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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尼雪夫斯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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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刻安宁。
同样，他在信中向父母谈及有关饮食起居的话，千万别都当成是真实的。他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免除他们的悬念，打消他们的忧虑。后来随着他的精神世界日益独立、与家庭的传统观念越来越远，家书中的这种矛盾，也就越来越明显。——可是，要摆脱同家庭的精神联系传统习惯，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内心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母亲离开彼得堡的第二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学校教堂的隆重祈祷仪式。然后听了校长普列特尼奥夫的首次训话——此人当年是著名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好友。
接着正式上课。大学的一切，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吸引住了。他按时听课，慢慢和同学们熟悉了，习惯了学校的秩序。
车尔尼雪夫斯基办事一丝不苟。他已经计算出从宿舍到学校的精确距离：费时16分钟，跨1920步，折合1俄里300俄丈（1俄丈等于2。134米）。比在萨拉托夫时，从家里到教会中学稍远一点。这不光是个习惯问题，而是那种思考专注、心无旁骛者的共同特点。和在萨拉托夫时一样，他在这里也经常走错家门。
他在日记里如是纪录：
“我一出门，走的总是戈罗赫大街或涅瓦大街，经过海军部大厦，然后到达学校。除了版画和石印画商店墙上不断更换的图画，我什么新东西也没看到。”
他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安排那每月20卢布的生活开支。确定吃饭、买蜡烛、文具、日用品、乃至洗澡等，各要多少钱。还为自己规定了作息时间，每小时乃至每一分钟，都有条不紊地去生活……
他的心情很兴奋、愉快；不过很快就被对事物的清醒估计所取代了。开学没几天，他给父亲写信提到：
“这里的课似乎不值一提。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您写。怕您要为我担心了。不过，我以前不也是这样谈论教会中学的功课吗？但我何尝旷过一次课？还得公事公办嘛。怎么想都可以，但还得老老实实坐下来听课……这里多少有点像萨拉托夫的情形，谢天谢地，也还有点儿不同。”
就这样，他坐在课堂里听啊听啊。内心却认为，教授讲课的方法很落后。不如某些大学，教授讲得不多，只限于评述本门学科的参考书目。因为教育的真正手段，是阅读图书，而不是听演讲。没有阅读能力，学生只跟着阿贝拉尔（法国烦琐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在荒漠中瞎转，是没多少用的。
几乎上课不久他就这样设想。在一周的21堂课中，只有5堂课值得注意：两堂库托尔加上的通史，两堂菲舍尔上的心理学，和一堂卡斯托尔斯基上的斯拉夫方言。教学大纲规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内容太简单，他已掌握的比这多得多。他也瞧不起赖科夫斯基上的神学课。在这个具有丰富神学知识的教会中学学生看来，赖科夫斯基对神学的了解，实在过于肤浅。
18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家庭给予他的宗教偏见。他请父亲给他寄一份记录各种斋戒和斋戒日的单子，他好恪守斋戒。不过，他的内心正在逐渐产生一些新的观念。
还在入大学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社会道德问题就很关切。从教会中学到彼得堡这一过渡时期里，他勤奋地追求知识，充满着理想主义。读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和席勒的作品读得入迷。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单是欣赏诗情画意，还为其崇高的社会理想所吸引。到了彼得堡，他这种思想倾向，进入了一个急剧发展的新阶段。他经常给尚在中学读书的表弟佩平，用拉丁文写长信，信中往往涉及一些不便用俄文写的事情。信里提到可能要出现农民问题。
1846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兄长的身份，交给佩平一项任务：将几行拉丁文诗句，翻译成俄文，且不得破坏原诗的韵律和意境。佩平翻译出来，发现了一个危险的秘密：
愿谎言和暴虐消失
若正义得不到伸张
就让苍穹倒塌……
让正义得胜
或叫世界毁灭
瞧，这个一年级大学生，从别人的诗句中挑选了什么样的“口号”！这就是表兄的思想趋向。
在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读到了著名作家欧仁·苏新的长篇小说《捡来的儿童马丹》。他急忙把作品的内容和涵义，写信告诉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斯卡娅。他对《捡来的儿童马丹》之所以如此感兴趣，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描绘法国农民的苦难境况。
读了欧仁·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车尔尼雪夫斯基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高尚的小说，真正用耶稣爱的精神写成。就思考：能否使那些被社会环境毁坏了的人，在道德上复活。他已经看到，人类陷入了污泥浊水，他们在受苦难，遭折磨。但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环境使然。他甚至考虑运用耶稣的教义来净化人类的社会环境。
看得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开始在这位一年级大学生心里萌芽；而又奇妙地和宗教思想交织在一起。
