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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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他在　19　岁那年曾与道，“人心也必须变革”。1938年，他曾在武汉对美国主教鲁茨谈到过他对“新人”深信不疑。佛教对他的信仰也有影响：他认为人必须力求精神上的完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宏伟胆略，及其对群众的吸引力曾一度使他倾倒，然而接着而来的是幻想的破灭。“文化大革命”就如所有的人类动乱一样，给许多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借口，滋主了贪婪、野心和残杀。现在他和毛都已年老。但是人必须生活和吃饭，必须受教育，一个国家必须进步……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周着手为活着的人建立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基础。对他来说，这意味着重新掌握对党的控制，使党的机器恢复正常运转。相信人民群众当然不错：有朝一日，群众可能变得无比聪明。但是，有必要确保行政管理、制订政策，以实现使中国“现代化和繁荣”的伟大目标。然而，除非党重新掌握领寻，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他的影响下，巧妙地提出来的政策与“左”派提倡的那种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在某些方面，也与毛阐明的那些政策相违背。但是，毛多次改变过自己的主张。他常作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讲话，而每次讲话都象是一道圣旨。“四人帮”总是迫不及待地攫取他的片言只语，当作新的“最高指示”。周恩来也如法炮制。周定期地向毛汇报工作，并带回毛的默许，即对周作出的决定的默许。“四人帮”则把年迈的毛包围起来，哄骗他说出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话。周总是引用毛的另一些话来对付。
1972　年夏，政府机构重建工作开始明显加快。1969　年有　18　个部委可以进行工作，到　1973　年底增至　31　个。计委于　1972　年　7　月恢复。省政府里的军代表数量从　57％降至　40％，党委书记回到自己的岗位并重新履行职责。这些复职的安排在周的一封信中有所描述：“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③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清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在得到了毛的赞同之后，周恩来开始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他把他们都请了回来：谭震林、李井泉、邓小平。


1972　年初，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立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意思传出去。到　1973　年　3　月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就发出了。周很快为邓的夏出作出具体安排。同年　4　月在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举行的宴会上，周和邓小平并肩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而发出了邓重新进入领导层的信号。我一眼就认出邓，不用别人告诉我，我就发现他在场。他仍由一位公安人员陪同，宴会结束时，他从后门离开。不过从下一次宴会开始，他就通过前门进出了。
对于邓的复出，”四人帮”的脸上流露出极大的愤怒和不满。但是，周不再需要以各种巧妙手段掩饰自己本来意图的方式活动，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每过一天就少一天了。他与邓小平开始着手清理军队，该撤换的撤换、该降职的降职，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整，把林彪的党羽孤立起来，使之无能为力。邓小平在军队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1971　年　12　月，在周的主持下开始整党，清洗林彪的追随者。周谴责林彪和极左分子的行为。他严厉批判　1942—1945　年间在延安曾经使用过、现在仍然使用的“逼供信”手段，严厉要求“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
1973　年，周会见了几名来中国访问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周再次提倡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给几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写的一封信中他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④
周总是行动敏捷、步履轻快。1972　年秋，我看到他从汽车中出来后，跟在他身后的秘书气喘吁吁。难道这就是一位身患癌症的人？行动迫不及待，而脸上没有一丝沮丧的神色。他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死神正在向他招手。那年　9　月我们在机场相遇时，他笑容可掬地问我的丈夫：“你去新加坡的访问怎么样？”⑤他可能还不知道，我的丈夫未能获得去新加坡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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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2　月，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会晤。那年　1　月，北越与美国人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议。⑥这样就有可能在北京和华盛顿分别设立一个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和互设大使馆的前奏。周与基辛格谈了两天。这是他与一位他所尊重的人最后一次自由交谈。与基辛格的谈话使他感到愉快和精神焕发。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在计委的一次会议上，周敦促要更有力地批判林彪和极左路线的错误，否则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不需要工作。集中与分散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这个老问题再度提出。周说道，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地方上分散的小工厂与中央办的工业争煤、争铁和争机械设备，给物资分配造成了混乱和无组织状态。周向极端平均主义开战，提出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上义。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
