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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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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向陈云核实这一问题。
1983年7月12日，陈云委托秘书复信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做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以后在延安还见到过这位同志，但姓名记不得了。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
陈云非常关注这一情况，8月28日，他又委托秘书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查询结果。
10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致信陈云办公室说：经查历史档案，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确实当过天全县灵关殿村小学校长。同时附寄了《席懋昭情况简介》，请陈云提供一份证明材料。
陈云希望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能够提供席懋昭的照片，以求最后确定这一问题。
1983年12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出专人把复查席懋昭的材料以及照片送给陈云。
陈云于1983年12月20日亲笔写下详细的证明材料：
1935年春，红军长征过了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我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
当时我化装成小学教员，组织上派了一位担任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我。我们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走的是山路，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在成都，我和他分开活动。我持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找到他在中美银行任董事的朋友。那人一见我，就说外面风声很紧，情况很危急，要我快走。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护送我的同志前往重庆。在重庆，我又持刘伯承同志的信找到他在药铺的弟弟，在他家里住了几天，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到此，护送我的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务，和我分手。1937年，我到延安后曾见过护送我出川的那位同志，记得他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他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从此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我由于记不起护送我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便要办公室查一下这位席懋昭同志当年是否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是否也在该校当过教员。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明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陈云的这一亲笔证明材料，为席懋昭洗去了冤屈。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黄宁康、唐建余、陈本立等4位“11·27”大屠杀牺牲者为革命烈士，其中席懋昭因护送陈云出川有功，被追记大功一次。
1986年11月20日，在“中美合作所”被害的未定烈士人员的调查核实工作结束。经多方查证，已查清了83人的情况，其中席懋昭、张露萍等64名遇难人员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席懋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时候，陈云出川也被人们所记起。不过，最初媒体只宣传席懋昭精心护送陈云出川，只字未提另一个人——陈梁。
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陈梁后来成了叛徒。
第38章 最后岁月（2）
其实，陈梁在护送陈云出川的时候还是一位革命者。倘若他那时候就是叛徒，陈云怎么可能平安出川呢？
看待一个人，不能以后来论当初。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后来沦为汉奸，但是在1921年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人毕竟是在不断变化的，不能以他们的后来就认定他们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时就“动机不纯”，就要把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所做出的贡献一笔抹杀。
应当说，陈梁护送陈云出川，也是立了一功，不能把他一笔抹杀。
据时任冕宁县工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野苹回忆：“送陈云去成都的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冕宁沙坝人，叫陈梁，这个人我认识。”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陈梁终于又被重新提起：护送陈云出川不是席懋昭一个人，而是席懋昭与陈梁两个人。
在杭州和上海过着离休生活
虽然陈云年事已高，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外界仍高度关注着这位对中国命运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的一举一动。
早在1987年，久未露面的陈云引起港台媒体的猜疑，纷传陈云病重。
1987年4月4日上午10时左右，正在杭州的陈云来到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竹径”，在那里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植树。天气还有点凉，陈云却取下帽子。警卫员劝他戴上帽子，陈云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向来为人低调的陈云，很少这样摆好架势让记者拍照、录像。过了几天，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陈云笑道：“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薄一波也笑了，说道：“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引起陈云的高度关注，他态度鲜明，赞同邓小平采取坚决的措施。
1989年5月2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
