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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尼雪夫斯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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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精神素质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使他产生的景仰心理。他当时以为，黑格尔宣布的真理将普照一切，并使他内心有一种泰然的感觉。
他1848年10月在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几乎完全属于黑格尔，当然，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同意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我在决定一件大事。即对于小我的一件大事。而我预感到，我将迷恋上黑格尔……”
奇怪的是，当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深入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之后，没有别人的指点，就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两面性。发现它在原则和结论之间、方法和内容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只有完全成熟的思想家，才能做到这一点；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作到了。
1849年1月底，哈内科夫把一本《哲学原理》交给车尔尼雪夫斯基，请他翻译其中的某些段落。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仔细阅读这本书时，他立刻发觉其哲学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即结论的反动性、狭隘性和中庸之道。
40年过后，回忆起年轻时研究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
“在原著里，黑格尔更像17世纪的哲学家，甚至更像经院哲学家，而不像人们用俄文介绍他的哲学体系时的他。”
这位青年当时已看出，黑格尔的思想“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他是现实情况和现存社会制度的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前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使俄国的哲学思想摆脱“黑格尔学说”的束缚这一事业上，各自起过促进作用。赫尔岑不无自豪地写道：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俄罗斯精神终将彻底改造黑格尔学说，尽管我们受过各种哲学思想的熏陶。富有活力的气质必将取胜。”
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以同样自豪的心情谈到，在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模棱两可和无所作为的说教之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的权威，发展了彻底的观点。
他写道：“在我们祖国的精神生活中，现在第一次产生了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思想家并驾齐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当他们的学生的人。以往，我们每个人在欧洲的作家中，都有一个乃至几个崇拜的绝对权威——有的人从法国文学界里找到，有的人从德国文学界里找到这样的权威。自从我们精神运动的代表，独立地批评了黑格尔的体系以来，我们的运动已不再受任何权威支配了。”
举出这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其洞察力多么敏锐。
再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初次接触傅立叶的著作时，善于在这些著作中，发现隐藏在奇特外形下的伟大真理的萌芽。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忽略其中的弱点、观点上的局限性、以及缺乏根据。但他仍然明白，这个学派无可争辩地将会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接触到了康德的哲学体系。它留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印象很不美妙。他把康德的实证主义简要归纳为：
“也许，这只不过是个颇为局限的头脑，为自己的数学体系找出社会、历史和哲学等科学的依据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年轻时起就不盲从权威。对他来说，真理重于一切名字；不管这些名字已受到社会的公认。
他一旦发现即便是伟大思想家的谬误，也毫不犹豫地抛弃它。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理论”。他对“种族主义”的这种看法，始于大学年代。1849年，《祖国纪事》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黑人化——游非洲内陆所见》的文章。作者在谈到黑人时，强调黑人“一点也不比我们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拜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从心底里同意这种看法。当我听到相反的说法时，我就觉得，这就像亚里斯多德说的，住在希腊以北的各民族，由于气候和肤色的缘故，注定要当奴隶，注定比别人野蛮一样荒唐。”
