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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格--伏尔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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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帝，还给我吧，你何必夺我视听，因为我也即刻同行！
啊！叶卡捷林娜！
您的睿智，使圣贤也惊诧感慨……
圣贤得识您后也甘拜下风！
女皇读着这位她心目中前无古人的伟大作家献给她的诗，受宠若惊，如痴如醉，立即回信：“因为急于拜读您的颂诗，我不得不暂时离开一群鸣冤叫屈者。 这一来，我延误了许多人的前途。对此，我毫无悔意……自从１７４６年我能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以来，您的著作是我最好的师友。在那以前，我读的只是小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您的著作，再不想看别人的了……但是，到哪里去找您的书呢？”
这封信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持续１５年的通讯联系，直至伏尔泰逝世。女皇做出的姿态使伏尔泰非常激动，以为他毕生追求的理想总算有实现的可能。 她成了他心目中“无与伦比的人”，“北方上空一颗最璀璨的星”，“他心目中理想的君主”。
他拼命地用一些夸张词句来恭维她的一些并不高明的决策。 实现理想的热切愿望甚至蒙蔽了他的高雅而挑剔的审美趣味，把女皇那些蹩足的诗和散文看成简直“后无来者的佳作”。据说，她也真心实意地想让自己配得上他的颂词。 她保护文学，鼓励发展科学、兴办学校、成立弃婴收容所，她还在这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停止了宗教迫害，实行广泛的宗教宽容政策，接受天主教的耶稣会入境，允许穆斯林建清真寺。 然而这位持自由主义思想的女皇，在文化之外的实际决策却表明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专制君主。 她在宗教、文化上采取开明政策，但绝对无意放弃自己的权力而甘心像英国王室那样只具有象征性。 她奇妙地在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用严厉手段治国。 这种奇特结合最明显不过地体现在她于１７６６年提交杜马的《法典起草指导书》。
叶卡捷林娜称她执笔时仿佛得到两盏明灯指引：伏尔泰和孟德斯鸠。 她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为了敝国的利益，我不指名地剽窃了孟德斯鸠的学说……我希望他为了两千万生灵的福利而谅解我的这种剽窃。”
她还剽窃意大利自由主义法学家贝卡利亚的成果，再加上满篇伏尔泰的自由主义词句，竟使偶尔看到《指导书》片断的帕尼赞不绝口，惊呼道：“这些原理将冲决罗网，所向披靡。”可是这部《指导书》在把几个自由主义学者的东西拼凑在一起时，学者们的主张却奇怪地丧失了原意，而被给予了专制主义的内涵。 总共由６５５款组成的《指导书》反映了女皇的真实意图：既想接受进步，又要维护传统；一手提倡平等，另一手巩固特权；坚决维护专制政体，但宽容又不无好处。 女皇宽猛相济、扑朔迷离的政策搅得伏尔泰们眼花缭乱，失望与希望交替出现。 她登基不到两年就两度弑君但很快又以带头接种牛痘这样的开明姿态平息了法国哲学家们的愤怒。当狱卒刺杀被囚２０年的已废沙皇伊凡的事件发生后，伏尔泰难以抑制他的失落感和失望感，谴责道：“伊凡事件处理十分残忍。”达朗贝尔写信安慰伏尔泰：“我同意您的观点，哲学家不应该为这样的学生过分自豪！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人们应该爱护朋友，包括他们的缺点。“
伏尔泰很乐意被说服，他表示：“这是别人的家务事，我不掺和。”
