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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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了八路军在夏季作战中恢复和扩大的地区，并且直接配合了清河区的反“扫荡”。

　　胶东区和冀鲁边区也积极开展游击战，加强了自己的阵地。胶东八路军于二十天内连续攻克十二个敌伪据点，并歼灭与打击了数股出动骚扰的敌人，共歼敌伪七百余人。

　　在各个战略区胜利出击的形势下，“扫荡”清河区的敌人，经清河区党政军民的合力打击，终于在十二月十三日全部撤出，敌人苦心策划的冬季轮回大“扫荡”，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山东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社论说：“敌人此次‘扫荡’战是企图用日本侵略者所能想到的一切军事的经济的残暴手段，来消灭敌后八路军与破坏华北民主抗日根据地，来准备其对民主同盟国的长期战争。我山东军民的反‘扫荡’的斗争，也比过去任何一次来的持久、主动、有准备、有计划，山东军民的团结一致，斗争的奋不顾身和战术的灵活机巧，在这次斗争中有了极其优良的表现。”


　　－－－－－－－黄骅被刺和邢仁甫叛变


　　就在罗荣桓忙于处理阻滞李仙洲入鲁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了噩耗：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在山东六个大战略区中，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间处境最困难的就要数冀鲁边区了。一九三八年八月肖华率三四三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少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人民起义组成的抗日武装汇合后，组成了拥有二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与扩大了拥有十四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冀鲁边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和津浦路，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是首当其冲。加之一九三九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存留。九月下旬，肖华奉命率部转移到鲁西，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了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割断了。

　　肖华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肖华等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敌伪和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绝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四百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敌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①发展〔当时称为垦区，即现在的胜利油田一带〕。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一望无涯，远离城镇，是很有地利的后方。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区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一九四一年春天开始，第一一五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也称南下）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的游击区，山纵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日伪和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一一五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冀鲁边区去。在肖华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一九四一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一九四二年春，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决定把一九三九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原来参加发动该区起义的邢仁甫调回去，任教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了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敌人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不断进行“清剿”，这一地区形势仍然越来越严重。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区内敌伪据点林立，九十％的老百姓被迫向敌伪缴纳租税，多数的两面派政权是应付八路军而服从敌人的。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的南北各县，基本为敌控制，八路军已不能入境，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加上敌人实行残暴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困难。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处境非常困难。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在实现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但邢借故拖延没有动身。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晚七点，黄骅、卢成道正在新海县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进室内，向黄骅、卢成道及与会人员开枪扫射，然后慌忙逃窜。黄骅、卢成道等五人当场牺牲。

　　冯冠魁系土匪出身，当过伪军，投奔八路军后仍然匪气十足，后来查明，冯之刺杀黄骅为邢仁甫所指使。

　　邢仁甫是旧军人出身。他早年入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一九四○年调离边区，担任过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长。因为他在该区有一定影响，一九四二年春，又派回边区。边区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时喜欢拉拉扯扯，有些人受到他的笼络，跟着他跑。黄骅为此经常帮助教育他，而他却仇视批评，反而视黄骅为“眼中钉”。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司令员，而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邢更认为是黄骅把他挤出边区，夺了他的权。他原来借口准备去延安，便离开机关，带着电台和一部分部队住在小岛上，这次事件发生后，他还频频发报，向山东分局、军区表示自己的“忠诚”，根本不承认冯刺杀黄骅为他所指使。而另一方面却挑拨拉拢一些人，要把部队拉出来跟他“另开创一个局面”。

　　当时，由于山东军区尚未掌握到邢仁甫指使刺杀黄骅之确实罪证，加上邢表示效忠，所以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领导人决定继续对他采取争取挽救的方针。

