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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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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罗荣桓时刻注意防止“左”、右两种倾向。他很注意团结坚持抗战的上层人士。他不但对万春圃、彭畏三和郯城县著名的教育界人士高赞非等这些在鲁南很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委以重任，而且常常与他们促膝谈心，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与此同时，罗荣桓也反对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而忽视发动基本群众的右的倾向。他在《关于创造鲁南根据地初步的检讨》一文中深刻指出：不能以迎合地主阶级利益而抹煞和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但要尊重他们一般的利益，去推动他们进步，以求得在目前阶段上不致使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发生尖锐的阶级对立，并争取实现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以便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为宏伟的抗日力量。
罗荣桓还指出：鲁南地区的特点是，封建地主势力十分强大，广大农村被地主武装割据，非常闭塞、落后，群众运动受到压制，而鲁南地区的党组织，是在军事力量推动与统战工作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发动基本群众的工作尤为迫切。
为此，罗荣桓从第一一五师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潘振武当峰县县长以后，罗荣桓又调师教导大队政委刘兴元任民运部副部长。刘原籍是山东莒县。罗荣桓对他说：“你这个山东老乡，下去做做老乡的工作吧！”民运部设有民运工作队，有四五十个干部，绝大部分都长期分散在各个县、区，组织自卫团、农会和各种群众团体，开展减租减息，建立党的组织和区乡政权。
罗荣桓还经常进行农村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一九四○年八月，罗荣桓和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一起，到郯码地区检查工作。这正是收高粱的季节。县政府为了保护青纱帐，便于反“扫荡”，下了一道命令，要老百姓只割高粱穗，不要砍高粱杆。谁砍了高粱杆就抓到县政府来审问，有的人还挨了打。罗荣桓知道后，耐心地对县政府的人员说，对群众不要强迫命令，可以动员群众晚砍些日子，但是群众要烧火，要种地，高粱杆迟早是要砍的，不能动不动就抓人，更不准打人。
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罗荣桓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展和巩固抗日武装。
第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后，很快打开局面。但是，主力部队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减员较多，可补充却很困难。
一九四○年初，山东分局派社会部长刘居英赴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善后事宜。由第六八六团三营护送。刘居英看到他们总共不足二百人，大部分战士扛着机枪，步枪已经没有多少人扛了。刘居英回来向罗荣桓反映，问为什么不赶快补充，罗荣桓只是笑一笑，未作回答。有一天，地委政府工作部长于化琪，也为这个问题来找罗荣桓汇报。他谈到地方对解决主力部队兵源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当前困难很大，很难满足主力部队的要求，地委书记宋子成为这事急得生了病。罗荣桓很关心地安慰说：“不要着急嘛，告诉宋子成同志，不要感到有压力。”停了片刻，他又说：“这是个大问题，想想看，用什么办法解决，我看办法总是有的。”
过了两天，罗荣桓召集地方和军队的四十多位干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兵源问题。罗荣桓说：“主力部队入鲁以后，经过多次战斗，减员比较多，兵员确实需要补充。但解决兵源问题要有条件哩！现在鲁南各地党的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地方上也有困难，硬要是不成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罗荣桓接着说：“首先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兵源的问题自然就好办了。”罗荣桓用亲切的目光望着部队的干部说：“我看现在不是要地方支援部队，而是部队先要支援地方。要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帮助地方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
听到这里，军队和地方的干部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大家都轻松地笑了起来。接着，罗荣桓宣布，从主力部队抽调一百多人组成工作团，由师政治部的科长彭亮带队，分赴四县边联一带农村，深入群众，帮助地方党开展工作。工作团下去以后，很快建立了五○多个群众工作点，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基层政权和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一九四○年春天，临郯苍平原出现了一次参军热潮，仅费南山区就有近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军。
为了使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都能得到发展，罗荣桓反对主力部队不顾条件强制改编地方武装。他一再强调，地方武装升级，不能用“拔萝卜”的办法，连根拔掉。要留下根，保留好基础，向主力输送一批，地方可以接着再发展一批。
由于注意了调整关系，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都有所发展。到一九四○年九月，第一一五师进入山东的第六八五团和第六八六团，在鲁南、鲁西、冀鲁边、苏鲁豫地区同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而组成的山东纵队一些部队合编后，发展到一九个团，共约四．二万人，地方部队也发展到二万余人。
但是，由于当时山东党的工作还未着重抓好减租减息，广大农民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兵源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第十一章 桃峪会议前后
－－－－－－－－桃峪会议
一九四○年，第一一五师入鲁部队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一样，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师的领导干部却长期没有配齐。入鲁之初，罗荣桓政委仍然兼着师政治部主任，由副主任黄励协助他掌管政治部。师参谋长则从一九三八年春天以来，一直空缺。
一九四○年一月间，黄励因为个人问题未处理好而突然自杀，于是，领导政治部的担子又全部落在罗荣桓的肩上。六月，军委任命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肖华任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于九月间到任后，罗荣桓便不再兼主任，而以全力领导全师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底，原来留在晋西南的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对向八路军挑衅的阎锡山部队进行反击后转移到晋西北，翌年五月在支队长陈士榘率领下入鲁，十月间到达鲁南，陈士榘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参谋长。
这时，第一一五师的领导班子虽已配齐，但在山东进行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尚未形成统一领导。
