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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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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在体例上具有开创性的史学巨著，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诚如他自己所说，全部精力，尽于此书。《资治通鉴》一书，如果从他37岁立志著史开始算起，到他66岁全书编完为止，整整用了29年的时间。在洛阳时，司马光还曾六任冗职（两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四任提举嵩山崇福宫），不过他从未过问过政事，把全部精力用到了《通鉴》的编写上。他的几个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也都为了这一不朽的巨著，献出了自己一生的黄金时代。据说，《资治通鉴》的草稿在洛阳堆满了两间房子，竟连一个草写的字体都没有。可见他们研究历史的认真，一丝不苟，也可见其治学功力之深。
公元1085年9 月，范祖禹、黄庭坚等人，又把《通鉴》重新校订一遍。次年10月，定本交杭州雕板。遗憾的是，主编司马光已于一个月之前在繁乱的政务中去世了，时年68岁。他没有亲眼见到《资治通鉴》的刊印发行。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者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内容上主要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这样的大事，即着眼于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得失。目的主要是为了发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又因为《通鉴》是编年体史书，所以它“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书中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没有作为重点编叙。
《资治通鉴》在编写上，主要是据实写史。司马光认为，只有如实记述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和百姓的喜忧哀乐，反映统治国家的成功和失败，才能做到真实公允。至于人物好坏，政治得失，由读者根据史实，自行判断，总结教训，以为鉴戒。并对迷信、邪说、鬼神、浮夸、好奇等不实之词都尽量删去。这比一般封建史家都客观，也较进步。故历代统治者都把《资治通鉴》当作“帝王的镜子”，对照古代，看到自己的得失，从而加以改进，以巩固自己的天下。
如上所述，司马光写史是把人君作为主要的读者，“资治”是《通鉴》的中心思想。全书贯串了总结政治盛衰的强烈意识，目的是为帝王进行统治作参考，把历史当作为帝王服务的教科书，希望能从中找到办法。但由于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在探讨历史盛衰的原因上，《通鉴》强调的是人君自身的决定性作用。他把人君分为五等，即：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和乱亡之君。他认为治乱安危之本源，在人君之心；人君的才能、素质、品质直接影响历史的兴亡。所以，君王只有做到笃仁、至明、善于纳谏、信赏必罚等，天下才能大治。
何为仁？《通鉴》认为，人君为仁，在于宽简临国，施惠于天下，尽诚于四海，“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除暴去奸，兴教化，修政治。如此，“太平之业可致”，万民之乐可兴。若人君舍此不为，或仅仅行妇人之仁，立姑息之政，则“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就会像秦王苻坚那样，落个“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的结局。倘若暴虐百姓，屠戮天下，“仁义不施”，那就会像秦王朝那样为笑天下，社稷陨丧。
何为明？司马光把仁、明、武作为人君三德。所以，《通鉴》也有许多关于明、武的论述，强调人君要至明善断。《通鉴》认为，“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照奸，则百邪不能蔽。”帝王对于臣僚，要“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对于奸佞之徒，“非但不用而已”，而且要“远而绝之，隔塞其源”。如此，“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上下肃然，天下可致太平。
反之，若帝王昏庸寡断、亲近奸邪、黜退忠直，那么，忠臣就不能竭忠尽智，奸臣得以“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如此，国家不亡何待！
如何赏罚？《通鉴》认为，赏罚是人君求治的重要手段，它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兴衰，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有尧舜那样的君主，也无法把社会治理好。
“政之大体，在于赏罚。”所以，对于赏罚，人君不可不慎，要赏有功、诛有罪，从而使为善者劝、为恶者惩，才能致太平之治。
总之，司马光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探究为君之道，希望以此为帝王提供经国安邦之策。同时，《通鉴》还阐述了为臣之道和人们如何立身等问题。
关于为臣之道，《通鉴》主要讲了两点。第一，为臣者要策名委质，当守死不贰。认为，自然界有天地，人类社会有君臣，“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
做臣下的，除非天归人命，当守死伏节以维护君臣之分。所以，对于那些偷生苟免、媚贼称臣之人，《通鉴》给予了痛切的指斥，认为他们是“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的败类。第二，知廉耻，为国考虑。认为臣僚当以国之安危为务，做到忠且无私，置个人利欲于度外，切不可汲汲于个人名利。“君子耻浮于人”。
不要尸位素餐、固位贪禄，而要有廉耻之心。关于人们如何处世立身，《通鉴》也讲了不少。比如，要慎于言行、慎于交友、明哲保身、知过能改等等。这些，都是司马光对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经验总结。
后世不可无之书《资治通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编年体巨著。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说：“天地间必不可无此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顾炎武也曾说过：“……
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顾炎武把它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这是对它的历史价值的极好概括。
《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不但表现在它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内容的宏富和文采的优长等方面，而且更表现于它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取材于历代正史，而又远远不限于此。司马光在论述其著作经过时说：
“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敗囊＜坪晾濉！闭馑得魉韭砉庥谑妨系乃鸭⒉慰技涔惴憾钢拢取扒罱咚小保帧靶＜坪晾濉薄！蹲手瓮凡捎玫氖椋芬酝猓慰荚邮肪陀�322 种之多。对于历朝实录，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等，多在收罗考订之列。因此，有的资料原本散失，幸得《资治通鉴》引用，才能保存至今。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演变，都分别叙述，可称为了解北宋以前1362年历史概要的宝库。这也说明它在摄取历史资料的丰富性上，非一般史书可以比拟，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采用极为谨慎，凡遇有歧异、抵牾的记载，都在经过认真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并说明其所采择的根据，同时又保存异说，使后人得知其所以然。这些，主要集中在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而撰成的《考异》30卷中。《通鉴考异》还纠正了旧史一些错误，保存古书某些内容片断，为后来校勘古书提供了大量资料。
