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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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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她是陈云的女儿，当时在西藏当兵，抽空前来探望父亲，一到这里，就下厨房为父亲做饭。
陈云的儿子也曾前来探望。
那时，陈云夫人于若木正在湖南衡东的国家科委“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根据毛泽东1968年5月7日所作的指示（即所谓的“五七”指示）办起来的党政干部及知识分子下放集中劳动的场所，美其名曰“五七干校”。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笔者那时也在“五七干校”劳动了3年。
1970年6月，“五七干校”开展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在“五七干校”，掀起了大字报高潮。
针对“反铺张浪费”，于若木写了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了湖南衡东的“五七干校”。她的两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必须揭发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
于若木写这两张大字报的起因，是由于在1962年春天，她目击的一幕：
那时，她和陈云来到上海，被安排住在太原路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一座房子里。一进门，她就感到很惊讶，不仅地毯是绿色的，窗帘是绿色的，沙发是绿色的，就连桌子、马桶圈、马桶盖上，都铺着绿丝绒。于若木一打听，才知道江青讲究“出绿”，要交际处特地为她装修的。除了这座房子外，在上海，还有三个住处，江青有时要住，也一律照她的吩咐“出绿”……
于若木非常气愤，这样，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就揭发了江青这一铺张浪费的事实。于若木写道：
“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江青很快就知道了。那时的江青，正得意忘形，听说此事，大发雷霆。不久，北京来人，对于若木进行隔离审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批斗，甚至还宣布开除于若木的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样，于若木无法到江西南昌去看望陈云。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作为中共中央委员，陈云前往那里出席会议。
不过，由于正处于“靠边站”时期，他只能住在九江南湖宾馆。开大会时，他才上山出席，旋即下山——从庐山至九江，轿车约一个小时路程。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尖锐批判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的打击。9月3日，陈云打破了久久的沉默，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
会毕，陈云仍旧返回工厂。
厂里工人从报上读到大会公报，请陈云详细谈谈。
陈云摇头说：“你们别问我，去问程世清！”
一年之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作为普通干部，马骏反而先听到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传达。
马骏连忙骑自行车到干休所，把情况讲给陈云听。
他记得，陈云听毕，过了一会儿，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人干出了这么没良心的事！”
工人们问陈云，你对林彪事件怎么看？
陈云只是很含蓄地回答：“林彪比我小两岁！”
在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虽说中国的政局依然沉闷，但毕竟有了转机。
1972年4月中旬，马骏接到萧秘书的电话，说首长要回北京了。
马骏心中又高兴又依依不舍。高兴的是，陈云回北京意味着从此结束在这里的将近3年的“闲居”生活；依依不舍的是，常来常往，这3年和陈云结下了不平常的友谊。
临走，陈云来厂，向厂领导告别。马骏记得，那天上午陈云讲了自己对办好这家工厂的许多宝贵意见，并再三向工人师傅、厂领导致谢。
临走，陈云没有带什么“土特产”，只是向南昌19中学要了当时的中学课本——他很关心教育。离开这家工厂时，陈云带走了那只小板凳……
1972年4月22日，陈云告别了南昌。与3年前来的时候不同，这回给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省“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前往车站送行。
陈云一再关照马骏，要他常写信。如果出差来北京，一定要打电话来。
后来，马骏给陈云写信，介绍厂里的情况。陈云果真从北京给这位江西老表写来亲笔信。马骏拿出了陈云的信给我看，陈云在1972年8月16日的信中说：“来信说到职工思想比较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我看在大的政治运动中，职工思想混乱是难免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现象。只要厂领导抓紧教育，职工是可以得出教训的……”他问及厂里一位犯过错误的青年情况，相信小伙子能够改正，会有希望。他说自己现在每天散步运动50分钟。如果有机会再来南昌，一定看望大家……
后来，马骏出差北京，一给萧秘书打电话，陈云总是安排时间接见他。陈云很关心地问起厂里的近况、工人们的近况。陈云的记性还是那么好，会报出一连串的人名。
使马骏终生难忘的是发生在1975年的一件事：他家中遭遇不幸，爱人去世，而孩子尚小，一个9岁，一个才1岁，他又要负担老母，一时陷入了困境。在跟萧秘书通信时，他说及了自己的不幸——因他和老萧已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意想不到，萧秘书把马骏的不幸告诉了陈云，陈云当即给予经济帮助……
说到这里，马骏激动万分。他说，他当时非常感激，又很不安。他想不到萧秘书会转告陈云，想不到陈云对他这位江西老表会这样关怀……
马骏不禁又记起一件往事：有一回，陈云要在厂里开一个座谈会，马骏已经作了安排，并把开会时间通知陈云。可是，当时马骏担任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手头杂事甚多，竟把这次座谈会忘了。陈云准时来到厂里，打算开会，这时马骏才猛然记起，还没有通知人们来开会呢。他不好意思地向陈云说明自己的疏忽，连声道歉。陈云摆摆手，毫不介意，叫他另定时间召集会议……
马骏还有一件憾事：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将近3年，没有留下一帧照片！唉，那特殊的年月，是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正因为这样，在《陈云画册》之中，没有一帧陈云“下放”江西时的照片，而只能代之以住所和工厂外景的照片。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1972年4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北长街71号——他从1949年5月入北平之后，一直住在那里。
陈云回到北京，此时全国正在“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即批判林彪和陈伯达。林、陈虽已倒台，但是江青集团却日益猖狂。显而易见，陈云这样的“老右倾”，不可能跟江青这样的“左”派有共同的语言。
陈云回到北京之后，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中央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此后不久，已10年没有做具体工作的陈云，参加了以周恩来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并受周总理委托研究国际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1972年7月31日晚，陈云与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一道，出现在国防部举办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这是陈云久违中国政坛之后的公开亮相。
197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穿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的陈云，出现在北京中山公园。跟陈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朱德、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傅作义，他们和群众一起观看文艺节目。这算是陈云又一次公开露面。
1973年5月5日，陈云听取了外贸部周化民的汇报，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
1973年6月7日，陈云接见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作了一次谈话。
那天，陈云一开头就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这跟他在江西时“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相比，“打鱼”的时间算是多了一点。不过，仍是时“打”时“晒”罢了。
