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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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在巴黎经刘清扬和张申府两人的介绍，于　1921　年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的入党日期被确定为　1921　年。⑤
他立即受托开展“政治和组织工作”，由另一名学生赵世炎协助他。他们的工作包括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势报告会，为共产党物色新成员，分析评估他们的表现，与非马克思主义组织展开辩论，保存档案材料，尤其要注意保密。不到两年的时间，保密工作变得十分关键，因为法国警察奉命对共产主义的渗透保持警惕，开始搜捕“极端分子”。
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无论在法国、比利时，还是在德国，周恩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旅欧学生各种组织开展活动的主要负责人，这些组织部与共产党有联系。这使得他上大学、求学位、甚至在工厂长期做工等等希望都化为泡影。
他曾进一所学校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他给朋友写信说，“讲好法文很重要。”一位名叫拉波波尔的法国共产党人辅导他的法语。但是，党的工作和需要迫使他的学习时断时续。由于他自己没有钱，所做的工作又无报酬，他就靠为报纸写文章来维持生活。他不仅给《益世报》写，还给其他报纸写。这时南开校董，严范孙再次解囊相助。对于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周恩来总是十分感激的。”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后来，当朋友们质问严范孙帮助共产党人时，严回答说：人各有志。
周恩来担任中国总理时，当法国的客人或新闻记者问起——或更确切他说是谈起——他曾在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时，他开怀大笑，避免作正面回答。但是，在他与中国大学生的讲话中，他很坦率：“我从未当过大学生，也未当过工人。”⑥他只是偶尔地当当工人，穿上工装裤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做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寻找对象，发展他们入党。尽管他偶尔也身着粗布劳动服出现，他说他从来没有在法国的任何工厂里长期做工，这一点是可以令人相信的。
他的工作很快见效。到　1922　年，他已发展吸收了一批学主进入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有更多的学生被当作发展对象。在这个“旅欧支部”（周恩来曾在其支部所在地霞落瓦大学度过儿个星期），有一些人在中国未来的革命中将成为杰出和有才干的领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保持着联系。由于他们与法国文化和思想的接触，他们对世界的未来都有更广阔的憧憬和更深刻的认识。40　年后，当周接见某些法国外宾时，对于法国文明的好的一面给予了不少赞美之词，而对其另一些不良的地方则巧妙地闭口不谈。不过，他把在法国的生活说成是他自己革命生涯的开始，乃是由衷之言。
他迁到比扬古区，在戈德弗鲁瓦　17　号一座小旅馆的二层租了一间小房间，这里现已成为许多中国学生前往参观的一个地方。小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洗脸盆安装在楼梯井上。一张照片是当年周在旅馆外面照的，穿的衣服很不合身，头发也未梳理，袖子缩到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脚踝上面，显然他的体材已经超出了他的衣服。他当时的生活非常窘困。他随身带去一只小炉子，用来熬白菜汤，泡点面包片，这便是他一天的主食。
他的工作性质使他学会了扮演各种角色，因为不久以后，他就不得不进行化装，有时向比较富裕的学生借衣服以显得自己阔绰，有时又穿得象位工人。由于他英俊潇洒，所以很受人们的喜欢。他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徒步作许多考察，巴黎更使他着迷。他走过许多大街小巷，透过玻璃橱窗，仔细地观察每一件细小的日用品，并记下了它们的价格。他常常光顾拉丁区的咖啡馆，在那里会见的人士中有许多后来被发展为共产党员。他在那里似乎也喝过无数杯免费的咖啡。40　年后，在　1964　年，周恩来总理还通过中国在巴黎新建的大使馆为他在拉丁区奥罗里咖啡馆“赊帐喝过的数百杯咖啡”还了帐。
周恩来是否出于坚定不移的信念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犹豫不决、认真“推求比较”，即使在他入党的时候，也不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信仰，而是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实行变革的最好、最彻底的办法。他说道，“这是一门科学理论，就象爱因斯但定律一样。”他从来都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空想家。未经实践，未经忖诸行动的思想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脑力劳动。“我国最大的障碍是生产率低，教育不发达，我们需要工农业技术，但是教育是基础……生产率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单凭教条永远也救不了中国，需要有某种政治结构来指导和改变中国的社会。周恩来要试一试马克思主义。
他是建党工作最需要的人材，因为他冷静、机敏、孜孜不倦。他能言善辩，满口珠玑，使犹豫徬徨者心服口服，使迷失方向者重新坚定立场。他从不发火，与一些易冲动、脾气暴躁的人争辩时表现出巨大的耐心。他公开承认不是“理论家”、“意识形态非我长处”。蔡和森和另一名湖南学生李立三却与他不同，两人都好吹毛求疵。尤其是李立三，虽然擅长演说，却喜欢以争辩来出风头。“每当有什么事情要做，我们都总是想到恩来，”同志们这样评价他。“有一些人爱出风头，周却不是那样。”

