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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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我从小听到大的警告并不是危言耸听，也许我应该立刻回白马市，安安稳稳地乘飞机回家。但我又想，我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邪恶。那些故事听上去吓人，我感受到的却是善意。我得继续走下去。

没多久，我就琢磨出了搭便车的技巧：找到加油站或者饭店，要一大张长方形的硬纸板，用蜡笔画一个和善可亲的图案，再挑好位置等车，在公路入口、休息站和宽敞的公路的成功率比较高，因为这些地方都有足够的空间停车。我会尽量站在车流比较缓和的地方，这样司机才有时间看清我手里的牌子。露宿的时候，我用野营炉煮燕麦粥当早饭，晚上就吃山屋牌速食品（内部充氮保鲜，只要加热水泡熟即可），睡觉时选择树林里或者路边搭帐篷。我经常在卡车补给站洗澡，在加油站的洗手间里刮胡子，身穿牛仔裤和翻领衬衣，头戴棒球帽，外表收拾得干净整洁，冲来往的车辆露出温和的微笑。一般等一个小时就能搭上车，有时得等两个小时或者更久，但从没有搭不上车的情况。

离开托尼和夏琳之后，我遇到了简单直率的卡车司机丹尼斯，他载我走了900多英里，从斯特林村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乔治王子市。我在乔治王子市得到了乔治的帮助。乔治是位天主教神父，花白的胡须修得整整齐齐，他的目的地是省内的阿什克罗夫特市。一路上，乔治跟我分享了自己搭便车的趣闻逸事，那时他跟现在的我年纪相当。然后，我跟四个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同行去温哥华，他们一路不停地谈论大麻和性这种限制级别的话题。车里塞得满满的，我窝在后座，身边还挤着两个金发少女，其中一个皮肤雪白的女孩问我愿不愿意假装她的男朋友。

下一位车主吉斯是个退休的机械工人，他要去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你得替老板挣钱，不然你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吉斯告诉我他退休前在核动力工厂工作，还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

进入美国境内，我在华盛顿州遇到了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鲍勃和埃丝特。我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肯停车搭我，他们回答：“有些人还是愿意信任陌生人的。”

我在华盛顿州的奥马克市等到了一个名叫约翰的司机。他是个光着膀子的19岁小伙子，开着一辆年久失修的1980款跑车。他身材偏瘦，却挺结实，据说刚刚参加完新兵训练，准备去伊拉克当侦察兵。约翰说他借了10；000块钱买大麻，得尽快还清，正是为了这才参军的。

“我告诉招募官，我要练好身材，出去胡搞一通，杀一堆人再回国。”

“你真的这样对招募官说？”我问。

“是啊。”约翰肯定地回答我。

我做了很多牌子，写了很多地名：华盛顿州的韦纳奇市、岩岛、基帝塔什市、亚基马市、里奇兰市、肯纳威克市，还有俄勒冈州的彭德尔顿县和拉格兰德市。

华盛顿州的基帝塔什是个寂静的农镇。我举着南行的纸牌站在路口，左等右等都没人停车，我怀疑这招是不是已经行不通了。这时，胡安·赫尔南德斯看到了在路边干着急的我，停车让我上去，尽管并不顺路。他说自己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经常去亚基马市做生意。胡安没有在意我的推辞，坚持送我到“温蒂”汉堡店，点了汉堡包和炸薯条请我饱餐一顿，一直等我吃完。他的英语说得磕磕绊绊，很难听明白，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对美国的热爱却溢于言表。他既不夸夸其谈，也不嘲讽挖苦，满怀真诚地谈论自己在美国过得很幸福，养育刚刚出生的宝贝女儿珍妮丝是多么快乐，他很高兴能赚钱给家人买漂亮的衣服……

告别胡安以后，我坐在背包上，双手捂着眼睛，挡住了不能自已的眼泪。我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被人们的慷慨和友善感动。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个“独行冒险者”，也很享受独立的感觉，但我刚刚意识到自己从来不是孤身一人。即便把我的冒险比作高空走钢丝，钢丝下面也有一张同情结成的安全网，拉网的是陌生人的援助之手，是同胞们向我伸出的援手……

