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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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还提出了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问题。

　　罗荣桓接手民兵工作，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这时，民兵工作同其他领域的工作一样，也已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提出，民兵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实现全民皆兵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九月间，毛泽东又提出要“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这两个口号虽然起到了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忱和推动民兵建设的作用，但是它已被纳入大跃进这个大框框内，同当时提出的钢铁、交通、文教、邮电、卫生等一系列“大办”一样，浮夸色彩甚浓。庐山会议之后，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浮夸、说假话等不良倾向依旧盛行。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对此更是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影响到民兵工作。罗荣桓一出任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便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排除“左”的干扰，尽量减少其对民兵工作的破坏作用。

　　一九六○年一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林彪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要建立六百个基干民兵师的任务。

　　组织基干民兵，罗荣桓是赞成的，一九六○年二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民兵座谈会上，罗荣桓提出了把兵役制作为基干民兵升级受训的制度。他说：“基干民兵升级到部队，受训三年，退伍回到民兵中去。这两个制度结合为一体是好的。”罗荣桓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使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动员工作，虽然具体作法同罗荣桓说的不完全相同，但仍然是按罗荣桓提出的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思路做的①〔参看《当代中国民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十五页〕。

　　但是，他不赞成马上就组建六百个基干民兵师。在上述座谈会上他坦率地说：“现在要搞六百个师，今年要编当然也可以编起来，也可能会象邓克明同志②讲的〔当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流于形式。”

　　二十六年前，罗荣桓在中央根据地任总政动员部长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就提出过“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不切实际口号。为了完成指标，许多地方或者以填花名册的办法来搪塞，或者强迫命令。结果编是编了不少部队，但水分甚多，流于形式。现在要搞六百个师不也同样如此吗？罗荣桓接着说：

　　“究竟怎样搞法，怎么分布，都要作很好的研究。首先要服从生产，搞不好，就会象彭德怀所说的，会增加农村‘五多’③〔似指表报多、文件多、会议多、蹲在机关多、一般号召多〕，所以大家要仔细地考虑一下。”

　　最后，罗荣桓说：“现在民兵已提到战略地位。林总在上海会议上讲了三四个钟点，你们回去又给省委一讲，这就更紧张起来了。因此，大家要注意工作方法。”“现在，要求我们的是脚踏实地的做工作，确确实实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不是要求我们广泛进行宣传。这种哑巴工作是完全符合客观形势的。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问题。”

　　为了总结交流经验，推动民兵建设，在罗荣桓的主持下，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于一九六○年四月十八日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的在保卫海防、边防、保卫生产、维护治安的斗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民兵代表，以及过去战争年代功勋卓著的老民兵、老赤卫队员共六一六一人出席了大会。罗荣桓在开幕词中指出，大会的任务就是为了要进一步调动全国千百万民兵的革命积极性，发扬民兵的光荣传统，发挥民兵组织的作用，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建设。他号召各地民兵要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生产知识、科学知识、军事知识，开展体育活动。要求人民解放军应该更加关心民兵的建设，更积极地把自己的军事本领和优良作风传授给民兵。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推动民兵建设，然而，由于当时整个形势是仍然在“反右倾”的错误轨道上滑行，民兵工作中的浮夸风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后不久，总参动员部汇总全国民兵的数字是二。四亿，其中基干民兵有○。九亿。对这两个惊人数字，罗荣桓持怀疑态度。一九六○年十月，他对傅秋涛明确说：这两个数字“不能完全相信，我看要打六折，里面一定有浮夸”。

　　一九六○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又开始恢复。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一九六一年四月总参谋部动员部召开了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会议期间，罗荣桓作了三次指示，提出要重新检查贯彻“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口号的问题，重新核实民兵的数字。他说：“主席提出‘全民皆兵’，这是一个战略口号，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形势下提出的。‘大办民兵师’也是主席提出的，是达到全民皆兵的一个具体措施，大办民兵师需要有个步骤才能作到。要大办，究竟怎样大办？弄到下边，既然是‘全民皆兵’，一上名册就行了。”又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轰起来了”，“以后不到两个月就有二。四亿，数字是假的。我曾说过四六开的，有的地方是倒四六开。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谜。”

　　他认为不应再把“全民皆兵”作为行动口号。他说：“我们不能天天喊‘全民皆兵’。你们的报告中还是强调全民皆兵。全民皆兵是我们的目的。不是现在马上就能够做到的。……你天天‘全民皆兵’，下边就造假名册……。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搞几亿民兵，特别是在没有民兵工作传统的新地区……”他没有将这句话说完，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县武装部搞几点，分区搞几点，省军区搞几点，大军区搞几点，把力量集中使用，分散了搞不出名堂来。”

　　罗荣桓主张，把那些充满水分的、不切实际的数字坚决改正过来。但有的干部思想不通。他们认为大办民兵师是毛主席的号召。民兵不占编制、不发军衣、不吃公粮，多搞点没什么。罗荣桓说：与其大而无当，不如搞一点实在的。对他们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为了把民兵的数字压下来，罗荣桓建议，提高参加民兵的年龄下限和降低参加民兵的年龄上限。根据他的建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修改了参加民兵的年龄条件，男性公民压缩了五岁，女性公民压缩了一五岁，仅此一项民兵数量即减少了几千万。

