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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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决定罗荣桓任四军政委时，因为林彪过去同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不少人都为罗荣桓捏了一把汗，连毛泽东也有点放心不下。罗荣桓到任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供给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配合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五月十四日，敌两个师离开富田向东固前进。有利战机出现了。十六日下午，四军抢占九寸岭、观音崖两处隘口，与敌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多师。红军随即向东横扫七百里，十五天打五仗，俘获人枪二万余，胜利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七月一日，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三十万大军象洪水一般，由北而南，汹涌而来，一下子几乎占领了全部中央根据地。红军冒着酷暑，绕道千里，从闽西经根据地底部到瑞金再到兴国高兴圩地区集中。八月七日清晨在莲塘全歼上官云相师一个旅，下午在良村又将敌郝梦龄师二个多团歼灭。

　　良村战后，红四军又转向东面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在良村只留下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部队正在转移，敌第十九路军又紧追上来。红军打扫战场的部队来不及疏散。一些俘虏、枪支又重新被敌人夺了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罗荣桓认为自己作为四军军委书记和政委，应该负责。

　　在历次战斗中，罗荣桓都非常注意做好伤兵的政治工作。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要亲自检查伤兵的安置，走到担架旁对伤兵进行慰问，逐个询问伤员，伤在哪里，感觉怎样，及时将前线的胜利消息告诉给伤员，鼓励他们到后方安心养伤，痊愈以后再返回前线杀敌。他还组织政治部做好担架队的鼓动工作，沿途准备开水、干粮，工作非常细致周到。在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结束后，罗荣桓在路上碰到十一师的干事邓逸凡，便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邓逸凡回答：“组织担架队救伤员。”罗荣桓点点头，拍拍邓逸凡的肩膀，鼓励他说：“这一项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

　　“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罗荣桓把这件事看成是巩固部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经常亲自动手去做。但是良村战斗后，部队马上要去打黄陂，军情急迫，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不料出了岔子。尽管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他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八月十一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相配合，冒雨进攻黄陂，歼灭毛炳文师四个团。随即转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静观敌人的动向。

　　这一期间，在城冈召开了红四军军委会议，为贯彻王明路线而于四月间抵达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位负责人出席。会上又扯起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再次作了严格的检讨。可是，林彪未做检讨。会后，罗荣桓被免除军委书记的职务，由林彪接任。罗荣桓对于受到不公道的批评，毫无怨言。后来也从未计较此事。

　　九月间，寻找红军主力一再扑空的敌人开始撤退。红四军和三军团攻击高兴圩之十九路军，打成对峙。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壮烈牺牲。这一仗罗荣桓因脚伤未到前沿阵地。对曾士峨的牺牲，他感到十分悲痛，决心为曾士峨和一切牺牲的烈士报仇。当时他脚伤已经化脓，行动十分不便，未愈便又上前线，与林彪率部于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将敌五十二师歼灭。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四军奉命到石城地区开展工作。这时政委办公厅已与政治部合并，罗荣桓任第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主任彭祜调到江西省军区。林彪虽已任四军军委书记，但仍然只管作战，很少过问部队整训、群众工作。同往常一样，这一切主要仍由罗荣桓来抓。


　　　　　……………………………………………进军漳州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左”倾宗派主义开始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十二月间，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七万人在宁都起义，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认为，“夺取十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异议，决定红军围攻赣州。林彪、罗荣桓奉命率红四军在南康、大瘐一带发动群众并防止广东军阀增援赣州。

　　由于赣州三面环水，防守坚固，红军围攻三十余日不克，遭重大伤亡后于三月七日撤围。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将红四军和红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三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东路军的指挥机关由一军团指挥机关兼代。罗荣桓兼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建议夺取漳州，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随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执行夺取漳州的任务。

　　出发前，东路军指挥机关在汀州进行了周密仔细的准备。罗荣桓白天忙着开会，参与制定作战计划，晚上还要拟定政治工作计划，准备对部队的动员材料，撰写交付石印的安民布告稿，每天都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实在困了，就靠在椅背上打个盹或是用冷水擦一把脸。勤务员王东保半夜醒来，总是看到他仍然伏案工作。这时便起床给他沏一杯清茶，劝他早一点休息。罗荣桓放下手头的笔，喝完茶，便按照家乡的习惯，伸出两个手指把杯里的茶叶掏出来吃掉，然后擦擦眼镜问一问王东保学习文化的情况，教小王识几个字，再吩咐小王去睡觉，自己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四月初，东路军向闽南进军，四月十日收复龙岩。十七日，冒着急雨到达九龙江的支流东溪边。这时山洪已经下来，汹涌湍急的河水挡住了部队的去路。罗荣桓亲自组织机关渡河。他吩咐将绳子、绑腿都接起来，大家互相拉着，身体单薄的小鬼拽着马尾巴。整个机关既安全又迅速地渡过了河。十九日，部队攻克漳州。