第五章 地下小组遭破坏
1。 投稿碰壁记
他写作得很勤奋，大学三年级开始向刊物投寄稿件。发表作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在他心中躁动。他相信编辑部的大门会向他敞开。近一段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脑子里，一直在酝酿一个故事，构思逐渐成熟。内容是关于一个沦落到黑社会、最后被押上法庭的女青年的故事。故事原型是从一位老乡那里听到的真人真事。
起先犹豫了一阵，不知是采用描写叙述的方式好，还是正面议论的形式好。
若泽菲娜——女青年的名字——的故事，之所以吸引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因为它反映出现行教育制度不合理。题名就叫《若泽菲娜的故事》，他写得很费劲，进展十分缓慢。出于谨慎，他在小说中避开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把她叫作卡济米拉。但还是写得太真实，走笔受到约束，总担心会给若泽菲娜惹出麻烦。
写了一大半，觉得平淡无味，便扔下了。他觉得笔下流出来的故事，既失去了真实可靠性，又缺乏诗情画意和想象力。过了些日子又觉难以割舍，还是捡了起来，硬着头皮写下去。这位未来的大文学家，鉴赏、剖析名人的佳作头头是道；此时却真正感受到写作实践之艰难。初期大约也难免眼高手低的通病吧。
第一次投稿前，他还把重要的刊物认真加以研究。不是简单地从读者角度阅读《祖国纪事》和《现代人》。而是像参与编辑这两个刊物，对每个细节——内容的取舍、版面的设计，铅字的型号、栏目的划分、标题的安排——都一一详加分析。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设在阿尼奇科夫桥附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路过那里。他好几次很想窥探一眼这个神秘的地方。许多读者每月月初，都以激动的心情期待着新一期杂志的问世。他目前还是千千万万读者中的一个；孰能料想几年之后，他就进入了《现代人》编辑部，并成为该杂志的掌舵人。
那将是他一生中短暂的、但却灿烂辉煌的一个阶段。
准确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三，车尔尼雪夫斯基捧着小说《若泽菲娜的故事》，向《现代人》进军。
前一天晚上，他把誊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重新彻底检查了一遍。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短信，说明这篇小说的主旨。把稿子投到《现代人》以后，便急不可待地等候编辑部的录用通知书。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过去了，稿子宛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继《若泽菲娜的故事》之后，另外一个题材又打动了他：就是洛博多夫斯基一家倒霉的命运。
车尔尼雪夫斯基琢磨了很久，这个题材究竟该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是突出洛博多夫斯基的性格，以剖析人在世上生活多么艰难；还是写妇女的命运？他选择了后一个想法。
小说就这样开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它起名为《理论与实践》。仅看小说的标题就知道作者缺乏写小说的经验。而且议论太多，情节发展不自然，人物描写公式化。但不过这篇失败的作品也有所得：某些情节、乃至整个主题思想，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得到了完美的发展。
这时正好要进行年终考试。写小说不成功，他打算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指导下，另写一篇争取“得奖”的论文。
能像斯列兹涅夫斯基那样吸引学生的教授并不多。不过，也没有多少教授，能像他那样严格、一丝不苟。考试过后学生对他的好感便消失了。最懒散的学生还大发牢骚，要求别的同学一起抵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科列尔金，被认为是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们俩都协助他编纂俄罗斯编年史词典。两人同在1848年开始撰写争取“得奖”的论文。正是这个缘故，两人都受到同学的攻击。
科列尔金对各种责难充耳不闻，继续和斯列兹涅夫斯基接近。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经过一段犹豫后，决定不再为争取“得奖”而写论文。
主动放弃竞选“得奖”论文的机会，车尔尼雪夫斯基内心是深感遗憾的。离举行竞赛结晓仪式的日子越近，就越觉得惋惜。因为下年度的论文题目，是属于别的专业的，他只好和斯拉夫语文告别了……
每年的2月8日，学校开学那天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教育部长、教区督学、宗教界头面人士、荣誉校长以及其他社会要人都应邀到会。
按照传统习惯，校长作一年来学校工作报告。接着由一位教授作学术报告。最后向论文竞赛优胜者颁发奖章。
竞赛结果是保密的。不仅稳操胜券的人可以参加，抱着侥幸心理者也不妨一试。每篇论文作者的姓名都用文章标题覆盖密封。论文先由所属学科的教授审读，再在系务会上讨论，然后系务会将结论送交校学术委员会审查批准。开学这一天，当着校学术委员的面，隆重启开装着初选入闱论文的纸袋。
这样做，失败者的自尊心免受损伤，不致遭到嘲笑。奖励分三个档次：表扬、银质奖章、金质奖章。获得金质奖章的人，以后可以不再专门呈交学位论文。
能“得奖”的论文，大多是已得到教授青睐的高年级学生。
1648年，哲学系只提出两个“选题”：一个是关于编年史的，另一个是关于波斯诗人萨迪和哈菲兹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班同学，普遍认为第一个选题的金质奖章非他莫属。只有个别人知道，他这一次已放弃呈交论文。不过也不敢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一刻是否能信守诺言，顶得住那枚金质奖章的诱惑。
