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瓦尔登湖-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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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我不觉得自己会真的开心。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我知道自己心底真正在乎的只有一个申请。有一天，冻脚镇的答录机里传来鼻音很重的加拿大口音——留言是给我的，打电话的是航行者鲍勃。我立刻给他回电话。

“那么，这个夏天你愿意加入吗？”鲍勃问。

“你的意思是？”

“你懂的。你想和我一块儿夏天去航行吗？”

“你是说我通过测试，可以当船员了？”

“当然。”

“真的吗？”

“对。”

我乐得又叫又跳，满屋子蹦跶。“好，好，我当然会去！”我喊道。

我本来得留在冻脚镇，再当一个季度的导游，一门心思继续还债，但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好机会，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机遇。我不确定自己的体力能不能支持整段航行，但我确定自己的财务状况良好，欠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还清，欠政府的债也提前了好几个月的还款进度，所以，这个夏天只属于我。

我在网上查了机票价格，发现光回家的单程票就得600美元，真叫人郁闷。“这可是整整两个星期的工钱啊。”我咕哝道。

2007年5月，离开冻脚镇的前一天，我把一堆家当送了出去——几双鞋子、几件冬衣和一叠书。还用得着的衣服和书被我装进箱子寄回了纽约州的爸妈家。我翻出第一次登蓝云峰用的大号背包，把帐篷、睡袋和野营装备一股脑儿塞了进去。我向营地的人一一道别，还抱了抱乔希（他回到冻脚镇接替我成了导游），祝他登山顺利，还债顺利。

我再一次凝望布鲁克斯山脉。它们是如此鲜活。融化的雪水掠过山脊倾泻而下，涨满小溪，一条条小溪欢快地奔向科尤库克河，让绅士一般的河水发出了豪迈的咆哮；偶尔还会有一只麋鹿透过翠绿的云杉树丛好奇地打量我。这里连空气都是鲜活的，一呼一吸都让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充满清爽、惊喜的活力。这里的一草一木对初来乍到的我曾是那么新奇，现在，它开始给我一种家的归属感。过去的几个月，我一直摩拳擦掌地准备离开这儿，今天终于要走了，心里却有些不舍。我记得自己曾经对智叟村的猎人杰克说，这个地方已经在我身上扎了根。他告诉我：“每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家。”那时我没听懂他的意思，现在我懂了。我默默许愿，一定会回家。

春日的午后，风和日丽，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我紧张、害怕，却也兴奋得几乎发抖。我走上道尔顿公路，低头看着脚下的碎石道，它一直通向大陆另一头的国度，我长到23岁，还没去过那个地方。

远处传来引擎的轰鸣声，一辆半拖车转过弯道，卷起一团尘土，吭哧吭哧地朝我开来。那时，我回忆着在阿拉斯加度过的日子，想起了智叟村、杰克，想起了北极光、冬季的酷寒，想起了梭罗和詹姆士的雪佛兰“巨无霸”。阿拉斯加教会我：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生活的方式不止一种，工作、居住的方式也可以五花八门，酷寒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它告诉我，在现代社会，虽然海洋不断被石油污染、城市郊区时刻向外扩张，地球上仍有旷野存在。我想到第一次攀登蓝云峰时，自己是怎样战战兢兢地迈出第一步，踏进一片全然未知的领域。今天，我要敞开怀抱，拥抱一个全然未知的世界。

时至今天，我只是一个学生、一个打工仔。在北极圈的极夜里，我曾仰望漆黑的天空，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我不想只是找一份固定的工作，领一份糊口的薪水，建立一个稳定的家。我不想当“消费者—资本家机器”上的一个螺栓，也不想混一个无聊的博士学位。当我望着闪烁的繁星时，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道路。我想做一颗划过天际的彗星，不受任何规范支配、不被任何人的期望所左右，我想凭自己的心意走自己的路。

我深吸一口气，握紧拳头，使劲儿控制住颤抖的双手。这辆车要去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它会去哪儿。我慢慢地举起胳膊作势招手。我转动手腕，咧嘴一笑，竖起了大拇指，脑子里想到的是曾经低声萦绕耳边的三个词。





第二篇　流浪汉


不受债务拖累，

努力过上自由生活





第八章　搭便车的背包客


2007年5月6日

北美洲

负债：16；000　美元

我坐在沙发上。这里是斯特林村的一间小平房。斯特林村隶属加拿大育空地区，是个只有450人的印第安小村庄。屋子的主人托尼已近中年，这时，他正歪歪斜斜地倒在躺椅上，睡眼惺忪地握着遥控器不停换台，直到真人秀《好友对对碰》出现才停下来。

