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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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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那年，听说黄梅县东山寺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法师在那里传教，门人千余。于是辞别老母，动身来到黄梅，求见弘忍。弘忍问他来意，他说：“远来拜师，不求别物，只求作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对以携犬打猎为生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怎么能作佛！”慧能答：“人虽有南北，佛性却无南北；獦■身份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答语开口不凡，弘忍深为震惊，欲作深谈，左右有人不便多说，就打发他到磨房中，劈柴，推磨，担水，舂米，一连干了八个月。
忽有一天，弘忍召集众僧，令每人作一偈语，宣称有能领悟佛法大意者，就授予菩提达磨从印度带来的法衣，奉为第六代祖师。弘忍的得意弟子神秀在走廊墙壁上写了一首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弘忍看了，说：“只到门前，未入门内。”过了几天，在磨房干活的慧能听说此事，请来一个会写字的人替他在神秀偈语旁边，也写了一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了，认为顿悟成佛的境界胜过神秀一筹，大为赞赏。表面上虽说：“这首偈也很不理想。”当晚三更却把慧能秘密唤进僧房，讲解《金刚经》，传给法衣，说：“你现在已是六代祖师了。衣作为信物，代代相传；法是以心传心，令人自悟。”又说：“慧能啊！自古传法，命如悬丝（相传禅宗一祖菩提达磨就是被人下毒害死的），若再住此处，恐怕有人害你，你赶快走吧。”
慧能告别弘忍，悄悄南逃。身后果然跟上数百人，企图夺取他的法衣。慧能被迫隐姓埋名，辗转奔波。十几年之后，估计灾难过去了，才敢公开露面。
心外无佛佛教学说的中心是论述怎样成佛的问题。什么人可以成佛？为什么可以成佛？这两个问题在佛教理论里叫“佛性论”。《坛经》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和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就佛性而言并无区别。这就是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智慧）。”既然人人都有佛性，自然谁都有成佛的可能。为了说明这一点，慧能还打了个譬喻，说：雨水不是天上有的，原是龙王用身体从江海中引来的，它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的东西，全都受到滋润，所以人人皆可成佛，就像万物蒙受雨水一样机遇均等。
《坛经》认为，佛性不是别的，就是各人自己的本心，万物的存在都是心动的结果。《坛经》记载的一个故事，非常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一天，慧能来到广州法性寺，正赶上印宗法师在那里讲《涅槃经》，慧能便混在众人中听讲。
忽然刮来一阵清风，寺院的旗幡呼呼飘荡。于是，有两个小和尚争论起来。一个说是风在动，一个说是幡在动。慧能插话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你们二位的心在动。”这番话彻底否定了外部事物的客观实在性，提出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重要命题。由此出发，《坛经》认为心是无所不包的，世人的心空，就像世界的虚空一样，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善人恶人、善法恶法、天堂地狱等等，自心大得能含万法，万法皆在自心之中，万事万物都可以塞进自心这个框子里。世间的善恶也是心造成的。《坛经》说，人心本来清净无尘，若思量一切恶事，就会出现恶行；若思量一切善事，就会出现善行。
就连佛教极力宣扬的西方天国极乐净土，在《坛经》看来，也不在西方，不在身外，而在于人们的心中。
它说：“东方人遭了罪，都念佛祈求来世生于西方；若是西方人遭了罪，他们念佛求生何国？只有那些凡俗、愚昧的人，因为不了解自心，不认识自己身中的净土，所以才有愿东愿西的祈求。“这就是”佛向心中作，莫向身外求“、”菩提只向心中觅，何劳向外求玄“的道理。
进一步说，既然心外无佛，那么除了人们的内心世界，还有什么不可打破的外在权威呢？这种反对外在权威的思想后来在禅宗和尚中引出了呵佛骂祖、杀君杀父等种种怪异现象。如骂释迦牟尼是干屎橛，达磨是老臊胡，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等，在这里，佛祖、菩萨们不仅统统丧失了人们长期以来顶礼膜拜的神秘眩目的灵光，而且浑身散发出刺鼻的臭气。《坛经》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对心外世界的否定，可谓彻底得不能再彻底了。
而《坛经》对佛教理论的发展就在于它从以往浩如烟海的佛典中单捡出一个“心”字，把“心”的作用夸大到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地步。“心”字应成为我们理解《坛经》佛教奥义的一把钥匙。
