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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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斯塔赫维塔说出的几本书名中，他借了丰克的德文原版《心理学》。过了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书时对他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本书中，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我们俄国的科学家，如，谢切诺夫，雅库波维奇，奥弗先尼可夫等。”

　　这次相识后，他们曾一同在亚历山大工场和在外贝加尔服苦役。

　　过了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托博尔斯克动身，要去伊尔库茨克，行程要三周。

　　那天他们乘船过河，当押解他的宪兵走开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马车夫：

　　“你为什么要当车夫？你有钱，却还要挣钱。”

　　“你说什么，老兄，上帝保佑你，我哪里有什么钱？一个钱也没有！”

　　“你说，你上衣怎么会有那么多补丁？。大概把钱装在补丁里保险些，是吗？”

　　车夫明白这是在开玩笑，就说：

　　“谁维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7月2日到达伊尔库茨克。因为地方长官也不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该在哪里服苦役。害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沿着安加拉河到乌索利耶；回到伊尔库茨克又沿阿穆尔大道转赤塔；最后从赤塔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工场。这里才是他服苦役的地方。

　　涅尔琴斯克苦役队的会计巴哈鲁可夫，回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初到苦役队的情况：

　　“1864年8月中旬一天的中午，宪兵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来了，当时我正在矿山管委会值班。大家都得到特别通知，预先知道他要来。我们这些小官员只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是同一类型的人。后者早两年就来到工场服苦役……我们见他形容憔悴，面色黝黑，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的，架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透过镜片打量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惶惑，就走出去了……”

　　矿山管委会另一个职员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整夜都在房里踱着大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他对监视他的士兵说：

　　“睡吧，睡吧，亲爱的，您明天还要执勤。可是我们的同志很多，如果每来一个，您都得熬更过夜，那会累垮的！”

　　从涅尔琴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个哥萨克军士的押解下，下放到了靠近中国边境的荒僻农村卡达亚。

　　卡达亚是个不毛之地，荒无人烟，光秃秃的山岗上一派凄凉景象。没有灌木丛，也没有明净的湖泊。在一块陡峭悬岩上，有很多波兰起义者的坟墓；每座墓前竖立着一根木十字架。十字架下面，埋葬着饱经忧患的战斗者的骨灰。而新的政治流刑犯，又络绎不断地押来卡达亚矿山。有单个来的，也有成批解来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彼得堡到外贝加尔，经过千里跋涉，人简直累跨了。加上水土气候不服，病得很厉害。矿山当局安排医生作了检查诊断，他得了坏血病和心脏病。根据病情，如果继续下井劳动，他的身体就无法恢复。因此允许他在警卫的监视下，到卡达亚简陋的卫生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里他见到了早来两年多的革命战友、诗人米哈伊洛夫。

　　在涅尔琴斯克矿区，国家政治要犯的情况，由地方录事逐月上报。档案纪录：

　　“1、米哈依洛·拉里奥诺夫·米哈伊洛夫。34岁，前省府秘书。因恶毒散发传单，并参与了传单的撰写，旨在发动暴动，反对最高当局，撼动国家根基……根据1861年11月23日下达的最高命令，米哈依洛夫被褫夺一切权利，流放到矿山服苦役6年。卡达亚区段……在卫生院治疗……2、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35岁。退职九品文官。因蓄谋推翻现存制度，印发传单，煽动和号召农民暴动。根据国务委员会决定，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褫夺一切权利，放逐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服苦役7年。卡达亚矿山……在卫生院住院……”

　　住了半年医院，车尔尼雪夫斯基总算死里逃生出了医院。而他的好朋友重病卧床不起。1865年8月3日晚，车尔尼雪夫斯基获悉米哈伊洛夫病危，头上连帽子都没来得及戴，气急败坏地跑到医院。不顾卫兵的阻拦，想最后见朋友一面；可是年青的诗人已经长眠不起，离开了人世间……

　　关于米哈伊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确切消息，直到这时赫尔岑才知道。他在《钟声》杂志里再三提到卡达亚囚徒的悲惨命运，他们不求饶，“昂着头去服苦役。”

