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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格--伏尔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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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反驳虽然大多基于常识但又不乏独创性，它们提供了与帕斯卡的观点相对的另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但伏尔泰在帕斯卡关于人的精湛深邃的见解面前，也经常用俏皮话来搪塞。 帕斯卡看到人自身背负着各种各样的深刻矛盾，人性似乎是一团解不开的乱麻，他说：“人是何等的怪兽！
何等的新奇事物！何等的混沌！何等的矛盾人物！一切事物的裁判者，却又是蠢蠢蠕动的蚯蚓；真实的寄托者，却又是疑窦的集丛；同时是宇宙的光荣和废物。 倘使他自夸，我就压低他；倘使他自卑，我就赞扬他，但永远和他争辩，直到他明白自己是一只不可理解的大怪物。“伏尔泰写于１７７年的《最后的批评》回避了正面回答蕴含于帕斯卡这一描绘中对所有哲学家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而批注了一句：”地地道道的病夫言论。“
然而，他自己也明白这种敷衍对付不了帕斯卡遗留下来的难题。 事实上，帕斯卡对人的惊人描述和人的可悲现状也时常在触动伏尔泰。 当他不是出于论战而是从容地阐释他自己的思考和观点时，他的见解经常不自觉地向帕斯卡趋近。 在《哲学辞典》“愚昧”一词下，他写道：“我不知我如何形成如何诞生。 我一生中四分之一的时间，我所见所闻所感，皆绝对不知其理由，我只如鹦鹉一般学舌而已……当我想向这个确定的途程中前进时，我既找不到一条路径，也找不到一个目标，我对‘永恒’默想了一会之后，我又堕入愚昧的深渊中去了。”
这种不可知论和无奈感已经几乎是帕斯卡的语言和感受了。 在“论人”辞条下又说：“人类并没有活到２２岁以上，如果计算那些在襁褓中死去的，以及那些一百年之久勉强过着悲惨而愚蠢的生活的人。……就人类全体而论，人生的三分之一必须因睡眠而除去，在睡眠中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死的；这样就只剩下十五年了，从这十五年中我们至少应除了八年的幼年时代，这八年是所谓人生的前奏。 清楚明白的余数是七年，这七年至少有一半是为各种各样的忧患占去的。 取三年半的时间给苦役、疲劳和不如意吧，那我们就一无所余了。对了，可怜的东西，你还有什么可自豪呀？”⑥
这种愤世疾俗的情感也几乎是与帕斯卡没有多大区别的。但是伏尔泰还是坚决反对帕斯卡的悲观厌世。 尽管人类现状是这样的不如意，甚至是这样的可悲，他还是极力维护人高于动物的特性，极力维护一种不断把人引向未来的本能。这高于动物的特性就是：“理性，勤劳的双手，一个能够概括观念的头脑、一套灵活得足以表达这些观念的语言——这些东西就是最高的存在赐予人的，而为别的动物所得不到的大恩惠。”⑦这把人引向未来的本能就是希望，他在《哲学通信》中说：“人类最可贵的宝库乃是这个‘希望’，它缓和了我们的悲哀，它在我们目前所有的欢乐中描绘了将来的欢乐。”倘若丧失希望，人将不再播种，不再建设。⑧当伏尔泰在说着上面这些话时，他实际上就是帕斯卡所赞许的那种“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⑨
伏尔泰一生中从未放弃过批判帕斯卡，然而他承认帕斯卡是一个“屹立在他的世纪的废墟之上”的不朽天才，承认他“比他的全部论敌加在一起的价值都高”。他从《哲学通信》时期到他的暮年一直反复批驳帕斯卡，就是为了从帕斯卡的悲观主义中拯救出人的可贵的素质，同时也为了使人不致于在绝望之中把自己托附给教会。伏尔泰不遗余力地反对悲观主义，他也同样不遗余力地反对乐观主义。 他甚至认为乐观主义根本不是哲学学说，而只能属于神秘怪想之类的货色。 他用了大量精力去反对莱布尼兹以“一切皆善”来证明上帝存在，正如他坚决反对帕斯卡以人的原罪和混沌本性去证明上帝存在一样。 如果说他早年还曾多少信奉过乐观主义的话，当他更多地经历过、观察过、思考过之后，尤其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他坚决认为，面对随处可见的苦难，闭上眼睛是愚蠢的自我欺骗。 他最杰出的哲理小说《老实人》和哲理诗《咏里斯本地震》都嘲笑了对世界的乐观看法，处处透出一种深刻的怀疑。《老实人》中莱布尼兹的影子邦葛罗斯口口声声：“天下尽善尽美。”却遭现实无情嘲弄，历尽苦难还险些被宗教裁判所烧死，最终不得不默认老实人的老实话：“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是灾难。”
