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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尼雪夫斯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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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个聪明人……可惜远远地落后了。他至今还以为他是继续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说俏皮话挖苦人，是在和一位老学究拌嘴呢。然而，今天时代在飞速前进，一个月等于过去的10年。仔细一看——他还是莫斯科老爷的那个脾气。”
赫尔岑反过来则说：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聪明而又如此自负，这尤其令人吃惊，因为他深信《现代人》杂志乃是整个俄国的中心。我们这些罪人早就被他们埋葬了。我觉得只是他们的倒头经似乎念得太早了——我们还要再活一阵子呢。”
且不管事实如何，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开伦敦不久，《钟声》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短文，文中谈到：
“在第44期上，我们曾提醒我们那些猛烈攻击暴露文学的俄国同行，他们这样做有意无意地在给训导委员会帮忙。如果我们使用的讽刺被看成是侮辱性的暗示，我将十分难过。我们凭良心请你们相信，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无此想法；如若有此想法，我们就不会是这个揭露法！……我们并没有指任何一位文学家，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章出自谁的手笔——我们认为自己有权说几句话反对这些文章。并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忠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860年初，《钟声》杂志第64期刊登了一篇《外省来信》，作者署名“一个俄国人”。作者究竟是谁难以考证，但这封信的立场观点和语言风格，酷似车尔尼雪夫斯基。作者清楚地论证，不应该相信沙皇的“善心”，因为这种信任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伊始，尼古拉紧紧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稍微松开了一点，于是我们便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一个个诏书下达之后，大家都弄得晕头转向——似乎万事大吉了，农民有了土地，自由了。大家都在谈论中庸之道，谈论各方面的进步，但却忘了农民的命运已交给了地主，而地主是不会放过任何得利机会的……
“请看吧：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会露出老沙皇式的獠牙来……对沙皇的信念，已经贻害俄罗斯好几百年。您不应该支持这种信念……只有武力才能从沙皇政权手中为人民夺得权利……只有争取来的权利才可靠。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除了斧头，任何东西都不管用！此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促使问题和平解决，您已经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请您改变腔调吧，但愿您的《钟声》不是招呼人们去作祈祷，而是向人们报警！您号召俄国人拿起斧子吧！”
赫尔岑对这封信的回答，再次证明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多么严重。
“只要还存在一线不用斧子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就拒绝号召人们“使用被压迫者的最后一着——斧头”。
文学艺术上的争鸣，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往往短期内很难争个是非。然而《钟声》杂志和《现代人》之间的争辩，却很快由沙皇用实际行动替他们作出了结论。
那就是两年后沙皇政府对农民实行血腥镇压，农民的鲜血擦亮了赫尔岑的眼睛。他终于结束了彷徨和动摇，毅然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他的《钟声》杂志随之转变了态度，第96期上写道：“旧的农奴制为新的农奴制所取代。总之，农奴制并没有废除，人民被沙皇欺骗了！”
从伦敦回来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了趟故乡探望年迈的父亲，9月1日返回彼得堡。
3。 分道各扬镳
俄国全社会围绕农奴制改革问题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领域。
在文艺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组成的进步阵营，以文学为武器，抨击丑恶、针砭时弊，为人民的解放斗争呐喊助威。一批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集结成营垒，把文学当做欺骗人民、巩固农奴制度的舆论工具。这种矛盾和斗争，甚至渗透进了《现代人》杂志的内部，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分裂。
《现代人》杂志，曾经努力团结一批进步的贵族作家，引导他们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创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学天才。如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在这家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优秀杰作。每当这种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表示真诚的欢迎，著文给予足够的评价，向广大读者推荐。
1859年9月16日，屠格涅夫从巴黎给赫尔岑写了一封信，中间问道：
“其实，我给你写信，为的是想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真的拜访过你，其目的是什么，你觉得此人如何？”
屠格涅夫之所以这样提问，当然事出有因。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此人究竟如何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学评论，看作是纯学术研究；总是把文学评论与宣传革命思想密切结合，而赋于鲜明的战斗性。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评价每部作品，主张好的作品应该是“生活的教科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教益。他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文坛的动向，旗帜鲜明地支持一切积极、进步的新事物；毫不留情地批评落后、有害的倾向。
