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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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想了解儿子的同学中，是否有人卷入风波？学校的课程进展是否受到影响？儿子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和谁关系特别密切？他每天都忙什么？

　　心神不安的母亲仿佛预感到，儿子的一切并不像他在信中所描述的那么顺当。不过儿子一再安抚她说：

　　“亲爱的妈妈，关于我的功课，实在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功课。有时需要作些课前准备，有时需要修改或重抄笔记。我最近没向你们谈及我的朋友，那是因为一个新朋友也没有交往。至于老朋友，我在一、二年级刚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写信告诉过你们了。我常和洛博多夫斯基及拉耶夫见面……”

　　至于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哈内科夫、杰布、托尔斯托夫认识，乃至参与韦津斯基家的聚会，当然只字不提。

　　父亲来信特别询问，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姓菲利波夫的彼得堡大学的学生，涉嫌这宗“阴谋案件”判了徒刑。儿子只好回信解释；不过说得很含蓄、很谨慎。

　　“……关于菲利波夫，我本人真的不认识他。听别的同学说，他在博物学系学习，很用功。……还听说，他卷入此案是因为和其他被告过从甚密；倘若他的性情不那么暴躁，本可以无罪获释。他因无辜被监禁在要塞里而非常恼怒，回答法官的问题时不够礼貌，激烈地谴责他们。就因为这个他被认为是极端危险的人物！……不知传闻是否完全属实；或许他确实参加了什么活动，但没人说得清楚……总之，这里很少有人谈及这个案件。除了那些有熟人卷入此案件的人之外，谁也不去谈论它，考虑它，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场过于无聊的喧嚣。在地方上，人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来到这里的人通常都爱打听。总之，这是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

　　萨拉托夫商人波利亚科夫的儿子来到彼得堡，顺便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捎来了一个包裹。车尔尼雪夫斯基极力向此人解释说，“哈内科夫一伙的案件”是不值得注意的。

　　在这种表面平静之下，他的内心一点儿也不平静。他在获悉彼得拉舍夫斯基等人被捕后所写的一则简短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话：

　　“这大概是最无耻、最愚蠢的事件了。这帮畜牲，像布图尔林（书报检查特别委员会主席）、奥尔洛夫（沙皇宪兵首脑和三厅总长）和杜别尔特（宪兵团参谋长）之流，都应该被绞死。”

　　1850年1月中旬，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上学着装不整齐，没带佩剑，制服大衣没系扣子，被督学关了“禁闭”。

　　被留在“禁闭室”里，时间很难过。为了分分心，他在烛光下面对着墙壁写起了日记。借此机会，他要认真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他前思后想，今昔对比，发现自己逐渐摆脱了许多束缚思想的矛盾和偏见，大大向前迈进了！

　　的确，大约一年前，年仅20岁的他自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同情人”；但实际上仍然抱着天真可笑的幻想。比如对待世袭君主制。那时他认为，既然普天之下都是沙皇的臣民，君主制就可以超越阶级偏见，在社会走向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他幻想，这样一来地上的天堂便可以建立。

　　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大审判丑剧之后，他认为以前的想法简直是白日梦幻。他打开日记本，密密麻麻地奋笔疾书。使用的当然是四种字母加符号，可以异常迅速地把思想记录在纸上。

　　“……现在我坚信的正好是相反的东西——君主，特别是专制的君主，完全是贵族阶梯的组成部分，只是这一阶梯的顶峰而已。这犹如贵族圆锥体的锥尖……

　　“那么我现在要说：让它崩溃吧，越快越好！让人民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吧，即便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但在斗争中他们会更快地把自己武装起来……

　　“……被压迫者将会意识到，在现存的制度下他们是受压迫的；但可能会有另一种他们可以不受压迫的制度……我极其渴望革命早日到来。虽然我明知，平平稳稳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人走路不就是摇摆晃动的吗？他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前后左右的摆动，他走过的路线是由一连串的摆动组成的。认为人类可以沿着平坦笔直的道路一往无前，是愚蠢的想法，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他想把这一卓越的思想，十分准确而又形象地表达出来。就挥笔画了三条横线：一条像锯齿形，次一条是直线的，第三条是曲折回环的，绕来绕去。

　　“如果人类的道路能像第一条线，摆动着向前进那就好了；直线前进是不存在的；不过人类更多的时候，走的是图里的第三条线……”他自言自语说。

　　1851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了。

　　目前要解决的，不是关于遥远未来的捉摸不定的前途问题，而是毕业后何去何从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实际的问题：是留在彼得堡，还是回萨拉托夫去谋职？本来投身学术领域，是他到彼得堡不久就确立的目标，至今也没有改变的意思。但怎么样才能使它变成现实，却让人为难。