佛教理论的核心是讲解脱，而解脱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佛的境界。在《坛经》看来，所谓的佛就是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不欲不求、不争不夺、超乎是非荣辱之外的精神麻醉之人，解脱只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才能实现。它说：“真正修道的人，应该看不见世间的过错，如果总是看世间的过错，那么自己的过错就更大！如果认为别人有过错，这本身就是自己的过错。我有过错是因为自己有罪，只有自己去掉是非之心，才能把烦恼打破。要做到：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
可见《坛经》所说的佛，就是自心的解脱，正如慧能在《见真佛解脱颂》中说的：“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
《坛经》认为，能不能求到佛、得到解脱，有时固然要靠“大善知识”
（佛教文献中通常把具有较高道德学问的僧人或某些居士称为“善知识”）
指点迷津，但主要应当依靠自身的修度，这才算是真度，得到了真佛。明白地告诉人们，要解脱，不能向外面去寻求，只能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
如果自己的思想通了，接受了佛教的教理，那么马上就得到解脱了。慧能临死前，作了一首《自性真佛解脱颂》，将这种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化身、报身及法身，三身元本是一身；若向身中觅自身，即是成佛菩提因。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常来圆满真无穷。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真是大痴人！”可见成佛别无他途，只须牢牢抓住“心”这个关键，只须“直心”，即以心为目标径直冲向前去，决不左顾右盼。
顿悟成佛既然人人都有佛性，为什么人人不能随时成佛呢？《坛经》解释说，世上每人都具有清净的佛性，就如同苍天常清、日月常明一样。但清澈的天空、皎洁的日月常被浮云遮盖；清净的佛性也往往因妄念浮云的遮盖，显现不出它明亮的本色。从佛理上讲，自性迷妄者，就是芸芸众生；自性觉悟者，就是佛。或者说，不觉悟，即使佛也是芸芸众生；一旦觉悟，芸芸众生也是佛。
因此，人人皆有佛性，仅仅是具备了成佛的可能。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必须觉悟起来，把妄念的浮云吹散。
如何才能觉悟起来，把妄念的浮云吹散呢？《坛经》认为这并不难，不需要经过长期修行逐渐觉悟，只要瞬间豁然开朗、顿开茅塞，一下子觉悟，
即顿悟，就可以了。它说，佛法本来是没有渐悟、顿悟之别的，只因人的素质有智愚利钝之分，有的人理解得慢，有的人理解得快，这才有了顿渐的差异。
只要注重内心的领悟佛法，做到大彻大悟，就可以顿悟成佛。慧能说，迷妄起来要经过无数劫难，觉悟起来却只在刹那之间。刚才还是迷途难返的凡夫俗子，转念觉悟就会立地成佛、回头是岸。“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慧能灭万年愚。”慧能还现身说法，说他自己就是在接受法衣的那天晚上，经弘忍大师指点《金刚经》，顿然而悟的。所以《坛经》便把自己的法门称作“顿教”。后世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等都是在这种顿悟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顿悟是成佛的手段，怎样就算顿悟了呢？《坛经》提出了“无念”、“无相”、“无经”三方面的标准。要求其门徒用来作为对待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的态度。所谓“无念”，就是在体念佛性本心的正念基础上，排除杂念、妄念，这是指一种对事物不执着的精神绝对自由状态而言的，认为越是有意识地去压制意识活动，这种压制行为，反而成了自己思想的负担，反而要受到这种意识活动的束缚。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区分和限定，心无束缚，即进入精神的绝对自由状态，才算是真正的解脱。因此，“无念”并非百物不思，而是自净本心，排除杂念、妄念后的一种直觉的内省、冥想。所谓“无相”，是说相由心生，客观世界只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幻象，只要不让这些事物和现象占据自己的心灵，不受种种幻象的迷惑、吸引，就是佛了。所谓“无经”，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思绪停留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某一个问题上，要超越时空。什么花开水流、鸟飞叶落都不去管它，因为本心佛性本来就是川流不息、无牵无挂、无拘无束的。“无经”和“无念”一样，既要心如虚空，又要不着空见，这才算到家。可见《坛经》所讲的“悟”并非理智认识，又不是不认识，而只是一种不可言说的领悟、感受，就像人们饮水一样，是冷是暖只有自己才能得出最确切的体会。
废禅破戒成佛是否需要一种修行方法呢？这种修行方法又是怎样的呢？慧能以前的佛教徒都把坐禅当成修行成佛的重要方法，据说菩提达磨就曾在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九年。首先静坐，使思想由躁转静，再由静而入定，然后便可由定而生慧，这一系列过程就是坐禅。慧能一反前人的做法，坚决反对坐禅。
有人问他：“京城的禅僧都说，欲得佛道，必须坐禅习定，没有不通过禅定而解脱的。不知大师觉着如何？”慧能回答：“佛道是从心中顿悟得到的，哪里是坐来的？”他批评旧的长坐不卧的坐禅方法，是病，不是禅。认为坐禅不但不能使人成佛，反而离佛越来越远。慧能用一首偈表达这个思想：“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在《坛经》看来，何谓坐禅？外对于一切善恶境界都不去思念，就是坐；内认准自心佛性而不动摇，就是禅。《坛经》又解释何谓禅定？外远离幻象就是禅，内心不乱就是定。也就是说，“悟道”并无特定的形式规范，只要做到“无念”、“无相”，或行或站或坐或卧，哪怕是干担水劈柴的杂役，都叫坐禅，都可以达到禅定，达到佛的境界。慧能以前的佛教徒认为，必须先入定，然后才能发慧，重点是定。《坛经》认为定、慧是一体的，即慧的时候定就已在慧，定的时候慧就已在定。它用灯和灯光作比喻，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有灯则明，无光则暗，灯与光同时存在，不分先后。但实际上，《坛经》更强调了慧，主张以慧识定，只要能发慧，能创造顿悟的机缘，不论你做什么都可以叫禅定。