那年秋天，周接待了几批日本代表团。田中首相正式来访。从　50　年代起周就一直对日本做工作。日本需要中国，而中国的技术革命也需要日本。周确认中国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⑦“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我们必须揭开历史上新的一页。”
周一次极为动人的讲话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是在　1973　年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茶话会上，周对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欧洲、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外国专家”发表的即席讲话。他开门见山地斥责了休彪和陈伯达给中国造成的严重损失；然后他向那些曾遭受过迫害和虐诗的外国友人⑧表示道歉。他提到一位美国人的名字，R　他称之为“坏分子”。这位美国人曾与江青多次共进早餐。据说他曾迫害自己的同事。但周讲话的主要精神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他提到，两年前，谁也不敢与外国人说话，这是十分错误的：据说中国姑娘不想嫁给外国人。假如永远这样下去，我们怎能对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怎能履行国际主义？中国人有一种仇外情绪，“因为他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甚至华侨也有这种情绪。他们生活在华人区，吃中国饭，死后要把他们的棺材送回祖国。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新的精神……”他高度赞扬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他们都是周旅法时期的老朋友。“妇联上席蔡畅一直有勇气与外国人保持接触，我们要向她学习。”
周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赞同中外通婚，特别在他与某些法国来宾的谈话中更有明确的表示。他赞扬法国，“我在那里见到各种种族的人，他们可以通婚。”他的谈话使许多干部感到吃惊，因此从未传达或正式印发。
“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反对周。表面上看，他掌握着权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遭到削弱。“四人帮”使用的唯一办法是在周的谈话中寻找理论错误。


1972　年“四人帮”再次提起“伍豪叛变”事件。当时由于已经作出不动手术的决定，医生们正对周采用中药来烧灼膀胱瘤方法治疗。周刚从医院回来，就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被控背叛作辩护。他把所有的材料都送至中央档案馆，“以免今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再造谣……”这样才暂时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他心里明白，这“某些人”指的是谁。
此时“四人帮”又变换手法，从理论上发动新的攻击。周在讲话中把林彪与极“左”相提并论。“四人帮”则引用毛的新“思想”：“林彪的错误不是‘左’的错误……他是形‘左’实右”。姚文元和张春桥抓住了这句话。提出否定“左”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毛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林彪摔死后，1971　年冬毛有过一次中风。林的背叛行为表明他对毛的极端仇恨，这深深地刺痛了这位老人的心。到　1975年，他几乎变得双目失明。他患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他神志有时清醒，有时迷迷糊糊，沉湎于追忆往昔之中。但是，他仍十分可畏。有时出奇地敏锐。他关于林彪的评论不是针对周的，而是一种政治评判。然而，这对周难道不也是一种警告吗？党的机器恢复了，毛要变革的体制又重建起来。这一切都太明显了。在毛和周之间那种矛与盾、海洋与海岸的关系中，毛有意抑制其总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把林彪的错误批判为极“左”确实有彻查“四人帮”行为的用意。“四人帮”要进行反击了。林彪不是“左”派。而是右派。毛这样说过：张春桥说：“在理论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急急忙忙就批林彪。林彪的罪行是形‘左’而实右。”林彪就“象蒋介石，象国民党……他崇拜孔夫子……”一场矛头针对周恩来的重大思想斗争开始了。
周必须摆脱被认为在批林彪的幌子下策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周显然没有惊慌失措。他解释说：“我　8　月　1　日就此问题的谈话是对外交部职工讲的……我所谴责的是‘左’的过激的言行……我并没有涉及林彪的实际理论立场。”周继续说道，“林彪欺骗了许多人。”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毛夫人的目光。但是，“四人帮利用周的疏忽和毛对年轻的王洪文的喜爱步步进逼。12　月　28　日，在另一次高层会议上，叶剑英不得不宣布“毛主席一直关心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有了王洪文同志……他贫农出身，现是工人，只有三十几岁……”