在《咏里斯本地震》中伏尔泰又写道：
啊，可怜的人类，悲惨的大地！
尘世上注定要死亡的万物，永远承受着无尽的痛苦，证明了叫喊“一切皆善”的哲学家的谬误。
他愤怒指责粉饰现实的哲学家对人们说谎：
噢，你们，谁的理智在说谎；说在尘世生活中一切都是幸福的，请你们赶快看看这可怜的废墟吧……
你们还敢说：……
按照完美的意志，通晓一切创造一切，决不会使我们陷入悲惨的境地吗？
决不会点燃火山，把死亡藏匿在地下吗？
伏尔泰要人们正视现实，承认现实的不美妙，但他主张把目光投向未来的希望：“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会一切皆好，但如果认为今天就已经一切皆好却是幻觉。”
伏尔泰在哲学上成功地反驳了莱布尼兹的乐观主义。 但他对帕斯卡的批判很难说是成功的。 可是他小心地避免落入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任何一个陷阱，而是既要打击人类的自鸣得意又不致使人丧失希望。 在这个并非容易做到的事情上，他是卓有成效的。尽管有种种缺陷，由伏尔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释放出来的理性力量作为１８世纪哲学的最高表现，是极富成果的；而这种哲学对理性的信仰则如卡西尔所说是近代哲学思想在形成自己特有的自信和自我意识过程中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 A B二、历史以人类精神的真相为对象伏尔泰以哲学思维去触及一切方面的尝试在人文领域成果斐然。 其中，他在历史学方面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在历史领域，伏尔泰是个开创性人物。 他制订了一种独创的观点和新的方法论方案。 他把历史视作人类精神和心灵的发展史，而不是永远被歪曲的事实的记叙，因而历史应成为人类精神自我教育的工具。 基于对历史的这种定位，他在把理性主义精神应用于历史研究时，主张公正而理智地看待前人的功过得失，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他严守启蒙先驱比埃尔。 倍尔的遗训：用清白的手来触摸历史，决不让任何偏见阻碍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决不让任何宗教或政治偏见歪曲对历史现象的描述；既不谄媚也不诽谤，而只关注真理。在方法上，他第一个尝试把哲学与历史相结合，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
他批评过去的历史著作热衷于记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就像一支军队的辎重，是个累赘。 人的脑子很小，如果壅塞着细枝末节就会使智力衰退。 因此论事必须从大处着眼“
为此，他不去堆积大量总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而是去选择出最重要、最确凿的事实，“以便让读者能自己判断人类精神的毁灭、复兴和进步”
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正如普希金所评价的：“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
在研究范围上，他又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把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农业、工艺、商业、生产技术的演进、饮食起居、人口增减等等都纳入了历史研究视野，开创了文化史和文化学的研究。 在这方面，他甚至得到他的最严厉和最伟大的批评者莱辛的肯定。莱辛在伏尔泰的《风俗论》出版后评道：人是人类研究的最崇高对象，但是，“看待人有两种方法：或是把他视为特殊，或是把他看作一般。 很难说第一种方法是人的最崇高的追求。 把人视为特殊会是什么情景呢？会把人看作傻瓜和恶棍。 ……把人视为一般，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于是人就显示出伟大和神圣的起源。 想一想人完成了什么样的事业；他如何日夜扩展他的悟性的范围；他的法律中又充满了何等的智慧；什么样的雄心壮志激发他成就了不朽的功业。……然而还没有一位著述家把这些选作自己的专门论题，因此，这位作者可以心安理得地自夸：‘我是自由地跨入虚空的第一个人。’”