得禅不在于勉强委屈自身的一具臭骨头，去刻意寻求，而在于与普通人并无差异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随着某种机缘，一点即破，恍然大悟。这样，《坛经》就把禅定和世俗的一切事情融为一体了，它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坐禅，而且在宗教实践上也否定了坐禅，这是对佛教修行方式的重大改革。它表面看来废除了坐禅，把人从肉体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却扩大了禅定的修行范围，把佛性灌输到人的内心，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坛经》对于其他许多传统的宗教实践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革主张。它认为求佛只需直指本心、明心见性就能顿悟，不必青灯黄卷、日夜劳碌地诵读佛经，传法布道，也没必要使用文字、著书立说。因为在它看来，任何语言文字，都是人为的枷锁。它不仅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东西，不能使人真正把握本心佛性，而且正是由于执著于这种思辨、认识、言语，反而束缚了、阻碍了人们去把握。这种不读佛经、不立文字的主张，比起天台宗只解释“止观”二字，摇笔就是几十万言，法相宗的玄奘仅仅分析“心法”就分到六百六十法之类极端繁琐的经院哲学来，确实非常方便易行，简单明了。《坛经》认为心外无佛，敬佛也不必布施、供养。有人问慧能：“听说梁武帝曾向菩提达磨祖师夸耀他一生建了很多寺院，布施了多少钱财，供养了多少佛像，问这有多大的功德。达磨祖师说并无功德，这是何意？”慧能说：“造寺、布施、供养确实不算功德，那只是修福（乞求福祉），不能把修福当成功德。因为功德在法身，不在福田。须内见佛性，外行恭敬，常行恭敬，自修其身才是功，自修其心才是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坛经》还说：若欲修行，在家也可，不必一定在寺院。在家若能修行，如同东方人心善；在寺不能修行，如同西方人心恶。
只要自身心净，接受佛教教理，思想上通了，不必非要与暮鼓晨钟为伴不可，在家在寺其实一样。
人间佛国《坛经》把佛性说成自性，把修行变成修心，实质上就是把佛性论变为人性论，把宗教修证功夫变成为对待生活的态度。这种宗教的进一步世俗化，表面看来，好像佛性的人性化，贬低了佛性的庄严性，修行就是修心，混淆了世间和出世间的界限；而实际上，它不但不否认人世间的一切，而且把人世间的一切在不妨碍其宗教基本教义的前提之下，完全肯定下来了。《坛经》说，自性的变化是非常多的，一念的思量就可以产生千变万化，譬如思量恶事就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就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无处不是地狱，无处不是天堂，对因果报应的宣传教育，实际更加强了。慧能在《无相颂》中坦白地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中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这一首颂中，除了持戒、修禅、菩提、西方等个别词汇带有佛教色彩外，从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来讲，与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纲常，基本一致，找不出什么两样。
《坛经》以直接了当、简明扼要的主观唯心主义代替繁琐的宗教唯心主
义论证，建立起了完全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体系。它的出现，标志着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标志着佛教理论世俗化的完成，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种种说教和宗教实践的主张，如否认心外有佛，认为佛性就是自性；否认西方有极乐世界，认为净土就是净心；否认花费许多修证功夫追求渐悟，主张一悟即成佛的顿悟；否认坐禅、读经、布施、供养以及只有僧侣才能成佛，认为明心悟性、在家修行也能成佛，等等，把佛教深奥玄妙的教义说得比以前更平易近人、简捷易行了。既然人人都有一颗心，人人都可有成佛的机会；天堂就在净心之中，不是路途遥远可望不可即的西天，一旦顿悟，西方就在眼前；求佛不必坐禅、读经、当和尚，不放弃世俗的生活也可以成佛。——这种简单速成的成佛方法，这种廉价实惠的通往天国的门票，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很快风靡一时，吸引了更多的僧众，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极其显赫的影响，使得禅宗在其他佛教宗派大多式微之后，一枝独秀，席卷全国，成了五代、宋、元、明中国佛教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教派。禅宗不仅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且远播海外，在日本通过花道、茶道等形式深入到一般社会生活之中。
