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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格--伏尔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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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割去舌头的孩子们哭泣。 我是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这点使我得到了饶恕。“
巴尔因被怀疑犯“亵渎”罪被处死。 伏尔泰从法律入手，要找出是否有这样一条法律，人们犯了假设的罪就要被处死。结果并没有这样一条法律！但是法官们却利用愚众的狂热和根据所谓国家利益去发明出各种罪名，以便杀死他们想杀死的人。 伏尔泰反诉了判决巴尔的法官。他的愤怒也无情倾泻到作为暴政社会基础的狂热的愚众身上。 他怒骂道：“吃人的小丑们！
你们从火堆烧得正旺的地方赶到跳舞晚会，又从格雷夫斯基广场赶去看滑稽歌剧；车裂卡拉，绞死塞尔温，烧死可怜的青年……我们同你们不共戴天！“
他以激愤而犀利的言辞为当时那些有嗜血癖的信徒绘出了一幅愚昧、狂热和残酷的风俗画或者叫心灵画。 他为之画像的这类人的情状，１７６５年曾在图卢兹逗留过的亚当。 斯密也亲眼目睹过，并且被他们的狂热和残忍震惊了。那时，伏尔泰正在为反对车裂卡拉的司法暴行大声疾呼。 令斯密大为惊奇的是，图卢兹居民大多站在法院判决一边。 即使证据凿凿表明卡拉无罪，他们仍然坚决相信卡拉有罪。 斯密悲哀地发现，人的眼睛一旦被宗教狂热遮住了，“对他们说什么也没用。”
巴尔一案，伏尔泰只身同时对国王、法庭、教众偏见作战。 法国当局找出的国家利益这个口实曾使在另几次冤狱中声援过伏尔泰的腓特烈也有所触动，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以国家的立场婉转劝说：“对于时代特有的偏见，应当迎头痛击么？……你当记得封奈德的名言：‘如果我手里尽是真理，我也将三思而行’。“
对法庭的反诉没有成功。 巴尔案的复审拖了许多年，到伏尔泰去世时巴尔也未能昭雪。 但司法的黑暗内幕经伏尔泰一次又一次揭露，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既有的罪恶再也遮掩不住，新的罪恶要照旧演下去也非常困难了。 正如房龙评价的，怀有宗教企图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 伏尔泰采取的进攻方法法庭是抵挡不住的。当人们终于摆脱迷信而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时，伏尔泰不屈不挠的反暴政斗争使他成为法兰西人民崇拜的英雄。１７９１年重葬伏尔泰骨灰时，在他的柩车上的题辞中有这样一句话：“他为卡拉、拉。 巴尔、西尔文和蒙巴里洗刷了耻辱。”
三、凯旋巴黎
他生平的最后一幕是他们“把他窒息在玫瑰花中”。——托。 卡莱尔
返回阔别多年的巴黎，是终生都在流亡中的伏尔泰在他暮年时的夙愿。 但路易十五在世一天，不准伏尔泰回巴黎的禁令就不会撤销。１７４年路易十五去世了，继位的路易十六是一个能干的猎手，精巧的锁匠兼出色的泥瓦匠，但却是一个无能的国王。 就此而言，如果把他的上曾祖父路易十三墓碑上的两句话用在他身上，还是差不太远的，这两句话是：仆人的本事无所不能，主人的才能一窍不通。