一个星期前的晴朗午后，我第一次竖起大拇指搭车，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放开控制权。我丢掉定时闹钟、放弃预定的计划，斩断操控“木偶”的“提线”，不再让家人、学校，乃至我自己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谁都没法儿染指我人生的方向盘，包括我自己，这个念头反而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千方百计地去掌控命运，倒不如顺其自然更占上风。我的搭车之旅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游玩，更是一种游离于常规的尝试，我仿佛脱离了地心引力，漂浮在太空之中，试着伸出手触摸从前遥不可及的星团。

我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市翻阅了一份持左派观点的杂志；在盐湖城外的州际公路旁差点被车轮径直碾过；在犹他州的帕克市，我在摩门教的教堂里过了一晚；在怀俄明州，一个头戴出租车司机工作帽的金发女郎邀我到她家过夜；在丹佛市，我巧遇了一个老朋友。伴着车轮压过公路的哼唱声，我穿过了一州又一州，在怀俄明州钴铬蓝的天空下，抬头仰望漫天繁星，低头只见高速公路上的一道道黄线飞快闪过。

在内布拉斯加州，到处都是玉米地。我的司机汤姆是个29岁的厨师，他在韩国出生，后来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他从俄勒冈州出发，打算到东海岸去。我在科罗拉多州搭上了他的车，可以顺路直接回尼亚加拉瀑布城的爸妈家。我们到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决定开出80号州际公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停车，搭帐篷过夜。

在静悄悄的乡村公路上行驶一阵，碰巧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学校，学校旁有一大片玉米地，月光下一眼望不到边。当时，我们觉得这地方挺安全的，正适合露营。头顶的星星闪闪发光，蟋蟀有节奏地卖力鸣唱。我们开了几罐蓝带啤酒，煮了些快熟面吃。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自得，直到一个身影猛地从黑暗中闯出来，手电筒的亮光晃了我们的眼。“嘿，谁在那儿！”我和汤姆喊道。但他立刻关了手电筒，扭头就走。我和汤姆面面相觑，耸了耸肩，继续享受美食。大概十五分钟后，又有人举着手电筒从玉米地里冒出来。

“举起手来，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眼前的男人一声断喝，“快点，双手放在车盖上！”

我和汤姆肩并肩站在车前，手掌平放在白色雪佛兰宽宽的车盖上。这样的情景我在电影电视里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所以我还配合地叉开腿，那架势好像要劈个一字马。

“你们一共几个人在这儿？”男人吼道。

“只有我们。”汤姆随意应付一句。

“你们一共几个人在这儿？”男人重复一遍，走近了些，我们这才看清他是个警察。

“两个。”

“附近还有别人吗？”

“没有，只有我们俩。”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声音都有些发颤。

“你们在干什么？”警察一边问一边用手电筒来来回回地打量我们。

“我们这算是露营吧。”我说。

“你们身上有带那种东西吗？我指的是违禁品……”

“没有。”

“我能看看你们的身份证吗？”

“我的钱包在车上，驾驶座中间。”汤姆说。

“我能上车搜一搜吗？”

“呃，当然，我不介意。”汤姆应道。

“能还是不能？！”警察怒吼道。

“当然，我不介意……我是说，能！”汤姆紧张地结巴起来。

警察上车搜了一通，我想他是冲着违禁品去的。我一直老老实实地趴在车盖上，浑身绷得紧紧的。警察搜完车子，又走过来搜我的身，那手劲可不小，好像给我来了一场“暴力按摩”。然后，他掏出我放在裤子后边的钱包察看。

“这里是私人领地，闲人免进。”警察说，“你们怎么会心安理得地在这过夜？”

“我们不知道这是私人领地，”我说，“对不起。”

“嗯，你们可不能待在这儿。附近的人脾气都不小。我还得看看有没有东西被偷了，你们在这儿等着。”警察说完果真往那间废弃的学校走去。从我和汤姆站的地方，透过窗户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几把被一张张蜘蛛网缠着的零乱的木椅子。

眼瞧警察晃着手电筒在学校里来回巡视，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场景有种莫名的悲哀。我不知道这种悲哀具体从何时开始，但在过去的40多年间，怀疑的种子洒遍了每一寸国土，它们飞快地生根发芽，结出一颗颗恐惧的毒果，占领了我们曾经狂野、自由的腹地。现在，美国人再也不敢走夜路了，家长不敢让孩子独立穿过树林，年轻的男男女女也不愿意搭便车，不愿意踏上冒险的旅途，生怕报纸杂志和电视电影里说的那些恐怖遭遇在自己身上应验。

