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6月10日，陈云老战友陆铨之子陆恺悌从家乡给陈云去信，报告家乡一个月来的新景象。
　　陆铨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了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
　　1949年，陆铨在河北石家庄市担任总工会主席，不在上海青浦老家。
　　陈云于6月19日在北平亲笔复函陆恺悌。笔者在练塘采访，见到了这封信的手迹。
　　此信现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
　　此信表露了陈云对家乡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叮嘱。
　　陈云写下了自己一片思乡之情：
　　18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很高兴。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现在解放全国的目标不久就会实现了，但这还仅仅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全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旧低。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倒反动势力，而且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困难的长期的工作还在后面，这后一段的工作是要与全国人民大家一齐干的。
　　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从陆恺悌的信中，陈云得知他的表弟廖霓云（陈云养父、舅舅廖文光之子）还在家乡，深为自己能够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而兴奋，便告诫他们道：
　　此外，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
　　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
　　这一点你们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能有违法行为。
　　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陈云的这一告诫，直至他晚年仍旧重申。1983年2月13日，陈云在春节之际，把一批烈士子女请到家中共度春节，曾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
　　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出任副总理主管财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这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政务院共设4位副总理，即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云（后来，在1952年8月，增设了一位副总理，即邓小平）。
　　在4位副总理之中，陈云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样，陈云正式以“经济专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陈云还被任命为重工业部部长，只是由于陈云工作过分忙碌，自1950年1月起由何长工任重工业部代部长。陈云于1950年4月不再兼任重工业部部长，政务院任命李富春为重工业部部长。
　　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5月3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确定，中央财经委员会是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机构。
　　1949年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中共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上宣布，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中央财经委员会。
　　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北平城东的孚王府。就在这一天，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会议。
　　在陈云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之际，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而战争使经济陷于大乱之中。陈云所要接收的，不再是一座沈阳，而是整个中国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经过8年抗战，又经过国共决战，成了一个“烂摊子”。要想收拾好这个“烂摊子”，并非易事。
　　当时，国民党政府由于要与中国共产党决战，不能不支付巨额作战费用，而支付的方法之一是大量发行钞票，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则，1949年夏季全国又遭遇大水灾，使粮食产量下降。
　　“据后来统计，1949年粮食产量比抗日战争前下降25％；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下降53％，消费资料生产下降50％。工农业生产一片凋零。”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谁都不怀疑；然而，人们却在怀疑：“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毛泽东也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便指出敌人正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失败：
　　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冷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陈云在1949年5月到了北平之后，花了两个多月，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作了了解。他和朱德、刘少奇一起，研究了恢复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厂矿生产问题。
　　陈云深深意识到，经济正处于困难之中。他对这一困难进行了分析。
　　陈云指出，这种困难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而“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所以，既要承认“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同时更要看到“这是胜利中的困难”。“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工人阶级和政府一致起来想办法，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当时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稳定上海的经济。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中国经济命脉之所在。不法资本家趁上海处于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囤积居奇，上海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难以控制，人心浮动。
