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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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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初，陈云回到北京。他先和中共中央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大家对于“包产到户”的看法大体上一致。
这时，毛泽东尚在外地。
得知毛泽东即将从河北邯郸回京，在7月6日，陈云致函毛泽东：
“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3天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夜即约陈云谈话。
这时，仍有人劝陈云不要向毛泽东谈支持“包产到户”。
陈云说：“我是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说这些话，何必患得患失？”
当然，陈云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在谈话中说得很婉转。
他首先向毛泽东强调了应该发挥农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的重要，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的时间。
接着，他说，为了渡过当前农村的难关，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陈云举了他自己在家乡调查的情况，说明一旦提高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就会有转机。
说到这里，陈云才提及，“包产到户”不妨一试。在他看来，这是在目前非常时期中解决困难的方法之一……
毛泽东只是听着，并不表态。
陈云回家之后，才过了几小时——翌日清早——便得到消息，毛泽东在他走后，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消息当即传到陈云那里。陈云听罢，久久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陈云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了几句：“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陈云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成为陈云政治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毛泽东在当天——7月9日下午——召见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
7月
10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
7月
11日，毛泽东召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
毛泽东在这3次谈话中，都明确地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毛泽东要陈伯达根据这3次谈话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表明了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
这时，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尚不知道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也就是在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还在大力提倡“包产到户”。
邓子恢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
他又说：
“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
邓子恢的这些话，后来被称之为“鼓吹单干风”。
再遭冷遇
就在毛泽东跟陈云谈话后个把月——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开幕那天，毛泽东发表讲话，提出3个问题，供大会讨论：
一、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会议就毛泽东所提出来的3个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中心小组的会议上多次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共党内有着三股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所谓“黑暗风”，是指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1962年春天对经济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是对形势估计一片黑暗；
所谓“单干风”，是指陈云、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所谓“翻案风”，是指彭德怀等要求对自己的历史重新审查，去除不实之词。
毛泽东发出严厉的警告：“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所批判的三股风之中，有两股跟陈云直接有关，甚至可以说是针对陈云而言的：
那“争取快、准备慢”，谁都知道是出自陈云之口，是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来的。
毛泽东当时十分赞成陈云的话，曾说过“‘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
那支持“包产到户”，算起账来，陈云是头一个，因为他不仅负责主管经济，而且还为此事专门跟毛泽东谈话，企图说服毛泽东。
陈云很明白，这次会议，他成了受批判的“主角”。
陈云到了北戴河之后，托词“腹泻”，要求请假。
陈云写信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除了要求请假之外，还表示：“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
由于陈云表示了拥护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也就没有点陈云的名。
会后，毛泽东称：“陈云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从此，陈云又称病不出了。
北戴河的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次会议着重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和“翻案风”。
从此，中国急剧地向“左”转，直至爆发了“文革”。
纵观这几年，陈云三起三落：
第一回合，1957年9月，毛泽东经过“反右派运动”，急于发动“大跃进”，便不采纳陈云意见，批判所谓“反冒进”。
第二回合，1958年底，毛泽东的“大炼钢铁”遇麻烦，请陈云帮助降低钢产量指标，并在庐山会议初期赞扬陈云为“良将”。但是庐山会议后期开始“反右倾”，又不采纳陈云意见。于是，陈云称病。
第三回合，1962年初，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恳请陈云出马“调整”。于是，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调整措施。但是才过了半年多，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陈云又称病。
如此这般，从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至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短短5年间，陈云三起三落。