这是我搭便车流浪的第三个晚上。

电视机前的躺椅上塞满了坐垫，这是屋主人的专属“宝座”。“宝座”上的托尼头发乱成一团，汗衫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肚皮上还摇摇晃晃地立着一个啤酒罐——活像落难的特林基特人＇27＇　首领。中年人本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眼前的男人为什么会变成终日泡在电视机前的酒鬼，懒懒散散，除了“生产”一堆脏衣服什么也不做？

我僵硬地坐在沙发一角，浑身紧绷，手臂死死地扣在膝盖上。一个体重三百多磅的印第安女子紧挨着我。她叫夏琳，年近三十，说话时臀部总是有意无意地擦过我，好像停靠在码头上的船舶，摇摇晃晃地，时不时轻轻碰撞临近的船只。四个小时前，我在村子北边的白马市搭上了夏琳的顺风车。

“托尼，”夏琳说，“你得听我的话，出门走一走，你待在屋里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还在软禁期，”托尼回答，眼睛不由自主地瞥向窗外路过的警车，短短一个小时，这已经是第五辆了，“唉，他们还盯着我呢，我可不能出门，我真不想再蹲大牢了。”

“托尼……我们就到附近的沃森湖走走，办个派对什么的，你也喜欢吧。”　夏琳留恋地补了一句，“你再想想，大伙儿聚在一起拼酒有多痛快啊……”

夏琳讲到一半，便举起放在自己大腿上的手，驾轻就熟地搭在我的腿根上，离禁忌的地方只有几厘米远，吓得我一哆嗦，赶紧悄悄转移阵地。看来，咕咚咕咚地吞了那么多酒，夏琳的那点儿自制力早就所剩无几了。她一进门就扫荡了六罐一箱的葡萄酷乐鸡尾酒，紧接着又干了一瓶龙舌兰，好像烈酒才是润喉的甘露，现在又一罐接一罐地痛饮托尼的科卡尼牌啤酒。

“这么办吧。”说完，她又喝了一大口酒（真奇怪，酒精既没有把她的舌头泡肿，也没有灌晕她的脑子，恰恰相反，她越喝越精神了），“托尼，下次警车从窗口一经过，你就出门往树林里钻，溜到村头等我们。”

托尼凝神听完，好像突然醒了酒。

“我们会开车接你去沃森湖。”夏琳继续劝说，“真是个好主意，对吧？”

“夏琳，我不能开车，”托尼坦白道，“他们把我的驾照没收了。你也不能开，你从进门到现在已经喝六罐酒了。”

作为一个有前科的家伙，托尼的谨慎真令我刮目相看。

可惜夏琳无视托尼的反对，聚精会神地描绘她的美好计划。我坐在一边，默默地问自己：究竟是怎么摊上这种事的？大半夜的，我为什么会困在育空区，跟胡言乱语、疯疯癫癫的酒鬼混在一起？

“托尼，我保证不开车。”夏琳说。

“好吧，那谁开？”他问。

夏琳和托尼不约而同地扭头盯着我。我瞪大眼睛，简直要崩溃了。

把托尼“偷”出斯特林村的任务稀里糊涂地落在了我身上。

加入鲍勃的“复古航行”计划之前，我打算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搭便车从冻脚镇回到5；000英里外的尼亚加拉瀑布城。5月一个晴朗的午后，我走出冻脚镇，站在道尔顿公路边。伸出大拇指的那一刻，我心里酝酿着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搭便车回家不仅是一段新奇的冒险，而且能省则省，不用花多少钱。冻脚镇已经把我打造成了多面手：大自然的爱好者、能干的厨师、出色的导游——最最重要的是一个抠门的混蛋。免费的食宿、免费的理发、捐助箱里的免费衣物把我惯成了一个专业“食客”，蹭吃蹭喝手到擒来。那么，蹭车应该也是无师自通的本领吧？