伏尔泰的所有史学著作都体现了上述特点。写于１７３１年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传》是伏尔泰的第一部史学著作。 为了写好这部书，他到处寻访这位国王的同时代人，先后访问了他的心腹大臣、波兰国王、英王的侍从和当时一些驻外使节，取得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伏尔泰注重占有材料，但又大胆取舍，一开始就使历史摆脱了纯编年史形态。 他以翔实的材料和讽刺笔调记叙了查理十二（１６８２—１７２１）这个穷兵黩武的“北方狂人”。
查理十二不断发动战争，最后兵败而死，曾经是强大的瑞典王国也就此丧失了强国地位。 有人说，凡读过这部传记的人，都会觉得黩武主义是罪恶的、愚蠢的，到头来总会自食其果的。 这部专门记载人类愚行的著作遭到巴黎当局禁止，伏尔泰是带到卢昂秘密出版的。《查理十二传》是一部风格全新的史学著作，它的问世受到进步人士欢迎，但又令一些精神脾胃虚弱的人难以消受，招来阵阵指责。 指责之一是，伏尔泰忽略了过去史学家一向注重的细节描述。 为答复这种指责，伏尔泰写信挖苦说：“我们很愿意相信，彻底了解查理十二在其加冕的高台中没有假的黄金，知道华盖的宽度以及它是否是由教会提供的红布或蓝布装饰起来的，这些都是无比重要的。 ……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一门心思想知道王公大人们的兴趣的人可能有其价值。……一个历史学家有很多责任。”
这封信表明了他的史学研究方向不是繁琐的考据，而是写出人类的精神，人类的教训。《路易十四时代》是伏尔泰最优秀的历史著作之一。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伏尔泰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搜集材料和写作。在这部巨著的导言中，伏尔泰开宗明义，说他的目的不单是记叙路易十四，而是抱有一个更宏伟的目标：“把迄今为止这个最开明的时代中人们的精神面貌写出来，用以昭示后人。”
根据这个写作宗旨，伏尔泰把精神文化发展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把法兰西科学院的创立作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开端，以对内政、科学和文艺的出色描写使这部书成为近代第一部文化史著作。 伏尔泰认为，在路易十四提倡和保护学术文化的政策下，重视常识的精神和重视批判的精神发展起来，无形中消灭了许多迷信；到１６７２年，纯粹控告邪术的罪名在法院中取消了。 伏尔泰通过对路易十四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状况的颂扬，鞭挞了路易十五对文化的敌视和他在文化上的专制政策。 路易十四虽然在政治上专制，但和他那位心胸狭隘的继承人比起来，他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明，对文人也相当尊重。而路易十五对文化艺术的轻视甚至受到过黎塞留元帅的谏责。元帅在一次晚宴席上婉陈国王对本朝一批名士礼遇不周，还举了俄皇、普王在这方面的作为。 路易十五却反唇相讥：“难道有必要接见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达朗贝尔、维尔内这等人；难道必须和他们平起平坐！”
然后还不耐烦地挥手说：“我请普鲁士国王代劳吧！”
两相比较，伏尔泰对前朝自然抱有好感和怀念，但这种感情倾向并没有支配他对路易十四时代其他政策的评价。 他指出，路易十四的好战和宗教上的不宽容也造成了许多灾难，特别是１６８５年废除南特敕令，把对新教徒的迫害推到了最高峰，导致了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 他在书中还通过对教派之争的记叙，揭示出无谓的神学争论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以超越民族界限的开阔眼光，力求广泛和公正地介绍了当时欧洲各民族的文化成就，而且对与法国敌对的英国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和自然科学推崇备至。 还不仅限于对欧洲各民族的介绍，伏尔泰在该书中甚至专章讨论了中国。他一方面批评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和科学上的碌碌无为；但同时又对中国的治国方式、宗教宽容和伦理道德大加赞扬，以此来抨击欧洲的专制和宗教狂热、宗教迫害。 