如此庄重的探索精神，似乎和他18岁的年龄有些不相称。
过了些日子，他和一位旁听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和革命家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米哈伊洛夫。
在一次课堂上，米哈伊洛夫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个眼睛近视、穿灰制服的学生。
“您大概是留级生吧？”米哈伊洛夫问道。
“不，您也许是根据我这身衣服作出的判断吧？”
“是的。”
“这身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我从市场买的旧货。”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说来也奇，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孤僻、拘谨，感情不外露。米哈伊洛夫则易于激动，情绪多变。两人的差别也表现在行动上。一个笨手笨脚；另一个举止非常自然、优雅，善于表达感情。可是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都憎恨那些压迫人民的家伙。所以他们认识不久，就亲近起来。
米哈伊洛夫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只因全部心思放在文学上，考前准备得很差，入学考试不合格，只好在大学里当个旁听生。
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博学多才，熟知世界文学，别人都称他为“活书目”。除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诗人之外，他还熟悉所有著名的英国、德国和法国作家。最近他还在《画报》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和翻译的诗、文。而且，他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较早摆脱宗教偏见的影响。在教会中学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习惯于帮助别人。现在呢，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值得他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在其影响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视野大为开阔。可以说，第一个促使他走上向前发展之途的就是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的祖父，原是辛比尔斯克和奥伦堡地方一个女地主的农奴。米哈伊洛夫幼小时，常听到家人讲他祖父的身世。地主婆死后，他的祖父获得了自由。但解放证书没有及时办妥，地主的继承人以此为借口，重新使他沦为农奴。他的祖父心中不服，据理提出抗议。人家便把他投入大牢，整得死去活来。米哈伊洛夫的父亲，临终前给儿子留下遗言。希望他“牢记祖父的身世，永远不当地主老爷，永远保护农民”。
他的革命信念，可能就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形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他将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
3。 彼得堡大学
语文系里，一年级学生比较少。在这不多的学生当中，有10来个来自教会中学。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非贵族出身的青年，涌进了高等学府。这使贵族子弟感到不那么舒坦。到了40年代，各大学里已挤满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他们出身于下层职员和市民家庭。后来，欧洲各国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沙皇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想方设法阻止平民知识分子进入大学。车尔尼雪夫斯基恰好是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来到彼得堡大学的。
1848年，国民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发布了一个秘密通令，强调：
“现今人们想受教育的期望，越来越迫切。在此情况下应予关注，不要使这种过分的期求，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国民的阶级结构，不要让它诱使青年人狂热地追求奢侈的知识。”
过了一年，大学招收新生的人数降到了最低点。1849年，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只招收进了两个学生！
日子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到，教授中也有社会出身和他差不多的人。他对这一类教授特别怀有好感。他以尼基坚科、乌斯特里亚洛夫和涅沃林三位教授为例。除俄语之外，他们不会讲其他任何一种外国语言。他们年轻时哪有可能学会讲外语呢？尼基坚科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原是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农奴，后来被解放了。而涅沃林则是神职人员出身。这些曾经当过农奴的教授，有的人随波逐流，丧失了自由思想和反抗精神，逐渐安于现状，反而帮助沙皇政府实现它的意图。他们当然不会像狂热的农奴主穆辛·普什金伯爵那样，死心踏地为专制制度效劳。他们对官方的思想压制，也时有不满；却不敢去直接反抗。总是想方设法躲躲闪闪，其处境是相当可悲的。跟他们学习的平民青年，本能而尖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米哈伊洛夫在大学呆了一年多，便退学到下诺夫哥罗德城谋事就业的原因。许多青年很快就意识到，来彼得堡上大学不是为了受到真正的教育，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萨拉托夫的亲人写信说：