　　毕业考试前半年，母亲就问他：

　　“在彼得堡有什么打算？将来准备干什么？”。

　　他难于回答。临近毕业考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听说萨拉托夫缺一个中学教师。他马上着手联系，能否成功还难预料啊！

　　早在毕业前他的思想就远离大学。他脑子里的宏伟设想渐趋成熟，满希望把自己的信念化为实际行动，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思想。

　　他的日记中，经常有与普通劳动者交朋友、推心置腹谈心事的记载。

　　比如，同一个普通的农民、和一起同船渡过涅瓦河的士兵、还有1850年2月的一个深夜，同送他到城里韦津斯基家的马车夫，都交谈得十分投机。

　　他告诉他们：世世代代捆绑人们的链条不会自行脱落——要靠人们把它摔掉。自由和权利不会自己到来——要去争取。靠善心必将一无所获，应该使用力量去夺取。

　　他敏锐地感觉出，政治已经支配了他的一切志趣，占据了他内心世界的中心位置。当他展望个人前途时，大体上预想到大学毕业后的情形：

　　“……若干年后，我将成为杂志编辑，激进左派的领导人或主要人物之一……”

　　在日记里，他很怀念大学早期的朋友米哈伊洛夫：

　　“……我即将毕业，是留校供职呢，还是碰上什么干什么？……更可能是随便在什么地方找个教师职位。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我就动手写作和翻译……

　　“从1848年2月到现在，我越来越为政治所吸引，越来越坚定地成为具有极端社会主义思想的人。”

　　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不可能真正拿起毛瑟枪干革命。手中的武器只是笔杆子，他一度曾有秘密安装一台印刷机的打算。有朝一日将用它来印传单，号召农民起义，以此来鼓动人民，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

　　他明白，要实现这个计划不大容易。只有当他拥有了单独的住宅，钱除了吃饭还有富余的时候才能办到。不过他觉得自己有勇气去做，哪怕为此牺牲也无怨无悔。

　　大学生活结束了。回想四年前，在母亲护送下来彼得堡时，还是个胆怯而腼腆的少年。今天已成为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视野广阔的22岁的青年。他那广博的知识足以使学者羡慕。他的学识不是抽象和空洞的，而是和生活息息相关。

　　赫尔岑说过，“完整地认识过去，我们便可以了解当今；更深刻地理解过去的意义，我们便可以揭示将来的真谛……”

　　毕业考试结束，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为回萨拉托夫看望家人作准备。

　　四年前初进大学校园时，他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就要穿上学生装。而现在他感到一身轻松，因为他即将脱掉学生装。

　　他满意地打量着自己购买的东西：大衣、胸衣、领带、手套和制帽。

　　6月15日早晨，他坐上公共马车离开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萨拉托夫那段路，将要乘坐驿车。
　
第六章　　毕业求职费心思

　
　
　　1。　毕业回家乡


　　在返回家乡探望父母的途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意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周。

　　他特意去拜访克利延托夫一家。1846年他和母亲去彼得堡，路过这里时曾在克利延托夫家呆过。

　　当时在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陪同下，他们曾参拜了特罗伊茨基大寺院。这次活动给他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现在他才知道，那之后不久，克利延托夫家遭到了不幸：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三个姐妹都先后去世了。其中的安东宁娜在姐妹中最有诗才，她写的

　　《我那椴树生长的地方……》这首诗，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当他在彼得堡罗要塞的囚室里写《小说中的小说》时，又想起了这首诗。在小说中他有意摘引几句，并回忆起这个生前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得不到欢乐和爱情便死去的年轻女子。

　　这时他无意中得知，原来亚历山德娜年轻时，和赫尔岑未来的妻子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交情甚深。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亚历山德娜的桌子上，看到有一本小说《谁之罪？》，这是作者赫尔岑的妻子赠送她的。

　　“您认识书的作者？”她问车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能不认识。在俄国人当中，他最受我尊敬，我最愿意为他效力……”

　　亚历山德娜拿出这位女友写的信给他看，信中还有赫尔岑的附笔。她说：

　　“我想让您看到，她是配得上他的。”

　　“别那么想，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他回答道，“只要知道她是您的朋友，就可以对此深信不疑……”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亚历山德娜的友好和怜悯之情，再次油然而生。

　　在彼得堡读大学时，经常回想起她。他曾经打算以她作原形，写一部文学作品，争取发表在《祖国纪事》。这次回到萨拉托夫后果然动手写了，书名就叫做《脱手的女儿》。这个书名取之于生活，它是对受父母之命而出嫁的俄罗斯女子屈辱地位的生动写照。