　　自从主持民兵工作以后，罗荣桓就十分注意抓民兵工作的落实，要求抓重点，反对一般化、大呼隆的工作作风。在《中央军委关于民兵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民兵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地区，工矿区，交通枢纽地区，边防地区和沿海重要岛屿。后来，罗荣桓对此又多次作了具体解释。

　　在城市中，他认为民兵工作应以工厂、学校为重点。他说：“城市民兵工作，主要是抓工厂、学校。工厂第一，学校第二，别的松一点也可以。”在工人民兵中，他又提出：“要以训练特种兵为主，要将航空、航海俱乐部的工作抓紧，要运用国防体协这个组织去推动工作，要多搞滑翔、跳伞、划船、舢舨活动、摩托车赛跑，无线电训练也要搞，这是我们的强大的后备力量。”对于机关、街道中的民兵，他认为不必强调。他说：“机关的民兵，国庆检阅、五一示威有点意义，不要强调，也不必取消。一般地轰，徒然费力气，分散了力量，不能总结经验，城市的街道也不要搞，麻烦得很。”

　　他认为，许多同志都有搞农村民兵工作的丰富经验，但对城市民兵工作，却是新问题。他将这一现象称为“老兵新传”，希望大家多总结城市民兵工作的经验。

　　罗荣桓关于全国民兵以城市等要害地区为重点，而城市又以工厂、学校为重点，在工厂民兵中又以训练特种兵为主的思想，减少了各地区由于实行“全民皆兵”乃一轰而起的大呼隆现象，从而使民兵工作能够比较落实。

　　为了抓落实，罗荣桓强调民兵工作要接受地方党委统一领导，服从生产，结合中心工作。

　　一九六一年二月，罗荣桓在视察部队时说：“搞民兵工作必须紧紧掌握一条原则：在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下，结合中心去开展工作。”他又说：“省军区就是省委的军事部，省军区要给省委当好参谋。省军区、军分区政治部的工作要跟省委、地委的中心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

　　他明确指出：“学校民兵工作主要是促进提高教学质量，工厂民兵工作主要是促进工业生产质量。学校和工厂的民兵工作，都要在不妨碍教学质量和工业质量的前提下去进行。”为了抓民兵工作的落实，他要求民兵训练的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并结合生产和业务。

　　一九六○年四月，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期间，召开了民兵工作座谈会。罗荣桓在发言中非常具体地论述了民兵训练问题。他说：“民兵训练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要和生产组织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不要妨碍生产，不要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要结合国防体育，搞射击、滑翔、跳伞等比赛。学校可以利用暑假、寒假组织野营。机关、企业可以利用工间操的时间，搞一些小口径步枪瞄准，用假日打打靶……如果光等集中起来搞制式教练，那样味道就不大了……农村可以利用农闲的机会，在县以下搞一点集会，一年举行一两次。”对于有些人民武装部门训练民兵时机械搬用部队的一套，占用生产、工作和学习时间过多、过长，有的甚至让学校停课一周搞野营，罗荣桓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样下去，民兵工作是不会落实的，做不好的。”他说：“野营活动也要搞小型的，搞一天、半天、几十分钟都可以，这样既不影响生产、工作和学习，又不影响群众休息。总之，民兵训练的方式方法要生动活泼，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要搞些有实际内容又与本行业务相结合的训练活动。”

　　罗荣桓坚决反对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六○年，由于形势不稳定，有的地方干部群众关系比较紧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抢粮事件。有些干部就动用民兵来对待群众。对此，罗荣桓坚决反对。他说：“用民兵搞强迫命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抵制，坚决不执行……”“凡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是使用民兵、动用民兵，就是犯法。”

　　在这期间，在罗荣桓亲自领导下，民兵工作由于注意了重新认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口号，注意了纠正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强调了抓重点，服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结合中心工作和服从生产，民兵训练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并结合生产和工作，严禁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因而民兵工作逐渐落实。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城市、边防、海岛等重点地区的民兵工作搞得比较扎实，从而为一九六二年粉碎窜犯大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为维持社会治安，为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贡献。　
　
第二十八章　再任总政治部主任　
　　　
　　　　－－－－－－复出


　　一九六○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年后，发动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批判斗争。

　　林彪整谭政的原因主要是他感到谭政主持总政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都同他格格不入。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到一九六○年九、十月间，林彪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使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然而，谭政对这一套的接受却十分迟缓，他主张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林彪则把谭政的主张指斥为“糊涂观点”和“教条主义”。

　　谭政十分重视部队的科学文化教育。一九五九年一月，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规定十年内，使全军大多数干部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按本人业务需要，在专业知识方面，达到大专教育水平。于是，全军继五○年代初期的文化大进军之后，又掀起一个向科学文化大进军的热潮。林彪为了推行愚兵政策，以制造个人迷信，认为部队干部的文化能写写信、算算四则题就足够了。谭政要求普及中高等教育，林彪给他扣上“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的帽子。