这是毛的选择。江青兴高采烈。周却象往常一样冷静地补充说：“毛主席正考虑让王洪文当军委副主席和党的副主席。”
在反对“四人帮”的残酷斗争中，周在一次重大的战役中失败了。王洪文现被当作毛的潜在接班人，高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每一个人。新闻媒介懂得必须写吹捧王洪文的文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提到他，使公众了解，在中国的天空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新星”。“批极左、批林彪”的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
为什么要批孔呢？
只有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如何迂回曲折运行的人才会懂得，有必要把　2400　年前去世的圣人孔夫子挖出来，以代表一切“右”的东西：传统、教育、保守主义。毛不是在很多场合谴责了孔圣人、赞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吗？
儒教颂扬仁政，君子要以仁义治天下，天人合一。“四人帮”的写作班子⑨口诛笔伐，他们批判林彪的儒教思想。他们从中国过去　2000　年反儒教的古老法家著作中寻章摘句，使许多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报刊天天都提醒要反对寻求“复辟”的儒家。基辛格感到纳闷。他直率地问周是否儒教在党内依然盛行……周匆忙把他的话岔开了。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　1973　年　8　月开幕。在会上，周发表了讲话，王洪文也讲了话。⑩
两人的讲话在精神和含义上都有鲜明的差别。周的讲话谴责了林彪，并简要介绍了林彪及其追随者丧生的情况。但是，周说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因体彪的死亡而结束。”斗争还会爆发，“也许还会有　10　次或　20次……”王洪文的讲话涉及党章的修改。党的新干部应来自贫农和工人。
表面上没有不团结的迹象，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2　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讲了一些后悔的话，说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话。贺龙、罗瑞卿、杨尚昆（11）都是“好同志”。这是让周立即采取行动的信号，要恢复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改组军委。自　1973　年　3　月以来任副总理的邓小平重新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周恩来在第二次战役中取胜。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却愈演愈烈。
1973　年周住院的日子长达　72　天。在其余的日子里，他照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　16　至　18　个小时。当年　11　月，基辛格再次来看望他，脸色忧郁。无论越南的形势，还是卷入水门丑闻中的尼克松总统的处境，情况都不妙。
美国众议院在　6　月投票通过决议，中断对南越阮高其政府的全部军事援助，这使阮高其孤立无援，也使美国对那里的局势失去影响力，继续留在那里变得毫无意义。河内的胜利己无法阻挡。巴黎和平协议被遗忘，北越要全面取胜。6　月，范文同和黎笋来到北京。鉴于胜利在望，中国想保持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周答应了越方的要求，下令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苏联热情支持越南对印支半岛赤裸裸的欲望。北越参加巴黎谈判的代表黎德寿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越南“反对柬埔寨和老挝中立”，”强调越南人民的使命不仅要接管南越，还要支配整个印度支那。”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自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来，越南与中国的暗中争斗恰恰就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给予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关怀和荣誉，周对他的坚定支持，便是中国不愿让越南对印度支那享有霸权的明证。
周试图向西哈努克保证，他将来可以回到一个“中立、独立、和平的柬埔寨”，因为朗诺在柬埔寨的日子已不长了。就如南越西贡的阮高其政权一样，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也正在土崩瓦解。

　　
4　月，周与艾蒂安马纳克谈话，坚持说法国应参与在诺罗敦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重建工作。他说，法国对其前印支殖民地有“道义上的责任”。基辛格中肯地写道，”中国的问题是制止河内或莫斯科攫取柬埔寨”。在我与周谈论东南业的历史以及印支王国之间历史上的战争时，周总是指出，柬埔寨的独立是“不容谈判的”。6　月沙邦一戴尔马从巴黎来到北京时，周花了一个钟头与他谈柬埔寨问题。马纳克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诺罗敦西哈努克尽管在法国长大，但却未能赢得法国人的好感。周说道：“不过戴高乐会理解的……”周推崇戴高乐，对于戴高乐未能访问中国深表遗憾。（12）
周恩来还关注红色高棉的优势地位，他们正在战胜美式装备的朗诺军队。红色高棉一度曾是印支共产党成员、越南游击队的战友。周坚持主张柬埔寨“必须中立、和平、独立”，就是说，他对于由红色高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柬埔寨是很有保留的。事实上。周认为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不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是柬埔寨——匆忙地实现“极‘左’的社会主义”，“时间还不成熟。”（13）