透过陈云的起落浮沉，可以清楚看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晴雨寒暑，可以看出中国政治风向的“左”右变化……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从1962年夏日开始养病闲居，基本上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28章 “文革”蒙尘（1）
就在陈云出席国庆招待会半个多月后，中苏关系陷入极度紧张之中。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中共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把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送往外地，即“战备疏散”。陈云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名义上是“调查研究”、“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在冷遇中长期“养病”
对于陈云来说，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给予他沉重的打击。继全会批判了“单干风”之后，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
这样，邓子恢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等于被撤销。
陈云的处境比邓子恢要好一些，他没有受到点名批判，但是谁都知道他是“单干风”的“黑后台”。
毛泽东称陈云为“老右倾”。
这样，虽说陈云的职务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他不再主持中国的经济工作了。
于是，陈云受到冷遇，长期“养病”。
于是，“陈云热”变成了“陈云冷”，他几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在《陈云文选》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陈云的政治“轨迹”：
在《陈云文选》第3卷那篇1962年3月7日的《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直至1973年6月7日他作了《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谈话，中间长达11年，是空白期！
在这11年之中，陈云没有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
这是因为，在这11年之中，陈云“靠边”了！
即便是他在1973年6月7日所作的谈话，头一句话便是“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表明他仍处于“半靠边”的状态。
那时，中国“左”星高照，自然没有“老右倾”陈云说话的余地。
那时，出现的是“毛泽东热”，是“林彪热”，是“‘红宝书’热”，是江青的“革命样板戏热”，而不可能出现“陈云热”。
1964年，“四清”运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后，刘少奇曾经向陈云征询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陈云回答说：“我是病人，很多时候都是偶尔看看文件，说了恐怕不对，传出去也不好，所以，我还是多看看。”
1966年，在“文革”开始之前，毛泽东曾经问陈云：“你觉得党内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陈云说：“只要有主席在，大风大浪都不怕。”
此后，林彪问毛泽东：“陈云是不是病得很重？”毛泽东回答说：“老毛病了。”
紧接着，张春桥、姚文元跃上中国政治舞台，掀起“大批判热”。姚文元那篇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雄文”，拉开了“文革”的帷幕。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出席了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刘、周、朱和陈云，都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
此外，林彪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是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
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虽然中共中央没有作出任何正式的决定，但是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再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这实际上等于撤销了他们的副主席职务，可是却从无正式的决定！
这样，林彪便成了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副主席”。
于是，中共中央被宣传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于是，毛泽东被宣传为“伟大统帅”，而林彪则是“林副统帅”。
于是，林彪便成了毛泽东的无可辩驳的接班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11人，陈云忝居末座。这11人依次为：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1966年8月18日，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的报道称：
“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陈云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中山装，外面套了件风衣。毛泽东和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了简短的谈话。
此后，在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和林彪“在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革命小将”。
新华社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江青、吴德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陈云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并不意味着他被打倒——因为那时刘少奇、邓小平也还出现在名单上。
陈云称病，所以不再跟随在“伟大统帅”和那位“副统帅”之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样，在毛泽东和林彪先后8次接见1100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的那些日子里，陈云从不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了，陶铸被打倒了……不过，在被打倒的名单上，并没有陈云。“革命大批判”的铁笔，批张三，批李四，没有批陈云。偶尔在批判“单干风”的大字报上，见到批判陈云的字句。不过，跟贴满大街小巷批判“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和“中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大字报相比，批判陈云的大字报要算是很少很少的。
在笔者看来，陈云遭到的批判不多，究其原因有几个：
一是陈云出身工人，没有“剥削阶级”之类“根源”可挖；
二是陈云从未被捕，也就不存在“叛徒”之嫌；
三是陈云讲话谨慎，没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辫子可抓；
四是陈云生活清廉、作风正派，没有什么可供“揭发”的。
正因为这样，1969年在中共“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谈及陈云：“陈云历史上没有变节，经济方面还是懂一些的，右是右了些，可还不是极右！”