他向两位行长提出10个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的问题，请他们在一星期或10天内收集些资料，以供研究。
陈云说：
“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陈云还说：
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此后，1973年10月10日，陈云为对外贸易部起草了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
1973年10月12日，陈云听取对外贸易部的汇报，作了《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的谈话。
1973年12月4日，陈云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的汇报，作了《工艺品出口问题》的谈话。
1974年8月14日，陈云听取对外贸易部的汇报，作了《对港澳贸易问题》的谈话。
这些谈话是陈云那时“打鱼”的记录。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毕竟在那里“晒网”。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22位副委员长，其中包括陈云。这22位副委员长，依次为：
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陈云自1949年10月起，便担任历届的国务院（最初称政务院）副总理，但这次任命的国务院副总理名单上，没有陈云。
此外，在“文革”期间举行的中共“九大”、“十大”，陈云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7月6日，朱德去世，而毛泽东又病重。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刻，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北京和天津都有强烈震感。
陈云所住的北长街寓所，原是一座旧房子，陈云住了近30年，又从未大修过。这一回，墙壁被地震震出了裂缝。为了陈云的安全，有关部门提出翻修这座房子。陈云听了，直摇头。
陈云说，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么好的房子拆了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
结果，陈云只同意在房子里搞点钢支架，加固一下。
不久，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
第31章 走出沉默（1）
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极大的震动。
秘密会见叶剑英商议粉碎“四人帮”
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1976年10月6日——中国爆发举世震惊的“十月革命”。
关于这场“十月革命”，主要的发动者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中共许多资深老干部的支持，其中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
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曾这么写道：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
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除了陈云自己的这一段回忆之外，关于陈云如何支持1976年的那场“十月革命”，几乎鲜为人知。
王震曾充当了叶剑英的“联络参谋”，秘密地联络了陈云等老干部。
笔者见到范硕在《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一文中，曾这么写及：
王震是位纪律性很强的老将军，凡是叶帅交代办的事，他都一一照办，而且办得很认真，很妥帖。根据叶帅的交代，他多次到陈云和其他同志那里走动、通报。他把办过的事和了解的情况，随时反馈。叶剑英十分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王震是怎样联络邓小平和陈云的呢？在这篇文章中，范硕写及王震的回忆：
王老回忆说：
叶帅在酝酿对付“四人帮”的办法时，急需征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意见。他又一次叫我来。
我刚坐下，叶帅就问起我上次去陈云那里交谈的情形，我一一汇报，告诉他，陈云和他想的一样，党内要搞合法斗争。然后，他和我商量如何进一步请教陈云。
我登门拜访，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
“既然不能把那几个人弄起来，是否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
“更不可以！那样会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呢？”
陈云想了想说：“让我再思考一下，等思考好了，再告诉你！”
我提议他到叶帅那里去串串门，他同意了。
后来，陈云想好了，直接到叶帅那里去串门子，与叶帅交谈，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这个“联络员”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为了征求对于粉碎“四人帮”方案的意见，叶剑英曾先后5次派王震到陈云家中。
陈云以为，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打倒“四人帮”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陈云除了对武力解决“四人帮”表示坚决支持之外，总是称赞叶剑英是“智多星”，能够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可靠方案。
陈云之子陈元也曾这么回忆：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与陈云一起并列为中共“五大书记”中的刘少奇于1969年惨死，另三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则在1976年先后病逝。
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成为“五大书记”中唯一健在者。
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成了“争议中心”。
刚刚粉碎“四人帮”，在庆祝“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时候，依然喊出“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所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除了陈云之外，邓小平虽经两回“打倒”，依然健在。
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邓小平能否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呢？围绕这个问题，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4天——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便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销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华国锋在会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所说的“天安门事件”，是指1976年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为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事件。邓小平被“四人帮”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为此，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华国锋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其实，那是1977年1月上旬，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竟以此假案为据，称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此处的“反华”，指反华国锋。
华国锋又强调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不言而喻，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
华国锋的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陈云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2年，陈云与邓小平就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陈云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也很欣赏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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