自从第一一五师入鲁以来，在山东就存在着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这两支党的武装，他们当时都是中共中央和集总的直接通（电）报单位，是平行的兄弟部队。为了统一领导、统一作战指挥，一九三九年八月，曾宣布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一九四○年六月，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延安（从一九四一年起，一纵的番号逐渐不再使用）。
七月十八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山东暂由陈、罗统一指挥。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应当靠拢住。……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二十八日，中央又来电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东今后应“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商量决定具体集合地点。
在一一五师入鲁时，中共中央曾有让该部从山东继续南下的设想。“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的指示下达后，任务明确，统一山东的领导和指挥问题也更为迫切了。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罗荣桓十分重视。他强调要维护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这一点中央要求很严格。我们一定要搞好同兄弟部队的关系。为了增进了解、交流经验，在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之间进行了干部的交流，并互相派人到对方部队观摩学习。
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驻地沂（水）蒙（阴）区的联系，必须控制费县东部的天宝山区。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交通闭塞，相传从光绪以来，就没有向官府完纳过钱粮，可谓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三打白彦之后，罗荣桓、陈光即对当地廉德山的地方武装进行争取，并于七月间进驻这一地区，开辟了天宝山根据地，随后将师部北移到天宝山区的桃峪，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驻地之间的距离。
在中央提出由山纵和第一一五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分局有的领导人致电中央，对第一一五师司政机关多所指责。他还提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
这里所说的会，就是一九四○年九、十月间第一一五师在桃峪召开的为时三周的第一一五师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和陈光主持了会议，会议的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这是第一一五师入鲁以后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罗荣桓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的总结报告。他说，第一一五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近三百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我军的力量，建立了两个军区，六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创造了顺利的条件。他还用“争、插、挤、打、统、反”这样六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开辟上述各根据地的经验。
在报告中，罗荣桓指出了第一一五师仍然存在的缺点。
一是军事的发展和党的群众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二是由于部队分散，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因而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损害党的传统的现象已很严重。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八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队长廉德山叛变，将八路军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九月二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部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的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受很大伤亡，激起了八路军指战员的气愤。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带了几个干部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打死。另一位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善后事宜。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此事，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通过这一事件，并联系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了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与会者对第一一五师入鲁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的问题上。有的领导人认为，自己一方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同国民党军队比较，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省的六十％，人口也占五十％。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准备。
罗荣桓不赞成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对国民党军也没有形成优势。他认为，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进行游击战。
会议期间，集总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第一一五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罗荣桓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并在会上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尽管如此，有的领导人在会上仍然以南大顶事件为例对第一一五师作了严厉的指责。
十月四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致电集总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集总对一一五师的工作的批评，要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集总的批评的同时指出：“一一五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放弃了个人要求，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然而，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分歧仍然没有得到统一。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落实集总的号召，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问题。罗荣桓结合第一一五师的实际，提出要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活动。模范党军的要求是：