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1990年5月25日，陈云在写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信中，又这样指出：
1989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七大”的时候，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李立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我们撤销了赵紫阳同志党内的一切职务，但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对于胡启立同志，仍然保留中央委员。
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的。中国现在是11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陈云还指出，动乱表现在社会上，但根子在党内。陈云看人，入木三分。
陈云对胡耀邦的评价是：“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是把好手；为人正派，然而，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
陈云对赵紫阳的评价是：“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去了……”
这场政治风波之后，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由江泽民主持。
江泽民出任总书记，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算是完成了从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
在中共“十四大”之后，陈云过着离休生活。
陈云是南方人，习惯于南方的气候。晚年，每到秋天，他常住杭州和上海，往往在南方过冬，住大半年。从1977年至1992年，陈云几乎每年都来杭州，住上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他常住在紧挨西湖的汪庄，很喜欢美丽而又宁静的西湖。
自1993年起，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医生认为西湖边上的空气太潮湿，而且杭州的医疗条件毕竟不及上海，所以建议他常住上海。此后，他便没有再来杭州。但是，他仍每日喝杭州的龙井茶。
陈云在杭州，最爱去的地方是云栖竹径。1983年5月11日，陈云题写了“云栖竹径”4个大字。这4个字，后来被刻在石碑上，竖立在杭州云栖竹径景区。
笔者在采访于若木时注意到，陈家所用的白瓷茶杯上绘着墨竹。我问于若木，这是不是因为陈云喜欢竹子的缘故？
于若木点头说，确实，陈云很喜欢竹子。在杭州，陈云常去云栖竹径。到了那里，陈云心旷神怡，真可谓“云”栖“竹”径。
陈云爱竹子的刚直，也爱竹子的俭朴。
陈云的另一爱好是评弹。多年来，陈云作为一位“老听客”，跟评弹界有着许多交往。
早在1960年，陈云在上海开会时，听了余红仙用评弹演唱的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词《蝶恋花》之后，大为赞赏，向周恩来推荐。周恩来听了，也非常赞赏。于是，这一节目走红全国，后来，以致招来江青的妒恨——因为毛泽东的词所颂扬的是他的前妻“骄杨”（杨开慧）。
1981年4月5日，陈云曾与上海市评弹团负责人作了题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谈话。
陈云说：
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大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
1983年12月，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
在陈云晚年，评弹界每周向他提供的评弹新节目录音带不下于10小时。陈云总是抽时间听，听毕，还往往托人告知他的意见。
陈云很喜欢上海评弹团徐檬心创作的新书《真情假意》，甚至听了不下40遍！
陈云晚年，除了喜欢听评弹之外，还有两个爱好：
一是每日练书法。陈云从小就喜欢练字，尤其是在商务印书馆，往外寄书，陈云总是在邮包上端端正正写毛笔字。到了晚年，陈云把练字变成健身之法，所以经常用毛笔写大字。
二是双手不离“健身球”。陈云的“健身球”是两个核桃。
陈云女儿陈伟华记得，父亲陈云70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陈伟华还在北京怀柔辛营公社的农村小学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所以她每年放假回家都带一些核桃。陈伟华回忆说：“后来父亲问，能不能从农村找两个核桃，用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我们公社的老乡说了，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选出两个特别匀称的、个大的核桃送给父亲。父亲看了特别高兴，以后这对核桃就放在他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就拿着核桃，后来都磨得发亮了。父亲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虽说陈云晚年漫步西湖，听听评弹，仿佛远离中国政坛，然而陈云毕竟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早在1991年，他就提醒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利用所谓的各种名目包括强身健体为名，弄出了一些组织，和旧社会的‘反动会道门’没有什么区别，我以前在上海和这一类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打过交道，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的毒瘤，很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危害性很大，一旦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建议中央的一线领导干部不要轻视这类问题，一发现苗头，就坚决打击，不要手软！”
8年之后——1999年4月25日——爆发了法轮功成员聚众包围中南海事件。事后，江泽民感叹道：“陈云同志很早就对这类问题洞若观火。”
夫人于若木成了营养学家
在陈云晚年，他的夫人于若木常以营养学家的身份在社会上出现。她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民以食为天”。
例如，199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前夕，她发表谈话，赞赏上海牛奶公司专为中小学生供应“课间牛奶”。她说：
“牛奶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没有比这项投资更重要的投资了：那就是把牛奶送进儿童的嘴里……”
我问起于若木怎么会成为营养学家的。
于若木说，早在抗日战争前，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就设有家政系，家政系里设有营养科。她的二姐去日本留学时，大姐曾建议她去学家政系，但是二姐因二姐夫学化学，结果去学化学了。当时，于若木曾希望有机会学家政系，但是后来去了延安，也就没有机会去学家政了。
“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干部们营养不良，加上又不讲卫生，往往用刚刚拿过饭票的手去拿馒头，肝炎大流行。这时，于若木想从事营养学研究，但是在那样的年月，谈何容易。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于若木访问了许多营养学家，开始着手营养学方面的调查、了解、研究。她常常口问手记，记录速度相当快，能够很完整地记录专家们的谈话。她向专家们学习，渐渐地也就深入到营养学领域。
