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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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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弹盖子，呼口号，鼓舞战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红军的宣传鼓动加上正确的俘虏政策，把大批白军士兵争取了过来。白军士兵打仗时朝天放枪的，带着枪跑过来的，几乎每一仗都有。
大革命时代化装演讲的方法也吸收到红军宣传工作中来了。这种化装演讲很快发展成演活报剧和文明戏。当时，演戏没有固定的剧本，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台词都是演员现编的。没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华、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演出时，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用几块门板一拼，再挂上幕布，就是舞台。劈一些松明，借来老表捉泥鳅用的铁罩子，把松明放进去，再往横竿上一挂，点起火来，就是灯光。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灯”有烟，把演员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于服装，红军、农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现成的。要演军阀、帝国主义者也好办。用细竹蔑子绑一副眼镜架，染黑了糊上一层玻璃纸，这就是眼镜；糊一顶高帽子，在帽子上画上不同的标志。演员戴上高帽子和眼镜，手里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脱脱的是一个军阀或是帝国主义者了。
这种戏剧，照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会感到比较原始、粗糙，艺术性不强，可在当时，却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大家看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看到难过时便低头流泪，从娱乐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对演戏很热心，部队很快形成了演剧热。他编导了一出《谁给我们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不久，罗荣桓又委托罗瑞卿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然是业余的。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有的犹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有的拄了拐，缠上白布装彩号……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剧目叫《血汗为谁流？》。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以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副主任李卓然等又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象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则扮演宋美龄。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报告：“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林彪立即答复：“用船装。”接着是林彪和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罗主任研究出捷报。这时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当时患疟疾，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早在“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在青岛大学就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没有上过台，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怯场，也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仍然没有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罗主任呢？”没有回音，便下命令：“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于是，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这一出戏，就其“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的内容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未免太浪漫主义了。可是演员的阵容却是空前的。那么多军团干部上了台，引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兴趣。部队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罗荣桓患疟疾后，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不久，寒热把他折磨得面黄肌瘦，终于病倒了。他当然不能象以往那样经常下部队。这又成为一个罪名，叫做“官僚主义”。尽管罗荣桓在四次反“围剿”中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罗荣桓也非调走不可。因此，尽管有聂荣臻等人的竭力挽留，四月中旬，他还是奉命离开了一军团。
…………………………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罗荣桓接到任命他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调令后，便来到宁都。受了错误批判、满腹牢骚的谢唯俊约了驻在宁都附近的第三军团教育大队政委江华冒雨前来看望。罗荣桓看到这两位老战友来访，十分高兴。他拿出头一天买来的花生，又泡了一壶茶，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边剥花生边聊天。
自从宁都会议召开以来，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调开、撤换乃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畅。一开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闷坐在桌旁，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剥着花生……
半晌，还是罗荣桓打破了沉默。他关切地问起谢唯俊的近况。这一来好比是打开了谢唯俊的话匣子。他将郁结在心头的不快统统倾吐出来。最使他不满的是教条主义者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批判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论调。
谢唯俊的不满引起江华的强烈共鸣。江华愤愤不平地说：“我硬是想不通，为什么吃红米南瓜就没有马列主义，偏偏只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才有马列主义！”
谢、江的议论，罗荣桓十分熟悉。早在一九三一年，周以栗就说过：“山沟里是有马列主义的！”周原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他到苏区后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然而，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罗荣桓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这样说难道不怕坐牢吗？”