用他的话说就是：
“评论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价。评论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播。”
1856年发表的评论奥加廖夫《诗集》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60年代的革命人物，应如何对待贵族分子的革命性的问题。指出文学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历史舞台的匆匆过客。他在文中论述道：
“奥涅金被彼巧林所代替，彼巧林被别尔托夫和罗亭所代替。我们听到罗亭自己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们指出一个可以来代替他的人。我们在等待这个继承者，他从幼小时候起就熟悉真理，并不是抱着战栗的狂热、而是怀着欢乐的爱来观察我们；我们盼望着这样的人以及他的朝气蓬勃、同时又是平静果决的言论，从这种言论中听到的不是对生活表示胆怯的理论，而是证明理论能够支配生活，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同他的信念取得统一。”185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文章《幽会中的俄国人》中，讲得更为直率。对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中那位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软弱无力的主人公进行了批评。贵族文学最宠爱的人物，所谓“最优秀的分子”不过是“多余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新人”的榜样。后者正准备去和他们所痛恨的沙皇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作殊死的决斗。其实，他翘首盼望的新人，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几年之后，他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终于出现了新时代人物的模样。这些“新人”坚强、沉着、果断；他们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憎恨夸夸其谈和孤芳自赏。他们和周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186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一篇评论美国小说家霍桑的文章，间接涉及了长篇小说《罗亭》。
1860年杜勃罗留波夫又发表了评论《前夜》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这篇评论成了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最终决裂的导火线。
杜勃罗留波夫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分析得出俄国社会已处在大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并大声疾呼革命“新人”的出现。
“每一天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另一天的前夜。这一天，它到底是要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的：总共只有一夜之隔吧！”
这种革命性的诠释把屠格涅夫吓坏了。本来他对革命民主主义就格格不入，他羡慕的是温和的、贵族的立宪制。
由于《现代人》坚定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终于导致了编辑部内部的分裂。先后有一些徘徊于贵族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之间的作家，如格里戈罗维奇、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文坛名家，纷纷脱离了《现代人》。1860年初，在一次文学朗诵会上，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期而遇。两人话不投机，就围绕《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争论起来。最后屠格涅夫气冲冲地说：
“对于您我还可以忍受；但是对于杜勃罗留波夫我就不能了……您是一条普通的蛇，而他却是一条眼镜蛇！”
他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刊登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写了一张只有两句话的便笺：
“任您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
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有着长时期的私人友谊。但事关政治立场大是大非，这位主编拒绝了老朋友的要求。
后来，涅克拉索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了一首诗《致屠格涅夫》。诗中回忆起当年曾经并肩战斗；惋惜他“吹灭了自己的火把”，“对年青人的热情发出怨言”，“渐渐听不见狂暴的皮鞭的鸣响和人民的幽幽哀怨”。最后诗人鼓励老朋友不要动摇，继续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写作：
锁链的不调和的敌人，
人民的忠实的朋友，
快干掉这杯神圣的酒，
在杯底——就是自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屠格涅夫再也没回到《现代人》的朋友中间，还单方面发表了一项声明，彻底拒绝继续为《现代人》撰稿。这样一来，他们之间首先为《现代人》撰稿的稿约协议，从此便失去了效力。
托尔斯泰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与革命民主主义方面完全对立。当初他曾站在德鲁日宁一边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胸怀坦荡，把个人恩怨置之度外，尽量设法去争取、团结这位极富艺术才华的作家。1856年11月，他得知托尔斯泰要到彼得堡来。当即和涅克拉索夫商量，“我要去看望他，不知是否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样，不论是对他或是对《现代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一个月后，他又专门写了文章，评论托尔斯泰的创作。对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满怀热情、毫无偏见地对其艺术特色作了非常精当的评价。
可是，托尔斯泰还是离开了《现代人》。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尼古拉三杰坚持杂志方向的决心。