这个误入歧途投胎到帝王家的懦弱的人，无论多么地不喜欢伏尔泰这个危险的煽动家，但他是没有办法再阻止伏尔泰返回巴黎了。 何况，新王登基后还是想励精图治一番，为此，他任用了不少开明人士作他的大臣，其中有曾在任新闻出版总监时支持了《百科全书》和其他不少启蒙著作出版的马尔塞布，甚至还有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健将杜尔哥。伏尔泰回巴黎的路畅通无阻了。１７８年２月１０日，已快８４岁的伏尔泰告别他隐居了２０年的费尔奈回到巴黎。 他的返回在巴黎引起的轰动是任何一个君主的到来所无法企及的。 人们奔走相告，一时间，前线的战事、宫廷的阴谋以及其他种种争端全被置之一旁。 迎接伏尔泰、瞻仰伏尔泰、向伏尔泰欢呼致敬，成了百科全书派和巴黎人民最重要的事。他傍晚到达，住在塞纳河沿河路和博内路交叉拐角处的维莱特侯爵府。 消息一传开，人们蜂拥而至，聚集在维莱特府前，想要看看这位“启蒙之王”。此后若干天，维莱特府邸前车水马龙，前来拜访的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府前云集的群众也有增无减。 当时报刊、回忆录和轶闻集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伏尔泰回巴黎引起的持续亢奋和激动。 正在巴黎逗留的俄国文学家冯维辛写道：“伏尔泰到达巴黎，在当地人民中发生了这样的影响，好像某个神仙降临大地一样。”后来，法国现代史学家Ｇ。 勒诺特尔也说，这种盛况持续时间之长，在法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 人们一致认为，没有哪一位济世救国者受到过这样的尊敬，这样的推崇。 从不拜访任何人而只接受来访者拜谒的法兰西学院这次却破例派遣两位院士去谒拜伏尔泰，另外还有１０位院士自动参加了拜谒行列。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的代表，美国独立的元勋富兰克林带着他的孙子也来了。 他让小孙子跪在伏尔泰面前请求老人赐福。 于是，这位以他的无数悲剧、讽刺诗、哲理小说和政论文袭击和重创了基督教的老人一面向教友派①小教友伸出双臂，一面祝福“上帝、自由、宽容”。接着他扶起这个小基督徒，亲昵地拥抱他。 紧紧挤在屋里的二十几个人目睹了这一场面，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 伏尔泰对富兰克林小孙子的祝福象征性地表达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理想；他与富兰克林的相会，则是理性主义与民主政治的握手。 只要伏尔泰与富兰克林一同露面，无论是在戏院、在散步场上、还是在学士院，总是掌声不绝。大臣们也来了。 名门淑女们则像花环一样簇拥在老人周围，虔诚地吻着他的手，她们都争着从伏尔泰的皮毛大衣上拔下一、两根毛当作圣物保存。 老人出门，又是另一番盛况、那些日子的巴黎，用托马斯。 卡莱尔的话来形容，伏尔泰的马车是“彗星的星核，这些彗星似的车辆挤满了整个大街”。②
在路上，他的马车常常被人们围住。 一次，一位过路人问：“这是谁？”一老太太回答：“卡拉的恩人。”兴奋中的伏尔泰似乎完全忘了他已是近８４岁的病弱老人，竟然像他五、六十年前在巴黎时那样忙个不停。 他每天要接待无数朝圣者。 作为对教会的挑战，他特地接见了成群的喜剧演员，对他们说：“我为你们而生，靠你们而活。”他还考虑了庞大的工作计划。２月２５日，就在他亲自辅导韦斯特丽夫人排练他的悲剧《伊莱娜》时，老人奔忙过度，开始吐血。 他的秘书瓦涅埃后来说，当时血“从伏尔泰的鼻子和嘴里像喷泉一样猛烈喷射出来”。全宅第的人都惊慌不安，以为他要与世长辞了。 忏悔师也来了，要他按天主教习惯进行忏悔，还要他签字表明宗教情操，他不肯签字。 然而，他又像８４年前出生时那样给人们开了个玩笑，居然又活了过来，一周之后还康复了。不过，他这一次的生命玩笑已近尾声了。一天，一个慕名而来的英国人要求拜访，极尽恭维之词。 伏尔泰面带鄙夷：“告诉他，我快死了。”来人不走，伏尔泰不耐烦地说：“我已经死了。”来人还是不走，坚持要对他的遗体作最后的敬礼，惹得伏尔泰高叫起来：“告诉他我已经埋葬了，躯体也交给魔鬼了，他一定要见我的话，只有劳驾亲自到地狱走一趟。”这是真的，他的生命旅途快到终点了。 但他不听医生劝告，不肯回费尔奈休养，巴黎的生活实在太丰富太诱人了。３月１６日，悲剧《伊莱娜》首次上演，盛况空前，大获成功。 伏尔泰衰弱不堪，没能亲自观剧。３月３０日第６次上演时他出席了。 整个巴黎城像发了疯似的。 安德烈。 莫洛亚这样描绘了这个情景：在一辆绘着金星的蓝色马车中，一副老朽的骸骨穿着皮边的丝绒外衣，手里持着一根小杖，巍然过市。 学士院的全体会员，除了主教以外，都在门口迎接他。路上拥挤的群众嚷着：“闪开，伏尔泰来了！”卫兵接他下车，一直陪他到包厢里。 他一进去，观众都站起来喊道，“伏尔泰万岁！光荣啊，卡拉的辩护人！光荣啊，世界的伟人。“末了，观众要求演员为他加冕。 在两出戏中间，幕启处台上放着一座伏尔泰的像。 全体男女演员在像前鱼贯而行，每人放一顶桂冠在它头上，每次观众都站起来向伏尔泰喊道：”这是大众给你的！“