警察走出学校的时候显然松了一口气，他指了个露营地，说我们可以在那儿过夜。在我们出发前，他又提醒道：“你们年纪轻轻的，真不该在这个年代搭便车出远门。要知道，时代不同了。”他望着那片玉米地，有些缅怀，又像是惆怅，也许他想起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善意，远比现在安全、美好。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说。

但我一路搭便车流浪，亲眼见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结识了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人。

“我知道了，警官先生，谢谢你！”我微笑地应道，仿佛发现了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





第九章　18世纪的船夫


2007年7月—8月

加拿大，安大略省

负债：16；000　美元

十四天的搭车之旅后，我来到了纽约州的麦田镇，这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我花了几天时间联络朋友，找了一家卖古董和历史道具的网店，用仅存的小费买了这次航行用的东西，收拾好行装。（长话短说：我回家的方式让妈妈很不高兴。）爸妈到麦田镇接我，又开了五个小时的车送我到渥太华，鲍勃就住在这儿，我们计划从渥太华起航。

我在冻脚镇打了整整一年工，还债的进度提前了不少，所以未来几个月都不必急着找工作挣钱。我发现，自己的学生贷款不知不觉间已经还了不止一半，也许债务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在我眼里不再是要命的死对头，更像一个讨厌的远方表哥，只要在定期的家庭聚会上打声招呼就能应付过去了。换而言之，债务就像不定期的口腔溃疡、附近化工厂排放的污水，我总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却不会过于伤神。我在冻脚镇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季，冒险搭车流浪了十几天，而且马上又要开启新的航程。看起来，与债务和平共处并不困难。我很可能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既不耽误还债，又能满足冒险的渴望。

航行小队一共五人，计划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穿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湖泊和河流，行程约1；500千米，线路很像四百多年前法国人萨缪尔·德·尚普兰＇29＇的探险之旅。出发后，我们会顺着丽都运河南下，再向西沿安大略湖的北岸进入特伦特…塞文水道，在佐治亚湾星罗棋布的岛屿间蜿蜒而行。佐治亚湾是五大湖之一的休伦湖向东突出的部分，湾内运输繁忙，它的东南角以及一些岛屿组成了佐治亚湾岛屿国家公园，风景美不胜收。此后，我们会向东沿法国河航行，穿过尼皮辛湖来到马特瓦河，顺流经渥太华河回到渥太华市。

从前，每到夏季，加拿大船夫们便会划着桦树皮制成的独木舟，把货物运到西边的港口，再载着一船船皮草返回东岸。船夫们体格健壮，衣着破旧，给人留下粗犷不羁、有勇无谋的深刻印象，但他们吃苦耐劳、不惧艰险的特点总能令人惊叹。从清晨到黄昏，他们不仅要划船运货，水路不通的时候还得扛着独木舟和货物上岸，经陆路走到河边再继续航行。日子虽然艰辛，但只要唱起歌来，喝几口朗姆酒，兄弟之间相互扶助，就算远离家乡，也不会觉得孤苦。

我们五个人要效仿的正是加拿大早期的船夫，从服饰到装备，力求处处真实。也就是说，我们用的东西、穿的衣服，都要仿照18世纪的样式、材料。比如，我们用打火石和铁片引火，睡觉盖羊毛毯子和棉被，拒绝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卫生纸、驱虫剂、滤水器和野营炉。我们航行的工具就是两条价格不菲却很容易漏水的桦皮舟，据说是魁北克省的一位造船大师亲手打造的。

当然，我们的航行不可能和古代一模一样，途中一定会遇上许多船屋，还得从水闸进入运河水道。经过城镇的时候如果要解手，自然得去运河边的洗手间，而不像从前的船夫那样，就在河边大剌剌地解开裤头“放水”，那种做派在今天看来太过鲁莽，非把野餐的人们吓呆不可。而且，我们起航之前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腰间系上救生装备，只要拉开插销就会自动充气漂浮。除了救生设备，我们还带了卫星定位仪、手机和记录冒险经历的摄像机。