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作了概述俄语历史的简短报告之后，大会开始发奖。校学术委员会正而八经宣布：
“根据俄罗斯帝国大学章程103条，题为《斯洛文语和俄语是同属一个语种》的论文，应由学校资助出版，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授予文章作者、三年级普通语文专业学生尼古拉·科列尔金金质奖章。”
事先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清楚，科列尔金今天将会获奖。尽管如此，当他听到正式宣布后，还是感到几分惋惜。
跨入1849年度，校学术委员会的选题公布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呈交一篇题为《雅典统帅克里昂传》的文章。
离大学毕业的时间越近，选择前途的问题就越经常出现在他的脑际。
回想过去的一年，他曾多次试图和《祖国纪事》挂钩，但不得要领。把小说《若泽菲娜的故事》投到《现代人》，也不见下落。投稿碰壁，文运欠通，这两家大杂志的门坎很高。
他需要考虑其他的出路，以解决谋生之道。也许应该设法接近系里的教授，为进入学术领域作准备。
1849年5月，最后一次学年考试过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几乎未作什么准备，除希腊语外，其他各门功课都得了5分。成绩虽好，毕业后的出路依然大成问题。这关键时候，还是斯列兹涅夫斯基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斯列兹涅夫斯基出身于社会下层。从亲身经历中深知平民子弟，哪怕才华横溢、浑身的本事，要想闯出一条道路是多么艰难。生活要求出身寒微的人，须具有顽强刻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教授推荐，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地理学者布雷切夫身边，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具体工作是帮助摘录各种有关西伯利亚的资料。
无独有偶，另一个穷学生杜勃罗留波夫，在不同的时期也接受过斯列兹涅夫斯基的熏陶培养。两人通过这位教授而互相认识，并先后走上了学术和文学的道路，这都与恩师的熏陶培养分不开。后来在《现代人》杂志社，他们又成了亲密的战友。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斯列兹涅夫斯基在哲学系的第一批学生。所有给他上过课的教授当中，对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印象最深刻。这位教授的思想独特，既能鼓舞人，又具幽默感。他敢于大胆分析，敢于嘲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坚信科学、精力充沛、热爱工作、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他千方百计把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他所从事的学科领域。
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体会到，这位教授虽然对人严格，但处事公正，待人真挚。越了解他，学生对他就越尊重，都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一生从事斯拉夫方言的研究，尽管这门学科非常冷僻。
斯列兹涅夫斯基这个时期对斯拉夫语文简直入了迷。他为争取科学院出版一本斯拉夫学期刊而奔忙。科学院第二分院，是在原俄罗斯研究所的基础上组成的。斯列兹涅夫斯基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应该把论文准备好，可以发表在未来的杂志上。学生听罢谨遵师命，全力以赴编撰去年留下的那个编年史词典。
没想到工作量非常之巨大，要做的事很多；不过他非常顽强刻苦。他先考虑好词典的编写体例，试用了各种编排材料的方法，然后选定最佳方案动手编写。为了这个词典，他一天埋头工作8～10个小时。按这样的进度，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的不是几个月，而是要若干年。
后来研究成果倒是发表了，那是在4年之后的事。那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移到文学评论和政论方面去了。
2。 大审判丑剧
1849年4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沙皇政府破坏。许多小组成员遭到逮逋。
7个月之后，彼得堡街头贴出告示，要公开“审判”一批“罪犯”。
12月的一个清晨，人群向谢苗诺夫校场走去。校场上站满了卫戍部队的士兵，他们在木头搭起的平台四周围成一个方阵；台面上覆盖着黑纱布。八点钟左右，“犯人”被马车押运出了彼得保罗要塞。每人身边立着一名卫兵，队伍前面开道的是手握军刀的行刑队。马车的玻璃窗结冰了，没法看清囚徒的面孔。城墙上站着无声的人群，整个广场积垫着昨夜刚下的白雪。
“犯人”们被推下了马车，让他们排成单行纵队。这些被捕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已有8个月没有互相见面了。他们彼此打量对方削瘦而苍白的脸颊，互相默默点头致意。
马车继续开来。囚犯一个接一个从车里出来。其中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利沃夫、菲立波夫、斯佩什涅夫、哈内科夫、卡什金、叶夫罗佩乌斯、陀思妥也夫斯基、杰布兄弟、帕尔姆……都是知识界的精英。
宣布判决之前，先押着他们绕场一圈示众。走在前头的是一位神甫，“犯人”们一边在厚雪中走着，不时轻声交谈几句话：
“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
“行刑台上立的柱子是干什么用的？”
“想必是要吊……军事法庭，可能枪决……”
“谁知道会怎么样……也许都弄去服苦役……”
围成圈的士兵，用神秘而又冷漠的目光盯着走过的囚徒。
绕场完毕，犯人踩着吱吱作响的阶梯上了平台。军事法官依次点名，校场副官注意察看，验明正身。犯人奉命站成两行，和城墙成90度垂直线。嘶哑的号角声突然划破寒空，令人毛骨悚然。