1973　年　9　月　11　日蓬皮杜总统来北京时，周花了许多时间，陪同他访问大同石窟、杭州和上海。他在欢迎讲话中提到了戴高乐……”很遗憾我们未能有机会接待他……这位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法国独立的坚强战士。”在与乔治蓬皮杜的谈话中，周着重谈论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情况。“法国珍视独立和爱国主义。诺罗敦西哈努克是位爱国者。”他试图说服蓬皮杜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而进行斡旋。可是，法国不希望看到、或者不能接受中国关于建立一个以西哈努克为首的独立的柬埔寨的观点……这是当时法国外交政策中一件令人费解的事。由1974　年　1　月，连篇累犊的社论掀起了批休批孔运动的一个新高潮。林彪与孔夫子一样早已不在人间，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只要懂得一点旁敲侧击的乞术，此时都明白，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对谁当前某位领导人的。“四人帮”写作班子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要人们相信必须对象林彪和孔夫子这样的人经常保持警惕。有一篇文章采用伊索寓言式借古讽今的手法，批判秦代（公元前　200　年）一位宰相企图进行“复辟”。紧接着出现另一篇关于汉朝的文章。汉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什么是好干部？他们都是奴颜婢膝、唯唯诺诺”。那时候的宰相是“一位老奸巨猾的官僚，精于世故，从不给自己造成麻烦。”当“批林批孔”的口号又加上了“批周公”的时候，即使是最迟钝的党员也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谁是“周公”？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周被迫协助这次会议的召开，并听取批判孔大子“及其所有弟子”的发言。会上，江青的支持者谴责“通过后门复职的干部”。显然，这是指邓小平。
周尿血很多。他不得不经常接受输血，起初大约每三周输一次，后来就输得更多了。然而，他坚如磐石，稳坐钓鱼台，他意识到被指控为孔夫子，但不露半点声色。一位新闻记者当着周的面问江青，“被谴责的周公是谁呀？”“当然是一位历史人物。”她回答道，讪讪地走开了。
人人皆知，周恩来是“大儒”，在报刊上日日遭到贬斥。的确，他是一位伟大的“儒家”。他的一生体现了这位圣人关于正直、自我牺牲和献身于人民福利的理想。中国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理想的“统治者”的价值。他是一位革命家，但是实际上革命的理沦踌入了孔夫子的模式“克己奉公，为人师表”。
1971　年基辛格首次访华之后，考虑到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商人和旅游者将纷纷未访，周已开始整修旅馆。多年来无所事事的中国旅行社派出干部前往瑞士接受培训。瑞士的旅馆老板也奔赴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周委派中国画家为各旅馆的饭厅、休息室、会客室和贵宾室以及会议厅作画，加以装饰。江青又利用这件事作起文章来。1973　年春天，她把这些绘画收集了一大批，并组织了一次“黑画”展。调集了约　4　万人来“愤怒谴责”这些“黑画”。这正是周恩来住院进行第一次手术那些日子。1974　年　6　月，周离开中南海的住处，又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医院里的一个套间变成他的办公室和家，他忧在那里继续工作。邓颖超与他呆在一起。
报纸刊载据说是关于孔夫子生活片断的文章，对他进行无耻的攻击。“一位年迈的老人，倒床奄奄一息的时候……还挣扎着爬起来，策划……一场欺诈奸刁的政治骗局……国君宣召，车马还未备好，他就匆匆起程……”
“孔夫子有一条胳膊是弯的……”对于那些没有把孔夫子和周恩来连起来思考的人来说，这句话是最明白无误的了。最令人厌恶的攻击是讥讽他对毛的态度。周确实一心一意地忠于毛、捍卫毛。1945　年，这位“儒家总理大臣”在重庆为了确保酒杯里没有毒药，确实自己先试喝了毛的酒。
周从　1970　年推动恢复大中学校里的考试制度。但是，这时的“工农兵”学生水平很低。大学教授被迫为　80％左右的新生作课外特别辅导。东北有一位学生因在考试中交了白卷而被封为新式英雄。
“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赞扬这位青年说：“非常正确。”教师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愚昧无知”的“学阀”

1975　年初邓小平从病势日重的周手中接过了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他坚决反对“四人帮”。他不象周那样温良恭俭让，他很鲁莽。他对“四人帮”任命的一些不称职的人说：“你们不要占着毛坑不拉屎。”他与李先念和叶剑英每天去看望周恩来。也许，使周感到十分难过——一种没有说出来，而是默默地咽进肚里的痛楚是，他的好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首赞美“批林批孔”的诗，说它犹如“一声春宙震撼了大地”。他怎么能这样干？胆小？害怕？郭沫若已年过八十，风烛残年。周写了一封信；交待“每天　24小时都要有人照料”郭沫若，”他的房间里应铺上地毯，以免走路滑倒。”尽管这位朋友写了那样的诗，然而周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使他的这位老朋友舒适地度过他最后的岁月。
1974　年　7　月，毛突然对“四人帮”大发脾气。“不要搞宗派，你们正在搞小宗派。”关于他的妻子，他说道，“她想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党的总书记。”
毛已获悉，他的妻子在未经党中央允许的情况下已劝说一位美国汉学家替她写一部书。1972　年，罗克珊威特克女士曾来华，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妇女的书，并曾要求会见毛夫人。周劝江青“见个把小时……就够了。”江青却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吸引这位美国人。她早就感到她的一生应当有人为她作传。正如被指定照料威特克女士的两位官员告诉我，她要有自己的“埃德加斯诺”。（14）
周指示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劝告威特克女士不要出版这本书。但是威特克女士拒绝了。她在纽约对我说，“我认为毛夫人将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妇女。”
自　1972　年起，江青就与毛疏远。她没有与他生活在一起，而　是住在钓鱼台的　17　号楼。罗克珊威特克的书间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