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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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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十分危急，对韩信的请求勃然大怒：“我被困在这儿，天天巴望着你来帮我打退敌兵，你倒要自立为王呢！”张良、陈平在一旁暗中踩了一下刘邦的脚，刘邦立刻明白过来，换了一副面孔说：“大丈夫既然平定了诸侯，要做就做真王才对，干啥只要做假王呢！”忙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结果韩信自以为刘邦对他恩重如山，一直忠心不二。《史记》认为刘邦主要就是靠着以上两个方面的长处，最终由弱变强取得胜利的。
《史记》在许多人物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谋略的威力。《廉颇蔺相如列传》讲秦王强索赵璧。赵王在两难之下派蔺相如奉璧使秦。形势很险恶，但蔺相如无所畏惧，大义凛然，有勇有谋，拼死捍卫了国家利益，完璧归赵。
《春申君列传》写黄歇由于没有听从门客朱英的规劝，后来遭到李园的暗算。
司马迁分析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几度处境危急，差一点丢掉性命，但最后化险为夷，善始善终。这些都是人事智谋的作用。
《史记》在强调人谋的同时，并不认为光有智谋就能百战百胜，还特别注重“时”、“势”。“时”就是时代条件，“势”就是客观形势。《伯夷列传》讲得很清楚：云随着龙飞起，风随着虎而吹；当圣人出现的时候，万物的本来面目都能显著起来。伯夷、叔齐虽然贤明，得到孔子的赞扬，因而声名更加显著；颜渊虽是好学，因为追随孔子，德行才更加彰明。《管晏列传》引管仲叙述他和鲍叔牙的交情的话说：我曾替鲍叔牙出主意，结果弄得情况更坏了；但鲍叔牙不认为我愚蠢，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时势有利有不利。
时、势往往制约着人谋，历史条件配合得好，加上人的主观努力，就可能有所成就。历史条件不适合，人纵然聪明绝顶，做了种种努力，仍可能失败。
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呢？在《史记》的世界里，最显眼的当然主要还是指个别的杰出人物，尤其是王侯将相们。但《史记》并没有单单把青睐倾注到这些统治者身上，还有一大批名位并不显赫的中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巫祝、名医、商贾、倡优、滑稽大王等等。它把陈涉立为世家，把农民领袖与王公贵族列在一起，这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
通古今之变上溯五帝，下迄汉武，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从中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史记》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从《史记》内容的编纂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待历史又是略古详今。十二本纪，五帝只写了一篇，夏、商、周各一篇，秦写了《秦本纪》，又写了《秦始皇本纪》，汉代是一个皇帝一篇，只有汉惠帝因实际起作用的是吕后，所以代以《吕太后本纪》。表，三代有一篇，只记世系，而无年代。12诸侯是年表，六国也是年表。秦楚之际变化很大，是月表。汉兴以来表就多了，共有六个，越往后搞得越细。世家自西周以后才有。列传则从春秋时期才正式开始，春秋时的有《管晏列传》等六篇。战国时期包括秦在内共有22篇，汉兴以后的达42篇。《史记》就是通过这些篇章历述古今沧桑，贯通千载风云，勾勒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大势，特别对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的社会重大变革，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评论。
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是古今之变的一个关键，对这一事件当时或稍后的一些史籍大多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史记》则给予了高度重视，用不少篇幅记载了各国变法的情况。例如，《商君列传》详细记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原委，其中不仅写了商鞅先后两次变法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变法富国的客观效果，还写了商鞅多次与甘龙、杜挚、公子虔、公孙贾等人围绕变法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向人们认真地报告了历史上这一巨大变化的真实情况。这是《史记》通古今之变十分突出的一手，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中写历史变化最为杰出的一个例子。
