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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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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时,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罗荣桓和大家一样,也是穿的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坨一坨地向下坠,下摆一周是羊毛,上面成了夹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第一一五师的指战员们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东进滨海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①结束后〔百团大战第一阶段集总未给山东分配作战任务〕,集总曾打算扩大战果,要求山东八路军在胶济、津浦和陇海路东段进行大规模的破袭战。一一五师师部已为此拟定了计划。十月二十九日,集总又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提出:“陇海、津浦(日军)似正在运转兵力,故大破袭战应以推迟至十月底十一月间为宜。”但是这一破袭战终于没有举行。其主要原因是时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百团大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决定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①〔参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第一四八页〕。与此同时,又加紧对蒋介石诱降,极力挑拨国共关系。蒋介石则积极策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限令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苏皖形势,顿时紧张。在山东,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三角斗争日益尖锐。罗荣桓对局势的严重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与山东分局靠拢后,十一月十四日,他出席了山东艺术工作者联欢大会并发表了演讲。罗荣桓历来重视文艺工作,但是在这一演讲中却通篇都没有讲艺术工作问题,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目前的时局正处在严重的激烈的变化中。”他分析了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向,说:“他们正在布置着大规模的反共反八路的军事行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反投降反内战。准备力量粉碎反共势力的进攻与敌人‘扫荡’的配合,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加紧战争的动员,要防止在严重局面下可能产生的失败情绪。另一方面要克服对目前时局麻木不仁的状态,要加紧自己的准备工作,以应付可能遇到的大的打击,以避免使革命力量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这时,蒋介石正在命令汤恩伯、李品仙布置对华中新四军的进攻。由于华中形势紧张,罗荣桓与陈光按照军委和集总的部署,派政治部的部长梁必业、赖可可、王立人等分别到教五旅和教二旅去传达准备南下支援新四军的有关指示,要求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持高度的警惕。十二月间,第一一五师教五旅奉命过陇海路南下。一一五师的部队,对可能继续恶化的局势作了充分的准备。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行反共活动,日军、国民党军、八路军的三角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纵队三个大机关挤在一起,非但给养不好解决,而且目标也太大了。从长远打算,罗荣桓认为一一五师指挥机关,需要设在一个比较稳定、物质条件较好的根据地中,以便更好地指挥全局。一九四一年三月初,师部与山东分局转入滨海区,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仍留驻沂蒙(鲁中)区。

  滨海区在山东的东南部,东滨大海,西界沂河(含临沂),北起胶济路,南抵陇海路。这个地区盛产鱼盐,经济富庶,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也有较强的革命基础。抗战爆发后,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员在山东省委领导下,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山东纵队第二支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一一五师部队南下郯马平原,便开始进入滨海区南部积极发展。但是,当时滨海区的县城和大集镇都为日伪军所控制,并由公路联结。同时,东北军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军又控制了诸(城)日(照)莒(县)山区,东北军第十一一师并伸进了日莒公路以南的甲子山区。当时八路军的活动主要限于郯马地区和陇海路附近的赣榆北部、莒县南部一带地区。一九四○年九月,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和第九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一九四一年春,为了进一步扩大滨海根据地,第一一五师决定由教二旅和山纵第二旅一部发起青口战役。从三月十九日开始,经过六天激战,连克海头、大沟等十余据点,并一度攻入青口和下口,解放了从柘汪到下口之间的海岸线和大片地区,打通了从海上与华中及胶东等地的联系,并为发展盐业生产和海上贸易打下基础。从此,中共山东领导机关一直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直到一九四六年。

  罗荣桓与师部机关,三月六日东渡沂河和沭河,一七日进驻莒县南部十字路(现为莒南县县治)地区,随后南移到蛟龙汪(现临沭县东南)。

  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师部刚刚转入滨海地区,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来电指出:“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因此,你们(的)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从中央军委这一指示可以看出,认为八路军已在山东取得“初步优势”的估计显然是太乐观了。

  然而,有些干部六月间还是在莒县南部板泉崖以东的刘家河组织了一次八大剧团的联合公演。几个剧团都演了大戏,如《雷雨》、《李秀成之死》等等。

  罗荣桓不赞成在敌后演大戏,因为这样搞必然会引起敌人注意。为了防止意外,他派出参谋,加强对敌情的观察和警戒。果然,不出所料,会演结束后的第二天,敌人就来“扫荡”。这边刚刚撤出村子,那边敌人的炮弹就打过来了。幸好事先有准备,才避免造成损失。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中共中央于五月十二日又来电指出:“估计到华北现状,敌后游击战争特别是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应该是长期坚持熬时间的过程。因此,在今年青纱帐中,部队以不过于消耗为原则,尽量争取部队休息、整理、训练。”

  遵照这一指示,罗荣桓和陈光组织了师直属队和在滨海区的部队进行了整训。

  抗战开始以来,第一一五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十年内战中打运动战时那种猛打猛冲的战术。在同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较大。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教二旅副旅长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向郯马地区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我军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的伤亡也很严重。战后,罗荣桓看到指战员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打了胜仗后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了一声:“政委!”可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未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和蔼的罗荣桓,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的泪水。“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被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啊!”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张仁初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每逢提起,他总是十分后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