1982年，在于光远等主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于若木强调“民以食为天”，作了关于重视、发展营养学的发言，受到会议的重视。不久，内刊《调查与研究》发表了于若木的发言。王任之同志读后，觉得很好，便推荐在1983年第17期《红旗》杂志上以“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为题公开发表。
于若木的文章，使营养学的问题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
于若木指出：“人民的营养状况如何，是关系到人民的体质强弱，关系到民族繁衍昌盛的大事；人民的营养状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发展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手段，而改善营养则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物质基础。”
于若木的文章阐述了这样的一些观点：
营养学是一门很有用的学问；
营养普查是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满足人民对蛋白质的需要是重大的课题；
要按照合理的营养配制食品。
于若木的这篇文章在1984年荣获“优秀理论文章”奖。《营养学报》于1984年12月在第6卷第4期予以全文转载。
从此，于若木更加深入地研究营养学，发表了许多论文，如《关心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当代人的天职》《食堂和营养配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对于学生的营养午餐、对于大众快餐、对于宣传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对于婴儿的断奶食品、对于形成儿童保健网络等，于若木都给予关注并发表许多重要意见。
其中，特别是对于“护苗系统工程”，于若木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为加强广大学生的营养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强调要培养“更健康的下一代”。她说：“保护儿童的运动是人类进步的运动，是人类良知的体现。儿童营养学家、儿科医生、儿童食品专家，以及这一领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切为儿童的健康作出贡献的人们，都在从事着一项神圣的事业。他们的工作常常是默默无闻的，有时又是十分艰苦的，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他们是为未来而工作，是为创造下一世纪的文明打基础。”
于若木关心下一代，成为“护苗”的一位辛勤园丁。
在1986年评高级职称时，于若木被正式评为研究员。所以，有的报纸上称于若木为“营养学教授”，便是这么来的。
我问于若木，陈云对她的营养学研究工作持什么态度。
于若木用四个字回答：“尊重，支持。”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在采访于若木时，我又问起一个特殊的问题：于若木作为一位营养学家，是怎样从营养学的角度照料陈云的呢？
于若木说，陈云同志的饮食其实很简单。陈云体弱而能长寿，除了大夫们的精心护理之外，可以归结为8个字，即“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谈起起居，于若木说，1950年代陈云工作非常繁忙，常常早班接中班，中班接夜班。
陈云一度累垮了，不得不向中央请假休息。这时，陈云很注意锻炼身体，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比如打太极拳，也打乒乓球、台球。
毛泽东曾建议陈云每天用冷水擦身体。从1953年至1979年，陈云坚持冷水擦身达26年。
步入晚年，陈云主要是靠散步、做体操、悬腕练字来锻炼身体。他每天散步，上午半小时，下午20分钟。他自编了一套体操，以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
他到了晚年，才真正做到了“起居有时”。
通常，陈云在每天晚上11时做就寝的准备工作，11时半上床，12时左右就睡着了。翌日早上8时起床，8时半进早餐。中午要午睡。
陈云原本和家人一起进餐，步入晚年之后，由于他的饮食与家人不同，也就分开单独进餐。
他的早餐，从喝一杯牛奶改为喝一杯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无胆固醇，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另外，他还吃两片面包，喝一碗稀饭，吃12粒煮花生米。
于若木说，陈云的中餐和晚餐也很简单，中午一荤一素，晚餐一个豆制品、一个蔬菜。米饭中午2两、晚上1。5两，几十年如此。
除了接待外宾，陈云几乎不出席应酬性的宴会。
陈云很注意节约，每一回都吃光菜，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从不浪费。陈云晚年在上海，有人给陈云送鱼翅。陈云说：“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你们搞鱼翅这么贵的东西给我真是浪费。”
于若木说，家里的事我管，我是家里的管家，我管家的时候，定买菜的单子是我定，每天的食谱也是我定，每天做什么菜，我开单子，由厨师来做。每天晚上我还记账，一个月还结一次账，几个月我还做一次总账，结一次总账。
陈云的菜谱，大体上做到一个星期内不重复——除了早餐“千篇一律”之外。
陈云是南方人，喜欢吃点带鱼、黄鱼，也爱吃上海的“鳝糊”以及“烂糊肉丝”。豆制品是他的常备菜，不过，总是变点花样给他吃，比如，做豆腐干丝、上海的“百页包肉”，还有豆瓣泥，等等。
此外，总是给他炒点青菜、大白菜。所以，他的饮食很简单。
陈云每顿中饭吃2两米饭，晚餐则吃1。5两米饭。不过，由于他的牙齿不好，对于饭的软硬要求颇为“严格”。
第39章 最后岁月（3）
所谓饭的软硬，无非是控制好加水量罢了。有一段时间，陈云的厨师病了，就由于若木“顶班”，顶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于若木有所“发明创造”：她用硬纸片剪成两个圆筒，再亲手用线缝上底。她用这两个一大一小的圆筒盛米，再用秤称米，使大圆筒正好盛米2两，小圆筒盛米1。5两。这样，给他做中饭，用大圆筒量米就行了，做晚饭则用小圆筒量米。后来，陈云和她到上海去，她把这特殊的“量具”也带去了。上海招待所的服务员见了，就用铁皮焊了两个圆筒给她。这两个铁圆筒，竟一直用到他的晚年。
至于控制加水量，于若木也有所“发明创造”：她做了个“量水器”，专门测量加水后米层上面水的高度。经过一次次试验，在陈云以为软硬最合适的时候，她在“量水器”上划了个刻度。从此，她一直照这个刻度加水，做出来的饭不软不硬，恰到好处，陈云都很满意。
本来，陈云吃梨、苹果等水果，在晚年，改为三顿都吃香蕉，这是考虑到香蕉是润肠的，可以防止大便干燥。通常，他每次吃一根大香蕉或者两根小香蕉。此外，陈云从不吃零食。
在“文革”前，因工作关系，陈云偶然赴宴。“文革”之后，陈云从不赴宴，总是粗菜淡饭，独自进餐，如此而已。
陈云上午喝白开水，午睡起来之后，喝一杯淡淡的龙井绿茶。他不喝酒，也不喝其他饮料。
于若木从营养学角度知道，微量元素硒有着抗衰老的功能，又得知陕西省紫阳县所生产的“紫阳保健茶”天然富硒，她就汇钱给紫阳县茶厂，购买这种“硒茶”。她把硒茶掺在龙井茶里给陈云饮用。先是加少量的硒茶，陈云没有提出异议，她就慢慢增加，以至增加到40％、50％，最后增加到2/3。
于若木知道灵芝具有抗衰老作用，同时对于促进安眠、减轻肺气肿具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她就向保健医生建议，让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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