由于他心地善良，没有咄咄逼人的作风，他与周围共事的那些变化无常的人能维持一种良好的团结关系。8 月，几名学生遭山东省公开亲日的军阀杀害。恩来在一篇社论中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9 月，为要求严惩杀害学生的军阀，天津学生派人赴京与北京学生一起到总统府请愿，遭逮捕。周恩来与五六百学生再次赴京请愿，救授被捕同学。他们连日露宿在总统府外，得到各地声援，最后赢得了胜利，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在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天津的路上，恩来与几位朋友探讨了建立一个严密团体的设想，这个团体由学运骨干分子组成，进行公开和秘密活动。游行示威的热情逐渐减退，有人开始感到厌倦，可以动员起来的人员日益减少。组织这种团体的设想并非他们的创新。当时已有几十个这类爱国团体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在湖南省府长沙，一位身材颀长、才思俊逸、名叫毛泽东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新民学会”。李大钊和陈独秀从这些团体中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积极物色成员。然而，9 月 16 日恩来与 20 名好友成立觉悟社时，尚没有组成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意图。“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13）觉悟社在一个方面打破了旧的传统，它吸收女社员，与男社员享有平等的地位。周恩来写道：“旧道德、旧伦常……应该铲除………“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于是，第一步行动便是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的合并。这可把那些满脑子旧道德、旧伦常、墨守成规的文人惊得目瞪口呆。男女在一起……这可是伤风败俗的事！为了避免流言蜚语，觉悟社的规则严格禁止其男女社员有任何“恋情”。
9 月 16 日，觉悟社成立时共 20 名成员，男女各半。周在觉悟社的成立会议上说道：“今天到会的，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要……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
在 10 位女成员中，有两位将在周恩来的一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是 25 岁、身材高挑、亭亭玉立的姑娘，名叫刘清扬，她已与张申府订婚。刘清扬此时已是一位初露头角的学生运动的领袖，李大别的忠实学生。两年之后，正是由于她和她的丈夫的介绍，周在法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另一位是身材娇小、五英尺高的圆脸姑娘，她是觉悟社第一批社员中最年轻的一位，那年 2 月才刚满 15 岁，却已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她的名字叫邓颖超，六年后与周恩来结为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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