　　在红军入城之前，罗荣桓认真抓入城的政治工作。他召集了由各军政委、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要求宣传队全体出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分散到街头巷尾向群众讲解“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的国内形势，讲解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对日作战动员令》和临时中央政府和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日宣言。罗荣桓特别强调，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指出，“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戴礼帽、穿长袍的人都当成土豪。”

　　进城后，罗荣桓带领政治部机关驻进了芝山上的一座小楼。在罗荣桓领导下，刚刚安顿好行李，整个政治部便象一盘机器一样运转起来。部长们和干事们都分了工。有的抓工会、农会，有的抓工人纠察队，有的准备“五一”庆祝大会，有的参加调查敌产，有的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有的检查群众纪律……

　　第二天，各部队的宣传队都撒到了街头巷尾，张贴了在汀州印就的、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和标语，进行演讲，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的正义主张。

　　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与主张很快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或奔走相告，或写信发报，消息迅速传播到厦门、福州、广州、上海、港澳，乃至海外，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在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的同时，罗荣桓又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的组织分头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闽南和漳州市的工农民主政府。在进行群众工作时，罗荣桓不仅和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调到闽西地方工作的老战友蔡协民等重逢，而且又结识了陶铸。红军打下漳州后，*红一军团政治部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主任罗荣桓发布了城市布告占春、陶铸等新战友*。罗荣桓逝世后，陶铸曾写下“漳城初见情犹昨，辽水重逢意更妍”的诗句，纪念他们在漳州的相识和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重逢、共同战斗的情谊。

　　五月一日，罗荣桓领导政治部在中山公园组织了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在漳州缴获的飞机也奉命起飞，在会场上空来回盘旋，撒传单。大会盛况空前，漳州的群众工作迅速达到了高潮。许多青年（其中包括从厦门赶来的），纷纷报名参军，在短短的十几天内，红军扩大了几千名新战士。

　　罗荣桓对这批新战士中的青年学生十分重视。他亲自同准备调到军团政治部的苏孝顺①等人谈话〔一九四五年三月改名为苏静。〕。当苏孝顺提出希望做军事工作时，罗荣桓尊重他的意见，将他分到军团司令部，而将苏精诚、李兆炳等分到政治部。罗荣桓称呼他们是文化人，经常问寒问暖，问他们是否吃得了苦，想不想家，鼓励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磨练自己。行军时，老干事们都是自己背背包。罗荣桓知道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应不了，便招呼他们把行李放到公用的牲口背上，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漳州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曾经发生了一些问题。刚进城的时候，有的部队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曾经错误地没收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企业的财物。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决定由政治部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在会上，罗荣桓说明了我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有些单位错误没收工商业者的财物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评，也说明了红军目前缺少经费的情况，希望工商业者自愿捐款。听了罗荣桓恳切的讲话，代表们都答应向各行业工商业者传达。以后，多数工商业者认了捐，政治部在市中心出了捐款者的红榜。

　　在漳州，政治部住的那栋楼房设备比较好，有电灯、电话、钢琴、钢丝床和全套的卫生设备。这些东西对于大多数同志讲，都是第一次见到。在这座城市里，“第一次”那就太多了，比如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吃刨冰，第一次洗温泉……在这当中也难免出一点把肉松当烟丝、用电灯点火抽烟之类的洋相。碰到诸如上下水道、电灯、电影等大家没有见过的新奇的东西，罗荣桓便耐心向大家讲解其原理和用途；同时教育大家，在这繁华的城市，仍然要保持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身教重于言教，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仍然和干部、战士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睡觉时还盖着他那一床已经没有毛的俄国毯子，吃饭时同在一个菜盆子里搛菜。

　　在物质生活十分菲薄的红军年代，炒一点辣椒或是买一点花生吃，对于罗荣桓来讲，便是最好的物质享受。不料，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不吃油粑粑，不吃纸烟，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纸烟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不吃是为了节约。而辣椒，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据说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疮，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伙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勤务员王东保便找了一个香烟桶子，偷偷替罗荣桓炒了一点辣椒，让他下饭。时间不长，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声言要将辣椒没收。王东保说：“这是给罗政委炒的。”青年团员们说：“给政委炒的也不行。”双方争吵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对王东保说：“我虽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团的活动，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让小王把辣椒交了。辣椒吃不成了，买点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可是，他的身上经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描绘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不过，罗荣桓一块光洋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而是曾经救了他一命的纪念品，当然舍不得花。除此之外，他经常是一文不名。有时看到卖花生的，一掏荷包，一个铜板也没有。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给他垫上。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大家一起吃。到发零用钱或分伙食尾子时，罗荣桓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帐。可他怎么也记不住究竟是借了谁多少铜板，只好把钱分成几堆，分给大家，说是还帐的。同志们谁也不承认曾经借给他钱，又退给他。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往往是以买一只鸡炒了大家吃一顿完事。到头来他依旧是囊空如洗。到漳州后，又发了零用钱，与往常不同的是，罗荣桓竟没有还帐。难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了吗？不，他是想买书。