　　“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很早以前，和洛博多夫斯基谈话中首次听到这个比喻。它就像一滴水，却反映出社会的本质问题。女子地位之低贱，几乎与减价脱手的处理商品相似。

　　很可惜，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中篇小说，未能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而且手稿已经失落，世人永远无缘读到他的精彩描写。不过小说的主旨和构思，当是和小说《理论与实践》、与长篇小说《怎么办？》是一脉相承的。

　　米哈伊洛夫的随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成书于60年代。目前他们两人都还处于准备阶段，为走上文坛在作初步尝试。早在大学生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想在《理论与实践》里，刻画一个胸怀理想而又言行一致的“新人”。

　　还是言归正传。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亚历山德娜，比起洛博多夫斯基的妻子娜杰日达来，要成熟得多。他和她谈论赫尔岑、俄国文学、新哲学，谈论天意的不可信……她都善解人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扪心自问也感到奇怪，对她的这份热情，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呢？

　　主要是她那不幸的遭遇。这正是他想在小说《脱手的女儿》里表现的东西……也不知是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还是他自己的想法：

　　“你不应该爱别人，你立过海誓山盟，许配给了死者……我也许情愿同她结婚，只要能使她摆脱不幸的处境。”

　　临到同她告别时，他说：

　　“当然，我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向您用事实证实我说的话，不过您随时都可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我愿意为您做一切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产生过像对您这样的好感。”

　　这已是求爱的语言了……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返回彼得堡途中，又和她见了几次面、双双好几个小时漫步于林荫小道间，并且说他将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献给她；但是命运始终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回到了萨拉托夫的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尽量避免和父亲谈那些“微妙”的事情，但也用不着说谎话耍滑头。好在父亲一向很有分寸，对儿子的事既不详细打听，也不去触及敏感的问题。看来老人家不可能弄明白，儿子在信念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不过一出家门，在熟人和中学同学之间，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比较随便和直率。他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谈自己藏在心里的想法。

　　有一天，遇见了一位年长的老熟人。此人思想保守，他第一眼就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了很大变化：原先有点驼背，现在腰杆子挺直了；目光炯炯有神，双手好动；有点剽悍豪放的气派。他们相互握了握手，吻了吻，然后坐了下来闲谈。

　　年轻人环视了一下主人简朴的住处，像是在寻找什么。终于指着房间里摆着的那尊圣像，找到了话题：

　　“伊万·乌斯季诺维奇，怎么，您还像以往那样生活？”

　　“还像以往那样。”

　　“还为沙皇陛下祈祷？”

　　“是的，为他祈祷。”

　　“还给神像上烛？”

　　“是的，还上烛。”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开导对方：

　　“不要再按古老的传说生活了，科学很快就要把宗教偏见从人们的头脑中驱走。人们将只承认经过实践验证的东西为真理。”

　　这个熟人听完这番话，大不以为然：

　　“请您说一说，难道圣彼得堡大学给您的就是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有什么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道。“在那里，人家是捧着老皇历讲课的。坦率对您说，当今还没有真正的光明，只有一点小火星。我们把这些小火星收集到一起，使它照亮普天下。不过，请不要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家父……”另外，他还会见这时住在萨拉托夫的十二月党人别利亚耶夫。他在西伯利亚服满苦役后又在高加索服兵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了大名人，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不论交情如何，都纷纷撰写与他有关的回忆录公开发表。这些普通的谈话，都变成了好文章。

　　在家乡住了一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动身返回彼得堡。这次他不是一个人单独上路，同行的还有表弟佩平。佩平在喀山大学读了一年，现在决定转学到彼得堡大学。路过喀山城时，佩平要去学校领取转学证明书。

　　他们乘的是普通四轮大车。母亲不顾儿子的反对，硬给车上装了大量甜食、核桃、罐头果酱。她满怀惆怅地为儿子送行，和儿子并肩坐在大车上，说道：

　　“要是能和你一道去莫斯科多好哇。不过不要紧，我心里挺好，挺平静……”

　　……母亲是多么忧伤，多么可怜，一股惜别之情不禁涌上心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终于含泪分别了。我们已走出两俄里……还一直往后望着亲人。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意识到，把亲人孤零零地留在萨拉托夫，让她担忧受怕，我是多么冷酷，多么可恶！我后悔了，恨不得马上往回走……我想啊，想啊，足足想了两站路，脑子里终于冒出了一个主意：到喀山城活动活动，让上面分派我到萨拉托夫中学教书。这样一想，我心里总算平静了，仿佛我已经获得了这个职位。”

