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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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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军区在春季攻势中主要的进攻目标是赵保原。赵部原是山东国民党部队，此时打着国民党和伪军两种旗号，已成为与敌共存的兼桃部队。赵保原所辖兵力达一。八万人，长期盘据在莱阳东南以万第为核心的五龙河和大小沽河一带。其部队与莱阳、即墨及许多日伪据点交错配置，互为依托。赵保原不但派有代表驻在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还设办事处于青岛、莱阳，经常以壮丁、牲畜、废钢铁、粮食等献媚于敌，对占领区人民横征暴敛，肆意屠杀，无所不为。广大群众对其投降叛国、残害人民的罪行恨之入骨。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扶植，赵部已成为山东全区最大的一支伪军。
早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罗荣桓曾给胶东军区发电，明确指示他们应考虑胶东地区的前途，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把赵保原消灭掉。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二月十一日，胶东军区集中五个团和五个营的主力部队附一个炮兵营，在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终于捣毁赵保原的老巢万第，歼敌九千余人，消灭了他的基本力量。赵率残部南窜，投靠即墨之敌。这样，不仅胶东各分区扩大了联系，形成了大片根据地，而且在对日伪反攻作战时，解除了八路军的后顾之忧。
在此期间，滨海军区在粉碎敌人二千人的“扫荡”后，于二月二十一日，以一部攻克海头、小辛庄等九个据点，逼近陇海路和连云港。
经过春季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山东日军制定的一九四五年一、二、三月份的“重点主义军事清剿计划”，扩大了山东解放区，为以后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第十六章 “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减租减息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制订了一系列切合各根据地情况的政策，当时简称“十大政策”。①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八日〔十大政策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参看《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八九七页〕，毛泽东就执行十大政策有关情况的十个问题电询各战略区负责人。八月十二日，罗荣桓和黎玉致电毛泽东作出答复（以下简称《答复》）。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对山东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罗荣桓、黎玉在《答复》中用很大篇幅讲了减租减息。这是因为减租减息是当时农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在一九四二年刘少奇到山东以前，山东抗日民主政府虽然也颁布过有关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当时二八％的村政权还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另有四七％的政权成分不纯。因而明减暗不减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地区出现了侵蚀群众胜利成果和地主反攻倒算的现象。山东分局的《四年工作总结》对此已经作了检讨。
罗荣桓和分工抓这项工作的黎玉，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减租减息运动进展缓慢而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干部对减租减息还存在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因而领导不力。
山东封建地主的势力很大，农村中约有八十％的农户租种地主土地。在莒南县大店，占总户数七％的地主占有六十％的土地。山东农村的封建剥削和超经济的封建压迫十分严重。那些恶霸、“山大王”掠夺农民欠下了累累血债，其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可是有的干部却不经调查研究，就宣称山东农村土地分散，租佃关系不多；有的干部也承认双减是解放农民的需要，可又怕超越了统一战线的范围，甚至认为政府去搞双减就会妨碍“三三制”的贯彻；有的干部看到地主收入减少了，就有些缩手缩脚；还有的干部存有“恩赐观点”，认为只要由政府贴张布告，就可实现双减，而不懂得只有启发群众自身的阶级觉悟，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放自己。
为了澄清模糊认识，推动双减工作的开展，罗荣桓在群众工作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一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二要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当群众还没有觉悟时，要对他们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群众工作干部联系农民生产劳动的实际，给他们算“地瓜帐”，即种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地瓜，农民花了多少工本，应得多少收入，给地主剥削去了多少，等等。当农民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干部便因势利导，成立和整顿农民救国会，挑选出一些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对其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用说理和控诉的方式，揭露其罪恶。