　　上海是陈云的家乡，他熟悉这里的十里洋场，知道上海这个海很深，暗潮汹涌，必须花大气力治理。整顿中国的经济，首先要从上海下手。1949年7月12日陈云刚在北京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一个星期之后——7月19日——便启程奔赴上海。
　　1949年8月8日，陈云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对经济上的困难作出了这样的估计：
　　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陈云还指出：
　　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600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到7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总额为2800亿元。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上海是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目前困难很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今冬明春如无特殊情况，全国除台湾、西藏、西康、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都可以解放，解放区的人口将达到44000多万。要预见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
　　陈云一到上海，就下大气力抓“两白一黑”。所谓“两白一黑”，就是大米、棉纱和煤炭。稳住了“两白一黑”，就稳住了上海。
　　陈云以为，在“两白一黑”之中，煤炭只要保证不断从北方运到上海，就能稳住。与不法资本家的斗争焦点在“两白”，尤其是粮食。
　　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大量囤积粮食，致使粮价上涨，造成百姓恐慌。陈云经过调查，认为上海如果每天供应300万斤粮食，才够市民消费，这是底线。7月底，正值江苏的早稻成熟，而且价格比上海低，陈云派人到江苏大量购进大米，运往上海。
　　陈云又急令“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另外，又从江、浙、皖以及东北、华中、四川急运4亿斤粮食至上海。到了1950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库储存的粮食高达17亿斤。
　　起初上海的不法资本家见了粮食就抢购，“吃”进一批又一批粮食。可是当大批粮食源源不断抵达上海后，不法资本家虽“囤积”而“无法居奇”，最后不得不低价抛出，亏了血本，上海市场上的粮价也就平稳了。从此，这让人明白共产党里也有懂经济的能人。
　　在粮食问题上打不过共产党，不法资本家把棉纱作为囤积的对象。上海投机商们开始囤积棉纱。一时间，在一个月里上海棉纱价格上涨了4倍！陈云一边从各地调来大量棉纱，按兵不动，一边在1949年11月25日通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起初不法资本家还拼命“吃”进，到了后来“吃”不动，上海的国营纱布公司依然在大量抛售纱布，迫使棉纱价格恢复正常。不法资本家再度败下阵来。
　　陈云抓住“两白一黑”，等于抓住了上海的经济命脉，终于把脱缰的野马制服了。
　　据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笔者，当时为了使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全国财经情况，陈云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一起给中央写《财经旬报》，即10天报一次。这些旬报，多出自陈云笔下。
　　周太和说，这些《财经旬报》也是陈云很重要的经济着作。
　　陈云写了许多《财经旬报》，其中有两则收入《陈云文选》。现摘录1950年2月1日《财经旬报》中的一小段：
　　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4。1万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214亿斤小米。这4。1万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49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165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8。25亿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一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1950年初，当春节临近之际，一天晚上，陈云家里给陈云秘书打来电话，询问陈云怎么还没有回家吃饭。
　　陈云秘书感到奇怪，陈云早就坐轿车走了，怎么还没有到家？
　　秘书以为陈云在路上出了什么事，赶紧查问。
　　后来才明白，陈云“逛街”去了！
　　原来，陈云叫司机开到北京前门最热闹的大栅栏附近，下了车。陈云来到市场，询问各种商品的价格。因为春节即将到来，北京市场正在大涨价，陈云去“逛街”，摸行情。
　　那时，陈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总理，常常悄然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天桥市场、东单菜市场去“逛”。那时还没有电视，市民中认得陈云的人并不多，这给陈云以很大的“自由”。
　　陈云到了别的城市，也常常“逛街”。这样，他对全国的物价心中有数。
　　陈云曾说，自己那时主管经济，犹如挑着一担“炸药”：担子的这一头是物价，担子的另一头是粮食。不论是物价问题，还是粮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像炸药一样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
　　陈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
　　先说说物价这个“炸药桶”：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9年，这12年中，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年年飞涨。
　　一幅漫画，形象地勾勒出这12年物价的飞涨：在1937年可以买一头大黄牛的钱，到了1949年不够买一根油条！
　　中国共产党接收了这个“烂摊子”之后，物价依然狂涨。能否制服物价这匹烈马，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关键。
　　从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全国物价曾发生了4次大波动。
　　在1949年7月底至10月15日，不过两个多月，上海的物价竟然涨了1。5倍！北京和天津则涨了1。8倍！华中、西北物价的涨幅也与此相近。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向来主张分清轻重缓急。他首先是抓住重点。他曾说：“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
　　这一回，陈云抓住了“稳定物价”这个工作的重点。
　



第20章　经济专家（2）


　　陈云在1949年11月13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紧急指示。
　　陈云指出：
　　（物价猛涨）根本原因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7月底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万亿元，到今天止为1。6万亿元，发行增加近5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陈云还指出，控制物价猛涨，主要要掌握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布”。
　　陈云在《制止物价猛涨》中制定了这样的策略：
　　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