离开冻脚镇前，我把一项艰巨的任务托给了乔希：万一我失踪了，打电话给我妈妈。要是我不幸言中，他们的对话也不难想象：

乔希：伊格纳斯太太……呃，我有件事必须告诉您。

妈妈：（沉默）

乔希：肯……呃，他，咳咳，搭便车回……然后……

妈妈：什么？！！

乔希：……他在加拿大的育空区失踪了。

（我妈的反应堪比一颗越来越亮的超新星，炫目的光芒过后，超新星在地球上空爆炸了，我们的世界——理所当然地——毁灭了。）

我想了想，觉得只要带够野营装备和干粮，即使迷路、失踪也没什么大碍。于是我把足够撑一星期的干粮塞进了运动包，又把野营装备统统装进了背包，这里面有我新买的单人帐篷、睡袋，还有三条牛仔裤、三件翻领上衣、一件雨衣、洗漱用品、一盒蜡笔、一本《鲁滨孙漂流记》、一把六英寸长的猎刀、一本护照、两百美元现金，一顶黑色的棒球帽，上面印有白色“冻脚镇营地”字样，以及三份地图——阿拉斯加地图、加拿大地图、美国本土四十八个州的地图。假如我一直在路边搭帐篷过夜，用野营炉做饭填肚子，基本不用花半美分就能横穿大陆，回到纽约州家中。

顺利回家固然重要，但我仍希望一生之中能有几周不同寻常的经历，比如，和一些前科犯打成一片，手握猎刀勇斗大灰熊，又或者在旅途陷入爱河。我渴望洗去眼中的懦弱和矜持，彻彻底底地融入未知世界。公路对我而言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未知数，至少在我二十三年的人生里从没搭过便车，也没遇到想搭便车的人，一个都没有。我想知道，我在这个时代、这个年纪能不能凭搭便车辗转回家。

在如今的社会，“搭车客”听起来就像一件布满灰尘的古董，只存在于美国人的记忆里，它和拓荒者、朝圣者、流浪者和西部牛仔一样，象征着更为自由的过去，却也只是种象征，还不如小孩子玩的兵人真实。在欧洲、新西兰和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人们大概还能在路边看到搭车客的身影，但在美国，举着大拇指示意搭便车的旅行者已经寥寥无几了。我猜测，原因不是单方面的：第一，从法律上说，有许多州明令禁止搭便车；第二，恐惧心理作祟，许多B级恐怖电影和骇人听闻的报道把人们洗脑了，好像搭上陌生人的车就一定会遭遇强奸、谋杀、分尸（顺序不定）；第三，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手头的工作，也许是出于还债的考虑，也许是不想失去到手的医疗保险。

我算是幸运的，既没有工作拖后腿，也不在乎第一个和第二个原因。我渴望冒险，什么都不能阻挡我的脚步。但我的的确确害怕未知的旅途。我像其他“Y”一代＇28＇的新人类一样，自呱呱坠地那天就吮吸着恐惧之神用妄想症调制的乳汁，时时刻刻疑神疑鬼。我们担心——确切地说是深信——自己有一天会遭到猥亵。我小时候要是稍稍露出忧愁的神情，妈妈就会帮我仔细察看一番，还紧张地问：“肯，是不是有人……摸了你？”大人们时刻不忘提醒，如果有陌生人接近我，给我糖果吃，或是用诡异的眼神瞧我，那他很可能是想“摸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人人都想摸我？（可惜等我到了盼望别人“摸我”的年纪，这个烦恼立刻烟消云散了。）

万圣节讨回来的糖果，但凡包装可疑的，立刻就被大人扔得远远的，生怕有人在里面注射了艾滋病毒；要是没大人陪着，我和弟弟绝对不能骑车去超市和便利店买东西，就连人多的街道都不能自个儿去。许多年来，我们只能在家附近一带活动，仿佛出演了恐怖电影《神秘村》的现实版，谨守“不得走出村庄！”的规矩，好像真有一群未知“生物”镇守在外边，把我们困在界内，保证我们的安全，又吓得我们两腿发抖，让我们活得味同嚼蜡。

长大后，我耳边的警告声并不比儿时少，家人总说“时代不同啦”，言下之意是，有些事放在过去是冒险，放在现代却是疯子才会做的自杀行为。仿佛那些逍遥法外的强奸犯、恋童猥亵犯、蒙面黑帮到了21世纪才突然冒出来。

在冻脚镇待了一年，我的戒备并没有放松，但已经产生了怀疑：过去大人灌输给我的一切究竟是对是错？也许，眼下正是我自己找出答案的时候。

第一天搭便车，我的大拇指都僵了。第一辆经过的是半拖车，它慢吞吞地朝我开来，卷起一片飞沙走石，我赶紧扭头护住眼睛，哪还顾得上搭车。接着，我原地等了十二个小时，眼睁睁看着十七辆卡车从面前开过（也许搭便车的计划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我只得先走回冻脚镇，再作打算。第二天上午，我总算在餐厅里找到一个往南走的卡车司机，说服他载我一程。