秦汉统一的历史在《史记》中所占笔墨最多，全书有三分之一多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战国至秦汉历史的统一进程，特别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刘邦的再次统一，描绘得非常生动具体。从春秋时期诸侯称霸，到战国之际七雄兼并；从秦国崛起，到始皇一统；从秦朝崩溃，到项羽分封；从楚汉之争，到刘邦建国。前后几百年，风云变幻，事变迭起，透过纷繁迷离的云雾，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大舞台上先后上演的一幕幕活剧，清晰地勾画出了天下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坎坷的历程。
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剧变中，挤进统治集团中的人物的身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吴、齐、鲁、燕、宋、晋、楚、郑等世家中那些春秋时期显赫一时的世袭贵族逐渐衰落下去，或者改头换面成了新贵。战国时代游士的奔走活跃，客卿的纵横捭阖，已是一种新的社会气象。范雎、蔡泽、苏秦、张仪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从布衣成了相国，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靠着智慧勇猛跻身将帅。到了汉初，匹夫刘邦当上了皇帝，掾吏萧何，狱卒曹参，平民陈平、陆贾，杀狗的樊哙，替人吹箫办丧事的周勃，丝绸小贩灌婴，拉车的娄敬，……或者拜将相，或者封公卿，开创了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的新局面。
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逐渐强化。《秦始皇本纪》中侯生和卢生议论说：“始皇的为人，天生脾气刚强暴戾，自以为是，博士虽然有70个，只不过充充数罢了。对他们的意见从不采用，丞相以及大臣仅仅接受已经拟好的命令，一切事情都倚靠皇帝办理。”这是写秦始皇专制的点睛之笔，比起《殷本纪》中写的商纣王的独裁行为，更具时代特点。
至于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更发展了一步。《卫将军骠骑列传》写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奉法遵职，连士兵都不敢自行招募。《张丞相列传》写公卿大臣都无所作为，当了丞相也只是备员而已，甚至性命难保。《儒林列传》写士人学者噤若寒蝉，只好钻研儒术。《万石张叔列传》更是对当时专制高压下官场腐朽风气的尖锐揭露和讽刺。里面描写的汉景帝、武帝时代的大官，都是极为恭敬谨慎、能不说话便不说话的闷葫芦。万石君叫石奋，长子名石建，官任郎中令，掌管起草文件。有次石建起草了一个文件，颁发下来后，发觉里面有一个错字。他十分惶恐地说：“啊！写错了！‘马’字有四条腿，加上尾巴，马字下面应该是五画，现在只写了四画，少了一画。皇上要是怪罪下来，就活不成了！”于是吓得要死。
万石君的小儿子叫石庆，做太仆，是九卿之一，掌管御用车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替皇帝驾车出行。皇帝问他驾车的马有几匹，石庆就拿着鞭子一一指着数，数完了才举手说：“六匹马。”本来一看就能知道，石庆偏要数了才敢回报，其谨小慎微的程度可以想见。然而就是这样连响屁都不敢放一个的人，却得到了皇帝的特别赏识，最后当上了丞相。在汉武帝面前唯一敢说老实话的正直官员便是《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汉武帝对汲黯既怕又讨厌，别的大臣来了，武帝很随便，有时连帽子也不戴。但汲黯来了，就不好意思不戴。有次武帝在汲黯面前自吹自擂，讲他如何想施行仁义。汲黯当场揭穿其虚伪，说：“陛下内心欲念太多，只在表面上施行仁义，怎能效法到尧舜的伟大治绩？”武帝听后满脸怒色，愤然退朝，对身边人说：“太过分了！汲黯这家伙，耿直得近乎愚笨！”正因为汲黯好直谏，所以终生不得志。
《史记》抓住从春秋到秦汉这个时期，变法、统一、布衣将相、专制集权等政治方面的几个重要特点，写出了它们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中突出的成果。