也正因为这样，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之后，陈云还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不过，也有人一直“惦记”着陈云，那就是奸诈阴险的康生。1966年8月13日，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小组会上发言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在康生、江青、陈伯达的鼓动下，红卫兵们在北京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
红卫兵小报这样攻击陈云：“陈云……很少暴露自己。他总是在幕后进行操纵，将自己的活动隐匿起来。正因此，一个时期以来，有许多人无法清楚地了解他。”
1967年年初的一个深夜，红卫兵、造反派们甚至冲到北京中南海外的北长街的陈云家，要抄家！当时，陈云已经被周恩来派人安全转移到北京西郊万寿路，家中只有女儿陈伟华。
据陈伟华回忆：“母亲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孩子，也都或在外地干校，或在学校住，家中只有我一人。造反派见没抓到我父亲，就把我揪住‘审’了一通。随后，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下了‘打倒陈云’的大标语。”
中央警卫团闻讯，急忙派人到陈云家拦阻红卫兵、造反派们。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秘书童小鹏也奉周恩来之命赶来，劝阻红卫兵。然而红卫兵、造反派们说，他们只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下令撤退，红卫兵、造反派们才悻悻然离去。
事后，陈伟华到了万寿路，向父亲报告红卫兵、造反派们前来抄家。陈伟华回忆说：“父亲听说了抄家的事后，不为所动，还是镇定如常。他从容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仔细描述被‘审’的情况，有时还大声笑起来。听着听着，他老人家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
陈伟华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他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战备疏散”到江西
在康生之后，猛烈抨击陈云的是谢富治。
谢富治此人，论资历是老革命。他参加过长征，屡建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出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积极拥护“文革”，以打击老帅、老干部为能事。1967年，谢富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
1968年10月17日，谢富治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针对陈云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
“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搞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经过康生、谢富治等的“清算”，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离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而谢富治则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须知，从1931年陈云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至中共中央副主席，而这一次他仅是中共中央委员——当然，比之刘少奇、邓小平，算是好多了。
1969年9月30日，为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盛大招待会。
在新华社发出的电讯中，这样提及出席者名单：
出席会议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董必武；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
这表明，陈云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虽说当时他早已“靠边”，早已有职无权，但是毕竟没有被“打倒”。
就在陈云出席国庆招待会半个多月后，中苏关系陷入极度紧张之中，双方剑拔弩张。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尤其是应对苏联突然的核打击，中共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把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送往外地，即“战备疏散”。
根据中共中央的紧急决定，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前往苏州。另外，林彪、江青集团也借“战备疏散”之机，把一大批“靠边”、“接受审查”以及“打倒”的老干部驱离北京，其中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等。
其中，正在重病之中的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一个多月后——11月12日——便惨死于那里。
被“疏散”到江西的是邓小平、陈云、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
急急如律令，限令三天之内启程。
陈云毕竟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可以带秘书萧光华、警卫员、炊事员一起走。陈云匆匆登上南下火车的软卧包厢，连全国粮票都来不及调换。
陈云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名义上是“调查研究”、“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中国历来讲究“名正言顺”，即便在那黑白颠倒的“文革”之中，也要给放逐找个漂亮的名义。
邓小平、陈云、王震等的突然到来，使当时江西的“最高长官”程世清颇费思量。
那时，程世清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为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
程世清是河南新县人，生于1918年。他发表过《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一文，表明他与林彪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后来因犯有严重错误，于1971年被免职。
不过，邓小平、陈云、王震等毕竟是在中央工作多年、身居高位的人物，如何在江西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却不那么容易。邓小平已是“打倒对象”，还算好办，被安排在与南昌只有一江之隔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陈云呢，下了火车，被接到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住了下来。这里紧靠着滔滔赣江，风景优美，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来到南昌时，总是住在这里的3号楼。
对于江西，陈云是非常熟悉的，在这片火红的热土上，曾留下他当年战斗的足迹。如今，时隔35个春秋，他又来到江西。然而，此时此刻，他却是遭贬受谪，被一阵冷风吹到此地来的……
陈云在滨江宾馆“闲居”了一些日子。关于他未来的去处，有人在幕后紧张地筹划着。
陈云到江西之后，周恩来特地给当时江西省的领导人打来电话，嘱咐说陈云身体不好，住的地方要有暖气。周恩来说，陈云过去在北京蹲点是在工厂，这次可以还安排他到工厂。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终于选定了不远不近、生活条件还可以的地方——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
不久，陈云迁往那里，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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