“举枪！”发出了口令。
“脱帽！听候宣读判决！”
校场副官看到只有少数人听他的命令，便怒气冲冲地指挥士兵动手，摘下那些人的帽子。
军法官匆匆念完公诉书和军事法庭的判决，士兵们便给犯人穿上死囚衣——带风帽的白色粗麻布尸衣。神甫拿着圣经和十字架走上行刑台，士兵随后抬来了诵经台。神甫向犯人们简短地布了道。当他离开后，士兵根据校场副官的指示，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和蒙别利，分别绑在三根柱子上，每根柱前挖了一个坑。
士兵用风帽遮住他们的脸。对面的一排士兵，根据口令已瞄准枪口……这时响起了鼓声，已瞄好的枪口忽然间向上一抬……
一辆轻便马车飞驰到了行刑台跟前。出来一个机要通信官，他带来沙皇的“特赦诏书”。免去死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
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别利和格里戈里耶夫三人松了绑，复被带上平台。军事法官重新向每个犯人宣读了最后的判决。宣读完毕，两名身穿黑色长衣的刽子手，将犯人摁下跪倒在地，在他们头顶上将一把把剑折断。
动作持续了20多分钟。然后几名铁匠登台，给流放罪犯钉上重脚镣。
彼得拉舍夫斯基习惯地歪着头，不动声色地站着。突然，他从刽子手的手中夺过一把重锤，扑通坐到地板上，发狠地将自己脚上的镣钉紧。
一辆三匹马拉的篷车驶到了台前，木轮子压在雪地上吱吱发响。车里又下来一名宪兵和一个机要通信官。把一件公家的皮袄和一顶护耳帽子给彼得拉舍夫斯基穿戴上。宣布“皇上恩准”，只将他这名“首犯”无限期流放西伯利亚矿区服苦役，立即从谢苗诺夫校场送走。
“该出发了！”机要通信官催促彼得拉舍夫斯基上马车。
“我的事还没有做完呢。”彼得拉舍夫斯基回答道。
“你还有什么事？”校场副官惊异地问。
“我要同我的朋友们告别。”
“好吧，你得快一点。”校场副官不满意地嘟哝道。
彼得拉舍夫斯基戴着脚镣，艰难地挪动着脚步，一一同他的组员们拥抱告别。和有的人默默相对，和有的人说上两三句话。难友们眼里都噙着泪花。
“别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说罢，他再次鞠躬致意。
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停下脚步。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冷冷一笑，说道：
“瞧，他们多么会给人打扮啊！穿上这身衣服，对自己也要生厌！”
这句挑衅的话，显然让站在旁边的一位将军大为恼怒。他骂了一声，向彼得拉舍夫斯基吐了一口唾沫。
“混蛋。我多么想看到你也穿上我这身衣服！”彼得拉舍夫斯基回敬他一句。
马车开动了，从人群旁边缓缓驶上大路。这时有一个人走出人群，脱下身上的皮大衣和帽子，向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马车扔过去。马车拐向通往莫斯科的大道，越驶越快，转眼就看不见了……
其余的难友等待着，看会拿他们怎么样。
要塞司令走上平台宣布，他们不直接送往流放地。动身前先送到要塞司令办公室。
被捕者中，只有帕尔姆一人免受惩罚。他胆战心惊地喊了一声“沙皇万岁！”
没有人响应，没有人理会。马车开了过来，囚犯坐上车走了，相互没有告别……
假死刑表演，到此匆匆落幕。
这一天沃尔夫糖果点心店生意特别好。顾客坐满了“读报室”、台球室和茶点部的全部座位。这里可以边喝咖啡边浏览当天的报纸，可以不停的耳语、低声的交谈。顾客都急着向报童买《圣彼得堡公报》和《俄罗斯残废人报》，因为它登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同志的消息。
车尔尼雪夫斯基勉强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很快扫了一眼手中的报纸。看见第一版有一条重要消息：
“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异端邪说，它使整个西欧产生了骚动和叛乱，有引起推翻任何秩序和毁灭任何繁荣的危险……经调查发现，服务于外交部的九级文官布塔舍维奇，和彼得拉舍夫斯基首先发难，图谋推翻我们的国家政体，以便建立他的无政府制度。为了传播其罪恶的意图，他在住处定期纠集各阶层的青年……
“1848年底，他在这种定期集会之外，又着手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
共谋者还有莫斯科团的禁卫军中尉利沃夫，和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贵族斯佩什涅夫。参与者中的蒙别利建议，成立名为‘秘密同志会’或‘互助及持异端见解者协会’；利沃夫确定了该组织的人选，斯佩什涅夫拟订了在国内发动总起义的计划。
“最高军事法庭审理了军法委员会提出的案件，认为21名被告，在某种程度上都犯有罪责：阴谋推翻现存的国家法律和国家制度，故判决处以枪决……”
罪犯名单第一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最后一名是帕尔姆。第八号的姓名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熟悉：“圣彼得堡大学旁听生亚历山大·哈内科夫（23岁）。”
同哈内科夫会面以及进行友好交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哈内科夫热烈地向车尔尼雪夫斯基证明，俄国的革命完全可以实现，等待的时间已经不很长了。这个政府千方百计想使人民麻木不仁和沉默不语……其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为期不远……
使他稍感安心的是，那天在刑场当众忏悔和贬辱自己的，是帕尔姆，而不是先前误传的哈内科夫。
3。 丑剧的余波
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的消息传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便不断地收到家人的来信。忧心忡忡的父母，拐弯抹角地提出一些问题，想了解儿子的同学中，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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