一、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
二、普遍深入地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要成为爱护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模范；
三、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断地求进步；
四、灵活、机动、果敢、坚决，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
五、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
在建设模范党军中，罗荣桓特别重视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他在一九四○年十月十日和十月二十八日先后签发了《关于营连党组织的决定》和《建立模范党军的支部工作》两个文件，对加强营连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桃峪会议之后，建设模范党军的活动，在第一一五师入鲁部队中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久，在山东纵队中也开展了建设青年模范党军的活动。这对于加强山东八路军建设，提高部队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还根据集总的要求，将第一一五师部队（包括师直和原三四三旅加上苏鲁豫、鲁西、鲁南、冀鲁边等地的部分地方武装）统一编成了六个教导旅①〔教导第一旅由苏鲁豫支队编成，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一九四一年初划归新四军建制；教导第二旅由独立支队第一团、鲁南支队和苏鲁支队编成，旅长曾国华、政委吴文玉（未到职，后为符竹庭）；教导第三旅由原冀鲁边区的两个团和独立支队第二团等部编成，旅长杨勇，政委苏振华，一九四一年七月划归冀鲁豫军区建制；教导第四旅由在湖西地区的黄河支队编成，旅长邓克明，政委张国华，一九四二年十月划归冀鲁豫军区建制；教导第五旅由在郯城地区的东进支队编成，旅长梁兴初，政委张国华（后为罗华生），一九四○年十二月调往新四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归还第一一五师建制；教导第六旅由冀鲁边区部队编成，旅长邢仁甫、政委周贯五。以后又在鲁西编了一个教导第七旅，旋划归冀鲁豫军区。当时属第一一五师领导的还有鲁南、鲁西、湖西、冀鲁边四个军区。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邝任农，鲁西军区由教三旅兼，湖西军区由教四旅兼，冀鲁边军区由教六旅兼〕，共六万余人。
在此之前，九月中旬，山东纵队已进行了整编，下辖五个旅、四个支队，还有鲁中、清河、胶东军区以及滨海军分区，共五万余人。在此期间，山东纵队有一些部队编入一一五师。一一五师也调拨了一批骨干（其中有红军干部）给山东纵队。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曾经给北方局、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等发出指示，要求山东在一九四○年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东在一年内至少应将武装力量发展到十五万人枪。这一任务约完成了八十％。
－－－－－－－北上沂蒙区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罗荣桓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第一一五师师部转移到沂蒙区。但是他又考虑，鲁南地区既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区的屏障，这个地区不能放弃。于是，他把教二旅一部摆在鲁南地区，坚持斗争，随后便与陈光在十一月八日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同山东分局靠拢后，罗荣桓对“抗敌自卫军”这个山东特有的有关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九三九年夏天，山东文化教育界的一部分进步人士，受沈鸿烈的排斥，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他们中间有老同盟会员、大学教授，也有参加过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有的早年就与共产党有过友好关系。他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山东分局的支持下，他们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主要负责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杨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山东分局有的领导人忽视以发展进步力量去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反而认为中间力量在顽我之间应起“砝码作用”，于是，产生了把“抗协”组成一个中间力量的国民党的念头，从而违背“国民抗敌协会”许多成员的初衷，硬性将“国民抗敌协会”改成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①〔参看杨希文：《鲁南国民抗敌协会始末》，《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一九四○年七月又帮助“抗协”建立了“抗敌自卫军”，并且供给他们武器和经费，还派进许多干部。这样一来，他们既有“党”又有“军”，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一套组织，实际上成为在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八路军平行的组织。虽然其领导人都是热心抗战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在基层发展的会员中成份复杂，组织混乱。在有的地方出现了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等错误倾向。
罗荣桓对建立和发展抗敌自卫军有不同的意见。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罗荣桓与陈光在给第一一五师各单位的指示中提到，对于“抗协”组织，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与对我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的武装，须帮助掌握，防止“造成与我对立现象”，发现有不可靠或别具野心的分子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理。
第一一五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人多粮少，还碰到一个经济困难的问题。
第一一五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著名的穷地方。部队日常吃的饭同当地老乡一样是煎饼。它是用高粱面或穇子面糊糊，在一种叫鏊子的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嚼起来十分费劲，额头直冒青筋，得把帽子脱下来。那穇子煎饼中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不会卷煎饼，就双手拿着煎饼吃，样子颇象读报。于是，当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地说：“读报了，读报了。”当时罗荣桓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吃的是煎饼，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六万元，到鲁南时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届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罗荣桓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养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时，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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