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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尼雪夫斯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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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士去收拾他”。他这番话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镇压之后讲的。就凭这个,他也够得上勇士了。

  米纳耶夫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龄将近大一倍、但对这位青年人相当敬重。他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曾借阅过一本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对于处在沙皇反动统治下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赫尔岑的思想就像一颗闪烁的巨星。

  现在他们成了旅伴,一路上都在谈论共产主义,西欧的风潮以及革命和宗教问题。共同的旅途生活快结束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传播了许多革命道理。

  这次行程途经莫斯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因为要赶路,春天到了,冰冻开始消融道路很快就要变得泥泞难走。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他得悉她惟一的一个妹妹出嫁了,亚历山德娜更是孤孤单单只有形影相吊了。告别时他邀请她到萨拉托夫,虽然他并不太相信她会去。

  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米哈伊洛夫不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等待他,一个半钟头以后,冈察洛夫的马车便向喀山城出发了。

  马车夫对乘客说,这样的季节乘车是很危险的。特别是行驶在伏尔加河的支流上,小河水温较高,冰已开始解冻。乘客听后有点慌,让马车夫放慢速度。

  傍晚时分到达喀山城,乘客想立刻渡过伏尔加河,好明天一早赶路。但是人家不让马车过河,要他们在驿站过夜,等明晨河面冻得坚实点再走。

  第二天清晨,风吹云散,路也干了,水洼上面结了一层薄冰。马车尽量绕过冰窟窿和裂缝,一步一步缓慢向前移动,费了好大劲终于到达对岸的马车店。

  从喀山到辛比尔斯克这段路最难走,足足花了两天两夜。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过了辛比尔斯克,到萨拉托夫这段路他只好一个人独走,不会再有同伴。但米纳耶夫决定到萨拉托夫处理一件私事,就可以同行到终点了。

  辛比尔斯克的邮政局长,建议他们在城里小住几天。等道路情况好转,过河就容易一些。他们照着办了,与其被困在野外,倒真不如在城里多留几天。

  经过多日的跋涉,马车终于在4月上旬的一天,到达了萨拉托夫城。

  回到家乡,他没有立刻到学校去上课,因为学校的假期尚未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住在顶楼上。透过窗户能看到宽阔的伏尔加河、葱绿的江心小岛、对岸的波克罗夫镇、还可以隐约看到岬上的乌韦克村……

  刚回来的头几天,他忙于熟悉环境,和旧日友人见面,看望老同学,拜访未来的同事。他并不打算在萨拉托夫扎根,对家人对朋友和学生,都不隐讳自己的想法。萨拉托夫中学仅仅是一种过渡,只会是短期的;他真正的希望不在这里,而在彼得堡。

  回来大约两个月,他在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就写道:

  “您觉得下诺夫哥罗德城太偏僻,我在此地的这种感觉更甚。我希望能更快地结束自己的事,而一旦把事情结束,我便可以溜回彼得堡。”

  离开彼得堡的前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向老师斯列兹涅夫斯基许下诺言。到萨拉托夫以后,他不放弃编年史词典的工作。编完词典,他还要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然后将献身于大学的学术研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则介绍他认识一位基辅大学的副教授。此人名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斯托马罗夫,是个绝顶聪明才华横溢的人,写了许多论述俄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因在基辅参加了基里尔——梅福季协会,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组织,于1847年3月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囚禁一年,尔后,被放逐到萨拉托夫城,直到现在还在这里居住。

  回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去拜访这位被流放的副教授。

  科斯托马罗夫年龄比他大得多,已将近34岁。他的母亲原是农奴,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省公署里挂名当翻译,实际上根本无东西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到他们家去,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有时进行热烈的争论,有时平心静气探讨学术问题。空闲了或下棋,或一起漫游郊外。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相见,几乎无话不谈。当然把基里尔——梅福季协会的详细情况都讲了。

  科斯托马罗夫非常热爱历史科学,丢不开自己的专业。他等待着有朝一日当局能允许他离开这里到省城去居住。最好是允许他回原来的部门工作,哪怕不当教授,做做图书馆员或杂志编辑之类的工作也行。他试图写作,但成果得不到发表。他写过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贵族的解放战争史专著,但书刊检查机关把它删削得不成样子。他不想糟蹋自己的著作,把它扔进了写字台。这部历史专著,对17世纪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的状况、及其同俄罗斯的合并,作了崭新的阐述。从此他长时间不想再写东西……