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切都怪极了。但我相信这段旅途一定会令我终生难忘。希望紧张刺激的冒险能让我快点成熟起来，也许吃的苦越多，成长得就越快，就像登上蓝云峰曾经改变了我一样。我在阿拉斯加的时候也常常到荒野远足，但只出门一两天就回营地了，这回一出发就是整整两个月，每天都要经受体能的考验。这才是真正的冒险。我希望它能够逼着我挑战自身极限。说不定我还真能大显身手，成为一条响当当的硬汉！我仿佛看到自己挥起船桨击退黑熊；在士气低落的时候用精彩的演讲打动人心，让大家重振旗鼓；要是有同伴不小心掉进湍急的河流里，我大呼一声“抓住我的手”，奋力把人救起来。

出发前，爸妈开车送我到渥太华。我们在宾馆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得穿上古代船夫的装束去鲍勃家报道。但我实在不好意思穿着海军蓝色的马裤、长筒袜和宽松的棉质衬衫走过人来人往的宾馆大堂，所以，我拎着行头跑到爸爸的SUV里换装。

我试着套上马裤，却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大错。这条马裤和其他衣服是我从网上的角色扮演用品店里订购的，我竟然到现在才发现裤子根本不合身（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收到货后连试都没试）。幸好当时还买了一条马裤。我翻遍了那堆行头，又吓出一身冷汗——备用的马裤可能被我落在家里了。我只好拽着裤头往上提了提，谁知道一个纽扣猛地弹出来打在SUV的车顶上。妈妈还在车外等着呢。我赶紧递上马裤、扣子和针线盒，急得快哭出来了：“妈，帮我把扣子缝上好吗？”

我在鲍勃家见到了此行的其他成员，加上我一共四男一女。

克里斯蒂安、黛安和鲍勃一样，都是经验丰富的船夫。他们都曾参与纪录片《目标西北方》的拍摄，在加拿大法语区小有名气。克里斯蒂安今年三十二岁，是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为人粗鲁、好显摆。他经常给小学生讲自己的航行经历，赚演讲费生活。他一见到我，就指着我脸上的胡渣子说：“你长毛了，笑起来真蠢。”黛安是地道的魁北克人，五十一岁，只会说几句英文。她是烹饪达人，擅长做面点，还会辨认、采摘野菜。有了她，我们这一路就不必光靠腌猪肉、豌豆汤和燕麦饼过活了。

五十四岁的杰伊高高瘦瘦的，很像田间的稻草人。他是位退休的法语代课老师，对加拿大船夫的历史非常着迷。但他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冒险活动。

最后一位当然是我们的领队鲍勃了。他也是五十四岁，是位富裕的励志演讲家，自称“世界上最棒的船夫”。他的脑袋剃得溜光发亮，戴一顶羊毛毡帽——《夺宝奇兵》里男主角印第安纳·琼斯戴的那款，帽檐的阴影下是一把长长的灰色胡须。今天，鲍勃穿着加拿大船夫引以为傲的传统装束：一件宽松的麻质衬衣、一条炭黑色的粗布裤子，一条老旧的红色编织腰带。他组织了这趟复古航行，也承担了所有费用。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在鲍勃家打点行装，学着打铺盖卷。所谓的“铺盖卷”就是把所有行李仔仔细细地卷成一捆，以方便带上独木舟，划船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垫在屁股底下当坐垫。我在铺盖里卷了一件路上替换用的衬衫、一顶无檐丝绒帽（有点像圣诞老人的帽子）、一件连帽斗篷（又厚又重的羊毛外套）、一双备用的棉袜和软皮平底靴（印第安人常穿的款式）、两条毛毯和一块打地铺过夜用的防水布。卷好行李后，用皮质背包带捆好，搭在前额上，穿过急流的时候就不必担心弄掉行李了。

除了背包卷，我还带了一个小水壶和一个白色的棉布袋。棉布袋和大号的女士钱包差不多大，里面装着针线盒、钓鱼器材、刀子，生火用的打火石和铁片，吃饭、喝汤、打水用的锡盒，烤燕麦饼用的小号平底锅，骨质汤勺、碱性肥皂、绳子、日记本，还有一支用黄铜作笔管的可替换的铅笔。团队每个成员都分担了一部分公共用品——一袋75磅重的腌猪肉、一袋55磅重的面粉和一袋同等重量的豌豆，还有盐、胡椒粉、红茶、几块枫糖、几袋蔓越莓干、斧子、一口大锅，以及一些修船用的工具和材料：几块备用的桦树皮、补船专用的沥青。