尽管关于中国的一些赞辞不切实际，但开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先河。 这一点，后来在《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简称《风俗论》）这部重要著作中得到充分发挥。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表现出他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 他说他这部书旨在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现代文明的”。
他一反基督教神学家的说法，完全用一种理智的、非宗教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史，把全部人类历史看作理性与迷信斗争的历史。他指出：东方各国文化，特别是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在起源上比《圣经》所说的希伯来人文化早得多，基督教各个教派宣扬的宗教史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站不住脚。 这样，他否定了长期统治西方史坛的神学历史观。 这部书中，同样不仅叙述欧洲各国的文化概况，也介绍东方国家的文化。 而对中国，他从一种远距离的了解中获得一种审美效应，以至在书中盛赞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从他并不真正了解的儒学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政治性表达中找到论据去抨击法国专制政体。 尽管有这类判断上的不确切，《风俗论》仍不失为建立包括东方各民族在内的新的世界史体系的成功尝试，它为后来的文化史研究也提供了范例。
《路易十五时代》同样不限于记述路易十五个人，而是着眼于说明一个时代的面貌。 虽然这部出版于路易十五在世时的著作少了他惯常有的抨击时政的特色，而且时有阿谀之词，但是他的批判锋芒仍然掩不住。 这尤其表现在他对这个时代司法黑暗的揭露上。 他指出：在法兰西，许多残酷和荒谬的刑法照样有效。 虽然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就全部废除刑讯，只有罗马暴君萨拉才采用没收财产的制度，但刑讯和没收财产的制度在现在的法国还继续保留着。 他愤怒抨击法国的法官甚至仍然还可以从以色列国王的暴政中找到法律判例。 纵使有些法官的辩护已证明某人无罪，多数法官却依然能把无罪的人判以死刑。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则着重阐述了彼得改革的进步意义，表达了理性必将战胜迷信的信念。伏尔泰在他的所有史学著作中都实现着哲学和历史学的结合。 作为这种结合的一个突出成就，是他得以把历史设想为过程。 仅此一点，就是对后来一些人把１８世纪说成一个“非历史”的世纪的否证。 在伏尔泰之后的１８世纪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以他为楷模，法国的杜尔哥、孔多塞、英国的吉本都有意识地以哲学眼光来写历史。 而伏尔泰通过写历史去揭示人的精神发展、揭示理性如何穿透由偏见和迷信布下的雾幛而向前推进，同时又借过往的经验和教训来昭示后人。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是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现代史学流派的先驱。 伏尔泰还在他的所有史学著作中实现着史学和艺术的结合，抱着“写历史如写悲剧”的态度，以艺术大师的手法去记载过去人们的愚昧和妄行。 对此，狄德罗是这样看的：“其他的历史家叙述事实，只是为了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你却是为了使我们从内心激起对说谎、愚昧、虚伪、迷信、宗教狂热和暴政的憎恨。“由于这一切，伏尔泰开了一代史学新风。
三、文学：伏尔泰手中最自由的武器
“参孙挥动刑斧之前，先有伏尔泰发出那锐利的笑声。”