旅欧的中国学生在法国有　2000　名，在比利时和英国各有　200　名。在德国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因为由于马克贬值，引起可怕的通货膨胀，许多中国学生涌往德国，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要比在英国和法国便宜得多。周本人旅欧时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那里的生活费用低廉。”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奔波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之间，他可以在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逗留较长的时间。1922　年初，他再次前往伦敦，但很快又回到巴黎。“我不喜欢那里。”他发现，英国警察对于象他那样行踪不定的中国学生深为疑虑，并且时常加以骚扰。
来往于几国之间以及为了避免警察怀疑他是个流浪汉或极端分子，需要做一、两身较好的衣服，均由共产国际出钱。
一位名叫苏珊吉罗的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来给中国共产主义小组⑦。周恩来还负责把一些未来的党员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通过柏林送上火车，安全地转送至莫斯科，去接受革命的系统教育。
除此之外，他还与中国商人和饭店老板进行接触。他那热情友好、平易近人和讨人喜欢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许多人自愿捐款帮助穷学生，不少人多年来一直亲切地怀念他。
他还负责以旅法学生的名义给中国驻法公使馆起草请愿书或抗议书。此时，他已集风度翩翩、优雅洒脱、辩才敏捷之大成。他在不同学生派别中进行调解的奇才有口皆碑。除非在他的同事中有谁养成狂妄的恶习，他从来都不会生气。他从不指手画脚，也从不自高自大。他一贯以襟怀坦白与和蔼可亲的面貌出现。然而，实际上他是个内情深锁、滴水不漏的人。对此，他终生坚持不渝。对他来说，结局是最重要的。犹如一条彩虹横贯天穹，放射出许许多多色彩斑烂的光泽，从周恩来那里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要见的东西。他是一个全才。
他个人的私生活也是近乎苦行僧似的刻苦，不愧为众人的楷模。和中国伟人遵守传统德行一样，他十分注意克己寡欲，以身作则。没有任何关于他在法国或比利时有过性纠葛的报道。关于他与一位德国姑娘发生过关系的报道，杰出的英国汉学家迪克威尔逊已证明那全属虚构。一些朋友对他没有任何异性伴侣的事实有过议论。“我太忙了……还是独身一人好，”他总是这样回答，对朋友们报以一丝富有魅力而不置可否的微笑。但是，他给邓颖超写信。写啊写啊，写了　250　多封信……通过写信，他们恋爱了。85　岁高龄的邓颖超对我说，“我们是在互相通信中恋爱的。”⑧如果说这在西方社会中听起来不可思议，她所讲的大概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周恩来看上去不是一位性欲旺盛的男子。他富有男性的魅力，相貌英俊，无任何同性恋的倾向。但是，就象许多理智支配情感的男子，或者象许多胸怀巨大抱负的男男女女那样，他毋需通过风流韵事来表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周向邓颖超倾吐了他对法国美丽景色的喜悦之情，倾吐了他的希望和梦想。他把自己所写的文章寄给她，再由她转送《益世报》以及此时已不再开展活动的觉悟社的朋友们。一天，他与几位朋友来到巴黎圣母院，爬了几百个台阶直至房顶，那里“千奇百怪的禽兽，犹如我们传说中的妖魔怪鬼，俯伏着身子……我们凝视着在雾霭之中渐渐沉睡的巴黎。风景太迷人了！塞纳河水碧波荡漾，缓缓而流……晚霞辉映着远处的大森林，光彩夺目。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用法语高喊‘太好了，太美了’。”
尽管他过着苦行僧般的自我克制的生活，他的湖南朋友、脾气暴躁的蔡和森却对他不满，因为恩来看到所有美丽的风光和人物都感到欢乐和赞美。他惊叹道：“多么漂亮的姑娘！”但并不想到去追求。他给朋友们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妇女也是动人的……”蔡斥之为轻浮。“你不应陶醉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的目光必须始终盯着劳动人民的苦难和受到的剥削。”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道：“和森使我厌烦……我连一个女友都未交过……我也不打算交女友。”
在了解他的工作必须绝对保密之前，周恩来曾把他的一张照得很好看的彩色照片印成明信片，寄给了在中国的所有朋友。朋友们告诉他这是危险的，警察可能会获得这些明信片——他一共定做了三打。此外，他还喜欢跳舞，他常去舞厅，而且从来不缺舞伴，从此学会了跳舞。40　年后，周恩来对法国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说，“我发觉法国人民极为友好……你们似乎没有种族区别……不同民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他与法国人民的接触是融洽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感到如此。周恩来的一位朋友王若飞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点看不起我们……如果想和他们寒暄几句，他们会装着没有听见……”⑨
直至友人黄爱去世之前，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还是不彻底的。黄爱是觉悟社的一名社员，1922　年　1　月在湖南省领导纺织工人罢工惨遭杀害。他是中国第一位共产主义烈士。邓颖超在信中把黄爱的死讯告诉了他。周深为悲痛，作了一首诗悼念友人。他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写道：得到正品（黄爱）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当时还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而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周明白，在作出政治选择时，激情、情感起到某种作用。他明确地向国内的友人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我们大家都依赖恩来起草我们的公开声明、处理所有的事务……只要他安排会议、宣读声明，就可以断定，各有关小组都会同意。”与周一道工作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开展党支部建设这一复杂工作的最好人选。他做的工作越来越复杂，1917　年派往法国的劳工有　20　万，此时留下的中国劳工尚有　4　万。规模不大的共产党努力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老板”制度，反对诸如无政府主义和新怯西斯等其他党派。给工人们组织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夜校，理所当然地成为周恩来的一部分责任。
