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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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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长工愉快地受领了任务。何长工建议，将现在一时还不能回国的日本侨民中的军工人才动员出来，让他们帮助我们搞两三年，把我们的工人教会再走。对他们及其家属在生活上实行优待。罗荣桓非常赞成，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东北有工厂，有原料，就缺技术人员。有了技术人员，枪炮都可以造。不仅要动员日本技术人员教技术，还要动员他们把日本军队埋在地下的枪枝弹药都找出来，让那些东西为我所用。”
在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军队在东北搞了不少秘密军事仓库。日本战败后，他们也遗弃了不少武器装备。民主联军经过广泛的搜索和征集，把这些军事装备都起了出来。在这方面，炮兵司令朱瑞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四三年朱瑞从山东赴延安，七大之后，中央曾准备任命他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他感到自己在苏联学的是炮兵，还是扎扎实实搞本行好，便提出要从事炮兵建设。于是，中央命令他代理延安炮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由他率炮校到东北，担任民主联军第一任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他带领新建的炮兵部队和炮校学员，在靠近苏联、朝鲜边境的山沟里，收集了大量日本人遗弃的大炮和零部件，修理装配成各种型号的大炮，装备了部队。
军工部除曾同苏联方面谈判，将苏方存放在满洲里的一批日军武器接收过来外，最主要的任务则是组织自己的军工厂进行生产。
一九四八年夏季，东北解放区共有大小军事工厂五十五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六○毫米炮二千门，迫击炮弹五十万发，山炮、野炮弹二十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子弹一千七百万发，复装山炮、野炮炮弹二十五万发。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一九四八年六月另成立了军需部（由杨至诚担任部长），把一般军需品的生产与武器弹药的生产分开。军需生产方面，可日产单衣一。九万套，胶鞋、布鞋各一万双。生产的军工、军需产品除供应东北部队外，还支援了关内解放军。
部队不断扩大，装备不断改善，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工作的战略作用越来越突出了。对此，罗荣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听取杨成武副总长的汇报时曾说：“在东北作战时就有一条经验，打起仗来，一要抓指挥机关，二要抓后勤。这两个部门很重要。指挥机关组织不好，后方东西跟不上，打仗就成问题。”正由于后勤工作对战争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作用，罗荣桓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对后勤工作的领导。
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军区召开了后勤部长、卫生部长会议，总结冬季攻势作战以来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任务。罗荣桓出席了会议，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后战争规模将更大，战线将更长，使用兵力将更加高度集中。要做到既能攻坚，又能野战。根据这些特点，加强后勤工作建设，满足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粮秣和其他物资的需要，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要求加强党对后勤工作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去，保证各项政策、法令、决议、命令的执行。在后勤制度上要求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开支，反对本位主义，反对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在总结报告中，他还针对今后作战的特点，提出了后勤工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如从军工部中分出军需部，将供给与生产分开；健全二级军区的后勤组织；成立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建议在专区、县级成立有党、政、军、民参加的战勤委员会，统一战勤领导；在运输线沿途设立大、中、小型兵站，将各地区的公私车辆统一登记，组织起来，以便一声令下能够统一调动，服务于战争；在南下作战主要方向的冀察热辽地区内，增建十五至二十个野战医院，能收容二。五万至三万伤员；组织七千至八千副担架，以保证伤员的及时运送等等。
随着主力部队南移，各部队纷纷设置后方留守处。这些留守处一度存在一些混乱现象。
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总结报告中，专门讲了关于整顿各后方留守处的问题。他说：
“有纵队的师要坚决取消后方留守处。一律不许保留！各师的同志要下最大决心，立即将后方留守处交给纵队。以后再发现定要没收！纵队则应将后方集中，登记物资，清理家务，审查干部，准备将来交代。在清理后方中，要防止变相贪污与打埋伏的现象。如果政治工作不好好保证，那么统一起来的就会是些破铜烂铁，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我提议，后方的供给生产人员应该统一调剂更换，一年一换，以打破本位主义。各部队留在后方的家属，由纵队办事处好好照顾，能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的则应参加一定的劳动。”
当时，在交通要道通辽，各单位设立的留守处既多且乱。罗荣桓请东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周桓去通辽进行整顿，建立了后方的正常秩序。
比通辽更大的后方则是哈尔滨。这里机关单位多，家属和孩子也多。罗荣桓的家也住在这里。罗荣桓一家从莫斯科回国后，管理处为他找了一座同林彪的住处不相上下的又大又好的房子。罗荣桓觉得家里只有几个人，住大房子太浪费。他看到谭政一家住在一栋小楼里也是空荡荡的，就叫林月琴去和他们商量，是不是可以搬进去合住。谭政没有孩子，早就感到空得慌，立即表示同意。他爱人王长德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同林月琴在延安党校是同学，在一张大通铺上铺挨铺，关系亲如姐妹，她对林月琴举家搬来更是拍手欢迎。于是，两家人便住到一起。罗荣桓家有孩子，免不了跑跑跳跳。林月琴便提出，他们住在楼下，谭政家住楼上。
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林月琴就要求参加工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杜平找她谈话，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工作。她回家告诉了丈夫。罗荣桓对她要求工作感到高兴，但对做什么工作没有立即表态，因为他心里另有打算。几天以后，他对林月琴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组织部了，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野战军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件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问题。要当‘长’就当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
