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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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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式毕业了。典礼主持人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我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更不想把学士帽高高抛起——那是胜利的欢呼，是重获自由的庆祝。对我而言，大学毕业绝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解脱，只是我刚刚履行完的一项义务，紧接着我又要面对另一项义务了。我望着前面的路，心里既害怕，又犹疑。
隔天，我登上飞机直奔阿拉斯加。
第四章 冻脚镇的导游
2006年夏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32；000美元
摊开手掌，缓缓地抚过北极圈的地形图，你能看到平缓的绿色山峦滑过掌心；湿润的苔藓与莎草时不时掠过指尖；云杉树这儿一丛，那儿一片，把指腹扎得痒痒的。你很可能会停下来，好奇地打量一个突兀的小点，它就像颗丑陋的怪痣，莫名其妙地点在北极圈雪白的大地上。这就是冻脚镇。
时至今日，冻脚镇仍然只有一家轮胎店、一间餐厅、一个小小的邮局、一个家庭经营的丛林飞机客运站、一个国家公园管理站，当然，还有一家名叫“页岩溪”的汽车旅馆。去年暑假，我和保罗在那儿打扫过五十二间客房。这家旅馆的住宿条件简陋得很。每次打开房门，随和的客人会一笑而过，暴躁的则会忍不住地低声咒骂。客房的所谓设施包括石棺大小的洗手间、被烟头烧得千疮百孔的地毯、纸卡一般薄的木板墙，床罩的颜色是早已过时的“迷幻”橘红。
旅馆的布局很怪，房间以一种古怪的角度延伸出去，随意得就像高空坠下的废弃物。旅馆周围还遗留着工业时期的废旧建筑，处处可见破败的采矿设备、生锈的挂车和卡车。汽车旅馆和餐厅之间是一片宽阔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地面坑坑洼洼，满是烂泥，里面并排停了好几辆半挂车，看起来好像一串串法兰克福香肠。20世纪80年代，一些卡车司机会把没用的空车厢丢在冻脚镇，结果那些车厢成了现在的餐厅。乍一看，这样的建筑还挺有特色，但掩饰不了营地里丑陋的工业残迹。
数千年来，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在布鲁克斯山脉自由地漫步、宁静地生活，直到淘金热兴起，阿拉斯加的土地上才建起永久性住房，城镇乡村拔地而起。怀揣着发财梦的冒险家们纷纷涌入育空河的支流——克朗代克河，闪闪发光的金子为这条曾经默默无闻的河流赢得了“财富源泉”的盛名。来晚的淘金客只好深入到阿拉斯加的荒野，渴望发掘新的矿脉。他们的探险催生了许多新兴城市，1898年建成的冻脚镇就是其中之一。
全盛时期的冻脚镇有七家酒吧、一家赌场、两家紧靠公路的旅馆、一间邮局、十家妓院。到了1912年，淘金客把能挖的金矿都采光了，只好拆掉木屋，把木材沿河运到17英里外的新聚居地——智叟村，现在还有人在村里长期生活。
20世纪70年代，荒废的冻脚镇再次焕发生机。石油企业斥资，在阿拉斯加修建运输管道，并且在冻脚镇附近建了一座营地安置工人。石油管道起于普拉德霍湾油田，绵延800多英里，通往阿拉斯加南部海岸的不冻港——瓦尔迪兹。为了方便施工，石油企业还修建了一条416英里长的土路，取名为“道尔顿公路”，它连接着费尔班克斯和普拉德霍湾。冻脚镇就在两地之间，自然成了最理想的卡车停靠站点。现在，北极圈内一年四季都有人居住的地方屈指可数，冻脚镇就是其中之一。
在游客众多的夏季，冻脚镇的常住人口约有35人，是其他季节的三倍。这些人大多是来打工赚学费或者还学生贷款的大学生、研究生，也有少数四处漂泊的中年流浪汉，他们靠打季节性零工谋生，干几个月就换一个营地。
等夏季工到齐之后，我们聚在河边，用一大堆草席和浮木升起篝火，拿起廉价的威士忌“对瓶吹”。去年夏天共事的伙伴们都回来了，其中就有乔丹。他30多岁，体格粗壮，皮肤黝黑，是营地的维修工。乔丹出生在印度，在阿拉斯加长大。他有22个兄弟姐妹（其中15个是领养的），都在冻脚镇南边的小村子乔伊村长大。
洗碗工雷也回来了。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今年三十出头，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老挝后裔。雷是个酒鬼，还有些神经质，不论早晚，不管几点，我都能听到他大口吞咽威士忌时候自言自语的声音。每天晚上，他都会醉醺醺地踢开走廊的门，双手好像各扛了一挺隐形机关枪，嘴里还“突突突”地模拟着枪击声，随意“扫射”。