《史记》写历史变化，还往往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注意到了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试图从人类经济生活方面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认为人们谋求自身的生活利益是人们的天性，这种天性是不能遏止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就是由于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结果。《货殖列传》中明确指出：要靠农民的耕种，才能得到粮食；要靠虞人在山泽的开发，才能得到林木、矿物、水产等物品；要靠工匠的制造，才能得到器具；要靠商人的贸易，才能流通货物。这些事情的进行难道需要用政令去打发、征召、约束吗？
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凭借其专长，竭尽其力量，去实现他们的欲望，这就仿佛水往低处流一样，从早到晚没有停止的时候。
《货殖列传》还引用《管子》的话“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并进一步发挥说：礼节产生于富有之时，而消失于贫乏之时，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小人富有了就能做好工作。河水深了，鱼儿自然就产生；山岳深了，野兽自然就栖息；人富有了自然就知礼。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都为着追求财利而来；天下人攘攘熙熙，都为着奔走财利而往。那兵车千乘的国王，食邑万户的诸侯和百户的大夫，尚且都怕穷，何况那些编户平民呢？
经济上的通古今之变，《史记》主要写了秦汉社会经济的盛衰，并较紧密地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秦的强大自商鞅变法开始，《商君列传》记述商鞅变法，施行了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裕，人人充足。《河渠书》记秦国修建郑国渠，使关中皆为沃野，农业丰收，秦国经济日益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这使人看到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认识到秦的强盛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其经济基础的。秦统一后，虽然有过一些男乐其畴、女修其织的景象，但很快由于大事兴作，不断用兵，穷奢极侈，赋敛苛重，戍徭无已，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经济生活搞糟了，秦朝也就在农民起而反抗的怒涛中垮了台。
《史记》写汉代经济，自汉初到武帝之时也有变化。《平准书》便是集中记载这一问题的。它写道，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国家贫困，连天子的坐车都不能找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至于平民更是一无积蓄。
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城里城外的谷仓都装满了，国库里也有充裕的余财，京师积存的钱，达到几万万，时间一久，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以至于无法算清。京师的谷仓里，陈旧的粟米一年年往里堆，满出来了就任它露天堆放着，以至于腐烂得不能吃。百姓在街头巷尾都养着马，田野间更是成群结队，大家都骑雄马，如果有骑母马的，会被人嗤笑。然而这时的社会也开始盛极而衰了，权贵豪富对百姓肆意敲剥，奢侈浪费，汉武帝长时间地南征北伐、大动干戈，出征的人固然自备衣食之具，留下的人也得输送物资，全国纷扰骚动。这样一来，把社会生产破坏了，把积蓄的财货用光了，把人心也搞乱了。老百姓贫弊之余，只好行巧诈来规避盘剥，于是流民成群，“盗贼”滋起。
《史记》在经济上的通古今之变，把民生困苦与否视为国家经济盛衰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把经济盛衰视为国家兴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史记》还生动地描写了历史上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例如儒学就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等篇章中记述了孔孟的言行。
孔孟时代的儒家思想是对当时剧变的现实颇为不满，多所针刺，想要拨乱反正。
它一方面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另一方面又违时地提出了复古的救世药方。荀子综合分析和批判各家学说而自叙其言，使儒学发生了一个变化。《儒林列传》说，到秦朝，由于秦始皇的压抑，文质彬彬的儒生便纷纷投身于揭竿而起的队伍中。汉兴之时，儒学虽有，但不时髦。
