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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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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扫荡”的敌人陆续撤回。在陈光、肖华率师部转入滨海区的同时，朱瑞和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到南墙峪一带与已从外线返回沂蒙区的山东纵队政委黎玉会合，共同研究了山东全盘的军事部署。会后，罗荣桓准备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去与师部会合。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向东面滨海区方向去的敌人，负责护送和警卫的山东纵队第二旅一个营，与罗荣桓失去联络。这时，罗荣桓身边只有参谋李燧英和警卫员及骑兵排的二三十个战士。他们在一个小山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突然在他们住的村庄附近发现敌人，情况十分紧急。罗荣桓果断地命令道：“向西转移！”西面，虽是敌人据点密布的地方，但罗荣桓他们却是朝着向东去的敌人相反的方向行进，这样倒比较安全。这时骑兵排的战士都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罗荣桓率领大家直插沂、沭河中间的敌占区，一路上经过好几个敌人的据点，据点里的敌人以为是自己人，有的还摇着太阳旗和他们打招呼，罗荣桓也叫参谋向敌人招手示意。就这样，他们在敌占区内跑了一天，转了一个大圈，又从西面绕到东面，夜幕垂落以后，安全地到达了滨海根据地。
－－－－－－刘少奇来山东与四年工作总结
持续了五十多天的反“扫荡”，在年底胜利结束，八路军给“扫荡”的敌人以重大打击，坚持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这是很大的胜利。但是，根据地也蒙受了重大损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和敌顽夹击，主观原因则是在工作中存在一些失误。
罗荣桓和陈光通过总结沂蒙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指出了这些失误，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和集总。
罗荣桓等认为，这次反“扫荡”反映了在领导上过去对于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未能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同时，对于山东的三角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谁都不可能一下子消灭谁，因而在反顽斗争时忽略了对敌人的注意。
罗荣桓等指出：“在此次沂蒙反‘扫荡’中，完全证实中央军委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斗争方针应该是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保存自己的实力，加强民兵及全部武装地方化，准备迎接配合战略反攻，是万分正确的。同时证实，不采取灵活游击战争，而守村守寨单纯防御挨打的办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敌顽一齐消灭，打开局面后再进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罗荣桓等还指出了在这次反“扫荡”中暴露出来的群众工作薄弱而机关庞大，周转不灵以及不切实、不深入、铺张、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八大剧团的会演上，也表现在惯于开大会、做大报告上。对于这些完全不适合敌后环境的机关作凤，罗荣桓从一九四一年四月起曾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没有得到重视。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和二月二日，罗荣桓又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反“扫荡”的严重教训。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因此他建议分局召集一次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展开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刘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一九四一年五月前称中原局）和新四军政委。一九四一年一至四月，山东曾受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这时，恰好刘少奇要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是，毛泽东二月四日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毛泽东还对山东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了初步设想。
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又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给刘少奇、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发出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意见分歧的来龙去脉。在给分局、一一五师和山纵的电报中，中央分别要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团结统一。
三月十八日，刘少奇（化名胡服）及随从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教五旅十三团团长周长胜率部队护送他们穿越敌伪军的好几条封锁线，罗荣桓派教二旅旅长曾国华率部队到陇海路以南迎接。
四月十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一落脚，他就找朱瑞等山东党政军的负责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罗荣桓和陈光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汇报了山东地区敌友我三角斗争的形势，陈述了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不但和许多干部深入地交谈，而且查阅了很多材料，并从当地群众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况。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他先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以及肖华、陈士榘，开了一次座谈会。
在会议上，刘少奇对抗战开始以来山东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作了报告。他首先肯定了抗战开始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武装，给敌伪以重大打击，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华中新四军。由此使我们在山东立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在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提出的“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
刘少奇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形势，认为：“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山东敌友我是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亦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刘少奇认为，我们在山东所以未能取得优势，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在山东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开始由于缺乏明确、坚定、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群众争取山东抗战领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失去了一些建立根据地、争取战略要点的先机①〔先机：当时的常用词，指能够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时机〕。而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又比较晚，故未能迅速取得优势。而有些同志“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常是陷于过分乐观，以为自己已有优势，已有领导权。对形势可能的恶化及困难则估计不足。”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缺乏坚定的方针与切实的部署。在执行统战政策上，过于信任中间力量，让他们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抗敌自卫军”，而我们自己的地方武装，却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
