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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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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不久，叶剑英八十诞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八十大寿应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七过生日，亦即1977年5月14日。
邓小平在见面时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则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笔者注：指汪东兴、李鑫，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不得不退让。而华国锋的最初的方案是折中的：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则为叶剑英、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一来，邓小平的职务远远高于陈云——因为陈云当时还只是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虽然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影响下，这次会议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居然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紧接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
第32章 走出沉默（2）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没有陈云：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至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也没有陈云！
其实，那是由于陈云从1962年以来称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已年老多病，该是担任荣誉性职务的时候了——虽说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云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扔出五颗重磅炸弹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依然尖锐。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陈云，在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了实事求是，对两个“凡是”进行批判。
为了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响了。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
紧接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推出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长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是经胡耀邦审定的，一经发表，迅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尽管华国锋指示中共中央宣传口，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但是这场大讨论，还是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这时，陈云仍住在北京北长街的老房子里。
1978年7月1日，阔别多年的陈云的老秘书刘家栋去看望陈云，曾目睹了这样的场面：
1977年（笔者注：应为1976年）闹地震时盖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经空了，但钢架还在屋内立着。架子下面有一对破旧的小沙发，沙发的白布罩已经变成暗灰色，上面尽是破洞，看上去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待命”中的陈云，在几个月后终于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
那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极大的震动。
陈云一发言，便引起全会的广泛注意。人们惊讶地发现，陈云的话是那样的尖锐而有分量，见解是那样深刻。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陈云说：
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
陈云说：
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只是根据当时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中组部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审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大体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
1937年7月7日，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作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
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是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另外，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194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
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陈云负责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工作，曾有人提出这61人能不能当选代表的问题。陈云对此作了深入了解，知道这是在抗战前夕，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这61人可以做个假手续，把他们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
刘少奇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是经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从天津带到延安，交给了张闻天，再由张闻天交给毛泽东的。此后，刘少奇来到延安时，又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正因为这样，陈云在当时就指出，这61人可以入选中共“七大”代表。
由于陈云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着亲自的调查，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提出为他们所谓的“叛徒”问题进行平反。
接着，陈云又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的意见：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长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陈云又为另一大案——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
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最后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康生必须批判。须知，康生在1975年2月16日病死时，当时的讣告中，给他戴上三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陈云却指出康生犯了严重错误：
第33章 走出沉默（3）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形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最后用这么一句话，结束发言：
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人称“爆炸性的发言”。他的话虽说不多，却扔出了五颗重磅炸弹。
他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又当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发言具有权威性。
不言而喻，陈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扔出那五颗重磅炸弹的，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其实，倘若从1962年算起，他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作了一次书面发言。
不过，陈云的发言差点遭到中途而废的命运。华国锋来到陈云家，与陈云谈话至深夜。华国锋要求陈云收回两条意见，即平反“天安门事件”和支持邓小平复出。华国锋说，如果陈云收回这两条意见，可以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他的发言。陈云当即表示不同意收回，如果要删去这两条意见，宁可在会议简报上“开天窗”。
华国锋很无奈。陈云的发言最终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扔出的五颗重磅炸弹。
翌日——1978年11月13日——各组都对陈云的讲话作出了强烈反响。
东北组如此说：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都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解决。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二月逆流”的冤案平反。
中南组这样说：
陈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以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指出：
陈云提出的几个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积极因素。
西北组则说：
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
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拥护毛主席的旗帜。
对于陈云发言的反应，接连不断。11月16日，万里在华东组说：“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
11月17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指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
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11月27日，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涉及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云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王首道发言说：
“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
“我完全同意陈云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鉴于陈云的发言反响强烈，得到众多的与会者的支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表态：
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了这一决定，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要平反，恢复名誉。同时，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委对同类事件也做了类似处理。
二、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
三、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
四、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
五、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六、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七、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华国锋的表态，表明全部接受了陈云提出的意见。其中，尤其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另外，在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小组，还就经济工作作了一次发言。
陈云强调：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要重视8亿农民这个大头，把农业搞上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使人们认识到，陈云虽然年已古稀，但是目光锐利、思维敏捷。这样，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大得人心，威信迅速提高。
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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