１７６５年，女皇得知狄德罗生活拮据，被迫要变卖私人藏书，她“相当激动地看到学术界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竟处于这种境地”，为了向启蒙思想家朋友表示善意并鼓励他的工作，她以一万五千里弗购下了狄德罗的藏书，唯一条件是：狄德罗是这些书的保管人。 狄德罗的激动自不必说，在远处密切注视着女皇一举一动的伏尔泰兴冲冲致信叶卡捷林娜：“狄德罗、达朗贝尔和我为您建立了祭坛。”他还感叹，五十年前有谁会想到俄国人“有朝一日在巴黎会以如此高贵的方式奖励被我们大家轻视的德行、科学和哲学吗？”
伏尔泰和狄德罗共同的朋友、德裔启蒙学者格罗姆也写信赞道：“３０年来的辛劳未曾给狄德罗带来丝毫报酬。 但俄罗斯女皇却乐意在这个时候还清了法国的债。”
叶卡捷林娜不失时机地向启蒙学者示好的举措使欧洲人觉得俄罗斯这个过去的落后国家，现在已闪烁着一种家容和睿智的光芒。 这种光芒引得法国启蒙哲学家们跃跃欲试，想借助这位强有力的女皇来实现他们的理想。 但伏尔泰已经太老了，经不起俄罗斯的冰雪风寒，不能亲临指导女皇改革。
１７７３年，比他更天真的狄德罗抱着帮助她成为开明君主和进行政治改革的期望，踏上前往彼得堡的旅程，狄德罗一心一意要在这片荒地上撒播良种，不断向女皇提出改革建议。 但女皇压根就不想实现启蒙学者们的理论。 她把玩着这些理论和一套套建议，狄德罗想入非非的理想主义常常使得她忍俊不禁。在听完他劝她进行制度改革的长篇陈述后她说：“狄德罗先生，我高兴地聆听了体现您伟大思想的高见；不过，用您谈的这些大道理……可以写一些好书，用来实践却会把事情搞坏。在您的改良计划中，您忘掉了我们两人地位的差别：您只是在纸上工作，纸是逆来顺受、千篇一律、柔软灵活的，既不妨碍您的思路，也不抗拒您的笔锋。 而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皇，要在一个怕痒疼、爱发火的人身上工作。”还揶揄他：“我有时看到您有百岁老人的头脑，有时却是个１２岁孩子的头脑。”
她把狄德罗一个又一个的改革计划全部锁进抽屉，但又给伏尔泰写信汇报说：“我们常常见面，老是有谈不完的话……我发现狄德罗先生有令人感兴趣的想象力，我把他列入历来的特殊人物中。”
年老体衰不能亲往俄罗斯播种的费尔奈老隐士嫉妒得甚至病倒了。１７７４年８月９日，年届８０岁的老人气冲冲给女皇写了一封信：“女皇陛下把我抛在一边，转而喜欢狄德罗，或者格罗姆，或者别的一个得宠者。 您一点也不尊重我的高龄。 如果陛下是一个卖弄风情的法国女人，倒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位胜利的女皇和立法者，怎么可以朝秦暮楚呢？……如果我不是已到行将就木之年，一想起这件事来就会气死……”叶卡捷林娜回信开玩笑道：“先生，活下去吧，我们言归于好吧。”
被女皇的开明言辞和姿态一直吊着味口的伏尔泰终于没能等到女皇实施他们的改革计划。 当他于１７８年５月３０日与世长辞后，女皇真的为这位素未谋面的人的逝世而悲痛了。在给格罗姆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万念俱灰……您为什么不以我的名义得到他的遗体……他本来会有一个非常豪华的墓室……”
还写道：“他就是神奇和快乐的化身。 而且，他是我的导师，是他，或者说是他的著作，培养了我的才智和思想。”不过，悲痛的女皇丝毫也不打算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以慰老人在天之灵。伏尔泰一生活动中成效最少、笑柄最多的就数他为了实现启蒙理想而向一个又一个君主发出的呼吁了。 尽管他的宗教宽容理想通过腓特烈和叶卡捷林娜得到了实现，但是他的言论出版自由，政治自由和司法公正等理想在这些大君主那里的遭遇丝毫不比在法国好。 而且事实上，他寄了最大希望的那位爱好启蒙思想的女皇还把一个个在俄国传播启蒙思想曙光的人关进监狱，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赤身鞭打至死；而他和狄德罗都希望看到废除的俄国野蛮农奴制也在这位女皇手中变得更巩固了，范围更大了。 后来，俄国诗人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写诗嘲笑道：
伏尔泰和狄德罗恭敬地向她写道：“夫人！当您在位时制度繁荣昌盛，您对民众就是母亲，民众只是要求：快给点自由，快点给自由吧！”
她从问他们： “Ｍｅｓｉｅｕｒｓ，ｖｏｕｓｍｅｃｏｍｂｌｅｚ！” ②
于是她立刻使乌克兰人依附于土地。③