　　从少年时代开始，罗荣桓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上井冈山后，吃红米饭南瓜汤，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唯独没有书看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每逢打土豪，他都要去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有一次，找到一本《野人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漳州，他岂能不逛书店？书店里的新书，动辄每本大洋一元，他买不起；但那旧书店里一两角钱一本的旧书，还是可以买一些看看的。他专门跑了一趟旧书店，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出门时笑眯眯地捧了一摞旧书。在路过芝山脚下毛泽东的住处时，他连忙进去，把书店的地址告诉给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自然更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便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宾。

　　漳州旖旎的风光，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繁华的市容，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在当时，红军还不具备长期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条件。六月初，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兵，同时派人通知罗荣桓，所筹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有计划统配使用。罗荣桓立即照办。他领导政治部组织了闽西根据地各县成千上万十六七岁的少先队员到漳州参观，然后动员他们把包括两架飞机、二千多支枪、六门炮、二台车床、一台发电机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秩序井然地搬运进根据地。这一批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和鼓舞，其中有部分人员参加了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①〔罗明，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错误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罗被撤职〕，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一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荣桓工作的命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保持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仍然按照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二月十一日，“左”倾领导者强令一军团攻南丰，不克。十三日，国民党军向南丰增援。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毅然撤兵，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集结。二月二十七日，在黄陂地区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三月二十一日，红军在草台岗地区向敌第十一师猛攻，歼其大部，重创敌援军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基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遭此惨败，不禁发出“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①的慨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致陈诚的电报，（台）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二百七十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七页〕。

　　在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斗之间，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罗荣桓主持了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检阅②〔检阅：当时用语，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检查、总结〕，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做了题为《官家僚③以后政治工作》的书面总结〔官家僚：地名，位于南丰县西北，是一方面军围攻南丰县时，一军团机关的驻地〕，指出，在三都整编④之后〔三都整编，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军在黎川县三都进行整编，一军团撤销了军一级建制，直辖七、九、十、十一四个师〕，“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对目前的中心任务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便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提了石灰桶子，到处刷标语，也曾站到方桌上，对赶圩的老表讲演。到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每个营和连都有了宣传兵。罗荣桓对这支宣传队伍抓得很紧，不仅依靠他们对部队、对群众，对白军士兵作宣传，而且把他们看成是初级政治干部的来源，精心加以培养。可当时有一些人却瞧不起这些宣传兵。行军时，宣传兵们为了做行军鼓动工作，经常插队伍，跑前跑后。有的人就讽刺挖苦，怪声怪气地喊道：“唉，大家快闪开，骑兵团过来了！”还有的人把宣传兵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过来时便开玩笑地问道：“唉，你那膏药几个钱一张啊？”也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宣传兵说：“你们贴那标语有什么用？要打仗嘛，还得靠老子手里的枪。”

　　听了这些反映后，罗荣桓耐心对部队进行教育。他指出：子弹可以杀伤敌人，但是很难打到蒋介石的头上。而贴标语做宣传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军，却能起到这个作用。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宣传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连队里普遍建立了列宁室（后来改称为俱乐部），部队每到一地号房子时，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列宁室，开展对干部、战士的文化教育。行军时，战士的背包上都写了标语。指导员一喊：“现在学标语了。”战士们便一面行军，一面通过学标语认识几个字。歌咏活动逐渐形成了热潮。在井冈山上，战士们只会唱北伐时期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后歌子便多起来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队歌》都唱开了。这些红色歌曲又很快通过赤卫军、少先队等组织传到人民群众之中。群众也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编唱了许多新的山歌。这些山歌又传到了部队。

　　一九三一年以后，各师都有了油印小报。军团部出版了《战士报》。罗荣桓对这张报纸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印报纸。报纸成了宣传员们手里锐利的武器。行军休息时，宣传员们便拿着报纸，到处奔走，忙着飞行读报，到了一处，一声喊：“同志们，请听胜利消息……”读完一段，又赶往别处去读。于是，胜利的消息便到处传开了。

　　宣传员手里提的桶子也不仅仅是装石灰了，有了黑烟子、红土，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墙上除了写标语，又画了漫画。罗荣桓三天两头往宣传队跑，对写标语、画漫画作具体指导。有一次他看到宣传队将军阀画成了土豪，便对队员们说：“你们没有见过军阀，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宣传队员便给军阀头上加上一顶呢帽，鼻梁上再架一副眼镜。

　　战时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上火线时，政治机关及时派出宣传队员、干事和传达员在要道和阵地上呼口号、唱歌，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各部队都有不少伤员不仅不下火线、不啼哭，而且帮战友压子弹、拧手榴弹盖子，呼口号，鼓舞战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红军的宣传鼓动加上正确的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