　　各地的朋友和同志没有忘记自己的导师。一位年轻的战友写信给赫尔岑说：

　　“您从事革命宣传15年，我们向您学习。同时，在俄国我们还向另一位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习……我们成长起来了，坚强起来了。大家毫无例外，……积极地从事共同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我不得不忍受着最卓越的同志和导师的牺牲，但我们决心为他们复仇！”

　　敌人也没有忘记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是那个睚眦必报而又批复“照此办理”的人。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年轻时和著名作家阿·科·托尔斯泰是好朋友。在冬季打猎的时候，托尔斯泰利用他接近沙皇的机会，决心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句公道话。当皇上问到俄国文学最近有什么新作时，作家很巧妙地回答说：

　　“俄罗斯文学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冤判而黯然失色了……”亚历山大二世勃然变色，打断作家的话：“请你托尔斯泰任何时候也别向我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


　　2。　悠悠两地情


　　车尔尼雪夫斯基出医院后，被安顿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子里。这间屋子到处是缝隙，冷风不断钻进来，把他的风湿性关节炎折磨苦了。

　　流放的艰难和困苦都不在话下，只有抛妻别子使他深感疚歉不安。

　　他给妻子奥莉加写信：

　　“原谅我，我亲爱的小鸽子。由于我生性清高，没有让你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我对此太不在乎了。尽管在我本人的生活中，早就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变化也已发生了。但我没有估计到，这种变化竟长久地剥夺了我为你效力的机会。”

　　他们结婚的日子和她的生日，他记得很清楚，把它们当作节日来庆贺。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欢乐，我惟一的爱人，我的灵魂莉亚列奇卡！我好久没有像我心里渴望的那样给你写信了。现在，我亲爱的，我压抑着激动的感情，因为这封信不仅写给你个人，也可以公诸于众。要知道，这是在我们结婚的日子写的。我亲爱的欢乐，感谢你照亮了我的生活！”

　　从他们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了25年了。他喜欢她活泼愉快的性格，很赞赏她那种勇敢而泼辣的精神。譬如，她喜欢乘着三套马车，响着铃铛，唱着歌飞奔，相互竞逐！她敢于冒着风暴在海上荡舟。有一次，彼得堡遭遇洪水，她女扮男装，划着船去为别人抢救飘流在涅瓦河上的财物。

　　以前，她是多么善于创造欢乐啊！他们的客人都知道，奥莉佳在哪里，哪里的气氛就变得活跃，谈笑风生的。现在，他劝她别难过，别忧伤，要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尽情地欢乐！可是，又怎么能够呢？

　　奥莉佳呢，也和他一样，住在家乡苦苦相思。这个女子性格坚强，无怨无悔与丈夫同舟共济，含辛茹苦地担当起抚育子女的职责。

　　过了不久，奥莉佳写来一封信，说她要来流放地千里寻夫。

　　这个消息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亦忧亦喜，他回信说：

　　“对于你要来这里的打算，我怎么说呢？我亲爱的，我的小鸽子！你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关山阻隔跋涉难啊！你知道，我一贯赞同你的决定，把它当作最好的主意。可是，我请求你考虑考虑路途的遥远和艰辛。”

　　路途再远再险，也阻挡不住她的心意。

　　过了一年，5月初，奥莉佳带着8岁的小儿子米哈伊尔，在医师巴甫里诺夫的陪伴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外贝加尔。

　　这次她来得很不是时候。因为在首都刚刚发生了卡拉科佐夫谋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事件，全国实行戒严。东西伯利亚总督向涅尔琴斯克工场总监下了一道手令：

　　“严密监视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一来对他的看管加紧了，在他的小屋子前新增加了一道岗哨；家人探望变得难上加难了。

　　既然已经到达伊尔库茨克，奥莉佳写了一份申请递呈总督，请求允许她探望丈夫。总督的答复提出了一个恶毒的条件：

　　“如果她愿意到涅尔琴斯克工场看望丈夫，那么就得一辈子留在西伯利亚，一直到丈夫死去。而且她本人要受到国家规定的对待国事犯家属的一切约束。”