出自海涅之口的这句名言，是对伏尔泰的文学创作的力量的一个精当评价。正如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不是纯粹写历史，而是负载着揭示人类心灵、揭示理性与迷信的斗争的任务；伏尔泰的文学也不是纯文学。 在理性与迷信、偏见的斗争中，在人权与暴政的斗争中，文学是伏尔泰手中最自由、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把哲学精神贯注于文学中，调动了诗、戏剧、小说等一切文学形式去绘出人间世相，去表达他的理想、去鞭挞一切丑类，去触及一切与人类有关的问题。伏尔泰面对的和他要对之挑战的，是拥有各式各样坏蛋并且要凭借坏蛋而得以肆虐的专横权力。 和这样一个对手是无法展开辩论的，讽刺和嘲笑就成了伏尔泰最有力的武器。他那些神出鬼没、无穷无尽、随口可出，冷不防就会落到哪位教士、贵族、王公、国王及其御用文人头上的讽刺诗和讽刺短文就是他的笑声的载体。 运用这种灵活方式，无论是教会的荣誉、自以为是的神父，还是信口雌黄的无聊作家，都逃不脱他的讥笑。 他调侃教会荣誉：“愚昧”收到了一只匣子这是“偏见”送给她的礼物。我亲爱的，可不许向“理智”乱说的那回事：教会的荣誉不是开玩笑的东西。——《题在装殓遗体的小匣子上》
他笑骂愚蠢牧师：
地窖里有几只小老鼠，急忙去赞美救世主：世界多好啊！一切多美啊！
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一伙——这一点是很明白的。——《论人》
又对腹中空空、专门喜欢写大书的无聊文人发出滑稽的抱怨：竟然要“残酷地迫使我这样一个活人去阅读什么内容也没有的整整的九卷书”。
在伏尔泰手里，嘲笑是能够战胜一切的最有力武器，而且这武器使得他像对狄德罗传授经验时说的那样，可以对强敌“射出暗箭，又不露出双手”。赫尔岑也说伏尔泰的讥讽嘲笑摧毁力无穷，因为他的讥笑像闪电似的击中并灼伤他的敌人。 这样大的威力不仅是因为渗透于这种讥笑中令被笑者恼怒、胆寒的尖刻和锐利，还因为在他洋溢于笑声中、“使自己凌驾于逗人发笑的事物之上“
（《哲学辞典》，“笑”）的优越感面前，被笑者显得无比的卑微、琐屑和愚蠢。伏尔泰在文学上酷爱的是悲剧。 他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悲剧创作，还常常在自己的家庭剧院内亲自参加演出。 伏尔泰写悲剧，是他的趣味所在。 但他更是为了以悲剧为武器向专制政体和教会发起进攻。他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他在２３岁时根据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改写的。 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勇敢高尚，富有智慧。 他刚一出生，就由于一道断言他日后注定要杀父娶母的神谕而被弃荒郊。 他竭力逃避这不幸的命运，却被命运一步步引向杀父娶母；他道破了天下最难解的谜，却猜不中自己的谜而葬送在对自己的迷误中，他拯救了忒拜城的人民，自己却受命运捉弄而落入灾难的渊底。 这个震撼人心灵的神话揭示了个人意志与不可知力量的冲突是人永远要面对的基本命运。 伏尔泰借用这个神话，否定了人间苦难是人的原罪造成的，控诉了神对高尚的人滥施淫威，恶意作弄人，制造人间悲剧。 他通过剧情发展，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深渊，神正阴险狠毒地把善良的人推入这个深渊。 在剧情发展的高潮，他让俄狄浦斯悲愤交加地发出抗议：“残忍的诸神，你们使我犯罪，而你们又因这些罪行来处死我啊！”
这个抗议揭穿了所谓全知全能全善的神的虚妄。 这是伏尔泰启蒙思想和哲学理念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第二部著名悲剧是《查伊尔》。
它的故事背景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耶路撒冷。 苏丹奥罗斯曼是个勇敢的军人和宽厚的执政者。 他与美丽的女俘虏查伊尔相爱了。 但查伊尔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她与伊斯兰教的苏丹相爱是违背教规的。宗教成了他们之间感情的障碍，并且最终导致了悲剧结局：查伊尔被杀和苏丹自杀。 伏尔泰通过这个剧本提出了启蒙思想家们极其重视的人类情感问题，控诉了宗教偏见对基本人类情感的扼杀。《穆罕默德》则是伏尔泰反对教权主义的力作。伏尔泰处于基督教教权控制下的法国，为了避开教会和政府的打击，他借用了穆罕默德来作为一切制度化宗教的教士代表。 他笔下的穆罕默德是个骗子、滑头、冒名顶替者和恶棍。 他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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