　　但是，到一九四三年底，邢仁甫还是公开叛变投敌了。他由天津辗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洛阳。至于原来受他挟持留在岛上的电台工作人员和一些部队，都脱离其羁绊先后归队。等到邢仁甫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的委任状，从洛阳赶回岛上时，岛上的人已经散了。最后，邢仁甫在天津投降日伪军，被委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天津时邢仁甫才被捕获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为了统一和加强冀鲁边和清河区的领导，改善这两个地区的工作，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指示：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为了纪念黄骅，决定将他被害的地方新海县改为黄骅县。

　　两区合并后，执行了山东分局提出的“坚持阵地、坚持斗争，掌握有利时机，打通各分区联系”的任务，原来两区的局面都逐渐走向好转。　
　
第十五章　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击破日军的重点主义

　　
　　经过一九四三年的作战，到一九四四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已有了很大改善。渤海、鲁南地区已从极困难的形势下打开了局面，基本上改变了过去被敌严重分割封锁的状态，鲁中、滨海、胶东地区也有了很大发展。一年来共解放了一。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东根据地的面积，已恢复并超过了一九四○年的状况。

　　此时，日本侵略军由于战线绵长，兵力严重缺乏，在八路军不断打击下，已不得不收缩防线，实施重点守备。在山东，日伪军于交通干线、战略支点和工矿资源区，共配置了四七处重点。为了力保这些重点，日伪军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即开始收缩兵力。至一九四四年二月，在津浦路以东地区，日伪被迫放弃据点二百六十四个、碉堡三百五十三个。连同八路军用武力攻克的，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共收复日伪据点八百多个。在山东的日军还有二。五万人，比一九四三年初减少了五千多人，数量降低到抗战开始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伪军却由于国民党部队吴化文、厉文礼、张步云、荣子恒等部先后投敌而大量增加。伪军多，是抗战时期山东的一个特点。后来，罗荣桓回忆道：“到一九四三年，山东伪军冠于华北各省，已增至二十万人，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沈秦的师、旅、团、纵、支、梯的整个投降，或者为他们委派之人员所编成。这是他们借尸还魂与‘曲线救国’谬论策划之下得出来的成果。”①〔罗荣桓：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大众日报》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自李仙洲入鲁失败后，仅剩下六万人左右，大小共二十一股（其中千人以上的十二股）。八路军对他们已取得了优势。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有的与敌人保持秘密的联系，配合日伪的“扫荡”，向八路军进攻；有的既接受伪军番号，也挂着国民党军的牌子，实际上同伪军已无多大区别。他们已失去统一的中心，内部矛盾重重，甚至互相火并。他们所驻地区民穷财尽，群众对他们十分痛恨，反抗日益强烈。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有些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罗荣桓及时向他们敲起了警钟。

　　一次，《战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打击日军形容为“雷公打豆腐”，并以此作为醒目的标题。在报社举行的庆祝《战士报》发刊第一百期的纪念会上，罗荣桓讲话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风趣地说：“既然鬼子都成了豆腐，还用雷公干什么？”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三十期上发表了《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一文，指出：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有丝毫自满，困难并没有过去，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我们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巩固，我们还须要埋头苦干，咬牙坚持，更正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紧紧掌握依靠群众，生息自己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在这篇文章中，罗荣桓两次提到“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可以看出，这是经常在他脑际萦回的一个大问题。一九三九年，罗荣桓就提出要把鲁南建成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实现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后，他想的就是要把山东建成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以便为战后做好准备。在精兵简政中保留骨干、训练骨干，充实基层，阻止李仙洲部入鲁，以及以后发动一连串攻势，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着手培训特科（种）兵，争取大股伪军起义，这一切都是为反攻乃至战后做好准备，也就是为防止国民党对人民的进攻准备好山东这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准备好强大的自卫武装力量。