刘少奇指出，在党的干部中，阶级观念、群众观念薄弱，减租减息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他认为这是广大群众未能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刘少奇还指出了山东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及党八股作风等。
刘少奇提出，今后在山东“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
刘少奇这个报告，采纳了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其他成员的意见，是集体智慧的成果。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拥护。
随后，召开了一次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等问题。不久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刘少奇报告的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就此报告作出了决议，随即对中共山东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形成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到胜利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四年工作总结之后，为了转变山东的工作，需要抓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统一军事领导，贯彻执行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方针，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开展对友军的疏通团结和对顽军的反“磨擦”斗争，还要开展整风，进行大生产，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这些都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贯彻。而当时首先要处理的是“抗敌自卫军”的问题。
对此，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
依据上述原则，四月间，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十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
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
六月十八日，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七月十三日，“抗协”山东省会部通知各级组织，将“抗协”的半政党性质改变为统战组织性质，同时做好解散的准备。下半年，“抗协”的各级干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经济部门任职，“抗协”的活动逐渐停止。“抗协”的主要干部和很多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政治上得到了锻炼，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十三章 冲破拂晓前的黑暗
－－－－－－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
“拂晓前的黑暗”①〔引自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一六期。此文标题原为“边缘游击区”，当时又称“边沿游击区”，本书统一作“边沿游击区”〕，这是罗荣桓对一九四二年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最困难阶段的准确写照。
一九四一年，日军将其侵华兵力六十四％和伪军九十五％，用以对付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所到之处实行毫无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广大群众遭受到深重的灾难。
在山东，近四万日军和绝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转化过去的十八万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和分割封锁，在各根据地间控制公路六千九百公里，建立据点三千七百个，使抗日根据地面积由三。六万平方公里缩小到二。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由一千二百余万下降为七百五十余万。除滨海、鲁中、胶东尚有较大块的根据地外，鲁南、冀鲁边、清河地区和鲁中的泰山分区已经被切割为小块的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与敌伪顽占领区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鲁南根据地变成“南北几十里，东西一枪穿”的狭长地带。冀鲁边的八路军大部换成了便衣，哨兵只能在宿营的房前屋后站岗，每夜都要转移几个营地。
为了扭转山东抗战的困难局面，罗荣桓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蓄力量、熬时间、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把主要精力灌注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从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十一月，他在《大众日报》、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第一一五师《战士月刊》上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等重要文章。
罗荣桓认为，在敌后想尽快把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的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着城市及交通运输便利。而我们则是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装备亦极差，弹药不易补充，虽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据地，但仍是没有巩固后方的作战……尤因为敌人频繁残酷的进行‘扫荡’，摧毁洗劫我根据地，蚕食紧缩我根据地，使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损失，机动回旋地区狭小，更加紧张了。那么我们有什么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呢？如我们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迷惑于曾有过的某种战例，妄自以为有了过早的转为正规战的可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当胜利时发生拼命主义，遇到困难时则失掉信心。”
罗荣桓指出：运动战的战例，在游击战中当然也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普遍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中，容易找到敌人的弱点，制造敌人的弱点，使我们能够集中部分兵力从运动中打击敌人；或乘着敌人立足未稳，防守松懈，攻破其某些薄弱的据点。如果由于敌人兵力少，伸入了我们占优势地区，一时增援来不及，而地形、群众条件均于我有利，我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歼灭，甚至包括阵地战、运动战性质的手段，如简易的坑道爆破、强攻据点、围寨、打击援兵等。这并不是不允许的，但仍不能算完全的正规，而仍是以游击战为前提的。①〔罗荣桓：《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显然，一九三九年八月的梁山战斗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样的战机就很难捕捉到了。