　　路过下诺夫哥罗德城，他们在米哈伊洛夫家稍事停留。米哈伊洛夫见到久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格外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彼得堡的那段生活，讲到他初到彼得堡时生活大手大脚。后来情况逐渐不妙：父亲去世后经济接济中断。他只好放弃大学学业，离开彼得堡，回下诺夫哥罗德住下来。这里有他的一位叔父，是盐务局的高级官员。有了叔父的提挈，年轻的诗人当了一名录事。两年后他被提拔为十四品文官，现在代理科长。不过米哈伊洛夫对文学的兴趣丝毫不减当年。他继续写作和翻译，他的作品偶尔出现在地方报纸和《莫斯科人》杂志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佩平，在下诺夫哥罗德呆了两天。米哈伊洛夫给他们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喜剧《大娘》，《值班》和小说《亚当·阿达梅奇》的头一章。这部小说后来发表了，很快使他成了名。两年后他便离开了盐务局，东山再起重赴彼得堡，专心致力于文学和革命活动。

　　两兄弟是乘坐一辆不大的四轮马车到达莫斯科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几天，忙着购买到彼得堡的公共马车的“敞座”票。这种座位每车只有两个，在车的前面和驭者并排而坐。因为是不带篷的，价钱最便宜。一路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向佩平介绍彼得堡大学，介绍自己的友人，还背诵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克拉列德沃尔手稿的片段。他边朗诵，边翻译，边解释。这样一共走了两天两夜，于8月11日终于到达首都，暂时在捷尔辛斯基家住了下来。


　　2。　求职奔波忙


　　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二天就去会见韦津斯基，托他帮忙在军事院校找一个教员差事。

　　除了有人引荐，还必需接受考核。首先要准备两个课题在教师和督学委员会成员面前试讲。给的两个题目是：语法方面——《组句的方式》；语文学方面——《语文学理论是否有助于提高写作技巧，其作用如何？》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真准备讲稿，引用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他力图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语文学的理论来写这篇论文。讲稿没有保存下来，但从1850年底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所言，讲稿的基础就是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1850年9月15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军事院校发表了这篇演讲。那天晚上在座听讲的有20多位专家教授。他本来准备对陈腐的艺术理论，进行一番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由于大家公认他开头部分讲得很出色，所以不必讲完就得到认可。也就没有机会进一步展开阐述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展开尽情讲下去，未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好评。

　　就这样，他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

　　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住一间屋子，自然就发现他表兄的种种活动。表兄还在阅读从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传递的那些书刊，现在当然更为谨慎。佩平没有仔细去读，因为他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这些书刊是被当局严格禁止的。在彼得堡人们冒着风险，仍然传阅这类外国的社会主义书刊。有一个名叫卢里的书商，专门做禁书买卖。他手下有一批卖旧书刊的货郎，背着一个大麻布口袋，找着熟悉的禁书爱好者的住处兜售。他们走进屋里，解开袋子倒出货物：全是些禁书。其中大部分是法文的，也有德文的……后来旧书商被警察发现，通通撵出了彼得堡。书商被赶走，并没能停止禁书的买卖和传播。

　　9月的某一天，当他到学校图书馆还书时，学监看到他就说：

　　“你住在什么地方？请你明天到督学办公室去一趟。”

　　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道，督学找我会有什么事呢？

　　“你不是申请萨拉托夫中学的一个职位吗？办公室收到复函，说有一个空额。”

　　这个消息没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高兴。在萨拉托夫时，舍不得和家人分别；来到彼得堡住惯了以后，又不愿意离开它。何况他已经在武备学校有了工作，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彼得堡。离开了它就谈不上地位的晋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展。

　　他不想离开彼得堡，便故意找些借口推延。对督学说，他缺少到萨拉托夫的路费。而且提出，若派到萨拉托夫中学任教，还应破例免除再次考核这一道手续。他满以为督学不会同意他的条件。

　　出乎他的预料，提出的条件被督学完全接受了。

　　1851年1月，督学下达文件，任命他为萨拉托夫中学的语文教师。

　　退路和借口都没有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收拾行囊再回萨拉托夫。很顺利找到了两位同车的旅伴，都是到辛比尔斯克（后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的。一位米纳耶夫，到辛比尔斯克赴任供职；另一位是教师冈察洛夫，就是著名小说家冈察洛夫的兄弟。

　　3月12日，他们一道乘冈察洛夫的马车，向萨拉托夫方向进发。米纳耶夫他已相当熟悉，最近几个月他们常在韦津斯基家见面。米纳耶夫经常参加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他虽然不很熟悉社会政治理论，却同情传播革命思想的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他当时也受到审讯。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眼看到，米纳耶夫在韦津斯基家里的一大群人中，大讲“沙皇的粗暴残忍”。并宣称“最好能有一个敢于牺牲自己的勇士去收拾他”。他这番话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镇压之后讲的。就凭这个，他也够得上勇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