我的另一位邻居是18岁的服务生艾弗里，他来自犹他州的城郊，去年一整个夏天都沉迷大麻，萎靡不振。和雷相比，艾弗里待人亲切友善。他偶尔弹拨吉他的乐音、抽水烟时枪吞云吐雾的声音稍稍抵消了雷令人不安的噪音。
我们的木匠名叫科诺，他留着络腮胡，肌肉发达，活像从漫画《大力水手》里跳出来的人物——大力水手的情敌布鲁托。科诺几乎把自己的私家“军火库”搬到了冻脚镇，还常常带着自动武器到营地后面的土堆“秀”枪法。
同为导游的查德今年33岁，留着一把红色的胡须，他机智风趣，人见人爱，就像家喻户晓的喜剧《欢乐时光》里最酷的人物方兹。他也是极少数一年四季都待在冻脚镇的居民。旅馆后头是查德的“狗场”，那儿住着30头阿拉斯加哈士奇，入冬以后，查德会乘着狗拉雪橇出门。
娜塔莉亚是营地为数不多的女员工之一。她21岁，是来自厄瓜多尔的留学生，在旅馆当保洁员赚学费。有一天，她穿着白色的裙子来宿舍找我，问我想不想练习西班牙语。
冻脚镇一带还有几个住户，但最让我好奇的却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叫詹姆士，是国土管理局的员工，负责清扫道尔顿公路边的户外洗手间。我有几次起得早，碰巧看到詹姆士穿过冻脚镇的身影。他留着又长又卷的雪白胡子，瘦得就像一根竹竿，他的脚步非常快，略微有些摇晃，就像踩着两根高跷一样。冻脚镇这么小，就那么些人，却没一个人跟詹姆士说过话，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还打听到一些关于他的奇闻，比如詹姆士吃得很怪，除了天然的有机食物，其他的一概不吃；他住得也怪，营地边有一小丛云杉树林，那儿停着一辆1980年款雪佛兰“巨无霸”越野车，据说那就是他的“家”。
我的工作就是开车载着游客沿道尔顿公路浏览布鲁克斯山脉的风光，每趟6个小时。这个项目名叫“北极山地探险游”，非常容易误导游客，其实他们除了解手，根本没机会下车走动。即便是解手也不太方便，只有往北开的路段有两间户外洗手间。带队之前，我很担心游客对名不副实的“探险”感到失望，也对我这个导游失望。他们想象中的导游大概是见多识广的户外运动健将，留着粗犷的络腮胡，头戴宽边探险帽，一路带队避开危险的野兽，深入神秘的山地，对北极苔原的各种动植物如数家珍吧。可现实却让我大吃一惊。没有一个游客提出异议。他们从自家出发到冻脚镇的途中已经在游轮、巴士、飞机、火车里待了很久，区区6个小时的“观光之旅”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
经过漫长的航行，游客们走出荷美游轮或公主游轮，脚步一深一浅地晃上巴士，根本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谁是此行的导游。有一次，一个头发花白、80多岁的老太太用拐杖气势汹汹地指着我的鼻子尖叫道：“我到底在哪儿？！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下一站去哪儿！”用另一位导游的话说，许多游客胖得“要用起重机才搬得动”。上下车的时候，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士臀部时不时卡在车门那儿动弹不得，她不得不喊我帮忙——用力把她推进车子、推出车子。
观光路上，我为游客们讲述用心搜罗的资料，比如冻脚镇的兴衰变迁、北极动物的生活习性、布鲁克斯山脉的成因和地理环境。我们还会指着窗外的风景谈论一番，偶尔看到驯鹿的身影在山间一闪而过。我一直很疑惑，在游客心中，旅行就是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指点和谈论吗？我始终觉得，真正的旅游需要主动去探索、去冒险。可那种探险绝不是他们想要的休闲方式。
我不由自主地同情这些游客。许多人忙于工作或家庭琐事，每年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假期；许多人只能承担短期旅游的费用；还有些退休的游客，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或许攒够了钱，却已经没精力和体力尽兴玩乐了。
第一次带队后的两个星期，我在邮箱里收到了第一笔工资。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支票，上面写着300美元。
“行，还不错。”我对自己说，“贷款就剩31；700美元了。”