　　奥莉佳不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大儿子还留在老家里。她再次请求允许探望，哪怕会见时有宪兵在场也行。并答应和丈夫谈话时只用俄语，不用别人听不懂的外语。总督请示了彼得堡，上峰批准了这次探望。但条件是必须一直有宪兵军官在场，不得传递任何秘密消息。

　　奥莉佳几乎在伊尔库茨克等待了一个月。最后她带着儿子，在宪兵上尉赫麦列夫斯基的随同下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工场。这个宪兵乃是厚颜无耻之徒，一路上行为放肆。因为巴甫里诺夫医师已不允许继续陪随。据小儿子米哈伊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

　　“8月23日……我们来到卡达亚。这是只有几家木板棚屋子的小村庄，离中国边境大约15俄里。父亲就住在其中一个小屋子里……有两个小房间。地板上堆着书，记得有黄色封面的《祖国纪事》。我们的探望时间不长，总共才5天（我们是8月27日离开的）。因为对父亲来说，宪兵老在一旁监视，太难堪了……父亲当然高兴见到爱他的母亲，可是，高兴中掺和着痛苦。因为，来探望一次，住不过几天，却需要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还要花费一大笔钱，并惹来许多不快。他在随后的几封信中，不止一次地央求母亲，不要再来探望。指出关山阻隔跋涉不易，而且当地生活条件极苦，难以忍受。同时他深信，苦役刑满以后，他会转移到靠近俄罗斯的地方。全家就可以在那里团聚，就能够恢复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没有料到，前面等待着他的却是更大的失望和痛苦。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怕妻子担心，每次给她写信总是轻描淡写，尽量往好处说。都是“身体健康”，“生活不错”，甚至把后来囚禁他的维柳伊斯克县的荒凉古城堡，形容得如同“宫殿”一般美妙。

　　不幸摧残了奥莉佳。为丈夫的命运担忧，为贫困发愁，为儿子蒙受的屈辱痛心。这一切彻底扭曲了她的性格。她常常默诵着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沉重的十字架，钉在她的命运上。”

　　奥莉佳离开不久，也就是在1866年9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卡达亚矿区被转移到不远的亚历山大工场。

　　途中经过几个村庄，牲口过冬地，此外就是草原，一望无际的紫罗兰色的草原……亚历山大工场四面环山，山上是洪荒的原始森林。一座大屯子环绕银铅冶炼厂，厂里的工人，大多是流放政治犯和被判在地方牢狱服刑的苦役犯。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安顿在警察所的一间房子里，隔邻住的是刺杀沙皇的卡拉科佐夫事件的参加者，以及波兰起义者。这些人都很年轻，在他们眼里，这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着一张极其平凡的面孔，苍白而清秀。灰褐色的眼睛高度近视，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稀疏的淡黄色的胡须，蓬乱的长发……经常穿着一件白羔皮的袍子。脚蹬一双毡靴，头戴一顶黑色的羊羔皮帽……

　　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办？》的作者，都把他当成尊敬的老师。


　　3。　刑满不释放


　　1867年6月，考验期结束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监管稍微放松，允许他住进自由民的住宅。

　　他住在总监家对面的一座小屋里，主人是当地教堂的一个小职员。一边住着主人一家，他的房间在窗户临街的那边。房间的右角放着床，床上一条灰色的被子。窗户间的墙壁处放着写字台和书。另一张桌子上放着装水的瓦罐和碗，房间的中央立着一个大火炉。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教当地居民的孩子念书。

　　空闲时他经常手里拿着书和钓竿，到加济穆尔河去。他坐在岸上，把钓饵往河里一扔，就埋头读起书来。往往是路过的孩子注意到漂儿在动，才把他从书中唤醒过来。夏日黄昏，他搬个方凳到凉台上倚栏而坐。书本放在膝盖上，完全沉浸在阅读里，或者陷入遐思。