大家把他举过头顶递来递去。最后又轰轰烈烈地把他送回维莱特府。女人们差不多把他抱在怀中，“夫人们，”他说，“你们叫我欢喜得要死了。”但他的头脑仍旧保持着冷静。有人对他说：“成千成万的人对你喝彩啊。”他答道：“嗳，要是我临刑的时候，也有成千成万的人来观看呢。”③
这话竟谶语似地说出很快就将向他逼近的教士和狂信天主的人的仇恨。 不过，他还想干许多事。 就在这场加冕礼的白天，他还出席了法兰西学院大会，当选为院长。 他雄心勃勃，在会上鼓动大家进行文字改革，通过了编纂科学的法文大词典的决定，他自己承担了编写字母“Ａ”卷的任务。《伊莱娜》演出成功后，他着手创作新的悲剧《阿加佛克尔》。平日还写些书信、箴言和警句。 他的即兴赋诗常常使得满座叫绝，倾城传诵。但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一天，他向富兰克林诉苦道：“我这几天觉得腿脚僵硬得像石膏塑的一样。”富兰克林安慰说：
“是的，你的腿脚虽像石膏塑的，心却是黄金铸的。”为了提神应付工作，老人已经必须一天喝１８杯咖啡。 结果，他严重失眠，神经衰弱，暴躁易怒，动不动就举起拐杖打人，据说还用“优雅和丰富的词汇”咒骂人。５月１１日，他发烧了。病情传出，无数民众肃穆沉痛，聚集在路旁，伫立在窗外。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病重的老人被平日簇拥着他的侄女德尼夫人和维莱特侯爵弃置在后院一间小屋里，孤独地受着病痛折磨。 不顾阻拦、偷偷溜进病房的日内瓦人拉克尔先生目睹了老人的惨状。 他看见老人独自走出浴室，冻得瑟瑟发抖，嘟嘟囔囔地埋怨没人照料他。拉克尔先生后来说，“那时我不敢详细说出伏尔泰先生临终前２０天的孤苦凄惨状况，我怕别人指责我是招摇撞骗，看到当时那种景象，真令人心如刀割，感到痛苦、恐怖！”
５月３０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他曾担心死后遗体遭到教士们凌辱。 在２月那次吐血后对人说：“我不愿意像可怜的楼古佛烈那样被丢到垃圾场上。”
那时，神父们的确已经在跃跃欲试要以这种凌辱来报复他们的宿敌了。 当时正生活在巴黎的俄国人巴里亚京斯基禀告叶卡捷林娜二世：“有关伏尔泰生病和病情危急的传说很快就传遍了巴黎。 神父和信仰上帝的人们兴高采烈；而所有正直的人们却深为悲伤……但是，从不宽恕人的神父的仇恨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上。 伪君子们开始给巴黎大主教写信，要求伏尔泰如果去世了的话，不要埋葬他的尸体。 大主教郑重地答应他们这个要求……所有的神父都显出无耻的高兴。”④不过，他们高兴早了三个月。５月３０日，当伏尔泰终于不能再起来反对教会、再不能发出他那令教会胆寒的笑声时，教会就放心大胆地着手实施他们等待已久的报复计划了。 教会人士宣布老人为无神论者，不许把他葬在教墓上，威吓着要把他的遗骸弃在荒郊，如同４８年前对待天才演员楼古佛烈小姐那样。 爱护他的人们把他的遗体秘密运到香槟省，安葬在他的侄子当神父的舍利埃教堂内。１７９１年，在大革命高潮中，宪政会议决定把伏尔泰遗骸迁葬先贤祠。 生前被流放了近六十年死后遗骸又被流放了十三年的伏尔泰再次凯旋回归巴黎。 在隆重运送伏尔泰遗骸的灵车上，起义的法国人民写下一句概括了他一生全部活动的话：“他教育我们走向自由”。
注释：① 教友派：创立于１７世纪的一个基督教派别。②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上海三联书店，第２３页。③ 安德烈。 莫洛亚：《伏尔泰传》，见《傅雷译文集》第１２卷，第４８８页。④ 转引自阿尔塔莫诺夫著《伏尔泰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９页。
伏尔泰的精神遗产
想给天才下定义的人，对于天才感觉多于了解；应该由天才本身做自我介绍。 这篇关于天才的文章不应该由我来写，应该由那些给本世纪带来荣誉的特殊人物之一①来编写，这样的人，如果他想了解天才，只需要看看自己就够了。——狄德罗
