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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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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就找个位置坐了下来。大家只好陪他吃了一顿烤羊肉。
罗荣桓本来不大喜欢吃羊肉，嫌膻。这一顿吃过后，逢人就宣传东安市场的烤羊肉味道好。在他的提议下，借开会的机会，总部又请军以上干部都吃了一顿。
吃烤羊肉这天，从战场上刚刚下来的各路将领，战友重聚，说说笑笑，很是热闹。有人提议喝点酒助兴。罗荣桓说：
“今天可以喝一点。不过，有言在先，可不许喝醉。我还要给大家讲个故事。”于是，罗荣桓就给大家重提了李闯王进北京的故事。然后说：李自成战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毛主席最近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千万不能骄傲自满。部队很快就要南下作战，任务还很艰巨，我们每个同志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天，罗荣桓奉中央电示，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和他谈了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问题。还说准备提议由他出任公安部长。罗荣桓说自己当公安部长不合适，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当过一军团的保卫局长，长征后又当过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由他来当更合适。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把罗瑞卿从太原电召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式公布罗瑞卿为公安部长。
回来时路过石家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罗荣桓，彭真的岳母病故了。罗荣桓前去看望，由于彭真不在家，他特地向彭真的夫人张洁清表示慰问。
二、三月间，罗荣桓主持了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妥善安置和处理了傅部二十余万起义人员。
傅作义部队按照《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遵照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罗荣桓的指示开赴三河、香河、顺义、良乡、涿县、怀柔等地后，平津前线总前委即提出对傅部队改编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将傅部以师为单位分编，授予解放军独立师的番号；第二步再将这些师从师到连全部拆散，与解放军混编。军官愿回乡者准予回家，不愿回乡者则或送学校学习或分配担任副职，技术人员可直接任职。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一方案，随后，在同傅作义反复磋商后形成了一个双方都认为合理的具体的改编方案。
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前线政治部召集了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出席了会议。林彪、罗荣桓在会上讲了话。罗荣桓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改编不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政治的改编。这就是要将由蒋介石指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变为人民的军队，这就有一个根本改换立场的问题。”罗荣桓指出：“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首先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他在扼要介绍了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后指出：“解放军的政治制度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由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所以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其本质和目的是依靠和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而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制度，则是为了少数人控制军队，实际采取的则是依靠特务监视、欺骗蒙蔽等等作法。”
罗荣桓要求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在部队发扬民主，关键是要看自己有无要求进步的决心。他宣布，为了实现改编，人民解放军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受编部队，促使其进步，促使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焕然一新。
三月二日，罗荣桓主持了中共同傅作义、董其武①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当时是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中共方面代表是罗荣桓、陶铸、潘纪文，傅、董方面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三一四页〕。绥远于九月十九日和平解放。
三月下旬，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命令，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和一个特种兵司令部。
三月五日至十二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林彪赴西柏坡出席了会议，罗荣桓留在北京，主持四野全面工作。他除了主持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外，还领导了南下部队出发前的拟定计划、思想动员、物资筹备等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在平津两地招收了一万余名青年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这批学生后来许多人成为部队和党政机关的骨干。
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决定由西柏坡迁入北平。三月二十日，罗荣桓派保卫部长钱益民、参谋处副处长尹健率领汽车团去西柏坡迎接。事先，罗荣桓指示后勤部做好准备工作，选择司机，保养车辆，保证沿途不出事故。二十一日，罗荣桓、刘亚楼找来沿途第四野战军驻区里的部队首长，当面交代任务，确定由连以上干部执勤、设哨，派部队控制制高点、交叉路口，距公路三四百米设隐蔽岗哨，停止电报电话通讯等。罗荣桓说：“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二十三日，你们要把执行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由主要首长签名，派作战处长亲自送来。”
二十四日晨，二百多辆小型、中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分批从西柏坡出发，经石家庄北上，当晚宿营于第四十二军①驻地〔原第五纵队。东北野战军第一至第十二纵队分别依次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二十五日上午，车队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下榻于香山。当日下午，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阅兵，检阅第四十一军等部队。来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傅作义也应邀参加。
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领导人在香山接见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罗荣桓指示，师以上干部一律四人乘一辆小车，以免车队拉得太长。接见时毛泽东讲了话，他伸出双手说：十个指头的任务已完成五个，还有五个，也就是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接见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玉泉山宴请了四野师以上干部。