　　然而，在一九四四年，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四月五日来电亦指示：目前应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因此，罗荣桓在文章中指出：要紧紧掌握对敌斗争的原则。他说：“对友顽军还是以争取为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的自卫。”他说：“……只要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对敌斗争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们就必然能成为团结抗战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势，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于敌人，罗荣桓指出，不能因为它收缩防线，采取重点主义而低估他们的力量。他说：“肯定地说，今天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强很大的，敌人有力量进攻正面①〔指一九四四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也就有力量‘扫荡’我们敌后山东……虽然今天敌人撤了一些据点，但其战略据点和战略联系线加强了，机动兵力集中了，对我突然‘扫荡’和奔袭的可能性也增多了。我们如果对敌人存在丝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将付出血的处罚。”

　　为了适应反重点主义斗争的需要，罗荣桓要求加强武装工作队的作用。他认为，新的斗争形势给武工队提出了新的任务，武工队要成为在敌占区内生息和发展力量的一种重要斗争形式，不仅要起战术作用，而且要充分发挥它的战略作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了武工队代表会议，表扬了武工队的英雄事迹，总结交流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规定了武工队今后的任务与斗争策略。

　　会议针对敌之重点主义，决定加强配备在铁路两侧、在大城市近郊、在矿山和各种资源地区活动的武工队。

　　会议提出，不能把武工队当作一般地方武装使用，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必须学会做群众工作，把对敌斗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在敌占区团结各阶层的群众一致对敌，继续巩固与大量发展伪军、伪组织中的进步势力和党的工作。在军事活动上，要提高对敌之兵站、仓库、经济团体、交通部门、重要机关等的破坏能力，敌人“扫荡”时，要主动地以自己特殊的活动打击敌人。作战时，要灵活、机警、大胆、勇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如袖中匕首、怀中利剑，使汉奸寒心，敌特丧胆。

　　会议期间，罗荣桓到会讲话，对各地代表倍加勉励。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鲁中泰山第一武工队、鲁南峰（县）东武工队、滨海第四武工队、泰山区孙齐武工队、胶东南海第一武工队和模范武工队员三八人。这些武工队和模范武工队员创造了许多传奇式的英雄事迹。


　　　　　　－－－－－－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


　　罗荣桓提出，在有利的形势下不可麻痹轻敌，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保守。他认为，在军事上已有可能扩大攻势作战，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

　　罗荣桓制定的山东总的战略部署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深入解放区之孤立的日伪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南北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被敌封锁分割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心腹地区的日伪势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罗荣桓提出的攻势作战原则是：分散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主要方向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因为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未变，仍要坚持以分散性的游击战争为基本方针，注意隐蔽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回旋余地扩大，求得运动中歼灭小股敌人的机会增加了，因而可以适当地集中兵力进行机动作战。

　　罗荣桓说明了当前所要求的运动战，不是一般的运动战，而是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弱点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术上要隐蔽突然，速战速决，作战地点最好选在八路军占局部优势的地区。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要保证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需要的兵力，又不能影响到分散坚持一些地区，如鲁中、胶东和滨海可以在一个时期各集中四、五个团的兵力，渤海和鲁南可以各集中二、三个团的兵力。这样便达到了集中全区主力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从而使自己在战役或战斗上能以优势兵力对付局部的敌人。但从山东全局来说，经常还是要有四分之三的兵力，担任分散坚持地区的任务。

　　罗荣桓指出，战役攻势的时机选择，一般是：（一）乘敌收缩兵力、调整防务、立足未稳、部署混乱之机发起攻势；（二）敌“扫荡”某一地区时，我可在其他地区迅速发起攻势；（三）敌“扫荡”结束分路回窜时，兵力分散，情绪恐慌，可选择其弱点，尾敌发起攻势。为了迷惑敌人，不宜过早地暴露企图，也不在一个方向连续作战，而是在各个不同方向以此起彼伏的方法实施战斗①〔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依据上述原则，罗荣桓在一九四四年指挥山东部队发动了一连串的战役攻势。这些战役攻势事实上成为山东实行大反攻之前的局部反攻，是大反攻的前奏。