刚刚入夏那阵子，游客还不多。5月份的时候，我一个星期上40个小时的班，主要是接受导游培训，还要练习划动一艘蓝色的大木筏。到了6月，我已经独当一面了，能开着白色的观光车带领40位游客沿道尔顿公路观光，划着木筏，顺着科尤库克河游览。那时，我一个星期得忙50个小时，赚了些加班费。7月的时候，我的工作时间猛增到一个星期60个小时。虽然我很乐意多挣一笔，但难免觉得闲暇时间越来越少，有些可惜。再说8月份吧，工作时间已经延长到了一个星期70个小时。因为有几个同事辞职，我不仅仅要当导游，还得兼做厨工，帮忙搭帐篷屋，好赶在新员工到来之前准备好宿舍，有时也帮忙保洁员打扫客房……有一段时间，我凌晨5点就得起床，忙到深夜11点才下班。我曾经把阿拉斯加的冻脚镇当作避难所，梦想着远离朝九晚五的日常工作，结果却发现这里与别处并没有什么不同。
承认厌倦工作，无异于对上帝不敬。人们确实常常抱怨加班，抱怨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为正职和兼职之间的冲突而苦恼，感叹早班夜班“连轴转”的辛劳，但这类牢骚多半是一种委婉的炫耀。许多人对繁忙的工作感到自豪，好像要进步、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牺牲休闲的时间和充足的睡眠，放弃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也许，我不该对任何人吐露真心话，说自己讨厌工作，讨厌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干活，讨厌唯命是从，讨厌花那么多时间为别人卖力，讨厌虚度岁月，讨厌一年年重复同样的生活——这些话在别人听来显得那么自命不凡、忘恩负义、无病呻吟。
我这么说，并不是感觉自己有多么超凡脱俗，也不是武断地把工作定位为一种“屈尊降贵”的谋生手段。我只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挺傻的，花十年时间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再把所有工资都投进看不见、摸不着的大学教育里——不傻吗？十几岁的青少年单纯地想上大学充实自己，将来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认为现在的学生贷款制度并没有做到公正、透明。尽管如此，我也知道自己既然借了钱，就有义务还清。
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痛恨工作。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恨。因为我的处境实在太可悲了：读了五年大学，义务做了两份实习工作，欠了32；000美元，却不比读中学时更有本事，照旧只能做低技能、低要求、低收入的工作。
虽然我的老板很不错，同事很不错，我手头的工作却不是一份好工作，它既不能帮我提升能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能让我成长，助我进步。忙碌了一整天后，我找不到那种由衷的自豪和满足，没法拍着胸脯说，我做了一件很有用的产品，或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我从事服务业，服务的宗旨就是为顾客提供奢华的享受，满足顾客的所有需求。归根结底，我的工作毫无意义。
我觉得工作——至少我目前的工作——并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只是把它看作赎罪的苦修。18岁那年我还懵懵懂懂，轻率地做了一个决定，现在要付出代价了。我梦想着过自由、独立的生活，登山、看书、冒险，现实和梦想之间却横亘着工作这个毫无意义的苦差事。我并非不知感恩的人，也知道找工作有多么不容易，但眼前这份工作并不能让我感激涕零。我祈祷自己能够做更有意义的事，过更有意义的生活。
数百万大学毕业生还在为找工作犯愁。我大可以安慰自己：你已经够走运了，至少有活干，有钱赚。还有许许多多同龄人流离失所、饥肠辘辘，甚至罹患艾滋病，饱受病痛折磨；在非洲的某些地方，还有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拿起武器，在战火和硝烟中艰难求生。和他们相比，我所谓的“逆境”简直和“天堂”无异。可我不愿意这样“往好处想”，不愿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我要直面苦恼、愤恨，不甘心安于现状。我想，“不安分”是我摆脱债务和工作的唯一动力。