　　（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由于陈云采取了这一系列控制物价的措施，物价这匹烈马终于被驯服了。一连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自1950年3月起，被制止了。
　　据统计，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到1951年12月回落为96。6，到1952年12月则为90。6。
　　这样，在陈云的领导下，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平稳，民心也就随之稳定了。
　　毛泽东很赞赏陈云为制服物价飞涨所作出的贡献，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毛泽东此言，可以说是对陈云极高的评价。
　　确实，随着战争的胜利，工作的重心从军事转移到了经济。淮海战役是“打天下”的一场大胜利，而制服物价飞涨则是“坐天下”的一场大胜利。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多谋善断。毛泽东听了，没有说话，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能”字。
　　细心的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不是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毛泽东点头。
　　上海的资本家们曾经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在政治方面由于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在经济方面中共缺乏人才，只能打0分。
　　然而，当这些上海的资本家们得知，中共居然拥有陈云这样的经济奇才时，不得不佩服地称赞他是“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高血压症日益严重，突然中风，不能理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于1950年6月经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代理因病休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工作。
　　任弼时原本是“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由于中风严重，脑出血量太大，于1950年10月27日逝世，时年46岁。
　　任弼时去世后，1950年10月，比任弼时年轻1岁的陈云，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陈云便成为“五大书记”之一，而且是“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
　　毛、刘、周、朱、陈，成了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核心：
　　毛泽东主管全面工作；
　　刘少奇主管党务；
　　周恩来主管政府及外交；
　　朱德主管军事；
　　陈云主管财经。
　　陈云曾这么说及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
　　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8点钟到周总理那里，12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也忙啊。
　　1950年12月，于若木在北京生下次子。这一回，又轮到陈云取名了。由于陈云已给长子取名“元”，也就给次子相对应取名“方”。
　　于若木说，也真巧，铜钱外圆（元）内方，恰恰是经济工作的象征，而陈云正是主持中国的财经工作。曾有很多人问陈云，他给两个儿子取名时，是否有这层意思？其实，虽然陈云是在1944年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此就“定位”在财经领导工作岗位上。长子是在1945年出生的，当时，陈云只是按电报韵目给长子命名，与后来担当的工作纯属巧合罢了。
　　更巧的是，长子长大后，竟然也从事财经工作，以至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
　　有趣的是，陈云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当时，“上面”要陈云改名，陈云就临时取了个名字叫“陈元方”——用两个儿子的名字组成。他风趣地对别人说：“还好，我没有改姓！”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陈云深知自己肩上挑着一担“炸药”，万万不可疏忽。他没有上过财经学校，他的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所以非常注意学习和调查研究。
　　据曾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杨波回忆，在1950年，陈云忽然要他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抗战前的《大公报》《益世报》。因为陈云记得，当时这些报纸上每天刊登棉布、棉纱、粮食、棉花的价格。陈云要杨波抄下这些价格，并对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作出统计。
　　杨波整理了1936年以及1937年上半年的商情。陈云看了，又要他继续查下去，查5年或者10年。
　　陈云从杨波整理的历史资料中，得出现在应该如何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依据。陈云认为，把农村的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把城市的工业品销下去，两者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必须合理，既不能损害农民利益，又必须要保证工人利益。陈云说，这涉及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大事。
　　所以，陈云常说：“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经济中有政治，政治离不了经济。
　　陈云加强了税收。尽管有人俏皮地喊“共产党万‘税’”，陈云听了一笑了之。他认为，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不加强税收不行。
　　陈云又告诫他的部下，应该“一毛不拔”。他说，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不该花的钱就不花，财政部门要理直气壮地“一毛不拔”。
　　陈云严禁大吃大喝。据曾在他手下工作的孙晓村回忆：
　　我与陈云同志虽没有很多的个人接触，但在中财委工作时期，常在一个小饭厅吃饭，我发现他生活非常简朴。他经常讲要搞点积累，不能吃光用光。话不多，表现了他一贯勤俭节约的作风。我在中财委近4年，从未见过大吃大喝的场面，也未见办公室有什么讲究的设备，豪华的气派。
　　陈云要求“吃饭要照镜子”，成为美谈。所谓“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而且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迹，盘子干干净净像镜子！
　　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中国5辆吉斯牌轿车。在当时的中国，这要算是最高级、最豪华的进口轿车了，有关部门出了个主意，把这5辆新车分配给“五大书记”。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也分到1辆。陈云发现来了新车之后，怎么也不肯要，硬是退了回去。
　　那时，“五大书记”的工资全都定为一级，陈云知道了，硬是改为二级。他说，我不能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同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