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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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经入党，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些问题上也若明若暗，还不能说思想上完全入党了。陈云同志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项标准，第一项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说，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的。仅仅愿意抗日是不够的，共产党员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怎样才算奋斗到底呢？陈云同志风趣地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奋斗到“翘辫子（死）”。由于我们党始终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教育自己的党员、干部，使大批革命青年从民族的觉醒提高到阶级的觉醒，在世界观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我们党才能团结一致，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顺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于干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陈云提出了任用和提拔干部的标准：
　　“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
　　陈云还说，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从哲学中总结出15个字
　　1942年，延安开展着名的整风运动，历时3年。1942年5月，延安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陈云是总学委的成员之一。
　　在延安，毛泽东曾三次对陈云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把主要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
　　陈云非常推崇毛泽东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
　　薄一波曾经说：“陈云把他学哲学的体会精辟地概括为两句话：‘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在1987年7月17日跟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这么回忆起当年在延安的学习情况：
　　那时，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一共6个人，有我、李富春、陶铸（当时王稼祥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正人、王德，还有几位旁听的“后排议员”。学习小组不要很多人，大体上都要处在同一理论水平。学习方法是，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然后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争论。
　　我们从1938年开始学习，坚持了5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着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着作。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经过学习，陈云深有体会地在延安整风中提出了15个字，即：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
　　这15个字，成为陈云的行动总则，成为他的座右铭。
　　1990年1月24日，陈云在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作了这样的回忆：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这样论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么，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陈云总结道：
　　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在延安时形成这15个字的思想，成为他思索、考虑问题的原则。我在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时，她说：“这两句话15个字，后来成为陈云一生的写照。”
　　1962年2月8日，在“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翌日，陈云在向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干部讲话时，明确地阐述了“交换、反复、比较”这6个字的含义。
　　此外，陈云还写了许多着作。例如：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
　　《党的支部》（1939年6月10日）；
　　《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1939年6月10日）；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1939年12月）；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秘密组织》（1940年10月1日）；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1940年11月29日）；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1943年3月10日）……
　　当上红色“掌柜”
　　自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以来，毛泽东非常满意，曾对刘少奇、任弼时说：“陈云同志不妄言、不虚夸，实事求是，人才难得。”
　　1944年，已经当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忽然奉命向彭真移交工作。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中共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有多少张“党表”（亦即“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其中包括入党志愿书），多少小册子……陈云移交一清二楚。
　　陈云有过多次工作调动。这一回调动工作，对于他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调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当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着作，成为组织工作的专家，可是，这一回却完全“改行”，去做经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调动了陈云的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北红区——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中共的财政经济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注意到陈云在领导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于是，便调他主管财经。
　　不料，这一次工作调动，却使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定位”。陈云细细钻研经济工作，竟然成了中共党内的经济专家，以至博得“党的理财能手”的荣誉。
　　陈云找到了两本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细细钻研起来。陈云说，他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
　　陈云上任不久，便于1944年12月3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的发言。这可以说是陈云对财经问题的最早的理论文章。
　　陈云说：“1941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
　　陈云还说：“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用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
　　陈云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
　　接着，1945年2月1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题为“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的讲话。
　　陈云指出：“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
　　陈云还说：“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
　　陈云告诫他的部下，人人要做红色“掌柜”。他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第14章　延安岁月（3）


　　陈云很生动地说：“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们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1973年6月7日，陈云曾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说：
　　“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对法币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
　　陈云算得上“干一行，爱一行”。他最初从领导工人运动起家，又领导过农民运动，主持过特科工作，又负责过工会工作，指挥过军队，当过组织部部长，一下子又当上红色“掌柜”……
　　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
