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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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条热闹的大街上，他们看到两旁高楼矗立，人行道上都覆有遮雨的廊檐，来往行人如织。在商店的橱窗里、电线杆和支撑廊檐的水泥柱上，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打倒孙传芳！”“工农兵联合起来！”“维护三大政策！”有的地方还搭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松枝牌楼。《号外》、《捷报》的叫卖声此起彼落。在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的国民革命军队伍，回广州的省港大罢工工人队伍和打着“援助北伐募捐讲演队”的横幅的学生队伍，有的正向市民演讲和募捐。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的景象，同张宗昌血腥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青岛形成鲜明的对照。

　　罗荣桓和张沈川兴冲冲地走进书店，买了不少宣传国民革命、介绍苏联的书籍和研究中国农民运动及土地问题的报刊、小册子，从书店出来，罗荣桓双手捧着一大摞书，高兴地连声对张沈川说：“好啊！这下可好了！”在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两只眸子闪动着兴奋喜悦的光芒。

　　一回到旅馆，罗荣桓顾不上复习功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买来的书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罗荣桓跑了多少地方，又试验过多少办法啊！到了广州，他终于找到了！他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威力。他兴奋地对张沈川说：“现在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他和张沈川相约，要勇敢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荣桓在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认识到北伐需要大量青年从军，他虽然因为自己是近视眼，不宜投考黄埔，却多次写信给他弟弟罗湘和“土梦学友联合会”的同学们，招呼他们到广州来，投考黄埔军校，报效革命。

　　罗荣桓报考中山大学，因为第二外国语……德语……不及格，未被录取。张沈川考上了中山大学文科。罗荣桓仍然留在广州，一面等罗湘来，一面多看点革命书籍，思考一些问题。他常到中山大学去。当时，张沈川与许多共产党员关系密切，罗荣桓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对革命形势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十月份，罗湘和十几位同学从湖南来到广州，罗荣桓帮他们办理了进黄埔军校的报名、考试手续。当罗湘即将入学的时候，罗荣桓鉴于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日趋尖锐，再三嘱咐罗湘，在参加政治运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

　　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不久，十一月间，罗荣桓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发展，全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农民协会已普及到全县大部分地区。罗荣桓感到世道确实不同了，昔日的泥脚巴子已经挺起了胸膛，扬眉吐气；而那些绅士们却象经霜的秋叶，蔫蔫地低下了脑壳。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连抱一抱刚刚满月的女儿都没有空。他走东家、访西家，上屋里进、下屋里出，跑遍了南湾周围大大小小的屋场。他没有大学生的架子，总是笑眯眯地认真听取乡亲们的意见，帮他们拿主意。他还受农友的委托，到县城找到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汇报了南湾的情况，受领了指示。

　　不久，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在南湾罗氏定德公祠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

　　接着，农会又委托罗荣桓发动和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开展了为支援北伐进行募捐、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脚、剪发等活动。有一次，土豪劣绅罗凤梧唆使打手打死向他募捐的一名儿童团员，罗荣桓领导群众对他进行了坚决斗争，打开了罗凤梧的谷仓和钱柜，将罗凤梧的谷子和钱，一部分作为被打死的儿童团员的抚恤金，一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

　　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各地纷纷开展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农民运动达到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通过处理被害儿童团员的事件，南湾地区的群众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农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进一步巩固。同衡山县其他地区一样，在南湾也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局面。

　　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在“五卅”运动中，他经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的风雨，如今的农民运动又将他推到了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潮流里。这两次革命运动的洗礼，使他在风雨中成长起来，为他日后作为一个革命家提供了初步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经验。

　　四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彭明晶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不禁使罗荣桓怦然心动，这时，他与父兄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罗国理知道罗凤梧等人的势力依然存在，罗荣桓今天把他们得罪了，将来他们定会报复，家庭还有可能因受他连累而再吃官司。他常常骂儿子忤逆不孝，急于把他赶走，罗荣桓在这个家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而他此时对上大学的夙愿也未能完全忘怀。于是，四月十四日他动身去武汉。