然而，不论他游说君主的活动实效如何，驱使他这样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蕴藏于社会下层民众之中那种巨大的不定形力量可能带来极大破坏作用。这种警觉是深刻的。在他去世十多年后法国革命中一度出现的暴民政治，还有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的崛起都使他这些不祥的预见不幸而言中。
注释：① 影射普王属下的部队。② （法文）
“先生们，你们是在奉承我吧！”
③１７８３年，叶卡捷林娜命令在乌克兰实行农奴制。
费尔奈时期
真是奇迹啊！
这是戏谑、刻薄的人格化。眼光稍微有些斜视，好像在侦察某一个对手；他有狐狸的尖鼻子，这个鼻子好比拔瓶塞的螺钻，这里那里去嗅种种妄为和荒谬的气味……至于嘴呢，妙极了！
周围是两条讥刺的纹路，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嘲笑。——罗 丹
一、费尔奈长老
伏尔泰于１７５２年离开普鲁士后，第二年春天回国。路易十五对伏尔泰心怀敌意，不想看见他，对宠妃蓬巴杜夫人说：“我不愿伏尔泰先生回到巴黎来。”
年近６０的伏尔泰在自己的祖国东躲西藏，没有固定立脚点。１７５４年上半年为逃避法国当局迫害，在普法边境旅行。１２月，厌倦了漂泊与动荡生活的伏尔泰取道里昂到了日内瓦。 他以为在共和国土地上可以不再受警察的追捕和骚扰。 于是，在日内瓦附近买下一所房子，取名快乐庄。 要定居下来安度晚年了。 他兴致勃勃造了剧院，亲自上台演出，又为《百科全书》撰稿。 不料，一一招来麻烦。演戏这种被加尔文派牧师认为含有危险性且有伤风化的娱乐，引来了日内瓦当局的禁令和一系列不愉快的连锁反应。他给《百科全书》撰稿，又不谨慎地批评了加尔文的残酷，再次遭到日内瓦当局的干涉和清教徒们的群起攻击。 大概这些事让他记起了加尔文阴郁而凶恶的气质和加尔文派在烧死异己方面丝毫不比天主教手软的事实，他感到了在这“自由之邦”的不自由和不安全。 他从教训中总结出经验：“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恶狗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
于是，他一气买下靠近日内瓦的法国边境的两块地产：多奈伯爵的食邑和费尔奈古堡。 这一来，他的自由和安全真的如狡兔三窟般地布置周全了：一旦瑞士有麻烦马上退居法国，而在法国有风吹草动又可迅速跨过边界隐到瑞士，“我左脚踏在于拉峰上，右脚踏在阿尔卑斯山巅，阵地的前面是日内瓦湖一座美丽的宫堡在法国边境，一所隐居的精舍在日内瓦，一个舒适的住宅在洛桑：从这一窟到那一窟，我总可以幸免君王及其军队的搜索了吧！“
已经６４岁的伏尔泰在其后的２０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２０年基本上居住在离瑞士边界仅几分钟路程的费尔奈。费尔奈时期的伏尔泰更见年老体衰，干瘪瘦削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曾对内克夫人开玩笑地描绘过他这个时期的形貌：别人很难猜出他的脸是怎样的，因为“眼睛陷下去三英寸深，面颊像不太好地贴在骨头上的陈旧的牛皮纸。 这副面颊本来对什么东西也粘不上去。 我留下不多的几颗牙齿现在也不见了。”
据说在他去世若干年后，当贝特莱从先贤祠墓穴中捧出他的头颅给在场的人看时，大家都觉得还能认出是他，因为这具完全干枯了的头骨同乌东雕的后来令罗丹惊奇不已的伏尔泰座像实在太相似了。但就是这个总让人觉着快死的骷髅似的隐居老人，从身上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去写作、论战、出击、演出、接待各方来客，还大兴善事，救危扶困。为了把费尔奈改造成一个快乐、勤勉而又有信仰自由的天堂，伏尔泰在这里定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了一座教堂，教堂上题有“伏尔泰为上帝而建”的献词。 对于他的这一举措，在他生前死后，人们都议论纷纷。 然而实际情况是，他一生致力于消灭教会的各种罪行，却从未放弃信仰上帝；而出于对人性弱点的洞见和基于其上的实际考虑，他又始终企图保持一种对于赏罚分明的神的信仰，以此作为共同的道德约束，尤其是对无知者的约束力。 正如他在《哲学辞典》中说的，“为了我们这群可怜的会思考的动物的共同利益，最大的课题、最关紧要的事情就是设置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既作为约束我们的马辔，也给我们一些安慰。”在他看来，“比起不容上帝这一点来，承认上帝对道德更有利。 毫无疑问，为了有利于全人类，就要有某个神灵存在，因为它惩罚人的审判职能无法消灭的东西”，更何况，崇拜上帝无论如何也比崇拜那种要求用人作祭品的野蛮人好得多。 从这些见解看，说他建教堂有对下层群众进行约束和恐吓的意味或许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是真实的。 伏尔泰反对教会，但也以同样的热情反对宗教偏执、捍卫信教自由。 他自己虽然从不上教堂，费尔奈的居民却有这个需要，谁又能说建教堂不是信教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的体现呢？