《答复》中说：“……一些恶霸是典型封建主，过去仗势欺人……群众恨入骨髓，在减租减息中不斗倒他们，群众是不敢起来的。往往一斗争，群众是三千五千的来（参加）说理。十个月来，在滨海区打击了不少，群众说：这才翻身了，晴天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分局和滨海区党委直接领导下，莒南县的大店村召开了有本地和莒南县四乡及外县代表三四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斗争了恶霸地主庄景楼（外号“庄阎王”），控诉他残酷压迫农民，逼死人命的罪行。庄景楼的鹰飞到贫苦农民魏老头家抓鸡，被魏老头打死，庄阎王不仅将魏老头毒打一顿，还要魏老头给鹰出殡。魏老头无可奈何，卖了地，给鹰买了棺材，披麻戴孝，把鹰埋在自己的院子里，还竖了碑。魏老头的母亲被活活气死。封建地主残酷欺压农民的凶恶面目，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怒。数千名农民一齐涌向魏老头家，铲平了鹰坟，砸碎了鹰碑。这就是当时山东人民家喻户晓的“平鹰坟”的故事。这类血泪事实，在山东各根据地发现多起，文艺工作者把它们编写成小说、戏剧、诗歌、曲艺、连环画等，广为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双减运动。
在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中，罗荣桓指示，也要防止“左”的偏向，要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顽固地主和开明地主、收租地主和经营地主、地主和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区别开来，还要教育说服农民按规定交租交息，以推动各阶级共同抗日。
在运动中，罗荣桓还及时指出，要把减租减息同改造村政权结合起来。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同封建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摧毁封建统治，彻底改造村政权，才能使减租减息工作顺利进行。
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支持减租减息斗争。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进行该地村史、阶级关系、工作现状的调查，协助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进行工作，要“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户做一户”。
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山东根据地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四年全区召开了约一。九万次斗争大会，斗争了顽固抗拒减租、有民愤的恶霸地主约一。三万人，追回了地主非法掠夺农民的大批粮食、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现款，共值三亿元（北海币）①〔北海币，是北海银行发行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
以上。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村庄，占山东解放区内2。34万个村庄的六十三％，组织起来的群众达四百余万人。
双减以后，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齐鲁大地涌现出参军、参战的热潮。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以往有些农民参军都希望参加不离本乡本土的地方部队，现在则指名要求参加打硬仗最多的老六团（六八六团）。广大群众支前的热情空前高涨，主力、地方部队和民兵都欣欣向荣，群众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
罗荣桓认为，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这一工作搞好了，军民关系、群众工作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答复》中写道：“需要中央进一步号召全党（实行）群众路线，才能使战后优势获得雄厚基础。”
《答复》又一次提到了“战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心”首先是农民之心。实行减租减息，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这就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因而也就有了粮食，有了有利的战场，有了充足的兵源。有了兵源，再以精兵简政保留的骨干作酵母，便会很快建立起有组织的大军。有了这支大军作雄厚基础，就能保证在战后取得优势。
－－－－－军事工作
在《答复》中，罗荣桓、黎玉汇报了加强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的问题。《答复》说：“我们正开各军区高级军事会议，整训部队是主要的内容，已完成对连队工作与战术问题的总结，对敌顽统一作战方针的总结。还有对地方武装与精简问题的总结。”
罗荣桓所说的军事会议，六月十五日在日照南部的碑廓村召开。会议是采取边介绍经验、边研究、边总结、边贯彻执行的方式进行的。首先由各军区的干部介绍了军事工作的经验，然后由大家讨论、提出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罗荣桓对部队整训、连队建设、地方武装建设、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工作、学校工作以及干部工作等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由于内容丰富，这一总结长达三万余字，它是惯于说短话、写短文的罗荣桓生平所写的最长的文稿。