罗荣桓没有讲更多的话。而江华、谢唯俊经他的提醒，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也不再讲话了。这时，那雨也下大了，雨珠打在瓦上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响亮而急促，似乎在诉说着郁结在他们心头的愤懑……
当时，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往往是从上面来的。执行吧，明知不妥；不执行吧，又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常常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头，就撤职查办、进保卫局，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罗荣桓又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
罗荣桓到任不久，已经搬到苏区的临时中央即派人来督促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省军区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长钟发宗发言。钟在会上说，过去不认识邓、毛、谢、古，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中央来人大发雷霆，当场指斥钟是“机会主义的发言”。眼看钟发宗过不了关，罗荣桓和军区司令陈毅商量后便决定立即将钟调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把钟保护起来。
六七月间，罗荣桓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长。
此前，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罗荣桓的使命就是领导武装动员部，贯彻执行这一口号。
总政治部驻在瑞金沙州坝以北约有十五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主要建筑是一座用土坯盖的两层楼。院子南面有水塘，周围有松、樟、竹林，环境相当幽静。在这里，虽然时常可以看到敌人的飞机，需要钻防空洞，可激烈的枪声听不到了，也用不着每天急行军了。机关工作毕竟没有部队工作那么紧张，罗荣桓早晚甚至可以同受到错误批判后被调到宣传部的邓小平一道，到竹林里散散步，或者是到水塘边看肖忠谓等年轻的干事捉鱼。肖忠谓还真有两下子。他光着脚丫下水田，脚趾头一夹，一条泥鳅就捉住了。
这种生活，对于身上沾满了硝烟征尘的罗荣桓来说，是显得太悠闲了。他和当时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和打击的其他干部一样，感到有劲使不上，十分难受。而他们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可是，罗荣桓并未消极。他到总政不久，便带着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等到兴国、瑞金一带去调查研究。
罗荣桓结合以往四军和一军团扩红的经验，向张爱萍等指出，要扩大红军，必须充分发挥少先队、模范少先队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采取逐步升级的原则。
当时的少先队，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是一种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当时的模范少先队是一种半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平时巡逻放哨，保卫工农民主政权，战时则抬担架、搞运输、支援前线，类似现在的基干民兵。赤卫军是成年人参加的地方武装。
罗荣桓认为，要巩固地扩大红军，关键是要抓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配合赤卫军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反对地主武装，保卫工农民主政权，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二是有利于扩大红军。
他说，由一个老百姓到红色军人，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不太乐意参加红军。这时，可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红色中华以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报》刊登表彰扩红成绩优异的和赤卫军中去。平时进行军罗荣桓等人的《光荣红版》事政治学习，进行野营训练，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和照顾他们。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和打扫战场，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整排、整连、整营、整团地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八月二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体现了上述思想。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五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应付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扩大红军的要求。罗荣桓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他带了张爱萍等人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扩红。
由于上面要求扩红的数字大、时间紧、任务重，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倾向。有的地方采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方法，开会时把前后门都关起来，在简单动员后便要求到会的人十一报名，有一个不报名的就不散会。有的地方对不报名当红军的以封房子、没收土地相威胁。有的地方在不报名的青年家门口钉上“可耻牌”。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骗或花钱收买的办法。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要向群众讲清武装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意义。他还指出，对参军的同志，当地党支部、工农民主政府、赤卫军、少先队要优待其家属，安排劳力为他们种地，以减少参军者的后顾之忧。
由于罗荣桓在扩红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将罗荣桓、罗迈（李维汉）、毛泽覃等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罗荣桓出席了在瑞金沙州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罗荣桓由于扩红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三月二十五日，《红星报》发表了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文章指出，要完成扩红突击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做好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克服抄写名册、会议举手通过等强迫命令的做法。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又集中主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由于在军事上是门外汉，便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四月间，敌军逼近广昌。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这时，罗荣桓也来到了广昌前线。他和十四师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住在一起。老战友重逢，当晚进行了彻夜长谈，互相交流了部队和地方上的情况。对于修碉堡，进行消极防御，他们两人都很不以为然。