  科斯托马罗夫对年轻的中学教师的印象,在其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命运促成我和他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和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的信念不完全一致,经常发生矛盾和争论。我们的交往从萨拉托夫开始,持续到彼得堡,直至大学生游行示威引起的事件之后我们才彻底分手。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华超群,富有吸引力,为人质朴、谦虚、厚道,知识渊博,思想敏锐……”

  是的,他们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当时就有明显分歧,这导致他们日后关系破裂;但认识这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非常高兴。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多次称赞科斯托马罗夫的历史著作。直到晚年,他还在自己所翻译的韦伯《世界史》第十一卷的附录中,引用了科斯托马罗夫著作里的论述。并加了个注释:“德国学者认为科斯托马罗夫是俄国当代最卓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希望准备钻研俄国历史的青年人,细心地研究科斯托马罗夫的观点。”

  不过,他也恰如其分地批评了他政治观点上的局限性。只要一涉及斯拉夫各民族的命运问题,涉及宗教的作用以及对待当权者的态度,两人就争论不休。


  3。 中学当教师


  车尔尼雪夫斯基该登上讲台为人师表了。

  在进入中学执教前,他已经具备了一些教学经验。他曾在彼得堡的一个大官沃罗宁家当过家庭教师。离开彼得堡之前,他又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大约三个月的书。所以到萨拉托夫中学教语文,并不完全是一名新手。

  一到学校他就发现,这所中学的学生颇有教养、尊敬师长、文明有礼。这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至于对老师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考虑到他们总还是在大学里混过的人,那就既可悲,又可笑了。他们除了学生的练习本,对什么都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也许其中有一位多少有点文化修养,而其余的几乎全都处在童稚状态,就像还没有尝到智慧树上的果子的亚当一样。”

  他引用的“智慧树”,是圣经上的一则典故。圣经里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树,凡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能和神一样知道善恶是非。人类的始祖亚当和他的妻子不听神命,偷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心明眼亮了,能辨善恶了。为此就触怒了耶和华先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至于这所中学的校风,令人实在不敢恭维。和帝俄时代许多学校一样,奉行专制主义治校,体罚制度盛行。校长和教员辱骂、鞭打学生是家常便饭。教学方式有如填鸭,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注重形式主义。教材内容陈腐过时,绝对不允许加进一点新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这家因循守旧的中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他上头几堂语文课就很新颖,对学生的人格非常之尊重。学生们大开眼界,一个个惊异不已。他的课堂上,死背硬记的现象没有了,学生可以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讲授的方法生动活泼,引导学生阅读、鉴赏、分析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有一个姓沃罗诺夫的学生回忆:

  “他朗读茹科夫斯基的诗时,给我们的印象特别强烈深刻。当时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孩子,特别喜爱茹科夫斯基的诗作。我记得,童话诗《鲁斯捷姆和佐拉布》,使我们感动得哭了。当然,他朗读得非常出色,很有感情。”

  这个沃罗诺夫,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熏陶感染,50年代成了恩师的秘书,并为《现代人》杂志撰稿。

  另一个名叫扎列斯基的学生的回忆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善于朗读,读得引人入胜:

  “他进入人物的角色,根据不同的内容变换声音和动作,仿佛在亲身经历作品所写的事件。他就是这样朗读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茹科夫斯基的诗歌,以及其他作品的”。对于这些大作家,那里的学生以前知之甚少。这所中学的课程教得很肤浅,学生对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了解得很差。他便不局限于课本,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撇开陈旧的教材,补充许多新内容和相关的知识。

  特别是历史知识。

  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只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崇高的信念和社会实践知识。他在讲授进步文学作品时,有意联系到残酷的农奴制、不公正的法庭、落后的教育制度等等。公开谈论这些,当时都是犯禁的,可是学生从中了解了许多新东西。

  他还注意开发第二课堂。有时邀请高年级学生到自己家里,把藏书借给他们阅读。和他们一道读文学谈历史。偶尔邀请科斯托马罗夫来辅导,因为他是历史学家。另一种方式是组织小型座谈会,让学生讨论上次作文的优缺点,吸引每个学生发表看法各抒己见。他通过这些办法,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阅读的能力,教学水平大有提高。

  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了真理的种子。他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非常喜爱这位语文教师,迫不及待地等待他上课。只要他登上讲台,整个教室雅雀无声。连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竖起耳朵注意听,生怕漏掉一句话。

  每天课后放学回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大群学生。他同这些孩子亲切交谈,了解他们家人的健康情况,打听他们的住址,和他们开玩笑,同到家门口的孩子握手告别。到了夏天,傍晚时分车尔尼雪夫斯基总要出去散散步。他看到学生在院子里嬉戏时,也走进院子同学生一块儿玩。他兴致勃勃,尽量游玩。太累了便坐到树墩或木板上,同孩子们随便聊天……