　　一九四四年的春季攻势在滨海军区揭开序幕。一月二十一日，在日（照）莒（县）公路上的重镇石沟崖，歼灭了汉奸朱信斋部。接着，鲁南、胶东、渤海三个军区的部队先后袭占和逼撤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并歼灭了日伪军一部。

　　春季攻势的重点是鲁中军区的第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

　　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以前虽然两次被打击，但仍有万余人的兵力。吴部盘踞的地区，北靠淄（川）博（山），西通泰（安）莱（芜），连接着胶济、津浦两条铁路，包围着泰山区，威胁着沂蒙区。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争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罗荣桓决定发动这次讨吴战役。他曾多次召集山东军区的领导人，反复研究了敌情。

　　一九四四年一月间，罗荣桓派参谋处长李作鹏专程去鲁中，同鲁中军区的领导人一起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临行前罗荣桓反复交代说：

　　“请告诉王建安、罗舜初同志：一、根据当前形势，这次我们可以组织比过去规模稍大的攻势作战，除鲁中的部队外，我们准备调滨海军区的第六团配合他们作战。二、这次攻势主要打吴化文部，其它日伪军的据点，暂时不要理它，以达到孤立吴部的目的。三、要争取以比较小的代价，去换取更大的胜利，因而一定要很好侦察，充分准备，严密组织。”

　　鲁中军区领导人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决定投入六个团，加上滨海军区的第六团和各县的地方武装与民兵，组织多路梯队发动攻势，进行第三次讨吴战役。

　　三月二十五日，正值日军调防，伪军整编，敌伪部署较为混乱的有利时机，开始发动战役。

　　吴部遭严重打击，于二十八日将其第六、第七两军残部集中于以鲁村、悦庄两点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为挽救吴部，日军除每日派遣飞机轮番助战外，以其第五十四旅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各一个大队，于三月二十九日分别从莱芜、临朐来援。

　　山东军区获悉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吴部集中鲁村、悦庄，死守待援，因此在运动中歼敌已无机会，强攻恐难奏效，应迅速结束战役，并防敌人向我出击报复。”鲁中军区接到指示后，除留一部与敌周旋外，主力当即转移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在这一期间，罗荣桓的病情仍不见好转。由于根据地连X　光机都没有，不仅无法治疗，连正确诊断都做不出，罗生特建议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后发报请示中央，中央复电同意。不久，毛泽东又颇为罗荣桓的安全担心。二月八日，他来电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①然而〔《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二七页〕，当山东分局收到这电报时，罗荣桓已经出发了。二月二十七日，他辗转到达新四军三师驻地后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他腹部有伤痕，去上海治疗确实冒险。于是，决定不去上海，立即返回山东。四月初，他一回来就又投入了讨吴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指挥。

　　这时，日军东西两面共二千三百余人的增援部队会合于悦庄，掩护吴部重新布防。八路军不断以小部队向敌弱点进攻，进退迅速，使日军捉摸不定。来援之日军终因未发现八路军主力所在，于四月八日逐渐回撤。

　　罗荣桓当即抓住日军回防，吴部调整防务，部署尚未就绪这一良机，命令鲁中部队迅速发起讨吴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四月十五日，鲁中主力围攻驻悦庄附近之吴部第四十九师一部，全歼吴部一个团零四个连，并以政治攻势招降了吴部独立第四旅六百余人（后又逃散），迫使吴化文不得不亲率四个团由其总部所在地莱芜境内的郑家王庄东援。八路军乘其后方空虚之际，于四月十八日夜间集中兵力奔袭郑家王庄。一九日夜，歼吴之总部大部，打乱了吴部的后方。二十日，吴化文被迫率其增援部队及第四十九师残部撤至鲁村一带，悦庄地区为八路军控制，整个战役即告结束。此役，共毙伤敌一千三百余人，俘伪少将以下军官三百二十三人、士兵四千八百余人，连击溃在内共歼灭吴部有生力量七千余人，占吴部原有兵力六十％以上，攻克重要据点四十处，重要山寨二十处，解放村镇千余，人口三十多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