第二天，唐天际接到了撤销他主任职务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后，罗荣桓看到他情绪比较低沉，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际便将这个命令拿给罗荣桓看，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在前几天看地形时，唐天际看到在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很不满意，指示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工事刚刚修好，李德来到前线。他看到这个工事很生气，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这岂不是准备退却吗？这样做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在李德的坚持下，唐天际被撤了职。
无独有偶，罗荣桓自己也碰到过类似的事。一天，李德去阵地前沿视察。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去了。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变了卦，又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掉。这时敌人离埋地雷处已经近在咫尺。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又亲眼看到一些干部无端遭受处分，轻则警告、撤职，重则罚苦工、进监狱，所以，他对唐天际的处境十分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向唐天际诉说自己遭李德训斥的事，而只是平静地说：“咳，这是必然的嘛！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停了一会，他又语重心长地向唐天际打招呼：“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否则要吃亏。”
罗荣桓的语气十分平静，可心里却是波澜起伏。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九五六年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地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尽管当时罗荣桓等许许多多干部都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很不满，但他们无力扭转在五次反“围剿”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广昌北山上那个碉堡只能放一个排，尽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四月二八日广昌失守。
当罗荣桓回到总政时，得知根据地南线的门户——会昌城以南的筠门岭也已经失守。筠门岭失守的原因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可是李德却将责任推给下面。筠门岭的守备部队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撤职批判后送到保卫局，其他干部也做了调整。总部已任命周子昆为二十二师师长，王开湘为政委，孙毅为参谋长，刘道生为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委托罗荣桓跟刘道生谈话。
刘道生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他曾听过罗荣桓讲的红军政治工作的课，对这位老四军政委十分敬重。当他走进罗荣桓的办公室时，未免有点拘谨。罗荣桓亲切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又递给他一把芭蕉扇，让他歇口气，下下汗。然后很随便地询问他的经历、年龄。当刘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后，罗荣桓针对当时由于“左”倾错误而形成的赤白对立的问题，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我们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不少中农当富农搞了。结果老百姓反水，受敌人欺骗，组织了什么守望堂、红枪会，什么反共自卫队，拿起土枪、梭镖打我们。这种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只能耐心教育。如果有可能，可以召集他们开会，宣传我们的政策。以前把中农当富农斗了的，要通过复查改正过来。富农也要分田给他。”他还要求根据敌人情况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瓦解敌军工作，要揭穿敌人的欺骗，号召敌军士兵掉转枪口，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老财，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刘道生到职不久，罗荣桓也来到二十二师，对刘道生的工作从怎样发挥政治部各业务部门的作用到如何主持部务会议，进行了手把手的帮助。
一天，二十二师的特派员不通过刘道生便以AB团的罪名把政治部的秘书长、宣传部长和师直总支书记孙光远三人抓了起来。刘道生要求放人。当时特派员直属上级保卫局，不受同级政治部主任领导。特派员拒绝了刘的要求。刘碰了钉子，便立即去向罗荣桓报告。
罗荣桓听完刘道生的汇报，想了一会问道：“总支书记和宣传部长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
刘道生回答：“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宣传部长是中农出身，平（江）浏（阳）暴动便参加了革命。他们对革命都忠心耿耿，工作都很积极。”
罗荣桓点点头：“这就好办了，你去对特派员讲，不是讲成份吗？随便杀雇农可不行。宣传部长是中农，中农也是革命的，杀他们没有道理。你对他说，如果你坚持要杀，我们也可以向上级保卫局反映。”
有了罗荣桓出的点子，刘道生感到心里有了底。他对特派员如此这般一讲，果然救下了宣传部长和孙光远的命，孙到全国解放后还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早就没命了。”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九三○年便曾发生过并得到纠正。但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却又重犯这一错误。罗荣桓无论是在一九三○年还是在一九三四年，对肃反扩大化的抵制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当时“左”倾思想笼罩一切的形势下，能从肃反扩大化执行者手中救出同志的生命，实属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唯成份论盛行的情况下，成份倒成了挽救两个干部的根据了。
第六章 万水千山
……………………………………在红八军团
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八军团在兴国县集贤圩组成，下辖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三师，共七千余人，其中除少数团队打过仗外，部队大都由新兵组成。罗荣桓被调到这个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在一军团时，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师政委，都是罗荣桓的下级。罗荣桓对于他们后来居上并不在意，可是这支部队究竟能不能打仗，他却颇为担忧。
罗荣桓一到职便匆匆下部队进行反“围剿”动员。
十月十七日，红八军团奉命撤离兴国县古龙岗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罗荣桓看到发下了湖南省地图，虽然预感到部队将会进行远距离行军，但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并不知道这就是长征的开始。
八军团一组建就赶上长征，一直担任方面军的右侧卫。罗荣桓到任后竭尽全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每天出发前都要向各部部长和各师布置工作。对于如何巩固部队也不时向军团长和政委提出自己的建议，但得不到他们的重视。看来，他们对这位老主任也不甚尊重。连第二天行军要走多少里，预定到哪里宿营，都不通知他，他只好让刚从团里调来的直属队书记温玉成每天去司令部询问。这支没有经过锻炼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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