罗荣桓进一步强调，我们普遍开展的游击战，“必须成为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他说，“我们主力军和地方基干武装，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组成的重要因素。”
按照这一要求，山东各战略区都开展了广泛的分散游击战争，采用了“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和打不过就走，走不了就散，散不了就躲，敌人过去了在后面打等方法，开展了三三两两到处打冷枪的“麻雀战”，轮番参战的“车轮战”，把敌人炸得坐卧不安进退两难的“地雷战”，与敌人转圈子的“推磨战”，一村打响、四方驰援的“蜂窝战”，还有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神经战”等等，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分散性游击战的战场主要是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边沿游击区。因此，罗荣桓特别强调重视和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他提出：我们的根据地是建设在敌人点线之间，不大量发展游击区，就没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不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也就不会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对我们克服这一段最艰苦困难的时期是有特殊意义的，必须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罗荣桓指出，过去在边沿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满足于一般公开武装斗争与民主运动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体环境及具体条件。在有些游击区已变为或可能变为敌占区，有些基本区已退化成或可能退化成游击区（的情况下）……有的地方仍在坚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几个仅仅能安置我们的机关还感到狭小的村庄，他们对于精兵简政仍然是采取忽视态度的”。他指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方针是深入隐蔽，扎根于群众之中。他认为，应根据边沿游击区的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以保持自己的力量与机动的可能。他说：“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应付……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与迎接总反攻的到来，这样一种转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那种张扬旗鼓、大吹大擂一套公式和旧机关的作风是特别有害的。这一点，过去没有为所有领导所重视，以至在某些地区造成了损失。”①〔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
对于如何深入隐蔽地坚持边沿区的斗争，罗荣桓提出：目前一般的应该是麻痹敌人，造成敌人的松懈，保存自己的力量，争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有我们机动的条件，能站稳脚跟，不丧失坚持斗争的信念。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配合党和群众工作的隐蔽斗争。要善于暗中打击敌人，而不张扬旗鼓地打击敌人；要打击敌人的尾背而不打击敌人的来头；要善于埋伏打击敌人，而不对抗打击敌人，没有必要的条件不乱打，避免暴露造成破坏。
罗荣桓认为，要坚持边沿区斗争，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提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程度。要抽调比较坚强的人员加强游击基干小组，在群众中建立隐蔽的坚强的情报网和联络站。
按照罗荣桓等的指示，山东许多地区将边沿区的群众用民兵、妇救会、儿童团以及看坡队、打更队等形式组织起来，实行联防。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各种信号，通知附近地区，村村作好战斗准备，一处打响，八方支援。在漫长的边沿地区，构成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保卫着人民的安全。当敌人在边沿区修筑公路、挖沟筑墙实行封锁时，即以“修封锁沟占了良田”、“挖坟要祖宗翻尸倒骨”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口号动员群众上工时怠工、下工后破路、平沟、砍电线杆，迫使敌人待不下去。对于敌人孤立的据点则组织长期围困，迫使敌人撤退，或予以消灭。
罗荣桓认为，坚持边沿游击区及在敌占区执行隐蔽斗争任务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武装工作队。它是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抓汉奸、特务，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占区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利用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如以看坡队、打更队的形式组织群众秘密抗日武装；以戒烟会、戒赌会、忠义保国团的名义组织秘密群众抗日团体；以教育研究会、读书会的形式组织教育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建立秘密支部，逐步把整个村庄变为隐蔽的抗日堡垒。一九四三年山东共开展了八千多个村庄的隐蔽工作，团结群众三百余万人。
－－－－－－政治攻势
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①中〔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罗荣桓在军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二十一期〕，罗荣桓指出：“所谓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就是更加依靠群众，与地方密切联系起来，打成一片，以对付敌之全面压缩。……唯有这样，才能在今天的敌后生存。因此，分散性游击战争问题，就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反敌人特务斗争问题。”他还指出，在最困难的一九四二年，在分散性游击战中，应“以政治攻势为主”。
政治攻势，是红军以瓦解敌军为原则的敌工工作的发展。在一九四二年所以特别要强调政治攻势，又是同当时敌人的动向紧密相联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他们为了更多地榨取华北的人力、物力，以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在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加紧了对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所取得的某些暂时胜利，以动摇群众的抗日信心，挑拨抗日军民的关系，瓦解八路军。
罗荣桓仔细研究了敌人这种阴谋，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②〔“东亚新国民运动”》③的报告〔即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罗荣桓在此文中也概括了敌人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谋略〕〔见《解放日报》延安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罗荣桓认为，日本侵略者这种政治进攻对抗日根据地的危害，并不亚于军事进攻。因此，要象对待军事进攻那样，认真对待敌人的政治进攻。
罗荣桓强调，“要针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和“新国民运动”的内容与形式，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阴谋。这个报告整理成文发表后，从思想上武装了根据地军民。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提纲转发给全国各个战略区并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
为了进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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