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情况。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罗瑞卿，一九七二年在被监禁时回忆道：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但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红四军在江西吉安以东的水南、施家边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个旅。部队随即转入赣南分兵发动群众。

　　三四月间，罗荣桓等率领第二纵队到达赣南的安远、寻乌地区。这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过罗荣桓等政治干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第二纵队经过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掌握了这“七部曲”，群众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还派人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借了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了东西赔了没有。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队伍一出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

　　几个月的功夫，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视和注意，罗荣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一九三○年五月，赴上海党中央出席全国红军会议的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深入第三纵队


　　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后，红四军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连续混战的有利时机，转战赣南闽西，获得很大发展，又组建了红六军、红十二军。一九三○年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立三路线命令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在汀州整编，组建了第一军团（开始曾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四军、红三军（原红六军）、红十二军。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

　　早在二月陂头会议①以后〔二月七日在吉安县陂头镇召开的红四军、五军、六军和赣西特委负责人联席会议。第五军彭德怀等为赣江所阻，未出席〕，朱德、毛泽东便不再兼任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而任命林彪为红四军军长，潘心源（即彭清泉）为红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中活动，不能到四军任职，乃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四月一日，红四军打下广东南雄后，熊作为红四军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前委即重新物色四军政委的人选。

　　林彪打仗很稳重也很灵活，擅长于出敌不意，打敌人的伏击。但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自从他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陂头会议后，四军政委实际空缺。作为红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毛泽东建议由罗荣桓代理四军政委，前委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红四军共有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老二十八团，战斗力很强。二纵队经过罗荣桓等近半年的辛苦工作，也赶上来了。三纵队原是老三十一团。在汀州整编时，为了加强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的第十二军的战斗力，已将其成建制调到十二军，而将原十二军的第二、三纵队调入红四军组成新的第三纵队。当罗荣桓到任时，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纵队。部队转移到江西后，这个纵队有许多福建籍战士因家乡观念严重，纷纷开小差。第十九大队在汀州原有一百八九十人，到了瑞金，只剩下七八十人。兵员不足，他们只好打了一面“扩大红军”的三角旗子，沿途招募，又补进了不少江西籍的战士。罗荣桓非常注意对这支新部队的培养、锻炼。到瑞金后，罗荣桓便把行李搬到第三纵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一天，他带了三位干事、一位勤务兵、一位马夫来到第三纵队的特务大队。

　　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团结问题突出起来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老乡，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这位大队长又有点军阀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嘴里骂骂咧咧的却仍然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肯忍让。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了解这一情况后，出席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支委会上，大家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罗荣桓发了言，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象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太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这个大队几个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起来。

　　罗荣桓离开特务大队后，又走访了几个大队，发现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普遍存在，除生活习惯不同外，语言不通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召开了专门研究和解决团结问题的政工会。罗荣桓在会上说：“福建的同志刚从地方上出来，讲话别人听不懂，他们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不是什么小宗派、小集团，当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学国语①〔当时用语，即普通话〕，你们干部今后向部队讲话，要学着讲国语，不要讲土话。在这个问题上，干部也要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影响战士。今后，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碰到。如果不会讲国语，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

　　会后，由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团结问题很快解决了。而不会打仗的问题又突出了起来。红一军团由广昌转移到兴国集结后，于七月十一日北上。路过吉水的一个夜间，红四军正以第一、二、三纵队的序列行军。三纵队一些新战士看到前面有人打手电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慌里慌张往路边的树林子里躲。乱了好一阵子才把队伍整理好。七月二十四日部队进驻樟树镇后，一、二纵队在赣江边警戒，三纵队驻在镇子里。也是在一个夜间，一、二纵队发现江里有敌人的汽划子，便用机枪扫射。三纵一些新战士听到机枪响，又乱了起来，用当时的语言讲，就是发了一阵“妖风”。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嘲笑这支新部队“走路走不动，打仗发妖风”。

　　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吩咐三纵队政委张赤男将大队以上的政治干部找来开会。在会上，罗荣桓针对部队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一个手电筒就把我们搞散了，听到机枪响就发妖风，怎么行呢！”听到罗政委的批评，大家都低下了头，感到非常惭愧。他们说，许多战士连手电筒也没有见过，连机枪响也没有听过，根本没有打过大仗。罗荣桓听完他们的解释，口气缓和了一些。他耐心地说：“打仗，谁也不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会的，都是学会的。兵要靠干部带。”他要求干部以自己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影响和教育战士，要手把手地教，通过放哨、夜行军等活动锻炼新同志的胆量，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后来，在文家市战斗前，罗荣桓又到三纵队进行动员，这一仗，三纵队打得很好。通过这次战斗的洗礼，这支新部队逐渐锻炼出来。

　　在樟树，罗荣桓返回军部。这时，在红军中开始建立青年工作。为此，将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肖华调入红四军任专职的青年委员。当时，肖华才十四岁。罗荣桓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地教他怎样开展工作。

　　罗荣桓首先引导肖华认识红军青年工作的特点，他说：“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做青年工作，这可与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儿童团、少先队，搞扩大红军和参战；而部队团的工作作为党的助手，却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要一切服从战争需要。”

　　罗荣桓要求肖华立即着手建立各纵队和支队的团组织，配齐青年干部，建立连队的团支部和小组，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他要求青年工作要符合青年的特点。他说：“生龙活虎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工作就要符合这个特点，要朝气蓬勃、生动活泼，不要死死板板的，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要发动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团员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斗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要组织团支部作好帮助掉队战士和巩固部队的工作……”

