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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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名义上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主持，而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了算。
　　会议颇为奇特，既然是中央全会，理应是中央委员出席，然而出席这次会议的37名代表之中，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为22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8人），其余15人为列席代表。这些列席代表中，便包括王明、博古等。尽管王明、博古等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成了米夫筹谋安排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自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在米夫一手扶植下，显山露水了。
　　王明竭力反对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他散发了《两条路线》（也就是后来经过增订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小册子，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和瞿秋白，认为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实行“调和路线”。王明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罗章龙当时也很活跃，虽说他与王明存在尖锐矛盾，但是在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这一点上，两人却是一致的。罗章龙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而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米夫在上海分别会见了王明和罗章龙，提出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反右倾”。但是米夫支持的是王明，而不是罗章龙。于是，在会上，罗章龙和米夫、王明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斗。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这“扩大”，把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博古都“扩大”进来了，而且他们居然跟中央委员们一样拥有表决权！
　　六届四中全会批判了瞿秋白，批判了李立三，改选了中央委员会。现存于中共中央档案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档案中，那份中央委员名单一望而知是周恩来亲笔所记。
　　在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不见“廖程云”，却在“补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见到了“黄苏”。这“黄苏”，其实就是陈云的化名。这样，陈云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时，陈云不过26岁。
　　关于“黄苏”进入中共中央，米夫曾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
　　中央委员会退出罗迈（笔者注：即李维汉）、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9同志，其中5人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的成分，16人中10人是工人出身。
　　显然，“黄苏”所以被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人出身。
　　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中的“陈韶玉”，即王明。
　　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选出9人为政治局委员，即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这样，王明一跃进入了政治局。一个月后，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又升任政治局常委，从而控制了中共中央，成为实际上的中共领袖。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成了米夫、王明反对派的领袖。他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特别是工会系统出身的党员的支持。但是，罗章龙斗不过王明——因为王明得到米夫的支持，而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富有权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胜利而告终。
　　会议刚结束，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们便强烈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以否定四中全会。
　　罗章龙站出来领导反王明、反米夫，但同时又犯了一个大错误，那便是筹谋成立第二中央。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罗章龙的行动，显然又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更大的不幸。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从此，罗章龙从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跌了下来。
　　危难之际受命负责中共特科
　　当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就在陈云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发生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差一点使他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
　　那是在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5个来月——1931年6月22日上午9时，当一个高个男子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打算叫出租车时，一群预伏在那里的便衣警察突然朝他扑来，不容分说，把他推入一辆轿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审讯马上开始。这个高个男子用一口湖北话，声称自己姓余名达强。但是，审讯者抓起他的右手，指着那断了一截的食指说道：“别演戏啦！你就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的被捕，是由于顾顺章在两个来月前——1931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是中共特科三科科长。三科，即行动科，所以顾顺章深知中共中央的机密和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行踪。
　