后世许多思想家也都从不同角度经受过《坛经》思想的洗礼。例如北宋的张载、王安石，利用《坛经》泛神论思想作酵母，经过酿造制作，最后形成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陆王心学中“心即理”的唯心主义观点简直可以说是《坛经》佛教思想的儒家再版。还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利用《坛经》透露、宣扬的不信权威的思想，相信自己的理性，正面向封建正统观念展开攻击，如明末李贽讲“童心”和“是非无定”，就是从《坛经》思想所得出的结论。清末谭嗣同特别推崇《坛经》反对外在权威的学说，把西方某些自然科学观点同中国传统思想拼作一盘，从而锻打出了“冲破网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激进派的矛戈。
由于《坛经》的许多内容具有浓厚的口语化倾向，它在传播宗教神学的过程中还带动发展了一种语录式的新文体。这类语录的不断出现，对此后白话文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13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资治通鉴》
史学家司马光所编写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时期出现的浩大的史学工程之一，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文采飞扬，往往被用来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艰辛的编写历程司马光，字君实，公元1019年出生于官吏家庭。原籍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他20岁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司马光很小就以聪明过人闻名。一次，一小儿掉进水缸，众孩童吓跑，幼年的他却以大石破缸流水，救出了小伙伴。此事被人画成《小儿击瓮图》，传为美谈。他七岁时就爱读《左氏春秋》，能向别人复述大意。平时好学，手不释卷，看书入神，不知饥渴寒暑。他曾用一块圆木当枕头，学困睡枕，枕滚即醒，自喻为“警枕”。
司马光爱读书，尤其笃好史学。他感到纪传体更书卷数太多，文字浩繁，冗长难读，一件事分散在若干传内，既有重复之处，又得不到整体全貌，不如编年体更能集中反映整个史实，且简明扼要。司马光认为，历史是人们所凭借的，今人由史而知道古代，后人由史而知道先人。一国之君不能不看史书。但是，君王又无暇遍览文字繁多的纪传体史书。因此，他想为帝王们编写一部编年体史书，其目的就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让统治者观古知今，以史为镜，从历代王朝的理乱兴衰之中鉴察得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巩固北宋的统治，而且也便于后世之人读史。
嘉祐年间，司马光撰写编年史的计划已逐渐考虑成熟。到公元1064年，他46岁时，写成了《历年图》五卷，是“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大小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进呈宋英宗。这本书是按年代顺序罗列大事的，所以起止时间和体例安排与以后的《资治通鉴》大致相同，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提要和雏型。过了两年，他写成了《周纪》五卷、《秦纪》三卷，合八卷，取名《通志》，进呈英宗。此为《资治通鉴》的前身。宋英宗看后很是欣赏，就命他继续编修历代君臣的事迹，完成八卷以下的编写工作。但宋英宗对《通志》这个名称不满意，让司马光在书编完后听旨命名。
司马光感到编书的工作繁难浩大，仅是自己一个人恐难以胜任，就请求宋英宗允他设书局，找助手帮助编写。宋英宗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就在汴京崇文院设立书局，允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阁、史馆、集贤馆和秘阁所藏的图书，并赐以笔墨缯帛，供给一切开支。司马光推荐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做他的助手，他们都是当时史才之妙选。这样，一部大型编年体通史巨著，由原来司马光一人编写，扩展到集体编写了。但最后仍由司马光审稿、定稿总其成。
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朝廷分为两派，拥护变法的为新党，反对变法的称旧党。司马光是旧党首领。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公元1072年，司马光把书局由汴京西迁到洛阳，继续编写，一住就是十几年。到公元1084年底，整个编写工作全部完成。全书共294 卷，上至公元前403 年，下迄公元959年，全书贯串了战国至五代1362年的史事，约三百多万字。辅有《考异》30卷，以明取材不同之故；《目录》30卷，相当于大事年表，以备查阅之用。
当时英宗皇帝已死，神宗继位。宋神宗览后大加赞赏，认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重和嘉许。
“资治”即帮助统治的意思：“通”即通过北宋以前各朝的历史：“鉴”是照镜子，意即警戒和教训。“资治通鉴”就是说通过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了解，吸取经验教训，以帮助统治者巩固统治。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宰相，执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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