林月琴也跟许多干部一样，只看工作需要，没有什么地位高低的想法。但她对是否能做好教育工作心中无数，说：
“我没有干过这种工作呀！”
“找几个有经验的同志一块办，边干边学嘛！”罗荣桓又对如何办好子弟学校谈了一些想法。
于是，林月琴便找了吕正操的爱人刘莎、宣传部长肖向荣的爱人余慎，还有几位热心人，一块商量筹办子弟学校。找房子、请教员、买教具……一所附设幼儿园的子弟学校终于办成了。孩子们集中起来受教育，生活由老师阿姨照顾，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父母在前方的免除了后顾之忧，在后方的也减少了家务劳累，可以更好地工作。大家都称赞她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后来，这所学校随军搬到天津，南下后又迁到武汉、广州，由王长德继续担任校长。
－－－－－－加强纪律性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
为了贯彻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从二月二日到三月七日共开了三十五天。各部汇报了部队情况和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关于开展“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分）的整党整军运动的报告，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会议最后，罗荣桓作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这时冬季攻势刚结束，部队即将开始休整。
罗荣桓一上来就说：
“去年，我们的成绩很大……”
大家热烈鼓掌。
“你们先别鼓掌。”罗荣桓接着说：“我还要批评你们！”大家都怔了，静静地听罗荣桓讲下去：
“你们的会，开了一个多月。大家汇报工作尽是评功摆好，光讲成绩功劳，不讲缺点错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比方说，有些部队搞本位主义，争缴获，争俘虏，战场纪律不好；有些部队居功骄傲；有的伤员在后方医院不守纪律，打骂医护人员，不守城市秩序；有的部队缴获物资不上交，打了埋伏，缺乏全局观念。这些不好的风气，会上没有人指出，没有人批评，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作风，必须刹住。你们回去以后，为了适应战斗环境，要多到师、团、营、连去落实工作，不要光坐在纵队部开会。即便要开，也要开短会。要自上而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带头作检查，不要只摆功劳不讲缺点错误，否则会把部队的作风带坏！”
罗荣桓的“开场白”，是针对着胜利之师很容易产生的“骄气”说的。为了克服这种骄傲情绪，罗荣桓在报告中指出“五整一查”应该强调整思想，而且要着重整干部的思想，自上而下地整。
罗荣桓还具体抓了因骄傲所产生的无组织无纪律和铺张浪费等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对中央的规定，罗荣桓身体力行，坚持按照中央要求，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他还要求各纵队、各军区、各师都要坚决执行这一制度。下面送来的综合报告他每篇必看。请示报告制度执行得好的，他就表扬；不好的，就批评，决不迁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政治部把执行综合报告制度的情况通报各部队。有“欠帐”的，就叫政治部以他的名义进行督促。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在东北局召开的直属系统干部大会庆祝党的诞生日的讲话中，罗荣桓又着重阐述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他说：过去分割的环境，给各地以更多的自治权，给各单位以更多的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是有利的；今天是国家规模的环境，就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再各行其是，就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利。中央指出的下列坏现象，例如地方主义、闹独立性、分散性；狭隘经验主义，不接受新鲜事物；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假报告，只说成绩，不说缺点等等，应引起全党同志警惕和纠正。
罗荣桓对部队在几个攻势中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有些单位政策纪律观念很差，出现了许多不能容忍的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如有这样一些说法：“打下城市就得破坏它一下子，反正我们也不要它。”“抗日战争我们没有城市，不也胜利了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后就该好好整他们一下子！”“你怕我抓，我怕你抓，与其你抓，不如我抓！”在热河某地，有的部队一把火烧毁了天主教堂。此外，还发生了焚烧火车车厢，打碎灯泡，拆掉机器上的皮带钉鞋掌、作马缰，砍电线杆子当柴烧等现象。
罗荣桓认为必须对这种流寇主义作风严加整顿，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就无法完成新的作战任务。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罗荣桓向各部队发出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电报：
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从政策观点出发。过去我们养成了坏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策与军事联系不上，是政府的事，政治机关的事。当然，军事干部忙于作战，照顾这些问题有困难，但仍有责任。打下辽中、台安、辽阳、鞍山、吉林、营口、四平后，城市政策执行得很差。现在又要打长春，部队更多，如不引起重视的话，城市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弄得光光的。如果我们所收复的大城市不能恢复生产，则支持东北战争及全国战争是不可能的。十年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出反对流寇思想，就是反对这种随便没收、破坏城市政策的现象。今天，全国都已走向胜利，城市是自己的，更需要反对这些现象。
城市的破坏，首先要由军队负责，因为进入城市后，找资材、争缴获的，都是军队干的。有些单位放松了城市纪律和政策的教育，对部队管理不严，没收东西不请示、不报告，没收的器材随意破坏和变卖。有些部队在进行阶级教育中也有偏差，只提贫雇农，不顾工商业。这次应普遍进行政策纪律教育，检讨过去违反城市政策的现象。
将来攻城部队不准自己收集资材，除了战场缴获外，一切仓库均不准动，应当归公，收集起来统一分配。要严格执行奖惩制度。过去规定的许多命令执行不通，前方有些缴获连数目都不报告，使后勤部门无法统一调剂使用。今后一定要执行统一规定。
纵队之间、师之间，为争胜利品、争资材而闹不团结。有些部队打仗好些，受了表扬就横蛮骄傲，看不起人，都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凡有争执，都应当首先检讨自己。只知向对方提意见，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就无法解决问题。部队好强，有好胜心，应当用来对付敌人，而不应是对付内部的。你打得好，是因为有兄弟部队的配合，不能骄傲自满。
一周之后，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军区向所属各部队颁发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入城纪律守则》，要求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员一律遵行：