到了汉武帝时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的儒者，以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为代表。这时的他们已不是秦末儒生那样的处境，已不同于孔子的政治态度，他们不是违时而是趋时，不是嫉俗而是随俗，不是追求理想而是争逐利禄。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讨刘邦的欢喜，成了十足的马屁精。公孙弘常常和其他公卿约定某项议论，可是到皇上面前就背弃前约来顺从皇帝的意思，无耻地向汉武帝献媚。在司马迁笔下，汉儒虽然尊奉孔子，实际上只是挂羊头买狗肉的表面文章罢了，骨子里都是些趋炎附势、以做官拿钱为目的的小人。儒学这时已是旧瓶装新酒，把原来的精神丢弃得一干二净了。
《史记》的通古今之变，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超前人，泽及后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全面、系统、具体、创造性地写出我国古代数千年，特别是春秋至秦汉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内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艺术风格之美《史记》在纵横几千里、上下三千年的广阔历史背景上，以传神妙笔，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描述了一桩桩雄奇悲壮、婉丽缠绵的事件场面，达到了史学的严谨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书中的角色，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写法也不同，但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忍辱复仇的勾践；志得意满、欷殻П璧牧醢睿还Ω吒鞘馈⒚稍┣Ч诺暮牛患嵴旰缆酢⒎苌淼敢宓奶锖幔煌趿昴溉白又倚氖轮鳎幌Х６溃晃捞邮虑字列ⅲ荒娓该笊缓钯心�70犹迭献奇计，一心报国；甘罗年仅12已挟策说赵，立取五城；伯夷孤奋激烈；蔺相如智勇磊落。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秾纤柔婉，备极风流妩媚之妙；述项羽壮怀激烈、惊天动地之后，与虞姬离别时，呜咽悱恻，柔肠寸断。无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具有与主人公共呼吸、同生死的强大感染力。书中的历史事件也大都具有紧张、热烈、粗犷的特点，各种想象不到的惨事、奇事、怪事、神秘事及风云变幻的大事纷至沓来，交互迭出，读来令人惊心骇目，魂悸魄动。
寓论断于叙事，是《史记》记人记事的一个基本手法。它往往不是先发一套议论再讲事实，也不是把事情说完了，再来一个架空的分析，而是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例如，《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与时进退、以谄谀得势的小人。文章一开始，主人公叔孙通就以一个马屁精的身份登场。那时正当陈涉起义，攻势凌厉，秦二世召博士儒臣问如何是好，有三十多人主张发兵平叛，二世恼了。叔孙通却上前说天下太平，不必用兵，因为上有明君，下有法令，谁敢造反？陈涉不过一伙偷鸡摸狗的小毛贼，何足挂齿。于是二世龙颜大悦，当场赏给他帛20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叔孙通回到宿舍，诸生问他：“先生的话怎么这等谄媚？”不久叔孙通就投降了起义军。他喜欢穿儒服；刘邦非常讨厌儒生，叔孙通便改穿短衣，刘邦很高兴。刘邦当皇帝后，叔孙通替他制定朝廷礼仪，到鲁国一带寻找儒生。有两位儒生不肯跟他走，当面骂道：“你事奉的主子已经有十位了，都是靠当面奉承得到亲贵。你自己去吧，不要污损我们的人格！”通过简单的白描，借别人的话，就把叔孙通蝇营狗苟、固宠邀荣的嘴脸刻画得一清二楚。
《史记》还常常捕捉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琐事细节，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一个时代的风气。《李斯列传》开篇说：李斯年轻时，在郡里当小吏，常看见官衙厕所中的老鼠吃秽物。每逢有人或狗走近的时候，鼠就惊慌恐惧。
后来，李斯走进仓库，发现仓库里的老鼠，吃的是囤积的粟米，住在大屋檐的屋子里，用不着担忧人或狗走近。于是李斯叹息说：“一个人的贤能或者不肖，好像老鼠一般，就看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这样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著名政治家的传记上，似乎有点浪费笔墨，但我们在看完全篇之后，便会明白，李斯一生都在为活在好的环境里而钻营，老鼠的故事实际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和他的全部人生观。再如《佞幸列传》中，邓通是个重要的人物，但全篇只写了邓通替汉文帝吸吮毒疮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把他鄙劣龌龊的人格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试想，连皇帝的毒疮都肯用嘴去吸吮，还有什么下作的事干不出来呢？