在《现代人》1862年的出版情况通告里，有如下的申明：
“《现代人》的方向是读者所了解的。在继续将此方针尽可能地贯彻到学术和生活的各个栏目的同时，编辑部近年来不得不考虑可能要改变对某些（主要是为小说栏写稿的）撰稿人的态度。过去，当这些作家的写作倾向不十分明显时，其作品经常受到本刊读者的欢迎。本编辑部为不能继续获得这些作家的赐稿而深表遗憾；我们期待他们将来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不想牺牲本刊的基本宗旨，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宗旨是正确和正当的。”
假如说，三年前当涅克拉索夫暂时不在《现代人》编辑部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关心的是如何把屠格涅克、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一些作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现在他终于明白这是难以实现的，他和这些人的道路不同。
在《论战之美》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离开《现代人》作了如下解释：“我们的思想屠格涅夫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不再表示赞同。我们开始觉得，屠格涅夫先生新近写的一些小说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太一致，不像以前那样。那时我们不太清楚他的倾向，他也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于是我们分道扬镳了。”
反动文人暗暗高兴，断言没有了几位大文豪的支持，《现代人》将会一蹶不振。
没有了几位文豪，地球照样转动，《现代人》照样办下去。现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批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舍尔古诺夫、塔拉斯·谢甫琴柯、谢拉科夫斯基以及许多大学生和青年军官。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形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一起推动俄国的社会变革。这份杂志的影响反而迅速扩大，团结的群众不断增加，杂志销路节节上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威望迅速树立起来，近似于当年的别林斯基，只是范围更广。
第十章 风雨铁窗苦著述
1。 潮起又潮落
1861年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废除农奴制法令，正式予以公布实施。
果然被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幸言中——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难怪沙皇在接见贵族代表时直言不讳：
“请你们相信，为了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凡是能做到的一切，我都做到了。”
这个“废除农奴制法令”，的确充分代表了贵族地主的利益。农民要想获得人身自由和一份土地，必须向地主缴纳数额巨大的一笔赎金，加上若干无偿的劳役。如此“解放农奴”，实在令全俄国农民大失所望。改革前农民辛辛苦苦耕耘成熟的沃土肥地，大多被地主抽回。而今只好以更为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赁土地来耕种。如此“解放”，无异于给农民戴上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锁。
那些日子涅克拉索夫正在家中生病。公布改革法令的当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前去探望病情。一进门就发现涅克拉索夫躺在床上阅读报纸上的法令文本，脸上流露出一派义愤之色。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马上站起来挥着那张报纸嚷道：
“看吧，这就是他们给的‘自由’！这就是他们给的‘自由’！”
车尔尼雪夫斯基倒显得异常冷静：
“这个结果早就在预料之中。难道还能抱什么希望？”
自上而下炮制的所谓“废除农奴制法令”，原本是沙皇统治集团打的如意算盘。既索取到大笔赎金，又平息掉社会矛盾，博得改革的美名。满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稳坐江山五百年，何乐而不为呢！一些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自由主义者，马上山呼万岁，趁机进献赞歌，颂扬皇上的德政。
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假改革这套伎俩早就洞若观火，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如今他们冷静地观察、思考，积蓄着革命力量，相信又一个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从亲身的感受明白自己被沙皇欺骗了。长期渴望的解放竟是更加沉重的枷锁。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出愤怒的吼声！
统计资料显示，1861年内俄国总共爆发大大小小农民起义1200余次，大有燎原之势。规模最大斗争最烈的一次发生在喀山州的别兹德内村，附近的农民聚集在这里抗缴租税。他们高举红旗，喊出了革命口号：
“自由！自由！”、“全部土地属于农民！”、“再也不缴纳地租！”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果然露出了老沙皇尼古拉式的獠牙来。毫不犹豫地派出军队前往残酷镇压，当场打死打伤300多人。领头组织起义者安东·彼得罗夫被捕，很快被处以极刑。
农民起义带动了学潮。喀山大学的学生罢课游行，为被枪杀的农民举行追悼会，抗议沙皇政府的血腥罪行。首都彼得堡的学生奋起响应，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当局虚伪的农奴制改革和新颁布的镇压学生运动的条令。首都出动了大队军警宪兵，大肆逮捕游行学生。结果有数百名大学生被抓去，囚禁在克琅斯塔要塞。
消息传到国外，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发出抗议。赫尔岑主办的《钟声》杂志急剧转向，严厉谴责沙皇政府的暴政。
一场革命暴风雨即将席卷俄罗斯大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理想，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彻底摧毁农奴制度，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这时候，革命民主主义者们觉得革命时机成熟了。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力图将各地分散的、自发的起义农民，汇集成一股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力量。