　　他住的地方离监狱只有一箭之遥，允许他节假日到监狱去看朋友。他把自己写好的作品朗读给他们听，讲述构思中的小说情节，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和文娱活动。他出口成章，能背出整篇小说或者长篇的片断。

　　车尔尼雪夫斯基果真成了大家的老师，总是乐于给人解惑释疑。他说：

　　“对于我来说，求知的时光已经过去，我早已不满足于仅仅追求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我乐于和人们共同探讨知识的奥秘。”

　　他的日常家务，如劈柴、担水、烧炉子等，难友们轮流替他做。他们在值日表上从不派他的差，顶多派他干一点削土豆皮之类的轻活。

　　在漫长而难熬的冬夜，囚徒们经常搞一些自编自演活动。没有幕布就用被单代替；女角由男人扮演。在观剧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心地哈哈大笑，答应给“剧组”写几个剧本。他果然兑现诺言，写了《惹事生非的女人》和《没有收场的戏》几个剧本。

　　他对每一个交往者都很热情。如果难友们来访，你不喝茶就不让走。他亲自动手烧茶，用一只皮靴把火煽旺。巴洛德的苦役期满要迁往其他流放地，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把惟一珍贵财物——一只金表送给他。他说：

　　“要钱用时就卖掉它，也能值个30卢布的。”

　　尼古拉耶夫和斯塔赫维奇来告别时，他别无他物了，一定要把百科辞典赠给他们。人家知道那是他非常需要的工具书，不想夺人之美，坚决谢绝了馈赠。

　　在流放地外贝加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顽强地从事著述。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打算先写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方面的论著。可惜资料不足，许多手稿残缺不全，中途而废；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写小说。

　　他给亚历山大工场的难友们朗读的第一部小说，题名叫《陈年旧事》。而他这时期创作的最优秀的小说名叫《序幕》。它直接反映了围绕“农奴制改革”展开的斗争。这部小说居然完整地保存住了，他生前就在国外出版过。

　　主人公的名字叫伏尔金。他的外貌、举止和性格特点，使人一下就想到了作者本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由民家里居住的时间不长，仅过了一年后，又被投进牢房。这次坐监的原因，是他的一个难友逃跑了。

　　这个战友是曾任上校的克拉索夫斯基，他散发了告士兵书，号召他们拒绝执行镇压农民暴动的命令。他不是乘坐驿车押赴苦役地，而是按刑事犯惩罚条例，步行整整一年递解到西伯利亚的。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通过了考验期，不再由警察看管住进了自由民住宅。克拉索夫斯基早就拟定了一个逃跑计划。在收到一宗汇款后，他画了一张中国边境地图，弄到了一张假护照。1868年6月11日，他策马出逃了。3天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他的尸体，头部被枪弹穿了一个洞。

　　开始大家以为是带路的哥萨克图财害命。后来在他的尸体旁找到了一张纸条：

　　“我打算跑到中国去，可是，机会太不巧啦。夜间行路我丢失了两件重要东西，足以暴露我的行踪。宁愿死，也不愿活着落到敌人手里。亚·克·”

　　他丢失的两件东西是：日记本和中国边境地图！

　　因为这一事件，不仅把车尔尼雪夫斯基重新收监，而且当局加强了管制，以防止这个名气很大的囚徒逃跑。

　　根据判决，车尔尼雪夫斯基1870年秋就可以解除苦役。他期望和家人一起在西伯利亚某个城市居住团聚。在给妻子奥莉加信中他写道：

　　“从8月10日起，对你和孩子，我不再是废而无用的人了。我想在伊尔库茨克或附近安顿下来，我又可以像从前那样工作了……”

　　可是这种“优惠”并未光顾到他的头上。相反，苦役期满后，当局却千方百计羁留他，使他与外界隔绝。

　　东西伯利亚总督给宪兵总司令发来一份密码电报：

　　“如果让他自由，要想保证皇上的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请示如何办理？”