正收拾着，鲍勃指着两条沉甸甸的桦木舟，问我能不能帮他扛一条。我试着弯下腰，就听到了裤缝线的哀嚎声。这熟悉的感觉让我赶紧停下，要是再用点力，裤子非得“刺啦”一声裂开两半不可，就像被橄榄球员撞裂的横幅纸。

“对不住啦，鲍勃，我希望路上能减减肥。”我实话实说，“我的裤子……有点紧。”

鲍勃瞄了我一眼，靠近前，善意地冲我笑道：“哈！你把裤子穿反了。”

这个笑话让大家乐了好几个星期。见面之前，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经验老到的水手、一个户外运动达人（大概是看了我简历里的阿拉斯加“摆渡史”吧），结果我一现身，他们全傻眼了——居然要和一个连独木舟都没坐过的家伙一块儿航行两个月？还没等我坦白，掌舵的姿势立刻出卖了我。独木舟在我的“折腾”下摇摇晃晃，不停地画着“8”字。用打火石和铁片生火的时候，我不小心被铁片划破了手，还烧糊了豌豆汤。我假装自己会打水手结，即兴发挥一番，结果复杂过头了，谁都模仿不来，谁也解不开那玩意儿。

也许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船夫，但那副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却让队友们刮目相看。

鲍勃会坐在船尾专注地观察我划船的姿势，时不时地纠正道：“桨要伸进水里……别光用臂力，要用整个身体的力量……注意，船桨要和船身平行，再往下一点，对，朝屁股那儿……桨在空中要保持斜切的姿势……手臂伸直……划快点，再快点！一分钟至少划四十五下！”

克里斯蒂安虽然老爱捉弄我，但也教了我不少本事。比如，把防水布呈45°倾斜地挂在桨上，六七种常用的打绳结方法，怎么用桦树皮和沥青修补独木舟……这些老式的独木舟漏水很厉害，我们每隔一小时就得把漏进来的水舀出去，每天晚上都得修修补补。

相比之下，黛安就温和多了。她耐心地教我怎么用枫糖和蔓越莓干烤燕麦饼，还给我演示了怎么用野苹果做布丁，怎么采摘雪松的针叶泡茶喝。

上岸时，我总要尽可能多搬一些装备，还包揽了烤燕麦饼和刷锅的活儿，希望弥补我这个“菜鸟”船夫的无心之过。虽然我还没学会根据天象推测天气的变化，也认不出有毒的藤蔓（有一回，我不小心蹭到了一丛），但我发现自己划船的力道和耐力都不比队友们逊色了。

第一个星期过后，我从日志里扯下一张纸给乔希写了封信。嘿，兄弟！跟你说说我的船夫生活吧。

每天清晨4：30——起床。用皮带把装备和行李全部捆好，搭在额头上，扛着它们从露营地一路走到码头，把脑门儿和一点肌肉都没有的脖子勒得生疼。

清晨5：00——开始划船。

早上7：00——休息。把昨天晚上剩下的腌猪肉和豌豆汤热一热，当早饭。

早上7：20——继续划船。

下午3：00到4：00——停船。

下午4：01——打开湿淋淋的背包卷，捡木柴、生火煮腌猪肉和豌豆汤，烤燕麦饼。

下午5：00到7：00——个人活动时间：处理伤口和肌肉酸痛，缝补破损的衣服，写日志……

晚上7：00以后——吃腌猪肉，喝豌豆汤。坐在篝火边，喝定量分配的朗姆酒催眠。

晚上8：00到第二天清晨4：30——努力入睡。数不清的蚊子使尽浑身解数溜进我的羊毛毯子，数不清的蚂蚁像冒险家一样见缝就钻，害得我神经紧绷绷的。鲍勃和杰伊却睡得踏踏实实，打呼噜的声音响得直逼大象的咆哮，我真想跳起来闷死他们。

虽然很累，可我过得非常开心。我第一次把自己逼得这么紧，这样挑战自己的极限。眼前的生活和“玩乐”一点儿都不沾边，可我就是觉得今天的牺牲和努力，在不远的将来都会有回报。

祝你还债顺利！

下回再聊，哥们！

肯航行生活充实又简单。每天起床后就开始划船、做饭，围着篝火聊天、喝酒，打理好地铺就合上眼睛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