伏尔泰漫长的活动跨了三个时代。 他从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开始，以政治讽刺诗有声有色地拉开了活动序幕，然后横贯路易十五的全部统治时期，直至路易十六统治前期。 活动于路易十五时期的时间就将近六十年，加上在路易十六时期的那几年，大半个世纪，伏尔泰和他的朋友们以他们的笔令旧势力不堪招架，穷于应付。 伏尔泰很以自己手中的笔而自豪，说：“我没有王权，但我有一支笔。”他跟其他所有文化巨人一样，最充分地使用了手中的笔。 哪怕孤独一人，哪怕在最可怕的逆境中，他“写的作品也和作家协会所有作家写的总数一样多”（房龙语）。本书的开头曾提到过，伏尔泰死后由博马舍编纂出版的全集达９２卷之多，所涉内容几乎遍及人文学每个领域，甚至包括自然科学。 对他的著作，亚当。斯密这样评价：“理性受赐于他之处不可估量。通过他给予一切教派的狂信者和异教徒的大量嘲笑和讽刺，才有可能使人类的知性产生真理之光，使人们作好准备，去进行一切有理智的头脑应该进行的探索。 他对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些板着脸的哲学家，后者写的书只有极少数人读，而伏尔泰的书是为一切人写的，一切人都在读。”②只要流览一下伏尔泰留下的遗产，就能领会到出自斯密这样严谨的思想家这番话的分量。
注释：① 指伏尔泰。② 引自约翰。 雷《亚当。 斯密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７１页。
一、哲学上的两面出击
作为启蒙哲学家的伏尔泰写了大量哲学著作。 其中最重要的有《哲学通信》、《论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无知的哲学家》和《哲学辞典》。通常认为，伏尔泰的哲学在内容上没有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而是过去思想遗产的整理和发挥，尤其是当时最新成就牛顿科学和洛克哲学的介绍和阐释。 他的功绩在于，由于他的介绍和阐释，牛顿和洛克在１８世纪的法国有了无比巨大的感召力，从而使英国经验主义取代了思辩哲学的无据空论而在法国盛行起来。这种看法固然不错。 然而如果根据他的哲学在内容上对前人思想的依赖，便认为伏尔泰的整个哲学思想没有独创性，这就过于轻率了。著名的现代哲学家Ｅ。 卡西尔公正地指出，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思维形式。 它一反经院哲学以来的“体系癖”，以自由的，生动活泼的精神去冲破体系的僵硬藩篱，又以自由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把哲学从狭隘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使它不再局限于纯思维的王国，而是要求去“触及并探明那些产生了全部理智活动（如思维本身）的更深层事物”①；而且它的全部努力也并不像我们过去通常认为的是对生活和客观现象的反映和描述，相反，它注重创造，而且致力于解放这种创造性。例如，伏尔泰在一切哲学著作中都透出一种对思维自发的独创性的信仰。 他不采取构造体系的方法去谈哲学，而是以《哲学通信》、《哲学辞典》、以及哲理诗、哲理小说这类不受拘束极为自由的形式讨论哲学问题。 这样作避免了体系对思维独创性的妨碍，避免了体系对哲学思维范围的限制，而让哲学自由活动。 但是他采取通信、辞典这些反体系的哲学表达方式并不意味着放弃了体系精神，譬如像黑格尔说的，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只是一些关于世界的机智的独特见解，只是“零星片断的杂乱无章的表述”或“临时感发的转瞬即忘的空谈”②。 事实是，他让哲学自由活动，是既要运用哲学思维去审查过去的和现有的一切思想、制度、风尚习俗，又要去探寻出新的东西。 这种审查和探寻从各个不同方向都汇集到一个中心点，都在突出他那个世纪所发现的最重要的力量同时也是在过去许多个世纪中由于受到压抑而未能伸张的力量：这就是理性。