　　这时，蒋介石发动“四十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肖罗仙等的监视之中。为避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临行前，他回到屋里看看已经熟睡的刚刚半岁的小女儿，俯下身去亲了一亲，然后告别了家人，就上路了。

　　他和老肖顺着崎岖的小路，登上了南湾西面的金觉峰。这时，明月仍然悬挂在西天。罗荣桓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巡视着哺育了他的山河大地。在东方，雷公坳的山顶仿佛已露出一抹微光。而南湾一带的屋宇、田野、林木、河流却仍然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之中。罗荣桓伫立良久，然后转过身来，匆匆地踏上征途。在金觉峰上，他投下了对家乡的最后一瞥。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罗荣桓到达武汉后，通过补考，插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十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学校师生全力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课上得很少。

　　这时，武汉从外表看革命气氛依然非常浓厚，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地区，仅限于湘、鄂、赣三省，已处于新旧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在武汉内部，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资本家采取对立态度，商品奇缺，粮食紧张，百物腾贵，人心惶惶，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汪精卫为了策划“清共”，向革命力量步步紧逼，而中共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却在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面前节节退让……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乌云翻滚，眼看着一场摧残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革命队伍中的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了革命。

　　就在这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罗荣桓却象海燕一样，展开了翅膀。到了武汉以后，他经彭明晶介绍，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武昌中大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七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赡养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为此，罗荣桓宣布解除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

　　信寄了出去，罗荣桓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他将在几天里出发，奔向新的战斗岗位。　
　

第二章　投身秋收起义　
　　　
　　　　　　　……………………………………通城暴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蒋介石、汪精卫的屠刀吓破了一些懦夫的胆。报纸每天都辟出专栏登载变节者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启事。但是，烈士们的鲜血却激起了革命者更加昂扬的斗志。他们，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彭明晶和罗荣桓就是这样一种坚定的共产党人。此时，彭明晶已被留在武汉市委从事地下工作。罗荣桓同这位同窗三年的战友分手时，依依惜别，一遍遍地互相嘱咐，互相勉励……罗荣桓怎能料到，此次分手便是永别！一九二七年秋，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武汉不幸遭敌人杀害。

　　不久，罗荣桓就上路了。由于各个车站盘查很严，他只坐了一段火车便开始步行。

　　一路上，罗荣桓的心情同半年前在家乡搞农民运动时相比，已经迥然不同了。投身于急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中的兴奋激动，此刻变成了满腔悲愤。罗荣桓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气愤，不服气。”①〔罗荣桓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好端端的革命局面不复存在了，千万革命者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

　　经过几天跋涉，七月下旬的一天，罗荣桓到达通城。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县长王武扬等向他介绍了当地的社会情况。

　　自从北伐军进入通城后，农民运动发展得迅猛异常。一九二七年五月，由于已经倒戈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的叛军残部流窜到通城，地主豪绅一度乘势向革命势力进行了反扑。但不久农民运动的形势有了好转。“七一五”汪精卫叛变以后，形势就更加恶化了。在通城县城里，县的武装掌握在代表豪绅利益的团防局长刘秀波的手里，反动势力占了上风。可在乡下大部分地区还是农会当家。原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汪玉堂是中共党员，正在乡下组织农民自卫军。王武扬要求罗荣桓以农会特派员名义在两三天内下乡，协助汪玉堂组织农民自卫军。王又将民政股长谭梓生介绍给罗荣桓，让罗随谭一道下乡。

　　在谈话中，罗荣桓了解到谭梓生原来是上海政法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克他的家乡安徽旌德后，他被任命为旌德县长。“四十二”蒋介石叛变以后，他在家乡不能存身，跑到武汉，又由湖北省党部介绍到通城工作。