这就意味着对当时在法国的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无政府主义小组要展开许多“斗争”，这种斗争主要是口头辩论，慷慨激昂和非常激烈的辩论。有一次还发生了暴力，砸毁了家具，双方动了拳御，若干名学生受了伤。周恩来不仅看望自己的同情者，还坚持要看望受了点伤的对立面学生。
警察的压力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做好保密工作。周强调所有入党的人都要对党籍严加保密。这一规定在几年之后使许多同志得以保住了生命。他开始感到，并且提出，所有的党员应当把军事科学当作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前往具有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气氛的比利时霞落瓦社会主义大学时，便组织那里的中国学生参加政治座谈会，似乎他本人还一度成为该校的学生。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青年，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那便是四川省的聂荣秦。⑩当时在法国和比利时学习的学生中许多来自四川。聂学的是工程。1988年，这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在他北京的寓所对我说：“即使在当时，在　1922年和　1923　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党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就需要有一支军队。”数十年后，聂荣臻被周选中，负责组织一批批科学家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建立起首批从事核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


在德国，周恩来在坎特街住了几个月，房租月金为　12　美元。他还使用在威特斯特拉街上的两间房子，这也许是共产国际提供的住地。他在德国很受欢迎，几位女房东都很喜欢他，他也总给她们赠送圣诞节贺年片和鲜花（11）。他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去看他们打乒乓球，与他们一起在学生区的啤酒窖里喝啤酒。在柏林也组织起一个党小组。当年　6　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举行的一次三天会议上，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正式成立，周代表旅德组织前往巴黎出席了成立大会。
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当然又是周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少年》杂志是用手刻油印的，做此工作的是一位从四川来的　5。3　英尺高、身材矮小结实、脸盘方正的青年，名叫邓小平（12）。邓生于　1904　年，于　1920年乘船来到法国，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白天在加雷恩一科隆布制鞋厂做工，晚上就油印《少年》杂志以及为中国劳工在夜校里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讲义和教材。他获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称号，大家就一直这么称呼他。50　多年后，当中国某些青年发动另一次变革浪潮时，许多青年也用手工书写传单、小册子、印刷刊物。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效仿“油印博士”当年在巴黎于夜间开展“油印革命”。
周恩来还与一位人们最难以想象的共产党人交了朋友，他的名字叫朱德（13），也是四川省人。朱生于　1886　年，比周恩来大　12　岁。朱一度成为滇军的一名高级军官，结过五次婚，还抽过鸦片。可是当　1919　年　5　月发生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时，朱德变了。他热爱自己的国家，戒了鸦片，决心探求真理——为了挽救中国。1922　年　7　月，他设法会见了陈独秀。陈是中国最早的两名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此时已是于　1921　年　7　月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朱德对他说，“我愿加入共产党。”朱曾是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不过他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势力的秘密社团哥老会的一名成员。陈独秀不太喜欢这位关系复杂、其貌不扬的人，给他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便让他走了。这位马克思的未来弟子虽然吃了闭门羹，但并没有失去希望。他乘船来到欧洲。在巴黎，他从几位四川饭店的老板那里打听到周思来的名字。“他是真正决定一切的人……”那年　10　月，周在柏林，朱德设法在坎特街找到了他。房门打开时，他看到了“一位身材削瘦、相貌俊美的人……”恩来请他进屋坐下。周恩来让朱德不断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自己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观察来者的本质，并注意到他的殷切心情和坦诚。朱德讲完后，周沉寂片刻，略加思忖，抬起头来问道：“大哥，你吃饭了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该吃饭了。”这表明朱德作为个人已被接受。又经过了六天的交谈之后，周才作出了决定。他亲自介绍朱德入党，并嘱咐这位喜出望外的长者要严格保密，谁也不应知道他是一名党员。“目前对于此类事情最好不要大公开……我们需要象你具备的那些其他才能……”他发现朱德喜爱兰花和音乐。从那时起，两人便养成了对贝多芬音乐的共同爱好。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他们两人的一条罪状。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朱德成为最有名望的军事司令员之一，也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一本著作中的主人公。　