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罗荣桓提出了普遍整训部队，准备将部队发展一百一十二倍的任务。罗荣桓强调，训练部队必须各级指挥员亲自动手，不能把训练部队的责任推在副职、参谋或教员身上。这是因为指挥员在作战实践中都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不将其贯彻到训练部队的实施中去，那就把流血得来的代价白费了，这是对战争不负责任的态度。
罗荣桓认为，由于红军干部都经过国内战争，对中央苏区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带有正规性的作战有一些经验，但有些人不熟悉敌后分散性游击战，因此，必须注意敌后抗战同国内战争的区别。他认为敌后抗战的特点是，环境情况复杂，作战对象强大，对敌对顽形成三角斗争，在地形上北方也不同于南方的山地。他说：“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跳不出狭隘经验的圈套，不去批判地接受过去的经验，发扬优良的方面和克服弱点的方面，就会增加我们的困难，造成战争的损失。”
关于敌后抗战的军事指挥，罗荣桓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一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他认为，一九四一年后，敌人实行“治安强化”，我们进入了极端的分散游击战的环境，运动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一九四三年后，虽然敌人仍是强大的，但用围困打援设伏的办法，求得在运动战中歼灭少数敌人的机会有所增加，而这种运动战，仍要发挥分散游击战的特长，是一种游击运动战。在进攻围寨碉堡时，要多采用偷、骗、混等奇袭战术，要把游击战同政治攻势相结合，争取敌人内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打击敌人。
二是集中和分散的关系。他认为分散游击战虽然是分散性扩大，但分散中有集中，集中中有分散，而分散游击战仍是以战略部署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集中为最高的原则。要防止只强调一面，从而导致分散抓不拢，集中摆不开，削弱或失掉了自主机动性的结果。
三是积极自主的进攻问题。他说：在分散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只有积极自主的进攻，才能同优势敌人坚持持久战，才能集小胜为大胜，从而改变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为此，必须改变一成不变的战斗方式，打破敌我边沿的界线，要极力隐蔽自己，麻痹、松懈敌人，又要适时地集中自己的力量，尽量包围、孤立、打击和歼灭敌人，要摆脱自己之不自主，争取自己之自主，束缚敌人之自主，使之成为不自主。我之攻击必须集中于其弱点。要速打速决，又要速分速散。进攻时，要打得突然，退却时，要退得冷静；时而张扬旗鼓，时而收敛锋芒。总之要使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规律，搞不准我们的行动，迟钝敌人的感觉，打乱敌人的指挥，找出敌人的空隙，造成有利于我军的战斗机会。
罗荣桓认为，各级指挥员只有知己知彼，有勇有智，才会获得灵活机动的自主与进攻。不能畏敌如虎，不敢去摸它，也不能只凭一冲，勇而无谋。在同敌人斗智时，必须摸准敌人的规律，使敌人受制于我；并以我之不规律对抗敌人，使我不受制于敌。我们指挥员的智慧，还不只限于充分发挥我之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不利于我之条件变成有利于我之条件，使我之劣势转化为优势，这样才能有战斗的自主与进攻。同时，还要启发基层干部与战士的智慧，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与创造性，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贯彻战斗的自主与进攻的最坚强力量。
罗荣桓对于指挥艺术中的冒险问题发表了精辟见解。他说，军事上的冒险是要有的，只要不是冒险主义。否则就不可能有勇敢，也就不可能有自主的进攻。因为对敌情的了解，不可能完全搞得一点都没有差错，而敌人究竟是不受我们指挥的。故我们的进攻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冒险性。这种冒险性与不调查了解情况，又不细致地分析敌情，不讲指挥艺术，不讲战术，轻敌自满的冒险主义和逞个人英雄的一冲主义是根本不同的。罗荣桓要求每个指挥员都应当有沉着果敢的战斗作风，智勇双全的指挥艺术，还要有努力学习的精神，胜利不骄傲，失败不灰心。他认为这是每个指挥员必须具备的品质。
罗荣桓强调，军队的基础在连队。他说：“我们的连队是战斗的基本单位，又是训练部队的基本单位，是培养提拔干部之源泉。”他还认为，由于分散游击战，我们的连队不仅要与民兵、游击小组配合作战，还要带领游击区、敌占区群众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因而担负了十分繁重的任务。
他指出，有些单位连队工作基础还不巩固。主要表现在管理方法不当，官兵关系不好，某些部队逃亡相当严重，干部不会搞训练，缺少提高部队军事技术的办法等等，其原因主要是营团级以上各级指挥机关对连队指导和帮助不够。他说：“主要干部要亲自下到连队中去。这在我军历史上有过很好的风气，一些高级干部都以到连队了解工作情况、学习具体经验为最愉快的事情。”他要求各级机关对连队的指导要做到“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搞好射击、投弹、刺杀和爆破等技术训练，发扬三大民主，改善连队生活。他说：“加强连队工作应当作为整训部队的中心环节。要使其不成为流产的口号，而得到真正实现，就必须从上而下的重视、深入，由小到大的解决问题，把指导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干部和战士结合起来。”
在总结报告中，罗荣桓还提出：“统一主力、地方武装、民兵之使用，互相辅助发展，强大我们的势力，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