“现状就是如此，想多少有点作为，就得上大学，就得在首都做事，没有这两个条件你就会依然故我，一事无成。”
到处都笼罩着萧条和肃杀的气氛。正如赫尔岑所说的，兵营和衙门已成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治科学的支柱。警察分局长们占据了大学的教研室。教授们的活动，受到公开或秘密的限制。
尼基坚科教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在督学穆辛·普什金主持的校委会特别会议上，宣读了一个“按皇上旨意”写成的部长的命令。命令规定：
“民族性……即无限忠于并绝对服从君主制度，而西斯拉夫传统不应引起吾人的任何同情。”据此，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表示，希望教授们讲课时，一定要根据这个大纲和政府命令，来阐述我们的民族性。讲授斯拉夫方言、俄国历史和俄国法律的教授们，更应如此。
难怪这所大学的学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语文系学习只好白浪费时间。一切都是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废话连篇，咬文嚼字……
学生们在私下交谈中，经常讥讽那个“希腊科学文化的巨擘”——教希腊语文的老夫子格列费。此人一日不用错动词就没法过。除了希腊语的词源，什么也不想知道。
对于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来说，语文课和俄罗斯文学史课的教学，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语文课由尼基坚科主讲，文学史由普列特尼奥夫主讲。这两人都是非同一般的文学家，文学史上都留有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的才能，很少显示在教学上。学生还感到惊讶，为什么普列特尼奥夫在文章中，时有很中肯的见解；而在课堂上却废话连篇，催人入睡？尼基坚科则千方百计回避某些“尖锐”问题，只讲作品表层的东西。如果学生请他阐述作品深层面的内涵时，他便巧妙地在暗礁之间迂回，用些含混不清的字眼高谈阔论，借此摆脱困境。
对学校这些著名教师的怯懦和不彻底，车尔尼雪夫斯基自有他的评价。他无法尊敬那些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唯命是从的教授先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单调。听课，上图书馆，和同学研讨、辩论、闲谈、按时给家里写信。时间便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过去。
他博览群书，书使他和外界隔开了。一旦得到一本想看的书，他便高兴异常；如果弄不到需要的书，他就会闷闷不乐。他不上剧院，害怕看戏耽误学业。对父母则说，他看不惯那些戏。他本想每逢星期天去参加学校的音乐晚会，但改变了主意，因为一个冬天得交三个银卢布。不如把这些钱花在买书上。学校的舞会在他看来实在可笑——女舞伴由男学生装扮。学生会餐也没他的份儿，他滴酒不沾。他有时到同乡、父亲的熟人和朋友处作客，彼得堡有不少萨拉托夫人。有的当了大官，生活得自在而阔气。父母劝他和有用处的人保持来往，他也想顺从父母的意愿，但他那种性格不允许这样做。如果有人生硬地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都会使他感到受辱。倘若仅仅是拜访，谈些无关痛痒的事，这样交朋友还有必要吗？
实际上他无时不感到缺钱。为了勉强度日，他处处紧缩开支，节省每一个戈比。他不仅为几个钱而操心，还想到父母供他上大学很不容易，因而心里难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和多子女的佩平家是分不开的。所有沉重的生活负担，历来都由两家平均承受。所以他急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自己挣钱，哪怕是当家教给人上课也行。
冬天快到了，他打算不购置皮大衣——好在寓所离学校只有走15分钟的路程。去浴室可以穿光板皮袍；不过没有礼服和制服大衣怎么行呢？他本来想向一个枢密官的儿子，用半价买一件旧礼服。可是这件礼服的领子是舞会式的，绣着金色花边，不好意思穿上身，只好去订做一件。
哎呀，这里生活花消太大，东西贵得吓人，白面包比萨拉托夫的贵两倍半。看戏要雇车——他连想都不敢想。为了把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他只在星期天喝一次茶，或者根本不喝。
表面上，他的生活过得平淡清苦；不过内在的精神生活，确是丰富极了。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能以惊人的毅力和平常的心态，忍受生活中各种贫困、痛苦的原因。
第三章 意气风发大学主
1。 两位好朋友
父母原以为，儿子天资超人，必定会引起学校领导的注意。母亲功名心切，不时直接写信追问：哪位教授特别留意她的儿子？虽然儿子回答，菲舍尔和卡托尔斯基对他表示赏识，但他自己并不很关心这些东西。
不错，他本打算以后从事学术研究，但又不喜欢官办科学的气氛。他看到，在目前的条件下，除了肤浅的知识，在学校里不可能涉猎到什么。他大惑不解，为什么我们的名人考试都考不好？为什么这些名人总是同政府格格不人？他知道的例子就有伟大的评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还有更熟悉的普列谢夫。连旁听生米哈伊洛夫也离开科学的殿堂。
车尔尼雪夫斯基新交了一位朋友洛博多夫斯基。这人也愤愤地嘲讽大学的教学空洞无物。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家人写信，内容也得有所选择。不过在信中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异端”思想。父亲便小心翼翼地追问，交的朋友是些什么人，领导是否注意学生的个人生活。他有时很想念家乡，便开始计算，离明年5月份的学年考试，还剩多少日子。考完试他就可以回家了。
冬季的几个节日最难熬。他的命名日，母亲的命名日，圣诞节，新年——碰到这些节日，家里都非常热闹。而在这里一想起在家过节的情形，只能徒增孤独之感。