　　过了一天，罗荣桓、谭梓生下乡同汪玉堂会合，开始进行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

　　这一工作同罗荣桓在家乡搞的农民运动比较起来已经深入了一大步。当前，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随时都要准备流血牺牲了。因为农民生怕已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回来进行报复，积极分子都愿意武装自卫，而夏斗寅的溃兵在通城四乡又扔下了不少枪支，武器是现成的，所以，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一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上千的农民报名参加了自卫军，枪也有了二三百支。这时，传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斗争形势更为紧张。刘秀波已在城内加强了戒备。四个城门一落日就上锁，白天只留下一个窄窄的通道供行人出入。又过了不久，上级派人来鄂南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和湖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要求各地九月十日以前开始起义，以“推翻武汉的统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建立农民协会的政权”。

　　罗荣桓和王武扬、汪玉堂等研究了如何执行省委计划的问题。大家感到，解决刘秀波的民团是一个关键。如果调农民自卫军攻城，刘秀波将城门一关，势必要强攻。但是，农军一无重武器，二缺训练，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正当他们还拿不出办法的时候，由原崇阳县民团改编而成的崇阳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受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压迫南下了。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原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他派人到通城找汪玉堂接头。汪要求叶重开立即率部隐蔽驻扎在通城县城西面的铁柱岭。汪又派人通知王武扬秘密出城，和罗荣桓、谭梓生、叶重开一道研究行动方案，决定智取通城。

　　八月二十日上午，叶重开由十几名卫兵前呼后拥，押着由一个自卫军的伙夫装扮的“犯人”，来到通城西门。这时城门已紧紧关闭。

　　叶重开下了马，大声嚷着要见刘团总。门卫见来人是个当官的，便将城门开了一道缝，把叶放了进去。叶重开递上了印有崇阳县团防局长官衔的名片，说抓住了一个通城的共产党，要亲自押交刘团总。门卫信以为真，把城门打开。叶重开带着这十几个人径直奔向县衙门，在早已隐蔽在衙门附近的通城的中共党员的配合下，活捉了刘秀波，缴了民团的枪。

　　当天下午，在通城县衙门口召开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大会由王武扬主持。他首先宣布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并向弟兄们介绍了自卫军的领导人。自卫军总指挥是王武扬，党代表是罗荣桓，参谋长是刘继宋。在会上宣布将残害农友、血债累累的刘秀波枪决，并没收他和其他几个土豪的财产，一部分分给群众，一部分充作军用。

　　会后，自卫军的干部们又研究了具体分工。队伍里缺一个管帐先生。大家感到罗荣桓是大学生，建议由他兼管财务。罗荣桓一贯不善于也不喜好理财。但是他考虑到管帐也是革命的需要，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于是，他除了作党代表外，又兼管着一只盛钱的小箱子，走到哪里就提到哪里。

　　罗荣桓身材比较高大，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还是从武汉带来的旧中山装，在队伍里特别显眼。虽然他刚来，对战士还不熟悉，但是战士们却很快就认识了他。有的称他“党代表”，有的还不懂得什么叫“党代表”，见他穿中山装，戴眼镜，又管钱，就称他“先生”。

　　农民自卫军的旗帜打出来了，但是缺乏懂得军事的干部，缺乏弹药，有些枪支是坏的，需要修理……

　　当自卫军的几位干部一起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当过营长的刘继宋提出，这些问题可以请驻扎在修水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协助解决。这个师的师长余洒度是共产党员，黄埔第二期的，是刘继宋的同学。

　　听了刘的介绍，大家知道这支部队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时，卢德铭带着队伍由武昌乘船东下，准备到南昌同叶挺、贺龙会合。在江中，通过侦察得悉张发奎已在九江布防，乃命令部队从阳新黄颡口登岸。到江西奉新后，得知叶、贺部已经南下，便西撤进山，同湖南平江工农义勇军和浏阳工农义勇军取得联系。部队开到奉新后，卢团长去武汉向中央请示，部队交给营长余洒度指挥，随后部队进驻修水，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接受江西朱培德“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番号，由余洒度任师长，平江农军负责人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设两个团，以警卫团主力和平江农军编为第一团，以浏阳农军和警卫团一部编为第三团。