司机名叫德克，沿道尔顿公路跑长途，经常在冻脚镇歇脚。他今年三十好几了，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棒球帽，披着一件法兰绒衬衣，扣子一开到底，牛仔裤上沾满了油渍。他留着一撮罪犯惯有的山羊胡，言谈举止沉稳自信，跟他的形象还挺搭的。

在咖啡因的刺激下，德克走得特别快，我三步并作两步才跟上。德克说他正需要有个人和他聊天，好撑起精神一路开回北极市（距此270英里）的家中。

途中，德克滔滔不绝地把私事一股脑儿告诉了我。（他还承认自己曾被警方通缉，起因是他分别在两个州犯了“轻”罪，还在第三个州犯下了谋杀罪！）他还跟我谈论其他卡车司机、他的家庭、他对自动武器的痴迷、他讨厌的“斯巴鲁”汽车，还对进化论的观点嗤之以鼻。德克几乎无话不谈，甚至细致地描述了他妻子的隐私。他告诉我，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只是夫妻生活有些不合拍），还说有一阵子他总爱把脱衣舞娘引上车，还警告她们：“上了我的车，就得让我上。”谢天谢地，他让我上车时没说这话。

接着，德克用阴沉的语气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他父亲猥亵了他妹妹。最近，德克威胁那个老家伙离他的孩子们远点，不然就宰了他。我一阵语塞，正不知说什么好，德克忽然吹了声口哨，情绪又高涨起来：“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突——突突突突突突’！”他唾沫飞溅地模仿着冲锋枪的射击声，一边摆出20世纪30年代黑帮成员的握枪姿势，然后告诉我，他出车前花1，300美元邮购了一把冲锋枪，现在该寄到了。“到家以后，我们可以到矿坑里过把瘾。”他说。

七个小时后，德克把我带回家，向我介绍他漂亮的妻子，还有九岁的儿子凯文、六岁的女儿凯拉。我和他们家的圣伯纳德犬成了好伙计，又陪凯文和凯拉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德克一家请我留下来吃晚餐，主食是干酪和薄脆饼。

吃完晚饭，德克把新买的冲锋枪组装起来，开车带我去矿坑试枪。一想到马上要碰上了膛的真枪，我怯懦的性子好像又占了上风。

德克打了几发子弹，扭头问我：“你想试试吗？”

我扣了一下扳机，一股意想不到的兴奋感冲上我的胸口。好吧，这感觉真不赖。我手指搭着扳机，“突突突突突突”，一口气打光了子弹。

这恐怕是我过得最棒的一天了。

第二天，我遇到了吉姆。吉姆是住在附近森林的猎人，他对我说：“要说玩枪的本事，你绝不可能比女人强。就算是第一次摸枪的女人，也比半数以上的男人射得更准、更狠。”他路过一个印第安村庄，在一所学校门前把我放下车。

脚下还是阿拉斯加的地盘，下一座城镇叫托克。我坐在路边，举着一张纸牌，上面写着我的目的地——托克。“嗨——”几个十六七岁的女生走过我身边，轻佻地冲我打招呼，一边咯咯直笑。到现在为止，我遇到的司机都是中年汉子，可我忽然生出一种浪漫的幻想，盼望在亚北极地区邂逅一位女司机，她穿着紧身背心和牛仔裤，魅力十足。然后我们一见钟情，一夜过后就得各奔东西，伤心不已……现在我选择的这条路已经摆脱了朝九晚五、“神圣不可违逆”的日程表，接下来要做的是彻底打破陈规，解开拘束，把它们统统抛到外太空去，就像激动之时抛开累赘的外衣一样。

可惜下一位车主名叫莱尼，是个中年的印第安壮汉，并不是我梦中的黑发美人，车也是一辆破破烂烂的小卡车。我在副驾驶座上坐稳，有点嫌弃莱尼夸张的笑脸和含混不清的口音。但我还是系上安全带，强压下心中的恐惧，暗暗祈祷他只“磕”了点迷幻剂。莱尼正好要到托克镇给这辆破车换轮胎，他原来开的卡车已经送给儿子当毕业礼物了。真是份奇怪的礼物，我心想。按莱尼自己的说法，他儿子之前差点把他揍得“屁滚尿流”，因为他们都“磕嗨”了。也许这都是莱尼自作自受。他向我坦言自己确实没有当爹的样子，又嘟囔头晕得厉害，没多久，还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说自己“刚出来”。我猜想，那是指刚“出狱”吧。我眼看莱尼小口小口抿着碳酸饮料，好奇他之前“磕”的药里究竟有几种化学元素。