  针对重坊战斗这一类情况,四月二十四日,罗荣桓在司令部研究整军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七月间,他和陈光在发给各单位并报集总、军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部队对军事学习和战术素养的提高未引起重视,以致虽在实战中表现英勇顽强,但在战术上非常不够灵活、机动、巧妙,致每次战斗都有较大伤亡。仅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七月,即伤亡五千五百三十五人。”“部队自转入敌后,由于战斗的频繁,部队军事教育不认真、不精细、不深入、不严格、怕麻烦,存在游击主义的习气与工作方式,使许多优良传统、好的作风逐渐荒疏。干部不注意军事学习,不看军事书籍,在这次干部军事测验中,部队干部一百零五人测验,仅三十八人及格。机关各部一百二十八人测验,仅三十四人及格。总平均分数是五十二。六分,相当惊人。”

  这份电报还列举了军事指挥脱离敌后游击战争实际的问题。比如,小部队作战指挥,多取正面进攻,队形过于密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采取灵活的队形与姿势。

  针对上述问题,罗荣桓与陈光提出要加强军事教育的组织领导,对教育要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造成干部学习军事、提高战术素养的热潮,培养大批灵敏勇敢有高度战术素养的指挥员。对上级的一切指示、命令、通报等文件,一定要细心研究,结合实际严格执行;战斗之后,各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作为训练的教材;教育要严格、认真,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讲求实效,不白费精力;加强战士的军事技术教育,如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和防空、防毒,对付敌坦克、装甲车、炮兵,以及夜战、伏击、袭击的训练;干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战员的关系,各级干部定期向部下进行行政管理教育,讲部队倾向与克服办法;加强体力锻炼,加强各种徒手、器械体操及障碍竞走的训练。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第一一五师在蛟龙汪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军政检阅大会,进行了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的比赛和政治测验。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第一一五师的军事训练取得很大成绩。指挥员明确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战斗员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部队战斗力大大加强,歼敌人数不断增多,而伤亡明显减少。一九四一年一至七月平均每月伤亡七百九十余人,到一九四二年每月平均伤亡下降到二百九十余人。这是罗荣桓领导第一一五师指战员,贯彻执行积蓄力量,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总方针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加强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


  一九四一年“八一”军政大检阅以后,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第一一五师在蛟龙汪又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政治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抗战四年来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罗荣桓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由肖华作报告,报告稿是按照罗荣桓的意图起草,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报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报告说:“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罗荣桓一贯强调政治和军事要紧密结合,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他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司令部部务会议上说:“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组织政治工作去保证,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的指导工作,把党的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总的方针在某些部门中具体的实现。”

  罗荣桓认为,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表现在它用不同于军事工作的方法,来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要和军事工作争权。他在教二旅工作总结会上说:“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烦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该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的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人员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经政治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罗荣桓认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发挥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他强调,政治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模范的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说,红军时期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兵的关系很密切。行军的时候,官长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政治干部作出表率。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他能听正面的意见,也能听反面的意见。他听取意见的时候,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对讲错了的给予正确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大帽子,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潜移默化,受到教育。抗战初期,有位团政委调到机关当组织干事,不安心机关工作。罗荣桓从侧面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有一天,和他拉家常,先问他是哪里人,哪一年参的军。然后说:“在组织干事中,你的资格是最老的吧?”“是的。改编八路军时,给我评的是少校干事。”罗荣桓又问:“论部队实际工作经验,你比其他同志大概多一些吧?”他笑了一笑感到这是对自己的鼓励。接着,罗荣桓便谈到机关工作与部队工作同样重要,机关干部不能光用年青的知识分子,还需要有一些资格老一点的、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作骨干。他好像是和那位干事一起研究工作,没有丝毫批评和指责,那位干事本想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但是听了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认识到机关工作的重要,感到领导的信任,便不再提个人的要求了。

  罗荣桓强调政治机关要联系群众,深入实际,面向连队,对部队来的指战员要热情、和蔼,及时解决下面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的也要把道理讲清楚。真正做到使政治机关成为干部之家,使干部感到很温暖,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来反映,千万不能把政治机关办成阎王爷开的店,连个鬼也不敢上门。下面的负责干部到师部来,罗荣桓总是亲自去招待所看望;干部负了伤或生了病住进医院,他经常去慰问。

  为了使政治工作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罗荣桓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的报告,还时常督促师政治部的部长们,到司令部看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作战情况。他常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机关工作。

  与此同时,他又要求军事、供给、卫生等部门的党员干部增强党的观念,尊重党的工作机关。在他倡导下,第一一五师规定,旅长、团长调动工作,除条件不允许者外,都要到政治部组织部来谈话和办理手续。所有党员对政治机关提出的政治学习、支部工作等各项要求都要积极响应,认真完成。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状况,党员交纳党费、转组织关系,都要自己去办,不允许由秘书、通信员代替。

  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干部教育。罗荣桓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经常对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习些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宣讲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坚定革命的意志。

  干部教育还包括文化教育。对此罗荣桓一贯重视。早在一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罗荣桓在《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准须认为是提高政治水准的重要手段,不能识字要识字,不能阅读要阅读,不能书写要书写,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准不仅限于在一般党员中……还应包括高上级干部,须按各人现有程度提高。”

  罗荣桓签发这份文件以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了解。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李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李:“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儿开我还不晓得呢。”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李:“我是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排长的时候,连钟表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刮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也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应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的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罗荣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了一支铅笔边写边说:“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

  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他回去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发的第三号《宣教通报》介绍了第一一五师干部教育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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