－－－－－－四野高干会议和天津之行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五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一所前清王府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由林彪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这是四野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当时，由于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军队一天天扩大，全国解放在望，加上部队进入城市后面临新的环境，一些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不断发生，有的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曾经指示东北野战军注意纠正滋长起来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并要作出一个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决定。罗荣桓在入关前的政工会上也向部队打了招呼。当时，由于忙于入关，没有时间多讲，而北平解放后，这一问题如再不彻底解决，将会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障碍。现在，有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作为思想武器，正好按中央的精神，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他作了充分准备以后，于三月二九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问题》的报告。与会的师以上干部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
罗荣桓指出：“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更为迫切需要。”他指出，在短短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应当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中央所指出的五种恶劣作风，即：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将自己领导的区域、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的危险现象。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允许的。”接着，罗荣桓就违反集中统一、无政府无纪律这个问题，回顾了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在进军东北之初，干部来自各方，因领导思想不统一而形成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形成“七七决议”之后，领导思想统一了，但是“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在军事指挥、对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等方面，各自为政现象很多。各军区、各纵、各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们江，西北到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还各有搞生产的一套，各自生财有道。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行不通，特别是调马匹、武器行不通，如一九四七年缴获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三千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要不出来，他们自己却可私相授受……经过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了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某些克服，但还很不彻底。”以至到辽沈战役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事前不请示的，如打沈阳处理敌军五十三师‘起义’的问题，有的领导同志不经请示就自行允诺。辽西战场上有的单位擅自决定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锦州外围的紫荆山，打下来又丢掉了，这个单位爱面子，隐瞒起来，要到再次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决定撤销某些指挥机构的命令，拖延不执行；有的为避免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还有延迟了对锦州飞机场的控制等。这次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但还有个别同志没有作自我检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很好地做一番自我批评。”
在报告中，罗荣桓着重强调：为了执行南下作战的任务，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继续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在南下的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更容易发生，比如在新区，供应问题会遇到困难，这就要防止乱抓乱要。在打了胜仗之后，轻敌思想也是要严重注意的。他说：我们许多同志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但不要自负。毛主席多次讲：要告诉同志们，不要把过去的功绩看得太过分，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革命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全国胜利只打下了个基础。将来进了洋房了，没有文化的还要学文化。把过去的功劳看得了不起，就是故步自封。昨天，一个同志写来一封信，他算了一大堆帐，讲了他的历史功绩，结论是上级为什么对他“不信任”，说今天是他应该坐第几把交椅的问题。毛主席讲：胜利后有没有问题？有的。有人过分强调过去的功绩，了不起，争功劳，一定要一个好位子，没有表扬就不满意，这种情绪就是胜利后的大问题，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还不如戈尔洛夫①戈尔洛夫有党性〔戈尔洛夫是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高傲自大、故步自封的前线总指挥〕，有组织性纪律性，相信党，服从党的调动。说这些同志是戈尔洛夫是表扬他，不是降低了他。我们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包袱，就是“功臣自满”。这个包袱是完全可以卸下来的。革命道路还长得很。孙中山还革命了四十年，我们最多也只二十多年。功臣自满的包袱太重，就走不动，过长江就会过不去，或者掉下水去，是很危险的，所以防止自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罗荣桓的报告使与会干部受到很大教育。这次会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起了重大作用，为大军南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高干会议结束后不久，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野战军从四月十一日起，由平津地区分别出发南下。
然而，罗荣桓到天津视察时却病倒了。他只有一个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一次在同人谈话时，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罗荣桓的病情，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他治疗。黄是抗战前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参加八路军，长期在延安为中央领导人看病。黄临行前，毛泽东给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托黄带交。在信中，毛泽东要罗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安慰他。
黄见到罗荣桓，便将信递过去。罗荣桓一见是毛主席的信，立即拆阅。看完信后，他便习惯性地向黄问长问短。他听到黄的口音，问道：“你是平津一带的人吧？”
黄答：“我就是天津人。”
“哦，天津老家还有人吗？”
“还有老母亲在。”
“那你今天就回去看看，明天再来。我这里没有什么事。”
黄摇摇头，随即打开随身带来的药箱，取出听诊器和血压表，给罗荣桓作检查。检查完，罗荣桓又催黄走，经再三催促，到晚间，黄看看没有什么事了，又嘱咐了护士几句，才回去。
过了一天，黄树则将天津著名的内科教授朱宪彝老先生请来为罗荣桓看病。朱为罗作了检查后，向黄树则和罗荣桓身边的工作人员发出了“预后不良”的警报。朱关照大家，一定要让罗静心养病，不能够再劳神了。