车子沿着爱尔肯公路行驶，两旁是郁郁葱葱的云杉林。莱尼又一次说起他在联邦监狱里服刑十八个月的事儿，起因竟是杀了一只白头鹰。我问他，白头鹰已经不属于保护动物了，怎么还判得那么重，他解释说这刑期是累加起来的，因为他屁股后面还跟着一长串酒后驾车的罚单——这正是我最担心的啊。

这趟搭车之旅，我先是遇上了一位前重刑犯，紧接着是猎人，现在又和一位嗜好“嗑药”的前罪犯兼猎人同行，眼睁睁看这辆破车一次又一次压过黄线。车子的速度大概是60英里/小时，我在脑子里演绎了一遍开门、跳车、肩膀着地、蜷身、翻滚的动作，觉得跳车逃跑的存活几率比留在莱尼旁边高一些。

可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副驾驶座上。莱尼最后在托克镇停了车，还祝我一路顺风。

当天晚上，我在路边搭起单人帐篷过夜。第二天起来，用野营炉煮了一锅燕麦粥，加了些蔓越莓干。养足精神、填饱肚子之后，我用大大的硬纸牌做了张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加拿大”，还在正中心画了一片鲜红的枫叶。四周的山峰连绵起伏，越往南越是白得耀眼，不过，其他地方早已披上了鲜艳的绿装，森林、丘陵、苔原，无不生机盎然。不经意间，春日温暖的气息已经感化了冬季的万里冰封。

我又搭了一次便车，来到加拿大境内的育空区，此刻，我坐在白马市的路边等车。在偏远的荒野里，白马市简直就是一座凭空冒出的大都会。夏琳就是在这儿停下轿车，搭上我的。她打算往南走一百多英里，到斯特林村参加一场为准妈妈办的派对，庆祝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夏琳说她要为派对“热身”，于是把车钥匙塞给我，自顾自地开始喝酒了。这么相信素昧平生的搭车客？我虽然觉得古怪，但更庆幸自己搭上顺风车，既然她想喝酒，那就由我开车好了。要不是夏琳坚持把车窗全打开，这趟旅行就完美了。

“你真的不冷吗？”我被大风吹得浑身发抖。

“不冷啊，”她咯咯地笑道，“我可是育空区的女孩哟！”

我一边开车一边听夏琳手舞足蹈地讲述当社工的经历，“等等，等等！”她突然叫道，“在前面的野营地转弯，我要见几个朋友。”

难怪……她一开始就算计好了吧，我真是后知后觉。可我还是照她的意思把车开进野营地，等着她和蹿出来的同伙把我踢下车，抢走我的背包，扒下我的衣服，堵住我的嘴巴，狠狠地嘲笑我的熊样，还击掌欢呼。

结果，夏琳进去和朋友们打了几声招呼就上车了，什么也没发生。

我们到达斯特林村时已近午夜。昏暗的街道上只有几个瘦高的男人在一罐罐地喝啤酒，嘻嘻哈哈地说着荤段子。我身处异地，周围一张熟面孔也没有，自然想尽快离开夏琳，尽快离开斯特林村，但我又觉得有义务送夏琳到目的地。

我们敲开了托尼家的门，再后来，夏琳提议我们把托尼“偷”出斯特林村。我觉得今晚自己的运气已经耗尽了，没法儿再赌下去了。我跟着他俩走到车旁，车门一开，我立刻抓起背包道别：“夏琳，很高兴认识你，多谢你搭我一程。但我真的该走了，抱歉不能帮你和托尼了。”夏琳一再求我留下来，我一步步往后退，猛地转身，飞快地往远处走。这条路黑漆漆的，两边都是掉光了叶子的白桦树，真像一具具苍白的骷髅架子。我沿路一直走到一条河边，搭起帐篷，哆哆嗦嗦地钻进睡袋取暖，心想，放弃吧。这才几天，我已经搭上了重刑犯、杀人犯、酒鬼和毒虫的车，他们每个人都向我倾诉了一段沉重的过往，这些往事充斥着贫穷、苦痛，甚至强暴和虐童的罪行。也许这个地方就没有清清白白的人，也许我从小听到大的警告并不是危言耸听，也许我应该立刻回白马市，安安稳稳地乘飞机回家。但我又想，我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