  然而,这种对旧教育制度的离经叛道,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憎恨和反对。反对最激烈的是校长梅耶尔。

  这个梅耶尔迂腐而专横,对顶头上司百依百顺。对教员和学生则粗野暴躁,动辄发火。只准许教师按照上司规定的框框讲课,容不得半点新思想新方法。经常可以听到他大声训斥学生:

  “如果明天你还不理发,我就叫人敲着锣当众把你的头发剪光!你这个小流氓!可恶的进步分子!”

  他平时抖起做官的架子,决不会在俱乐部同官衔在五品以下的人打牌。这种类型是沙皇尼古拉时期学校管理人员的代表人物。当时学生中流行着一首讽刺打油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领章制服身上穿,

  老师脸色多难看;

  校长大人管得宽,

  简直叫人心厌烦!

  这样的校长,不可能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生磨擦。

  当梅耶尔发现这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的作品时,就开始暗中监视他的活动。上语文课时,经常偷偷摸摸站在教室门外,从门缝窥视里面的动静。有时干脆直接闯进课堂,无礼打断教学。某次,当着学生的面对督学说:

  “这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这样随便?他在记分册上竟用铅笔打分。请吩咐学生把墨水给他送去。”

  当学生送去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这样做学生的知识并不会增长……”

  有一回出现了这样的场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正讲到精彩处,梅耶尔突然闯进教室,打断了教学:

  “别讲了,请向学生提问功课。”

  车尔尼雪夫斯基答得不卑不亢:

  “我还没有讲解完。请允许我先解释完,然后才按您的要求向学生发问。”

  梅耶尔转过身,一言不发便走出教室……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梅耶尔走进教室,讲课便嘎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住校长大人,使他狼狈不堪。

  “您这是干什么?请继续讲下去。”校长说道。

  “不行,我太累了;再说学生也累了,得让他们休息休息……”

  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考试时,校长对这班学生百般刁难,故意挑剔,压低学生的分数。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愿向校长让步。他非常清楚,梅耶尔对学生的挑剔,实际是对他本人不满。他不等考试结束,愤而退出课堂以示抗议。

  小小的萨拉托夫城里一时流言纷起,说语文教师利用课堂鼓吹革命。

  这当然是出自梅耶尔之口。因为他曾不只一次对老师们说:

  “有人简直是在搞自由化!公开给学生讲法国革命,我会因为他而被送到堪察加半岛去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心里有数,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中学。

  这种停滞、保守、闭塞、压抑的环境,他早已无法忍受。而且,教中学对他来说确实太狭窄了。彼得堡在吸引他,在那里从事文学和报刊工作,更能施展自己的力量。

  1853年年春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辞职离开了萨拉托夫。
 
第七章  成家立业两手忙
 
  1。 奇特的求婚


  1853年1月26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应邀参加一位远房亲戚的命名日晚会。在晚会上,出现了一位他不认识的年轻姑娘。她活泼、爽朗、落落大方;有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风采。

  别人告诉他,姑娘名叫奥莉佳·索克拉托芙娜·瓦西里耶娃。一听到这个名字,他马上就有印象。

  记得一位熟人给他讲过,这女孩思想进步,在某次娱乐晚会上,她曾经大胆地高高举起酒杯,欢呼“为民主而干杯”。从此人们就称呼她是个“民主主义者”。哎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倾倒。现在他终于亲眼见到了这个活泼可爱的19岁的姑娘了。他觉得仿佛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初次见面就一见钟情,是否有点轻率和唐突呢?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谨慎又大胆,冷静又热情的青年。他决不会像那些纨绔子弟,随意玩弄美好的感情。此前他倒是尝过一点恋爱的滋味。大学时曾经爱慕过同学的妻子纳杰日达·叶戈罗芙娜。在同亚历山德娜的交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感情。回萨拉托夫一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对他的学生科贝林的姐姐产生过好感。他自己觉得老是惦记着她,有一次甚至想向她表白爱情。但她回避了,也许她心中明白,他们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她父亲在城里颇有地位,是不会愿意同一个中学教师结亲的。

  然而,这一切和他认识奥莉佳后所产生的强烈爱情相比,以往曾经闪现过的情愫,便不值一提了。

  他起初半开玩笑地,接着便越来越热烈地向她倾诉自己的感情。他坦率而又大胆地对她说:

  “我对您充满热爱,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您身上的确存在着我设想您具有的那些品质。”

  在欢乐而喧闹的舞会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抓住每个机会,越来越殷切地要她相信,他的爱情是真诚的。稍后,在同她跳卡德里尔舞时,他对她说:

  “您不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吗?那就给我机会,让我证明我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吧。请您要求我作这样的证明。”

  后来奥莉佳回忆说,他那天晚上的举止使她深感惊异。第一次见面就求爱,使她觉得有点过于鲁莽,甚至感到受了侮辱。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也许,最好还是用开玩笑把它岔开。

  但用开玩笑把它岔开已无济于事了。有的人是不可用爱与之开玩笑的……

  第一次见面后,他们逐渐了解加深。

  她是萨拉托夫的一个医生索克拉托夫·叶夫根耶维奇的女儿。母亲不大喜欢她,哥哥对她也不好,目前她深为家里的处境所苦恼。于是,他便更加同情她,并产生了想与她结合的想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待婚恋的态度很有特色。他自己说:“往往由处境的可悲和艰难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洛博多夫斯基和亚历山德娜,这是我真心喜爱的两个人。引起这种喜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不幸境遇,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品格。”

  不管如何,第一次的爱情成了他终生保持的、惟一的爱情。这种感情后来经受了许多考验,始终没有动摇或者衰败。

  为了帮助她摆脱家庭的束缚,他决心尽快与她结婚。2月19日,他向奥莉佳正式求婚。

  这次求婚非常奇特,除了一般的表白爱情,谈婚论嫁,海誓山盟,另有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过分沉重而又过分严肃的谈话。

  他直率地对奥莉佳说:

  “您可以笑话我,恕我直说。您想出嫁,是因为你们的家庭关系很紧张。”

  “不错,这是事实。当我还年轻时,是欢乐的;但现在,我发现家人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感到十分痛苦。如果说我有时表现得高兴,那多半是强装的。”

  他看到奥莉佳同他坦率相待,便继续说道:

  “请您听完我发自内心的话。我在萨拉托夫这里没法生活……在这里前程渺茫。我得去彼得堡。我不能在这里结婚,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在这里自力更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建立家庭生活。不错,妈妈非常爱我,她会更爱我的妻子。但我们家里的规矩不是我所能生活下去的。所以说,我应该到彼得堡去。到达那里以后,我将一无所有,我要大量地工作。”其实,不只是这些困难;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另有一件心事。他说:

  “把另外一个人的一生跟我自己结合在一起,在我来说是卑鄙可耻的。因为我不敢肯定我是否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可能要随时等待宪兵的到来,等待他们把我弄到彼得堡,把我投入监狱。天知道,我会在监牢呆多长时间。我在这里干的这种事,是要罚苦役的——我在课堂上就发表这类谈话。”

  “这我知道,我听说过。”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变得淡漠些,不过也未必。”

  “为什么呢?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改变吗?”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我生性如此。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朝一日会淡漠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这种倾向还只是在加强,变得更为明显,越来越成为我的习惯。总之,我随时等着宪兵的到来,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随时等待吹响最后审判的号角声一样。再说,我们国家即将发生暴动,一旦发生,我必定参加。”

  她几乎笑了起来——她觉得这种说法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个发生法?”

  “这个问题您很少考虑,还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呢?”

  “根本没考虑过。”

  “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人民对政府,对苛捐杂税,对官僚和地主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厉害。只要有一点儿火星,就能把这一切烧着。受过教育而又敌视现存制度的人正在增加。这样,火星已准备好了。不能确定的是什么时候燃烧起来罢了。也许再过10年,也许会快一些。一旦燃烧起来,尽管我胆小,我将无法袖手旁观,我必定参加。”

  “和科斯托马罗夫一道吗?”

  “未必,他这人过于高雅,感情过于丰富,屠杀会使他感到害怕。无论是手持棍棒的喝得醉醺醺的农民,还是屠杀,都吓不倒我。”

  她说:“也吓不倒我。”

  “结果会是怎样呢?不是服苦役就是上绞刑架。所以我不能把别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结合在一起……母亲的命运已同我联结在一起了,她经受不住这类事件。做这种人的妻子,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我给您讲个例子,您知道赫尔岑这个名字吗?”

  “记得。”

  “他很富有。他同一个在一块儿受教育的姑娘结了婚。过了不久宪兵把他抓进去,在监狱关了一年。他的妻子怀了孕,因担惊受怕,生下了个聋哑儿子。她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最后赫尔岑被释放了,但必须离开俄国;理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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