一、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
三、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物。
四、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
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
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坏赔偿。
七、服从卫戍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
八、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作宣传，实行言行一致。
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并加按语说：“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使用。”
各部队对所属人员普遍进行了八项守则的宣传教育，达到人人明白，并印成布告张贴。后来的事实证明，八项守则不仅对维护东北解放军的纪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收到了安定民心、扩大共产党和解放军影响的良好效果。
这个时候，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机动能力以及物质生活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关内部队。比如，武器装备比较精良，被装的供应标准都较高，运输工具除了骡马、大车外，还可使用汽车和火车，步兵营营部配有两匹马，营以上干部吃小灶，等等，但是有些干部还不满意，讲排场，摆阔气，不遵守供给工作的标准制度。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在军区政治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举出某些实例，与关内兄弟部队做了对比，说：新的编制取消了一些马，有些同志就不满意。华北的部队营的干部连一匹马也没有，和战士一样吃大灶，没有多少汽车，更没有火车，运输全靠马车、手推车和肩担人扛。我们应当向关内兄弟部队学习！
在报告中，罗荣桓强调了节约人力、物力，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的必要性。他说：
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已经很重了。拿北满来说，共有一千四百万人口，据政府与群众工作方面的报告，已补充前方三十万人。农业生产的人口包括老弱妇女在内只有七百五十万人，要供给北满军政脱产人员三十万人的吃饭穿衣，还要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再加上十万民夫上前方，人民的负担实在不轻。去年征收公粮已占人民总收获的五十％……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人力物力的合理使用。如果再浪费，战争就难于支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忽视这一问题，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局部困难，以为多养几匹马，多设几个后方机关不要紧，而应从长期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我们向地方党的同志讲，军队还要扩大发展，要说服农民服从战争的需要，保证战争的胜利，不能过分强调改善生活，发财致富。但对前方部队则要提出合理使用人力物力，减少浪费，这样来克服这一矛盾。在城市人民中也不能过分强调改善生活，而是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服从战争的需要，咬紧牙关，克服这个困难。东北局曾向地方的同志说“长痛不如短痛”，要他们尽一切力量支持战争，但前方部队则要作长期准备，不要浪费人力物力。在部队中应该指出：不浪费一粒粮食，不多用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匹马。浪费，就是对战争不负责，对战争犯罪！
罗荣桓要求干部带头遵守制度，不要特殊。他说：
不必要的人员要裁减节省，杂务警卫人员不要太多。有的单位，警卫人员有点类似旧军队的马弁，甚至成为私有。有人到后方来一定要带上一大群警卫员、通讯员，有的人还不遵守供给制度，而且不是战士，是干部。因此，首先是干部要遵守制度。在遵守制度上，干部和战士要一律平等，不能“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才叫民主作风。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并作出决议，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组织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罗荣桓指示各级政治机关抓紧对部队进行传达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单位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四句口号，推动百万大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以后在辽沈和平津战役的大规模作战中，罗荣桓一直都把增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作为部队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做好荣誉军人的政治思想工作
夏、秋、冬季攻势以来，仗打得越来越大，大量伤病员从前方下来，把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有些伤员居功骄傲，目无法纪，惹是生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战士”，把国民党军队的坏习气也带进革命队伍里来了。他们不服从管理，看戏看电影不买票，下馆子少给钱或不给钱，还有的打骂群众，打骂医护人员，甚至包庇地主分子，干扰土改运动。还发生过聚众闹事和企图抢劫银行的事件。处理伤员问题成为安定后方的一件大事。
罗荣桓看了一些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必须尽快解决，便亲自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政府民政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讨论中，有的认为重伤员闹不了事，闹事的大多数是轻伤员，主张突击治疗，使他们早日回前方；有的提出各医院加强警卫，多设岗哨，严禁伤病员离院上街；有的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罗荣桓仔细听完各种意见，说道：
“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
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提议，立即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小组，并确定以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为组长。
一天，会议筹备小组向罗荣桓汇报筹备情况，谈了会议的内容，准备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代表人数为五百人。
“准备叫什么代表大会呀？”罗荣桓问。
“就叫伤病员代表大会吧！”周桓答。
罗荣桓考虑一下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谈到代表的产生，罗荣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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