　　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肖华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积极开展工作。在各级政治机关共同努力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师、团各级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红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打AB团的日子里


　　一九三○年七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一军团进逼南昌郊区。八月一日，毛泽东派少数部队到牛行车站鸣枪纪念“八一”，但并未进攻南昌，而是率部西去，于八月二十三日，和由红五军扩编而成的红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会师，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这时，得悉潘心源已返回上海，不可能到四军任职，乃正式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政委。

　　九月上旬，按照立三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六月间的命令，第一方面军攻长沙，不克。毛泽东劝导部队转向江西，于十月四日攻占吉安，随即北上。沿途在袁州、峡江、罗坊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行动方针。毛泽东主张放弃打大城市，转到赣江以东广大赤色地区作战，然而一部分领导干部受立三路线的影响，仍然主张攻打南昌、九江。会议就此展开争论。据何长工回忆，罗荣桓在这几次会议上发言不多，但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最后，毛泽东等终于说服了主张打大城市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时，传来了蒋介石调动十万人马向红军逼进的消息。第一、三军团先后渡过赣江，准备采用“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部队撤到宜黄时，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①〔AB团，一九二七年初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反共秘密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排斥在国民党江西省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四十二”反革命政变后，此组织即解散〕的斗争。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在这一期间，罗荣桓正在部队检查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甚至还有刚从十师调来的一个小勤务员也被抓了起来，便匆匆赶回军部。这时，军部已转移到黄陂、小布以东的钓锋。罗荣桓一下马便听取了政治部的简单汇报，然后来到押“犯人”的临时拘留所。

　　罗荣桓一进门，便看到一个小战士蹲在墙角哭哭啼啼，那瘦小的肩膀不住地颤动。这是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在“犯人”中特别显眼。罗荣桓走到他跟前，和蔼地问：

　　“小鬼，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小战士一见是罗政委，慌忙站起身来，用袖子擦擦眼睛，抽泣着说：“我就是帮他们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白酒……”说着说着，他象受了欺负的孩子见到了妈妈，哭得更伤心了。

　　罗荣桓皱起了眉，“你不要哭，慢慢地讲。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帮谁买了花生米和酒？”

　　小战士一面不住地抽泣，一面告诉罗荣桓，他叫王东保，原来在十师宣传队。十师宣传队有几个AB团被杀掉了。他就是给他们买的花生米和酒。

　　罗荣桓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指着王东保责问陪他前来的保卫干部：“这是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

　　不等这个干部回答，罗荣桓便立即下令：“把他放了！”后来罗荣桓把他要去当了勤务员。

　　处理完王东保等人的问题，他又听负责审讯的干部汇报说，有“犯人”交代，副官游邦栋也是AB团。罗荣桓决定亲自听取对他的审讯。

　　游邦栋来后，矢口否认自己是AB团，负责审讯的干部打断他的话，冷冷地对他说：“你不要再狡辩了，×××已经交代了……”

　　听了这个话，游邦栋感到自己浑身有嘴也说不清，他转向罗荣桓，急切地说：“罗政委，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是AB团。如果我是，”这时他从桌上抢过一把刀，罗荣桓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决断地说，“就象这个手指！”说着，他手起刀落，砍断了自己的左手小指。

　　罗荣桓连忙吩咐警卫员把他带下去找医生进行包扎。事后，他严肃批评了游邦栋自残的错误做法，把他释放了。

　　这时，又有人反映，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AB团很不得力，右倾手软，说不定本人就是AB团。肖华是二十军发源地兴国县人，据说兴国县的AB团最多，所以肖华也有AB团的嫌疑。罗荣桓不同意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将他们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打AB团在各师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了。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肖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十一月底，这个师已抓了一百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这一天早晨，十二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肖克便骑马到钓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见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黄益善支持罗荣桓的意见。

　　听了这两位领导干部的意见，肖克感到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三十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打AB团，是由于在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条件下，中共党组织对红军内部的敌情作出了错误估计。当时的罗荣桓还无法分辨这一是非。但是由于他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具备优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由于他的亲自干预，红四军杀人相对地说比较少。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尽管后来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看成是“右倾”，但他却减轻了打AB团对部队造成的伤害，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五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一九三○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红四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这八大条件的前两条讲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拚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以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战斗意志。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

　　十二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红四军插到龙冈以北，同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十二军一道，围歼敌第十八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又歼敌第五十师之一半，胜利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向南撤到广昌、宁都一带。在这一期间，罗荣桓以主要精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了红四军政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又召集了有驻地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接着，各师也分别召开了反“围剿”动员大会。与此同时，红四军各个部门都围绕着反“围剿”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有了上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一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离敌人仅四十里的东固、龙冈一带集结待命，等待有利战机的到来。几万大军集中在大山里头，刚过了几天，给养便发生了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发几分钱菜金，菜还没有地方买，柴禾得靠自己上山打。罗荣桓在这一期间一手抓训练，一手抓生活，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拂晓，他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一起爬山，练习抢占山头。晨雾还没有退尽，他便和战士们一道，一人背着一捆柴禾走下山来。他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每逢休息时间，他便和战士们一起挖竹笋、捉泥鳅、摸田螺、挑野菜……到了夜晚，常常可以见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情景。实在没有菜吃，打些米面糊糊，放一点盐就算是菜。

　　环境这样艰苦，罗荣桓在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在他领导下，部队经常上课，党团员经常开会，以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即将来临的反“围剿”战斗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每个连队都布置了列宁室，出了墙报，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原来，在决定罗荣桓任四军政委时，因为林彪过去同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不少人都为罗荣桓捏了一把汗，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