然而，罗荣桓身在养病，心却牵挂着部队工作。
有一次，朱德到了天津，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陪着他到各处参观。罗荣桓知道了，心里很不安，连忙把许建国找来，对他说：“你这个局长！朱老总哪个不认得？天津的情况那样复杂，你带他到处跑，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
天津街上，有很多留守单位的骡马大车，是供给部、卫生部和其他部队从东北带来的。牲口满街拉粪，市民很有意见。罗荣桓了解到这一情况，找有关负责人说：“大车为什么要进城？搞得满街是粪！不要说老百姓嫌脏，这也显得我们解放军不文明嘛！”他要求把各单位的大车骡马，一律放到城外去。
随军南下的东北骡马大车十几万辆，好多牲口到南方后，拉稀的拉稀，死亡的死亡，罗荣桓吩咐发电报给四野后勤部长周纯全进行调查，原来是因为吃谷草的东北牲口，到了南方吃不惯稻草；牲口在外露宿，风吹雨淋，水土不服。罗荣桓让在天津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发电报给林彪，建议将十几万辆大车全部送回东北。他对陈沂说：
“十几万辆大车就有几十万匹牲口，这些牲口回东北，对东北的农业生产有很大帮助。东北人民支援战争贡献很大，历史上要大书特书。牲口到南方不适应，应该全部回去。”
一次，何长工去看罗荣桓，罗荣桓说：“部队南下，仗还是有得打的。要警惕那个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蛮顽强，又善于爬山。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就要同这些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思想准备，尤其是指挥员，更要心中有底，要准备付出一定伤亡的代价。”
这个时候，四野许多部队的留守处驻在天津。留守人员中，大部分是团以上干部的家属，因为孩子拖累，无法随军南下。照顾好这些干部家属，就可以减少在前方打仗的干部的牵挂。素来以关心爱护干部著称的罗荣桓，从来都是把这类干部生活问题放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加以考虑的。他把后勤部第二部长李聚奎找来，说：“大部队已经南下了，后方这一摊子交给你，担子是不轻的。有的人把管理家属小孩看成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非常错误的，这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把它做好。那些女同志和娃娃们，连着前方干部的心，如果出了岔子就没法向前方交代。干部在前方打仗，他们的老婆孩子留在后方，就靠组织照顾了。你要向各留守处的领导讲，必须把她们照管好，吃饭、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要一件件落实。这是义不容辞的，也是对战斗胜利的一份贡献嘛！”他不仅这样要求部队，而且对一些干部的家庭生活问题，亲自去处理。当二月间罗荣桓还在北平的时候，一次，他在北京饭店遇到来开会的第四十军十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得知他的妻子在北京就要临产，便立刻派罗生特大夫为她作检查，关照赶快送她进医院，又安慰刘振华和他的妻子，叫他们不必紧张。他说：“不要怕，孩子总归要生下来的，又增加了革命后代，是值得庆贺的事嘛！”后来果然母子平安，夫妻二人非常感谢罗政委的亲切关怀。
第二十四章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
－－－－－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组建总干部部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因病未随军南下，回到北京继续休养，住在颐和园中的清华轩。八月间，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将由他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向中央反映，自己身体不好，恐不能胜任。但他推辞不得，便决定留在北京。随后他举家从颐和园迁至南池子一八号。这个院子虽然东面临街，但当时汽车很少，环境还算安静。罗荣桓全家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五四年秋天。
九月二十日，罗荣桓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接着，他在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便忙于抓检察署的机构建设，从部队调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全国和各省市的检察机关。
由于罗荣桓从红军建军起，便从事政治工作，亲自参加了创建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党内和军内有崇高的威望，一九五○年四月，中央又决定由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并指定他负责着手筹建总干部管理部，由他兼任部长。于是，他便请李六如、蓝公武副检察长多管一些检察署的工作，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组建总政和总干方面。
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早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即已建立，当时叫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一九三三年六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罗荣桓曾任总政动员部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总政就是八路军政治部，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与部队分散在各解放区的情况相适应，总政的机构很小，直到进入北平，仍是这样。当罗荣桓接任主任时，机关只有十二十个人。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军队从干部配备、组织编制、各项制度、武器装备、工作计划都开始走向统一，需要加强集中领导，建立健全的领导机构。
罗荣桓一上任首先抓的就是配备领导干部。为了使领导机关能够迅速熟悉和掌握在不同地区作战的各部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交流各部队的经验，在配备干部时，罗荣桓在坚持“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时，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则。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军委任命傅钟（原在红四方面军、延安总部）和肖华（原在红一方面军、第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任副主任。后来，又调甘泗淇（原在红二方面军、第十二○师、第一野战军）任副主任。
接着就是研究和确定总政和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罗荣桓、傅钟、肖华等认为，政治机关除需保留并加强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以外，应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具体需要，增设新的部门。
随着总干部管理部的建立，组织部门已将干部工作划分出去。为了管理好政治工作干部，在总政设立了政治干部管理部（简称干部部）。
解放军的成员绝大部分是青年，青年工作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在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时，部队便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以后又设立了青年部，但抗战后一度取消。在罗荣桓倡议下，政治部将青年工作从组织部门划分出来，恢复了青年部门。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需要及文体活动设施的增加，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电影放映的经常化，文艺出版、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专管文化工作的部门。在罗荣桓倡议下，将文化工作从宣传部划分出来，成立了文化部，提出了“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接着又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曲家、画家、导演、演员、运动员，陆续建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包括歌舞、话剧、歌剧、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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