第5章　进入中央（2）


　　顾顺章一被捕，当即叛变，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5个秘密机关的地址，即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以及中共中央秘书处、中共中央特科所在地。这一重要情报用密电发往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却落在潜伏在那里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手中，迅即告知周恩来等转移，才使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避免了被一网打尽的灾难。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中央极为震惊，决心调派最为可靠的人负责特科。周恩来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云。
　　这样，陈云在危难之际，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职务，即中共中央特科书记。
　　特科，中共专门负责惩处内奸、叛徒及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是中共中央的要害部门。
　　特科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最初，在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会议刚散，便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使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紧接着，又因原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韩步先和上海总工会书记张保臣的叛变，使继任者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被捕。
　　陈延年和赵世炎双双被杀害，促使中共考虑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去对付国民党的特务，对付叛徒和内奸。于是，中共江苏省委便建立了一支“红队”。
　　不久，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来上海，也建立了“红队”。
　　1928年秋，周恩来把这两支“红队”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一支“红色恐怖队”。
　　这支队伍最初由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谭保全负责。
　　“红队”，又称特务工作科，科长为顾顺章，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据当时参加过这一工作的周惠年回忆，特务工作科下属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打击土匪的“土匪股”。
　　特务工作科后来简称特科。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反奸工作和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改由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由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负责。
　　这时的特科，下分四个科：
　　第一科为总务科，负责总务，例如租住房、选择会议地址和掌管财务等。
　　第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对敌方的侦控机构进行反间谍工作。陈赓为科长。那时，陈赓化名王庸，人称“王先生”。
　　第三科为行动科，负责打击对中共中央机关构成威胁的叛徒、特务，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实际上就是原先的“红队”。以顾顺章为科长。
　　第四科为交通科，主要任务是保障上海及全国各地秘密交通网的正常运行，也负责中共中央的地下无线电台的报务工作。科长为李强。
　　其中，第二科建立后，便开展反间谍工作。1928年，杨登瀛便成了第一个中共特工。杨登瀛，又名鲍君甫，他是陈立夫的亲信，是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的特派员。他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
　　紧接着，在1929年底，第二科又派出三员干将，潜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这三名干将便是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其中，钱壮飞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在顾顺章叛变千钧一发的关头，正是钱壮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才使中共避免了重大损失。
　　顾顺章叛变后，中共急令钱壮飞以及李克农、胡底，还有陈赓，立即撤离上海。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着手重整特别委员会。
　　周恩来点将，调来陈云主持特别委员会。在新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领导，陈云负总责，康生为副。
　　周恩来还宣布：
　　陈云兼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工作；
　　潘汉年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和反间谍等工作；
　　康生兼三科科长，负责指挥、执行保卫及警报等工作。
　　这样，特别委员会在陈云领导下，重整旗鼓，开展工作。
　　向忠发叛变供出了陈云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叛变了的顾顺章仍在上海秘密跟踪，终于发现了向忠发的行踪。
　　于是，发生了静安寺探勒汽车公司前的那一幕……
　　向忠发被捕后，迅即叛变，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以及中共中央工作人员张纪恩等被捕。
　　1992年7月2日，在笔者采访张纪恩时，他给笔者看了一本如今颇为鲜见的书，书名曰《转变》。这是国民党中统局编印的内部用书，供那些反省院中的中共被捕者“学习”使用，出版于1933年12月。书中收入80份中共高中级领导人被捕后所写的自首书。其中，便有《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
　　向忠发的自供中，有两处提及陈云。
　　一处是他交代了“特务委员会”（即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情况，指出陈云为“总负责”（亦即中共中央特科书记），原文如下：
　　三、特务委员会。
　　从前是我和周恩来、顾顺章，但自顾顺章被捕后，经人报告，闻已自首，遂施行改组了。前由顾顺章负责，现改为廖成云（笔者注：即陈云）负责，其组织如下：
　　1。廖成云，总负责（前江苏省委）
　　2。赵云（笔者注：即康生）（第三科——红队）
　　3。潘汉年（第二科——侦探）
　　4。杨森（第一科——社会及各种技术）
　　5。陈寿昌（第四科——交通）
　　向忠发的自供另一处这样提到陈云：
　　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800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做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向忠发还供出了交通主任喻泽时住上海戈登路戈登里，共青团总书记秦邦宪（博古）住上海古拔路横路3号，等等。幸亏陈云及时获悉向忠发叛变的消息，通知中共中央机关及有关人员大转移。不然，连陈云自己也难以逃脱这场大搜捕……
　　向忠发虽然叛变，仍于被捕后的第3日——1931年6月24日——被枪决于上海龙华。向忠发曾跪下来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也无济于事。
　　向忠发一命呜呼，使王明惊惶失措。
　　本来，王明早就想当中共中央总书记，而向忠发之死，为他当总书记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然而，王明深知留在国内工作，每时每刻都有人头落地的危险。于是，王明宁可不当总书记，而向共产国际表示，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想坐在莫斯科进行“遥控”。
　　向忠发已死，王明又要远走，中共中央不能不进行改组。
　　经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在1931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成员共6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这6人之中，不设总书记，只指定博古为总负责。
　　这样，陈云进入了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核心。
　　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因工作需要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红区，亦即江西“苏区”。
　　1932年3月，27岁的陈云在上海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在“一个深晚”会见了鲁迅
　　1932年12月11日夜晚，在上海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3楼4室，鲁迅设家宴招待客人。据当天的《鲁迅日记》载：
　　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晚，三弟亦至。
　　“维宁”，即瞿秋白，而“乐扬”则是冯雪峰。
　　那时，国民党政府悬赏2万元捉拿瞿秋白。在1932年11月下旬，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不得不躲避到鲁迅家中。当时，鲁迅因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不在家。许广平曾这样回忆瞿秋白的到来：
　　我还记得：他和杨大姐晚间来到的时候，我因鲁迅不在家，就把我们睡的双人床让出。
　　11月30日，鲁迅回到上海家中，就安排瞿秋白夫妇住在公寓中的另一房间。
　　瞿秋白夫妇在鲁迅家住了半个来月，中共地下组织派出“史平”前来接出他们，以便转移到另一安全的处所。
　　这位“史平”，也就是陈云。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陈云来到鲁迅家里，见到了鲁迅。陈云陪着瞿秋白夫妇在雨中离开了拉摩斯公寓。
　　1936年10月26日，为了纪念鲁迅，陈云写了回忆文章《一个深晚》，记述这个难忘的夜晚。这篇文章署名“史平”，最初发表于中共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第64期。
　　陈云写道：
　　1932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11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往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3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3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地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地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地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3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50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
　　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的担心，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
　　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
　　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地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了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做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1932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地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第6章　进入红区（1）


　　在写于1935年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在去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遇险
　　上海不断吃紧。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受到国民党特务越来越紧的追踪……再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江西的苏区在不断扩大。
　　1932年10月下旬，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共青团书记袁炳辉在被捕后叛变。
　　博古和张闻天原本都住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如果不是及早获知风声，也会落入魔掌。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共青团中央之后，便把搜捕的目光紧盯着中共临时中央。
　　看来，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继续留在上海，迟早会落进特务手中。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处境的危险，共产国际同意“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这样，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17日作出决定，迁往江西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决定前往江西苏区。
　　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指定由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三人负责开展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1933年1月下旬，张闻天先走一步，几天后陈云和博古同行。他们三人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向江西苏区进发。
　　就在他们三人离开上海不久，1933年4月（据国民党中统特务庄祖方回忆，是在1933年2月），卢福坦便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件事也证明了上海当时的环境确实险恶，博古、张闻天、陈云如果不早走一步，也极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所抓获。
　　卢福坦，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192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他在被捕之后，也和向忠发、顾顺章一样叛变。卢福坦后来甚至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解放后，卢福坦在1951年5月被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
　　当时，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也颇为艰难。一路上，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一道道关卡。笔者采访了当年奉命接应陈云进入江西苏区的卓雄，这才弄清了其中的秘情。
　　笔者费尽周折，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找到了卓雄。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很难想象这就是当年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其表叔思想激进，他12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15岁的他加入中共。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之妹贺怡的前夫）为他改名“卓雄”。
　　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的头上！幸亏毛泽覃（毛泽东之弟）、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也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今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他当执行科长。
　　来来回回，在秘密交通线上迎接、护送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位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