　　接着，上纲上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且挂且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根据林彪定的调子，谭政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①里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被错误地称为“军事俱乐部”〕，他和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和秘书长白文华被诬陷为组成了“反党宗派集团”。总政副主任傅钟和甘泗淇也被捎带“批判”。

　　一九六○年底，根据林彪的意见，谭政被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副主任肖华请到中南海去商量由谁来接替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肖华都建议由罗荣桓复出，毛泽东立即同意。于是中央决定，由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并不合林彪的意。他竟然一直不让在报纸上公布。

　　对于罗荣桓，这一切都使他感到突然。十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因病没有参加。批判谭政，事先林彪对他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罗荣桓认为，谭政尽管在工作上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曾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说：“他（指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组织原则上讲，他仍然要服从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

　　谭政被降职后，罗荣桓同他谈话，鼓励他说：“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嘛！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

　　谭政望着这位秋收起义前即已相识的老战友，有点困惑地说：“我现在又能干什么呢？”

　　“你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罗荣桓热情地向他建议。

　　谭政采纳了这位老战友的建议。这时谭政分工管后勤政治工作，他到成都的一个军工厂蹲点五个月，到武汉一个被服厂蹲点三个月，带回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了调查报告，准备向军委汇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程却迟迟没有安排上。罗荣桓又找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谭政蹲了几个月的点，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他带回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有很多的意见，应该组织听一次汇报。”不久，罗瑞卿按照罗荣桓的意见，组织了总参、总政、总后等有关领导和部门专门听取谭政的汇报，讨论了军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制定了改进措施。这对于谭政继续坚持工作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对于受谭政牵连的总政其他干部，罗荣桓同样很关心。原宣传部长姜思毅刚刚被降为副部长，罗荣桓便指定由他带一个工作组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进行调查研究。姜思毅在西安蹲点四个月。一九六一年九月，罗荣桓专门把他请到自己家中，听取他的汇报，并将他的关于改进军事院校政治教育的合理建议吸收进了总政拟定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之中。

　　罗荣桓不仅对谭政等予以保护，而且对于其他一些受到“左”的错误伤害的干部也尽力帮助他们解脱。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原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受株连，被错误地说成是“彭、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被免职送到政治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填写干部履历书，罗舜初请示肖华，在反右倾中受批判要不要填写。肖华请示罗荣桓后答复：不要填写。一九六一年底，罗舜初即将从政治学院毕业，罗荣桓建议任命他为负责搞电子工业技术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但有人反映，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对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表态，不宜去十院这样的要害部门。有的干部还说罗舜初抗战时期在山东就同黎玉“搞在一起”①〔黎玉在山东工作时，一九四八年曾受饶漱石、康生的打击被无端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九八六年三月，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已为黎玉平反〕。罗荣桓得悉后，明确表示：这样讲不好，仍坚持要罗舜初去十院工作。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同意罗荣桓的意见。不久，军委任命罗舜初为十院院长。


　　　　　　　　　　　　　－－－－－－－提出向地方反映情况问题建议的前前后后


　　一九六○年，罗荣桓再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部队广大指战员对于由“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误，意见很多。罗荣桓认为，要稳定部队的情绪，纠正这些失误，必须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在政治学院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军队有一些人不太关心地方工作。过去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情况，现在根本没有了。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情况？……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一行三人到罗荣桓家里，向他汇报晋、冀、鲁、豫、辽和北京六省市民兵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汇报中，傅秋涛反映，某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今年八月带了动员处长等人到一个县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非正常死亡人数，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有一个秘书问动员处长为什么不反映，动员处长说：“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

　　听了傅秋涛的话，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严肃地指出，不反映情况，“其实是党性问题”。他说：“中央的政策、指示，现在有些贯彻不下去。比如三级所有，中央早有决定，他就是不办。在这种情况下你反映了情况还能划你右派？这是个党性的问题，也是个群众观念的问题。”

　　送走傅秋涛后，罗荣桓的思绪仍沉浸在刚才的谈话之中，当晚夜不能寐。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贯彻这一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以“坚决反对：（一）贪污，（二）浪费，（三）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

　　收到这一信件后，罗荣桓立即打电话将肖华请来，研究在军队如何贯彻，决定发一个关于做好驻灾区部队和家在灾区人员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他还针对指战员对农村工作中刮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有不少反映的情况，要求肖华以总政治部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个建议：“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直接参加一些地方工作、虚心学习地方工作经验外，还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应把这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建议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

　　但是，此事却引起了林彪的不快。

　　林彪曾经规定：由于他有病，不常在京，总参谋长、总政主任可以不经过他而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然而谁个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或者虽然并没有这样做而被林彪怀疑这样做了，谁个就要倒霉。后来贺龙、罗瑞卿等被整，无不与此有关。

　　林彪认为罗荣桓越过了他擅自向中央请示问题，是对他的不敬。于是，在十一月十日，他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首先抽象地肯定了一句：“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然后说：“……这个通令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