　　延安的杨家岭，有着延安“中南海”之誉。
　　自从毛泽东在延安城内凤凰山的窑洞挨了日军炸弹之后，当天夜里就迁往延安郊区的杨家岭。那位曾是郭沫若创造社成员的作家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住。
　　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也纷纷迁来杨家岭。于是，杨家岭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杨家岭，干部和战士们一起动手，兴建了一座办公楼。由于那座楼房的模样像一架长着一对翅膀的飞机，人称“飞机楼”。他们还兴建了一座大礼堂，康生为之题字，曰“中央大礼堂”。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央大礼堂盛况空前，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如果说，10年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刚刚确立，而在中共“七大”，毛泽东已成了众所公认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中共“七大”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便是这次大会产生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陈云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1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之中：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
　　在这张名单中，陈云排在第六位。
　　在中共“七大”，陈云作了发言。
　　陈云说：“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做了7年组织部长，看到这件事，需要在大会上讲一讲……”
　　陈云要讲的是什么事呢？
　　陈云很尖锐地指出：
　　“这7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傲之气。”
　　陈云说：
　　“我看到有一种情形，就是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
　　陈云批判党内的这种“骄傲之气”，要求全党放下这样的“包袱”，去夺取胜利。
　　在中共“七大”结束不久，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飞赴重庆，和蒋介石举行着名的“重庆谈判”。
　　在毛泽东离开延安之前，为了预防不测，中共中央作出安排，增选陈云和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当“五大书记”中的两位，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重庆期间，由在延安的另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及新选的两位候补书记陈云、彭真，组成了领导核心。
　　陈云的婚恋
　　走笔至此，顺便提一笔陈云的家庭生活……
　　过去，关于陈云身世报道极少，关于陈云夫人于若木的身世报道则几乎没有。通常，新闻媒体只是在有关营养学的一些活动中提及于若木，冠以“营养学家”的称号，如此而已。
　　为此，笔者在采访于若木时，问及她的身世以及她和陈云婚恋之事。
　　考虑到当时陈云已经去世，她详细地谈了起来……
　　于若木说，她结识陈云，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29日，陈云乘飞机从新疆来到了延安。当天，于若木第一次见到陈云，那是因为于若木也出席了当天举行的欢迎会。于若木说：“我离主席台比较近，大概就是三四米，所以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比较清楚。陈云同志讲了话，他的上海口音，就是上海普通话的口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政治家风采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于若木在延安的大会上，还曾经两度见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陈云。
　　于若木零距离接触陈云，是在陈云生病的时候……
　　陈云在4岁的时候父母就因生活艰难而先后病逝，从小就落下了流鼻血的毛病。这时，他的老毛病复发，鼻血出得很多，流个不止，不得不休息。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适些。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5队去挑人。为什么要去5队呢？因为5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这个队。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5队，找到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5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这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当时，于若木18岁。她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刚从北平来到延安不久。于若木记得，邓洁这人是个文化人，喜欢文学、艺术，留着长长的头发，一派文人风度。他在解放后担任过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邓洁对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他只是大量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于若木得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就服从了。这样，她到陈云那里报到。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孔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另外，陈云有一种止鼻血的药水，是从苏联带回来的，于若木每天给陈云点几次。没事，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于若木就这样值班，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
　　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19班。
　　不过，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
　　于若木说到她和陈云之间的婚恋，站了起来，说这里有几封信，这几封信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她走到写字桌前，从右边的第三个抽屉里，取出一叠复印件，送给笔者。
　　这是三封写于1939年的信的复印件。这三封信，有一封是陈云写的，有一封是于若木写的，其中都涉及了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另一封则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
　　于若木又说起这三封信的“传奇”的故事：
　　这三封信，竟是半个多世纪后——陈云去世后——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
　　那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发现的。这三封信，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陆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虽说同名同姓叫“陈云”的也有，但是一读信的内容，便可知乃是当年在延安的陈云。他花了2000元，买下这三封信。
　　这三卦信其实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信封上写着：
　　yu·dawchyuan7·barton·roadwest·kensingtonlondon，w。14england
　　这是一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信封右上角还有一行小字：“1939年8月5日收”，显然收信人是个细心人，收到信时注明了时间。这表明此信寄了40多天才收到——那时，中英之间还没有航空信，所以寄了那么久。
　　薄熙成把信买下之后，转赠给陈云之子陈元。陈元把信交给于若木，于若木惊喜万分，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几封半个多世纪前的信，居然能够完璧归赵！
　　那“陆华”，就是于若木。于若木原名于陆华，进入延安时，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改名——用本名的话，容易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受到牵连。这样，她改名于若木。想不到，这名字竟一直沿用至今，而她的原名反而鲜为人知。
　　在署名“陆华”的那封信末，有这么一行字：
　　“来信请寄：延安邮政信箱第五号于若木收”。
　　这行字也清楚表明，“陆华”即于若木。
　　于若木说，信封上的英文，是她写的。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的，而收信则是通过陕北榆林转往延安的。
　　收信人“yudawchyua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是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的。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当然，在弄明白这三封信是谁写的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
　　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位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中还写道：
　　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
　　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于若木只是希望大哥送一支钢笔给陈云。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当时连一支钢笔都没有，足见延安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
　　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