　　
还有那位胖胖的、性格豪放、谈笑风生的陈毅（14），也是来自四川。他在饭店里洗杯盘，在塞纳河码头帮助装卸货物，在米什兰和勒克勒佐两地干活，抽空也到艺术学院去上上课。他能踢足球，朗诵古典诗词，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幽默感。周恩来的众多朋友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幽默、乐观、热爱生活、毫不浮夸。那些虚请假意、自高自大，或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从来就得不到周恩来的赏识。
周恩来在法国的岁月里，参与了两次大规模的斗争。一次是反对中国“政府”，即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北洋军阀“政府”，它当时在巴黎设有一个公使馆，相当于现时的大使馆。另一次是有名的“里昂大学”事件。
1921　年华北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法国发行债券筹集借款，名义上是为了援救中国的千百万灾民。可是，周仔细阅读了法同和英国的报纸，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借款额为二亿法郎，其中一亿将由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阀和法国经手借款的军火公司中饱，另外两亿确定用来向上述军火公司购买武器。这样一笔军火交易怎么能叫救灾贷款呢？经过进一步深入的调查，他发现，中国“政府”的借款担保条件是向法国政府出卖国家的铁路建筑权、印花税和验契税。这是一桩丑恶的贪赃在法、卖国求荣的事件。周愤笔疾书，严厉谴责。天津的《益世报》刊载了他所写的长篇通讯，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法国报纸也披露了这笔交易的真相，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掀起了反对借款的巨大声浪，致使这项协议不得不被取消。这次调查报道所取得的胜利对于周未来掌握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精干待人接物，在今天可被视作一位极为高超的公关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他将非常注意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以及在新闻媒介中塑造形象的巨大力量。
另一桩事是关于建立中法里昂大学的计划。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大约　2000名学生对这一计划深寄厚望，以为可以在经费和教育两方面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可是没有多久，情况就明朗了。只有从北京的中法大学和上海的天主教震旦大学挑选的学生才能入里昂大学。学生们向华法教育会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无法生活，就回国去吧。”有些学生定期领取的少量津贴也被中断了。
学生们在巴黎举行集会，决定向里昂进军，要占领校舍。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四川省的学生赵世炎和湖南省的学生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默默地坐着，轮到他发言时，他站起身来，提醒大家要谨慎。“敌人试图逼我们陷入绝境……必须要有很好的准备和周全的计划……”行军队伍应一分为二，一部分为“先发队”到里昂去，另一部分留下来负责后方工作和“以防万一”。显然，周了解，法国人准备要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向学生们摊牌。他想避免正面对抗。他与霞落瓦大学的聂荣臻和几名其他学生负责后方工作。赵世炎、蔡和森和李立三率领　105　名学生往里昂出发，9　月　21　日冲进了里昂中法大学。次比　200　名警察把他们包围，押送到被遗弃的兵营中囚禁。他们立即开展绝食斗争。
留在巴黎负责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利用他与报纸的关系，与法国共产党员接触，并与华人社团进行联系，组织起一个大约　20　来人的“慰问团”前往里昂。在里昂，他求见市长，要求探望被关押的学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被褥，以及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他随身带了一只很大的黑皮袋，里面装满了书。一位前往里昂表示“慰问”的朋友（15）问道，“你带那么多书干吗？”周回答说，“要是学生们不得不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书对他们就很有用处。”显然他想起了四年前自己在狱中的经历。

　　
105　名学生于　10　月　13　日获释，但立即都被法国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前往马赛，到轮船上与蔡和森、蔡的妻子和妹妹，还有足球运动员陈毅，——道别。周怀念那位足球运动员、喜欢说笑打闹的陈毅。也许他也怀念蔡和森和记起蔡关于道德品行的告诫。
唯独缺乏材料的是有关周与法国共产党接触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好吵架的青年男女陷入了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纠纷，没有保留什么记录材料。连列宁都对法国激进分子吹毛求疵的煽动性宣传感到非常气恼。直至1925　年法共才解决了内部理论问题。只有在一处提到有几名中国学生、包括周恩来，出席了法国she会主义青年团一次会的开幕式（16）。苏联历史学家卡留切安茨写道：“周恩来、蔡氏兄妹和邓小平与法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