　　有人给第三厅打了“小报告”：

　　“一，在彼得堡和各大城市，经常有人把募捐所得的钱寄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资助他从西伯利亚逃跑；二、有几个囚犯参与秘密销售其著作的活动；三、多次查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照片。四、人们对他依然崇拜，对他著作中的要点能背诵如流。”

　　第三厅也在给宪兵司令的呈文中强调：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社会上出现的激进情绪，大都是报刊煽动和支持的。他们大张旗鼓地向读者们鼓吹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其中最活跃的是《现代人》杂志……它掌握在一小撮青年人手中，为首的就是那位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逮捕也不能使他改变信仰。”

　　1870年9月，宪兵总司令向沙皇建议，释放车尔尼雪夫斯基多有不便，此人出去很可能成为革命中心。沙皇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又是“照此办理。”

　　于是，决议这样定下来：

　　“继续监禁车尔尼雪夫斯基，采取措施将其变成当地的移民流刑犯，消除逃跑的一切可能性……并平息青年们要求释放他的呼声……”

　　为了消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力，警方决定将他转移到更加荒芜偏僻、完全与世隔绝的维柳伊斯克县。从苦役流刑犯变为移民流刑犯，等于加重对他的刑罚。他将失去一起服苦役的难友，完全处于精神上的孤独状态。

　　1871年12月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宪兵的押送下，从亚历山大工场出发。沿途加强了警戒，不让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外界接触。4名押送人员中，一人必须坐在马车前座上，停车时寸步不离如影随形。另一名则坐在后排车尔尼雪夫斯基身旁；每次靠站必有一名军官同住在一个房间里。

　　到维柳伊斯克的路程遥远而艰难。由轻便马车组成的小车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和原始森林中跋涉。越过河溪中的冰锥时，马车随时都可能倾倒和沉没。

　　过了伊尔库茨克，就再见不到俄罗斯人了。驿站之间相距很远——这算什么驿站！几个简单的雅库特帐篷，人和牲口都挤在一起。这样的旅程延续了22天，走出原始森林之后总算来到一个类似街道的地方。右边一座教堂，教堂后面一片荒地直抵河岸，临河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上耸立着一座带围墙的木料结构尖柱古城堡，这就是专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人准备的“单间”牢房。这地方一年之中只有4个月勉强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连骑马送邮件也常常耽误。周围是原始森林、河流、悬崖、泥泞的沼泽，完全封闭了这个小城堡。它就是一座天然的监狱。

　　尽管如此，当局仍然责令县警察局对“要犯”严密监视。上面专门派来一个极端残酷而又多疑的宪兵伊热夫斯基负责监管，还有两名当地哥萨克团的军士作助手。监视的军士每年都要轮换，以免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宣传影响。

　　这地方说是县城，实际上连俄罗斯人所理解的村庄都不如。只要生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病，那就必死无疑。全城没有一间店铺，商品是在商人家中出售；家庭日用品出高价也难买到。全城的居民男女老幼加起来不到500人。他们是雅库特人、哥萨克人以及俄罗斯小市民。全部“知识分子”就是几名小官吏和两个神甫。城里充其量不过10多栋俄罗斯式的“建筑物”，雅库特人只住帐篷。就在这样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整整度过了12个年头。

　　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仍按以往的习惯，把处境描绘得比实际好些，给妻子写信说：

　　“……至于我，在这里生活得很舒适：我所住的房子有1个大厅和5个宽敞的房间；屋里很整洁；也很暖和”。

　　每当奥莉加表示要去探望时，他总是不安地央求道：

　　“……先别急于实现这个愿望。也许再过一年半——也许再过一年——也许再过半年，我就会让你给我带来幸福：跟你和孩子见面。不过要等到我请你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之前你还得等一等。”

　　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他的“宫殿”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日子过得缓慢而单调。他不能和任何人来往，只有散步、看书和阅读亲人的来信，能多少减轻一点苦闷。除了看守军士和送茶饭的那个雅库特人之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别的人。

　　就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外面的政治犯们派来了一个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