就这样，我忙得既没有时间登山、远足，也没时间看书、听讲座。每个双休日，员工们都会在河岸边聚会狂欢，我也开始借酒浇愁，不醉不归，这才能把欠债、工作和其他烦恼都抛在脑后。6月的时候，我的23岁生日到了。大厨卡尔拉送给我一条丁字裤，这是她用天鹅绒和北美麝鼠的皮毛亲手缝的，那只麝鼠还是一位本地猎人用陷阱捉到的。卡尔拉曾经给营地的每一个男员工都取了类似脱衣舞男的绰号，我的绰号是“丁字裤肯尼”。第八杯美乐牌啤酒下了肚，我禁不住大家的鼓动和尖叫，在牛仔裤外套上了丁字裤，好像“山寨”版的北极超人。尽管我有“每周一醉”的经历，但宿酒醒来还是口干舌燥，头痛欲裂，胯下还套着那条灰色的鼠毛裤衩——我真的想不出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前途。
我把气全撒在了债务上。这笔钱就像一座高峰等着我征服，像电影里的大反派等着我消灭，像一头恶龙等着我击败，像《唐·吉诃德》里的风车等着我推倒。我把债务看作阻止我真正去生活的敌人。它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榨干了我挣的每一分钱。我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买，银行里也没有一分存款，一领到工资就还钱。看着债务一点点减少，我会兴奋地尖叫，就像逮住了正在吸血的蚊子，忍不住扯掉蚊子腿一解心头之恨。
“北极山地探险游”结束后，我会载着游客回冻脚镇，途中在智叟村稍作停留。智叟村在冻脚镇北边13英里，最初是个矿村。20世纪30年代，智叟村有375个爱斯基摩人，还有一些白人住户。现在村里的住户只有15人，他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方式：捕捉驼鹿、驯鹿、大灰熊和北美大白羊；自己种菜，采摘蓝莓和蔓越莓。他们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柴油发电机发电，砍伐桦树，建成结实的木屋。
村里的许多木屋还是“大淘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呢，年头不小了。木屋的正门上方挂着驼鹿角，屋顶是用草皮、木板和生锈的油桶锡壳搭起来，仔细一看，有些人家安了太阳能电池板。木屋旁紧挨着猎物储存室，远看仿佛踩着高跷的迷你木屋，四周环绕着大丛大丛的树莓和一大片蓝色的翠雀花。菜园里种着一颗颗饱满的结球莴苣，一丛丛鲜绿的叶子下面埋着马铃薯和胡萝卜，这些蔬菜要伴随村民度过漫长的冬季。我的老板聘请了智叟村的一位居民为游客展示当地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这位民俗导游就是杰克·里科夫，他快50岁了，看起来却像个35岁的壮实青年。他的身上有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衣着打扮也极具当地特色：脖子上戴着一条野狼牙做的项链，皮带扣是用北美大白羊的角做成的。杰克在智叟村长大，从小就在北极圈的树林里来去自如，打猎、设陷阱不在话下，下河捕鱼也是手到擒来。年少时，杰克曾到安克雷奇市的阿拉斯加大学读了一学期的生物学。但他很快发现，课堂上教的书本知识远不如他从前体验到的丰富、实用，户外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于是，他回到智叟村组建家庭，在北极圈的大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再也舍不得离开。
杰克会领着游客参观智叟村，并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小木屋做客。屋子有两个房间，陈列着几个羊头标本和一个大灰熊的头部标本。墙上挂满了杰克一家的照片，天花板上贴着阿拉斯加州的地图。屋里满溢着一股独特的气味，混杂着煤烟味、煎驯鹿肉的味道和人体的气味。每天，我都会和游客一块儿听杰克讲述自己的生活。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怀着强烈的求知欲，默默地吸收杰克说的每一条北极生活经验。他拥有全国最北端的菜园，园子里种着好几百磅的马铃薯、卷心菜、盘菜、甜菜根、甘蓝菜和胡萝卜。北极的夏夜有些冷，杰克会在蔬菜顶上罩一层透明的塑料布，还用帆布建了一个简易的大棚，里面种着西葫芦、西红柿和辣椒。杰克在木屋底下挖了个地洞，气温一整年都维持在40华氏度左右，当作天然的冷藏室，过冬吃的蔬菜都保存在那儿。他把成材的树木砍下来，存上几年，等木头彻底风干后再用来烧火；他会做陷阱捕猎，出售野兽的皮毛，下河打鱼吃，自己动手修理各种机器。为了贴补家用，在夏天的旅游旺季，杰克每天会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接待游客。
我简直“爱”上这个男人了，这种仰慕之情可是生平头一次。