年轻的伊斯梅尔·伊万诺维奇·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使语文系窒息的气氛稍微活跃了一点。他是年初从哈尔科夫大学，调来斯拉夫方言教研室的。他讲课生动，有激情，不知不觉就把听众吸引住了。他周游过一些斯拉夫国家，讲课中能运用亲身观察到的丰富材料。
斯列兹涅夫斯基对自己的学科一片赤心，富于创造精神。他善于引导学生独立钻研编年史以及其他古籍，因为这些东西有助于了解祖国语言的发展历史。车尔尼雪夫斯基热心地投入这一研究课题。他用纸做成卡片，遵照斯列兹涅夫斯的指导，按字母顺序把编年史中所有的词汇，都一一记录下来。他整月整月地做这种死板而细致的工作。有时一天8小时、10小时、甚至12小时，坐在那儿摘录卡片。这就是斯拉夫语言学。
思想活跃、求知欲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成天去做这种咬文嚼字的死板工作，实在有些不大相称。25年后，他本人也以嘲弄的口吻谈到自己所做的这件事。真是命运弄人，“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称呼自己），却要在文字游戏中消磨大好时光。
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打算大学毕业时获得学位。为此，他必须提前选定一位教授作导师，并且日后把他留在学校当助手。他在工作上的严谨和认真，受到斯列兹涅夫斯基的赏识。这就是他能长期孜孜不倦地在语言学上做这种费劲儿工作的原因。不过，如果斯列兹涅夫斯基只是个干巴巴的学究，他未必能吸引车尔尼雪夫斯基去玩文字游戏。到了期末，斯列滋涅夫斯基主持考试的严厉态度，引起一些学生的强烈不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不满差一点就迁怒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因为他总是顺利完成教授布置的作业，并且在准备一篇争取获奖的论文。
学年考试快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想早日回到故乡萨拉托夫，又舍不得离开同学和图书馆，他已习惯了彼得堡。但他生怕伤父母的心，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依从父母的意愿，回萨拉托夫度假期。
考试非常顺利，各科全得满分。考试临近结束他便开始准备行装。
6月7日黄昏，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上四轮马车到莫斯科。在那里住了三天，一方面等家里寄来的旅费，同时寻找同车的旅伴，并办理驿道旅行证手续。找到了一位旅伴，是一个官吏，因公事乘用自己的轻便马车出差。他们一行途经梁赞和唐波夫，6月下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回到萨拉托夫。
暑假结束，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回到彼得堡。这时他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
他从萨拉托夫回来后，生活上有些变化。亲戚拉耶夫从法律系毕业后，托人情当上了一名科长助理，开始在官场上缓慢而艰难地往上爬行。这一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可是家中父母不放心，担心儿子一个人在京城里，无人照料管束。恰好这时他的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卡娅，嫁给了萨拉托夫的一个官吏捷尔辛斯基。大家都主张新婚夫妇移居彼得堡，可以住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一套住房里。倘若没有得力人物的帮助，捷尔辛斯基是不可能调进彼得堡的。幸好他们的同乡列平斯基已经当了高官；另一位同乡科卢姆博夫，现在是莫斯科法院的检察官。这两人对这件事都帮了大忙。
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等待亲戚的到来。但可能是传说霍乱将蔓延到彼得堡，表妹夫妇久久未能成行。
几个月后，他终于得到消息，说捷尔辛斯基夫妇已经动身。不久就会来到彼得堡，和他住在一起。
从二年级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给人上课，能挣一些钱了。他设想，一旦表弟佩平来彼得堡考大学，他多多少少能够帮助一些。
现在要做的事多了，得备课，还需要耐心完成斯拉夫语文功课。不过内心要比以前安宁，因为他已不必再担心父母负担过重。从萨拉托夫给他汇款的次数少了，这点使他很高兴。
他终于确信，大学本身不可能给他带来大的好处。偶尔去听某些课程，不是因为这些课有什么价值，而是为了应应卯，让教授们看见他在座，以后考试时，不至于对他吹毛求疵。他的时间整天整天花在公共图书馆和鲁缅采夫博物馆里。
这段时间没有结交新朋友。和过去一样，时常来往的还是米哈伊洛夫和洛博多夫斯基两人。他们几乎无日不来往，在一起阅读杂志《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通霄达旦地谈论文学、政治，也谈论学校的事。他在家信中简略地提到他们：“我有几个朋友从事文学活动，很可能我也即将进入这一领域。”
可是，同米哈伊洛夫的交往不久便不得不中断。因为米哈伊洛夫生活费用无着，于1848年被迫离开彼得堡大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城（后改名高尔基市）去谋生，当了监务局的一名小录事。虽然分开了，但他们之间书信往来，友好关系没有中断。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洛博多夫斯基了解越多，对他的好感也与日俱增。洛博多夫斯基的生活经历丰富，曾在教会中学学习。他聪颖机灵，各门功课总是名列前茅。他也经常帮助同学，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些教师就讨厌洛博多夫斯基，因为他爱争辩好反驳，常常能指出教师讲课中矛盾的地方。连上神学课的校长，也因这个“好挑毛病的捣蛋鬼”，而不得不小心备课。后来终因一次鲁莽行径，学校领导忍无可忍，把他开除出学校。离校后便开始周游俄罗斯各地，有一段时间又在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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