光有信教自由，没有居所和生活保障，费尔奈是变不成天堂的，何况伏尔泰一贯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会成为暴民，成为暴政和宗教狂的支柱。 于是他大办实业，除了关心农田生产、马匹驯养、马种改良，还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建造模范住宅，造好以后低价售给农民和贫民。 他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 出于对高乃依的敬意，他抚养了高乃依的孙女，又把自己写的诠释高乃依剧作的书的稿费全部留作她的嫁妆，因为他自认是“伟大的高乃依的部下，理当为他的将军的孙女效劳”。
他还抚养了清贫的世家小姐华列古（即后来的维莱德侯爵夫人）。
他的庄园给许多被冤狱和宗教迫害弄得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了栖身之处，其中有一百多个在日内瓦受新教迫害迁居来的家庭。 他资助他们办丝织业和钟表业，在他的全欧的哲学追随者中为他们争取市场，进行推销。 干起这一行来，伏尔泰的能耐和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招数肯定会让现代的广告专家都目瞪口呆。 他把织造丝袜厂的第一双出品寄给旭阿索公爵夫人：“夫人！
只请你试穿一次，穿了之后可以把你的腿给任何人看。“他对所有在巴黎的朋友宣传费尔奈钟表：“此地的货色远胜日内瓦的……在巴黎值４０路易的打簧表，我在这里只要１８路易。如蒙惠顾竭诚欢迎……你可有极好的表，附赠极坏的诗，要是你喜欢的话。”东西价廉物美且不说，还有当今大文豪的亲笔诗相赠，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还印了广告传单寄给所有法国驻外大使，请他们推销费尔奈钟表。 他的最大一笔成功的钟表生意大概是跟俄国女皇做成的。他给叶卡捷林娜去信谈费尔奈的诚实的钟表制造商，怂恿她订购一批。 女皇请他代购“几千卢布”的表，不料却收到了满满一箱子表，里面还附有一张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八银币的发票。 这笔数目让女皇着实大吃一惊，但还是硬着头皮买下了她这个“阿尔卑斯傻老头”的一箱表。 工厂全部盈利所得，他拿去用作了提高工人待遇和改善工人福利。伏尔泰更多的精力还是花在启蒙事业上的。 他在费尔奈时期写下了不计其数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如哲理戏剧《奥林匹亚》、《三头政治》、《西特人》；悲剧《拜火教徒，或宽容》；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有４０金币的人》、《巴比伦公主》；史学著作《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历史》、《议会史》；哲学著作《哲学辞典》、《无知的哲学家》，还有许多像《论信仰自由》（或《论宽容》）这样热血沸腾的政论文。在这官方难以追捕的偏僻古堡，伏尔泰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斗争。 他通过每天的往来信件和来访者与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注视着法国和整个欧洲的社会政治动态，又以信件和文章揭露黑暗现实，抨击社会的腐败和不公。 保存下来的伏尔泰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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