正是对理性的伸张使伏尔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哲学极富成果。 他们以哲学思维去触及一切，并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他们在哲学上的失误在于，当他们在审查过去的哲学时，由于对科学和实验证据的推崇使他们过低估计了过去思辩哲学的价值。 伏尔泰刻薄地把所有柏拉图主义者都比喻为“优雅的饶舌者”；对笛卡尔、莱布尼兹这些１７世纪的哲学天才的评价经常失之于偏激和不公正，他甚至断言，从柏拉图到洛克之间什么也没有。 这种偏向导致一种哲学思维上的重大缺陷。 伏尔泰依托于洛克的感觉经验论，又把从牛顿物理学引伸出来的分析方法当作认识一切事物的基本方法，力求通过分析达到认识的清楚明白。 他忽略了世界由于本身的复杂而具有某些不可分析性，尤其在涉及人的精神世界、信仰等问题上时，分析方法是有限的。 对分析方法有限性的忽视使他在对具体的或现实的问题进行剖析时，处处都是最精彩最中肯最透辟的见解，但一接触到超现实问题，他的思想与其说是深刻的却毋宁说是机智的。 对此，安德烈。莫洛亚有一个中肯的批评：“一种完全清楚明白的学说不大容易把暗晦的世界表现真切。”
这一点，在伏尔泰对帕斯卡的批判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伏尔泰对于利用理性力量去破解人性之谜、洞悉事物本质十分自信。 出于这种自信，也出于要确立人和人的思维独立性的启蒙目标，他向１７世纪最深刻的哲学家和悲观主义者帕斯卡挑战。 在《哲学通信》中，伏尔泰就把帕斯卡看成他在哲学上必须面对的强大对手，以最长的篇幅批判了帕斯卡的《思想录》。半个多世纪后又以《最后的批评》来补充和支持了早年对帕斯卡的批判。 针对帕斯卡在《思想录》中描写人类的丑恶，伏尔泰宣布：“他雄辩地向人类发出咒骂，我敢于为人类辩护。”他指责帕斯卡把人类全都写成凶恶而不幸的，说他著文反对人性差不多和他著文反对耶稣会修士一样。帕斯卡把人比喻为被铁链锁着的待处决的死囚，每天从自己亲眼目睹的被处决的同伴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 伏尔泰不无道理地为人类申辩道：“在一首讽刺诗里，人们尽可指出人类的丑恶面；但是，只须还保有些理智的人，就不得不承认在所有动物中，人是最完善、最幸福、也活得最久。 因此，我们不必诧异，与其因为不幸和生命短促而自怜，不如应该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长寿而惊喜、而庆贺。”③帕斯卡认为人类蒙昧而不幸，人的本性又显现出令人吃惊的冲突，整个宇宙却对此沉默无声，“人没有光明，全凭自己挣扎，仿佛在宇宙的这个角落迷失了道路，却不知道是谁把他放在此地的，不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不知道死后会变作什么样”。伏尔泰反驳说：“我们的生活并不像某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不幸。把宇宙看作牢狱，把所有人看作马上要受死刑的罪犯，这是一种狂信者的观念。相信世界是福地乐土，那儿只有欢愉：这是一个花花公子的梦想。”④他认为一个哲人应该摈弃这两种看法，而坚决相信大地、人类和动物是按照上帝意旨而存在着的。帕斯卡揭示出人是充满矛盾的动物。对于认识自己，人的理性无能为力，他说：“谁能理清这团混乱？……高傲的人啊，要有点自知之明，懂得你与你自己处于什么样的自相矛盾之中。 谦卑些吧，软弱无能的理性；安静些吧，低能的自然：你应该懂得，人无限地胜过人，应该从你的主人那里学到你本一无所知的人类的真实状况。倾听上帝吧！“
伏尔泰承认人身上的矛盾，但他并不认为从中可以得出理性软弱的结论，而是把人的种种矛盾看作对人的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的证明。帕斯卡攻击人的情欲，把情欲视作罪恶和不幸之源。伏尔泰却并不因为人有种种情欲而把人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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