《史记》的传记还善于运用扬抑法和对比法来造成文势的波澜，增强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淮阴侯列传》中，先写韩信乞食漂母，胯下受辱，以及投奔项羽、刘邦等，处处不得志，给人以很窝囊无能的印象。拜将之后，波涛骤起，写他向刘邦阐明天下大势，表现了非凡的政治眼光；又通过一系列战役，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最后写他拒绝蒯通劝说，对汉朝忠心耿耿，说明他的思想品质也是无可指责的。从思想到行动，全面铺开，层层深入地塑造主人公的高大形象。文章跌宕有姿，引人入胜。
熔史学、文学于一炉，《史记》不仅作为我国史学史上的绝唱而彪炳千古，而且在文学史上成了一脉相传的传记散文主流。它所记载的许多历史人物、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特别是它那简洁明练、通俗生动的语言，更成为历代散文大家们揣摩效法的典范。
12 废戒规直心见性创禅宗——《坛经》
文盲的著作
公元661 年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行者（佛教称带发修行而不是正式剃度的和尚为行者），怀揣弘忍法师刚刚密传给他的金缕袈裟，匆匆忙忙离开了黄梅（今湖北黄梅）破头山东山寺，渡江南逃。十几年后，这位行者在广州法性寺落发剃度，后移住曹溪（今广东韶关市）宝林寺，在大梵寺等地，开门传法，成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教派——禅宗的一代祖师。他是个斗大的字识不了二升的文盲，他的名字是“慧能”还是“惠能”，他在世时都不确定，后人更无法确知了。在三四十年的传法布道中，慧能的主要思想言论陆续被门人法海辑录下来，这就是禅宗的重要经典——《坛经》。
“禅”是梵语“禅那”的简写，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定慧”，是佛教修养的一种重要途径。中国佛教的禅宗是由慧能创始的，慧能以前，只有禅学，并无禅宗。但按照佛教的传统说法，禅宗是由印度传来的。在印度，从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到菩提达磨共传了28代（即西天28代祖师）。北魏时，菩提达磨来到中国，经弘忍传到慧能共有六代，所以慧能被称为“六祖”。《坛经》通常也被称为《六祖坛经》，此外还有《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施法坛经》、《法定坛经》等称谓。《坛经》有57段文字，以慧能自述或门人追述的形式记载了慧能求佛授法的经历和思想言论，可以说是一部慧能的生平传记和言论总集。由于许多内容是没有文化的慧能的口语讲授，记录者也没有过分地加以润色藻饰，所以与其他佛教经典相比，较为通俗易懂，有些地方还有故事性，读来十分生动有趣。
《坛经》在慧能去世后，被几经窜改，相继出现了多种版本。许多研究、改编、宣传、刊行《坛经》的禅宗和尚们，都毫无顾忌地添枝加叶，塞进自己的私货，这使得世上流传的《坛经》几乎本本内容不同。主要的有唐代法海本（敦煌本）、晚唐（一说北宋）惠昕本、北宋契嵩本、元代宗宝本四种。
从字数上说，法海本约12000 字，惠昕本约14000 字，其余两种均在二万字以上，时间愈晚，字数愈多，表明越是晚出的《坛经》，窜改越多，私货越多。
比较起来，还是法海本基本可以说是慧能语录，反映了慧能的真实思想（其他各本可说是禅宗的《坛经》，而不能说是慧能的《坛经》）。我们介绍的《坛经》，主要依据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此书以法海本为底本，参照惠昕、契嵩、宗宝本校订）。
题偈得法《坛经》开篇便说，慧能大师在大梵寺讲堂中，登上高座，讲授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意为最彻底的大智慧之法）。沉默良久，慧能才讲话。
慧能父亲原在范阳（今北京市）做官，后贬到岭南，成了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百姓。慧能三岁丧父，母亲守寡把他养大成人。生活贫困，靠卖柴度日，在艰难竭蹶之中，存成佛作祖之念，常以虚幻的天国，补偿、安顿自己机敏的心灵。
23岁那年，听说黄梅县东山寺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法师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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