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笔起草了《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在这篇宣言式的文件里，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政府所谓的农奴制改革的大骗局。沙皇就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与各地的地主是一丘之貉，绝不会把自由和解放白白恩赐给农民。文件劝告农民丢掉一切幻想，赶快举起斧头进行战斗。要求农民与士兵联合起来、将个别的、分散的起义农民团结在一起，才可能彻底推翻沙皇制度，获得土地和自由。
另一位战友谢尔贡诺夫起草了《士兵的同情者向沙皇的士兵致敬书》。诗人米哈依诺夫起草了《告青年一代书》。有一张传单最负盛名，题名《年青俄罗斯》。它满怀激情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大声疾呼：
“被折磨和被掠夺的农民，将和我们一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一天很快、很快就会到来，那时我们将展开未来的伟大旗帜，红色的旗帜。高呼：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万岁！——我们将向着冬宫进军，把住在那里的人消灭光。”
应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在当时是最激进的，也是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可是毕竟马列主义尚未产生，受到时代的局限，总体还未能超越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窠臼。他不可能懂得，历史的进程自有其客观规律，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条件。他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农民起义上，却不知道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政党来领导。在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分散的、自发的起义群众，岂是一通宣传、几张传单就能联合得起来的？更何况，此时沙皇的国家机器力量还相当强大，农民的力量相对弱小、思想觉悟又还很低。尽管英勇的起义农民前赴后继，但他们心目中的“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还不可能变成实现。
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不幸！也是俄国历史的不幸！
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先后被沙皇政府各个击破完全镇压下去。起义者和支持起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陆续遭到残酷的迫害。这一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经常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诗歌的米哈依洛夫，被宪兵逮捕入狱。下一个目标不言而喻该轮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了，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第三厅早就侦察得知，这个人是革命阵营的精神领袖，是一条“大鱼”。之所以没有立即加以逮捕，惟一的原因就是还没拿到证据。
1861年真是潮起潮又落：上半年闹革命风风火火，下半年跌落低谷灾难频频。到年底，首都彼得堡气氛异常紧张，大学校园不断出现学生请愿。当局经常突然戒严，进行大规模的搜查逮捕。12月14日，在赛特内依广场公开宣判诗人米哈依洛夫假死刑，并褫夺公民权，然后流放西伯利亚。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这几个月是黑色的日子。一连串打击接踵袭来，真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先是小的一个爱子不幸夭亡。不久父亲生病不治去世。在抗生素类药物问世之前，许多常见疾病都是可怕的致命威胁。人类的寿命是那么的短暂，人类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还没等他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11月17日，他最亲密的战友、天才的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又溘然长逝。他死于贫病交集，他死于忧郁愤懑；死时非常年轻，仅仅25岁！
这一次的打击来得特别沉重。杜勃罗留波夫是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中坚，是《现代人》杂志的顶梁支柱。在短促的有生之年，他写下了很多精辟的论著，为俄国的文学评论事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情同手足，心灵相通、苦乐与共；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管制下，他们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而今他英年早逝，有如一颗耀眼的流星横空陨落；无论对于俄国进步思想界或是文学界，都是非常重大的损失。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怀念战友更是久久悲痛难平。他在日记中写道：
“两个半月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带着眼泪而过去的。我也是一个有用的人，然而宁死我也不能死他，俄国人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维护者。”
诗人涅克拉索夫写下了一首《纪念杜勃留波夫》，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一盏多么明智的灯熄灭了啊！
一颗怎样的心停止了跳动！
哭泣吧，俄罗斯大地！但你很值得骄傲——
自从你在这天空下崛起，
你还没诞生过一个这样的儿子……
2。 被捕陷囹圄
为了搜集“罪证”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秘密警察第三厅紧锣密鼓行动起来，几乎想尽了各种恶毒办法，使出了各种卑鄙招数。
他们不断书写匿名恐吓信，警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住所四周安插便衣密探，日夜监视其行动和往来接触的人员。重金收买他家的佣人，充当官方的耳目。更有一帮御用文人为虎作伥，挥舞如刀之笔为政治迫害大造舆论。其中有一个卡特科夫，在《俄罗斯通报》上疯狂咒骂车尔尼雪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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