我嫉妒杰克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状态让人独立、敏锐、坚强、健康，而不是一天到晚盯着道琼斯指数和失业率，忙着打卡上班、应付老板。杰克的工作集劳动和休闲于一身——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他每天都在劳动，每天也都是假日。他不用做那些“闭门造车”的工作，也不必为道德有问题的大公司卖命。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靠自己的双手养家。
冻脚镇和智叟村相比，就像地球的南极和北极；我和杰克相比，也像电池的正极和负极——迥然不同。冻脚镇的吃穿用品全靠一辆辆货车从费尔班克斯市拉进来，智叟村却能自给自足；在冻脚镇打工的人全是负债“奴”，智叟村的居民大概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了。这两个地方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一边是我正在过的生活，另一边是我渴望过的生活。
虽然赚了不少加班费，但我的基本工资还是9美元一小时，我常常想，自己当初决定来冻脚镇，究竟是对是错。如果求职时再卖力点，我是不是能找到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是不是老早就还清贷款、恢复自由之身了？不过，我还债的速度已经比预想的快多了，这多亏我妈妈帮忙，把利息最高的一笔商业贷款（17；000美元）转到了她的免息信用卡上（拥有完美的信用记录才有资格申请免息信用卡）。换句话说，这笔钱不必直接还给银行，只要打到我妈账上就行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降福音，既不必担心利滚利，也不会给妈妈带来任何麻烦。
除了欠银行的17；000美元，我还借了15；000美元的政府贷款。还款方式很简单，月供会从我的存款账户自动扣除。我想先把钱还给妈妈，所以政府贷款这边就选择了最低的还款额度（每月扣除114美元，其中利息占了一半）。每周一领到工资，我就会把支票寄给妈妈，请她转到无息信用卡账户还债。事情一直照我的计划顺利进行。转眼间夏季过了一半。有一天，我在营地的公用电脑上打开自己的网络银行账户，吃惊地发现妈妈竟然没有把钱打到她的信用卡上，反而全都存到了我名下。这里面的每一张钞票本该像我亲手挑选、精心训练的斯巴达战士一样，英勇地上阵杀敌，把生死置之度外；如今，它们却好端端地留在我的账户里，像醉生梦死的水手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道打架取乐。我立刻打电话给妈妈，急着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你签收了我寄的支票，”我尽可能稳住心神，继续对着话筒说，“但钱并没有还上，怎么会这样？”
“哦，我把钱都存到你的户头了。”她柔声安慰我，“我觉得你自己得存一笔钱以防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哪有什么‘万一’啊！拜托了，妈，你先帮我把债还了吧！”
“不行。你手头得留些钱备用。”
“我自己赚的钱，不能自己处理吗？”
“肯，你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你现在连医疗保险都没上。你也知道，我和你爸没多少积蓄。”
“我不在乎！先把债还上就好了。我求你了妈，求你了，把钱转给银行吧。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笔债都快烦死我了。我知道你觉得这有点夸张，但我真的要把债先还了，别的事情都得靠后。”
“肯，你已经赚了不少钱了，还有什么可烦的？”
“我也说不清楚……拜托，你先把钱转了吧！”
“不行。你真的得存——”
“先还债！”我大声叫道，“再这样下去我非得疯了！”
第五章 育空河畔的垃圾工
2006年秋
阿拉斯加州，育空河营地
负债：24；000美元
作为导游，我先开车带领游客观光布鲁克斯山脉，再把他们送到智叟村介绍给杰克，接下来要撑着一条蓝色的大木筏，载着游客，沿着科尤库克河游览两个小时，最后回到冻脚镇。科尤库克河的水流和缓，撑起船来比较轻松，只是最后一个拐弯过后，水流一下子急了不少。
有一次，我载着六位退休的游客顺流而下。接近最后一个弯道时，我抓住纤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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