罗荣桓指出：主力部队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分散坚持地方，扩大游击区和开辟新区，但要准备进一步机动和集中整训，还要不断充实编制数额。补充主力部队的来源是民兵，因此，主力部队应重视和帮助民兵，巩固同当地民兵的联系。
地方武装必须有独立坚持地方的能力，边沿区是他们的基地，敌占区是他们扩张的方向。必须整理区中队，克服某些区中队存在的严重流寇思想和脱离群众的现象。
地方武装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抓紧提高自己和扩大自己，整训可利用战斗空隙轮番交替进行。扩大兵力，要随着解放区的扩大，经济条件的好转，按照人口比例有计划的进行。其基本要求是，到一九四五年，每个县大队要扩大到四百人，每个区中队要扩大到六十人（当时共有十三个县、六百八十五个区），每个军分区基干武装平均五千人左右，山东全区的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的总人数约占抗日区人口的一％。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山东地方武装很快得到了发展与加强，县区武装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已由一九四三年的四万人发展至近八万人，做到了兵员满额，武器也有了增加。一九四四年秋季军分区一级的机构已基本健全，加强了对地方武装和民兵工作的领导。
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并结合广大民兵，积极向敌人开展了分散性群众性地方性的游击战争和广泛的政治攻势，担负了分散坚持边沿区斗争的任务，使主力部队能更好地集中起来进行机动作战。地方武装的发展和壮大，也为将来大反攻时成立新的兵团打下了基础。
－－－－－－－－经济工作
在《答复》中，罗荣桓、黎玉报告了山东的经济工作。
一九四三年，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分局和省的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在罗荣桓等领导下，山东八路军很快掀起了一个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收藏的生产热潮，一片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良田。但是，许多地方又出现了军民争荒地的矛盾。山东军区机关驻地出现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赞同。他与后勤部长吕麟等有关领导人研究后，派人到海边去调查，寻找适宜晒盐而群众还无力经营的海滩。然后成立生产指挥部，制订规划，按照机关、部队分配任务，划分地段。当时正值早春，天气很冷，海风又大，大家冒着寒风，光着脚泡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在赣榆县海边柘汪一带开出了大片盐田。罗荣桓经常去看望大家，有时还抱病参加一些轻微劳动。有一次，指战员们正在挑土，罗荣桓看到大家劳动时的欢快劲，心里很高兴，就脱了鞋，挽起裤腿，拿起铁锹跳到水里，一面和大家说笑，一面不停地往筐里铲土。管理员石理成看见后，急忙过来劝止说：“罗政委，你身体不好，别干了。”
同志们也都说：“是啊，罗政委，你能来看看大家就行了。”
罗荣桓笑呵呵地对大家说：“光看不干怎么行呢？大家不是常说，要劳动创造世界吗？”
大家看到罗荣桓虽然身患重病，每天尿血，却多次来看望大家，并一起劳动，还这样风趣、乐观，都非常感动。
当时，食盐专卖制度还不严格。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的市集去卖，来回一百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就可以赚三十余元。但生产股为了薄利多销，把盐价定低了，地方贸易公司到罗荣桓那里告了他们的状。罗荣桓把生产股长王以祥找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王以祥便把他们组织生产经营的情况作了汇报。原来，他们是考虑敌人随时会来“扫荡”，为了能把食盐尽快卖掉，就没有把盐统销给政府的贸易公司，而自己压价销掉了。这样一来，政府所掌握食盐的销售就受到了影响。罗荣桓听了后，当即批评了王以祥他们的错误做法，并又一次重申了军队生产要严格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应以“不与民争利”为原则，要他们或者把盐统销给政府贸易机关，或者遵照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价格销售，一定要自觉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罗荣桓看到王以祥思想还不太通，又循循善诱地说：“我们生产的果实被敌人掠夺去，当然是损失，但群众生产的果实被敌人掠夺去，不也是我们的损失吗？手背与手心还不都是我们自己身上长的肉嘛。况且，我们这支队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谋福利、求解放；如今，抗日、搞生产，还不同样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吗？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又服务于人民，怎么能够与民争利呢？部队到海边去开盐田，就正是为了不去与民争地嘛！”
最后，罗荣桓看到王以祥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便安慰他说：“认识到了，今后不再这样做就行了，但工作上不要气馁。你们前段生产成绩很大，现在机关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不由军费开支了，要我们自力更生，不搞好生产怎么行呢！”
罗荣桓指示，机关生产要开展多种经营。于是供给部确定，指派原管理科长黄明亮、生产股长王以祥及管理员石理成三人，具体负责抓军区机关、直属队的农副业生产。他们成立了生产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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