　　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决定派刘继宋、罗荣桓和谭梓生三人去修水联络。于是，他们便风尘仆仆赶到修水。这时在暂编第一师师部当文书的谭政接待了他们。他问明情况后，立即向余洒度报告。余答应给他们派两名教官，拨给少量弹药，同时还告诉他们，如果敌情紧张，可以将部队开到修水来。

　　罗荣桓一行刚刚回到通城，得悉国民党的第十三军正由北面向通城进逼。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八月底，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罗荣桓、叶重开等的率领下离开通城向修水转移。

　　出发时已近白露，可南方的“秋老虎”却仍在施展着淫威。火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把山间的石头、树木、杂草都烘烤得散发着热气。队伍行进在山路上，象是钻进了一口大烤箱，人不断地出汗……罗荣桓背着包袱，提着装有二三百光洋的箱子，跟随队伍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天，他的上衣布满了斑斑汗渍。

　　傍晚，队伍来到通城最东面的村镇……麦市。战士们走得燥热难耐，刚宣布休息，还不等干部下令，大家都跑到镇南的黄龙河边喝水。水喝足了，又纷纷脱去衣服，扑通扑通跳进河里洗澡，洗完后，穿上衣服，一屁股坐在地上，一个个都不想动了。

　　罗荣桓和叶重开等看到部队已十分疲劳，便决定就地宿营。罗荣桓和一些战士住在一个祠堂里。他的头一沾箱子就睡着了。

　　拂晓，罗荣桓睡得正酣，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大家立即爬起来冲了出去。原来昨晚在北山坡上曾出现化装成放牛人的崇阳地主武装侦探，由于没有经验，谁也没有在意。当夜崇阳地主武装就勾结了国民党部队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麦市。

　　罗荣桓提着箱子和叶重开招呼战士们向东突围。天亮后，集合队伍，三停已去两停，原来收编的通城民团大部分跑散了。罗荣桓这位投笔从戎的大学生，参加暴动没有几天，在他第一次参加的战斗中便碰上敌人袭击遭受挫折，一开始未免有点发蒙，但他还是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一面跑，一面收拢队伍。他又同叶重开商量了一下，便率领着剩下的一百多人继续向修水转移。王武扬在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一九三四年病逝于安徽安庆。

　　这一天天气更热，山路也更加崎岖。罗荣桓提着沉重的箱子，一路上不断地倒手。刚走了十几里路，就热得舌敝唇焦，嗓子里象是在冒烟。刚刚打了败仗之后的这种酷暑山地行军，显得更加令人燥热难耐。然而，这比起罗荣桓日后漫长征途上的艰险来说，又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序曲罢了。

　　下午，在翻一座大山的时候，有两个农军士兵跑到罗荣桓跟前，指着他手里提的箱子说：“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一个农军士兵抢上两步，一面从罗荣桓手里夺箱子，一面说：“你先生是识文断字的，哪里提得动。还是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看这两人很面熟，知道是队伍里的弟兄，挡不住他们连说带抢，箱子便被他们拿过去了。

　　傍晚，队伍到达修水县桃树港宿营。罗荣桓去找这两个士兵，但是这两个家伙已经逃之夭夭。

　　丢了这二三百块钱，罗荣桓心情非常懊丧。他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一九三七年五月，罗荣桓对他的夫人林月琴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这是罗荣桓的自我解剖。毛泽东对这件事又有不同的评价。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林月琴，向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个很大的特点。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就讲了这件事。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对林月琴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从秋收起义到文家市集结


　　罗荣桓、叶重开等率领农军继续东行。第二天清晨，到修水，余洒度从一团抽调了四五十名老兵作骨干，将这支农军编为师部特务连。由原警卫团的排长谭希林任连长，叶重开任副连长。罗荣桓仍沿袭在农军的职务，任党代表。

　　编队以后，师部给连里补充了一些武器。因为枪支少，罗荣桓领到了一口系了红缨的大刀。当他佩上大刀时，不禁莞尔一笑。去年在上海，侯绍裘曾建议他和张沈川进黄埔军校，但是被他们婉言谢绝了。想不到过了一年，他这个戴眼镜的大学生还是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