这种自撰考异，为前所未有，乃司马光独创，确是一大进步。
正是司马光的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使《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即使在今天，研究我国北宋以前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也当之无愧被作为最主要的参考书。
《资治通鉴》出版后，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其中重要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读通鉴论》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资治通鉴》以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成为专门之学。近人张须著的《通鉴学》，就是对它们研究的专著。
在今天，《通鉴》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毛泽东就曾建议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研究历史上的成败兴亡，总结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宝贵经验与沉痛教训，从而提高领导思想，改进领导方法，转变领导作风，加强领导修养，锻炼领导素质，掌握领导艺术。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据说先后读过17遍，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
《资治通鉴》虽是一部宏大的史学巨著，然而由于司马光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其难免有错误之处。如因循守旧，宣扬封建道德，推崇礼治，并有遗漏、重复、不当、称谓不一、误二为一、事实错讹等不足。但优缺相较，还是瑕不掩瑜，其卓越成就，可以说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14 石破天惊道天机——《明夷待访录》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化，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一举推翻了明王朝。这时原在中国东北部的满族统治者与明朝的官僚地主相勾结，乘机进入山海关，后来逐渐统一了全中国。
清兵入关，使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民族矛盾比较突出了。各种势力都组织起来进行抗清斗争。当时，许多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投入了武装抗清斗争。在武装抗清失败后，他们改变了斗争方式，加强了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明代政权的覆亡，汉族主权的丧失，给了他们莫大的刺激。他们要追问汉族主权丧失的原因，要清算过去的政治制度的弊端，于是提出了对专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批判。
正是在这种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出现了黄宗羲的具有浓郁民主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的名著——《明夷待访录》。
君主乃“天下之大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是当时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年轻时参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复社”。后来明亡，清军进逼江南，他倾家产筹集资金，在他的家乡组成抗清的武装组织“黄氏世忠营”。失败后，他被清军悬赏通缉。追缉、饥饿、奸细告发，“濒于十死”，但他绝不屈服。待清王朝统一全国后，他隐居乡间，从事著述，直到老年去世，终生不事清。
武装抗清失败后，黄宗羲毅然开始“毕力于著述”，从事文化思想的建树。
亲身经历“社稷沦亡，天下陆沉”的沉痛历史教训，目睹明末皇帝的昏庸腐朽、宦官阉党渎法弄权，满洲贵族的横虐残暴，他痛定思痛，深感封建君主专制不仅是明亡的直接原因，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障碍。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总结中，他于1683年写下了最有代表性的不朽之作《明夷待访录》。
在这部书中，黄宗羲突破了纲常名教的束缚，剥去了君权神授的灵光，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君权由来并非神授。在远古三代的时候，君主只是人民的公仆。他提出，人类的本性是私和利，有生之初，人就自私自利，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这是“天下人之情”。于是在每个人的“私利”
基础之上产生了公众的“私利”，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为大家的“私利”工作，而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君主。这个人不以自己的私利为私利，而是使天下的人受其好处；不以自己的不幸为不幸，而是使天下的人免除祸害。于是他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在这种情况下，古人以天下苍生为主体，君主为客体；君主毕生所经营的一切，都是为了天下人民。但是后来不同了。后世的君主，却把个人的私利与大家的私利对立起来，把天下国家的财产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传给子孙们。
这样，主客关系就颠倒了。今天的君主以自己为主，天下劳动人民为客。君主强迫天下人民为他一人服务，却标榜为“大公”。其所谓“大公”只是他一个人的大私而已。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志得意满地对他父亲说：“你经常说我没出息，不如我二哥。
现在你看看，我所置下的产业，与二哥相比，谁多？“这段话就充分表露出了后世君主以天下为己私业的心态。在还没有得到天下之前，使天下的人去
为他流血拼命，使天下的人妻离子散，其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天下这份私产。
这是多么惨痛的事！而他却说，这是给我的子孙后代创业啊。得到了天下，当上了皇帝以后，又敲吸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的子女，其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人的玩乐。君主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说，这是我产业的利息。君主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天下人民被敲骨吸髓，陷于痛苦的深渊。可见，“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自秦汉以后的君主，被臣民看作“寇仇”，称为“独夫”，这是君主专制造成的必然结果。
黄宗羲严厉痛斥了秦汉以来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制度。他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初步民主思想。梁启超曾说过：这样的论调，在现在看来，固然很普通，很肤浅，然而在二百多年前，却真是极大胆的创论。的确，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明夷待访录》不啻千钧霹雳，猛烈地震动了黯然窒息的思想界。
关于君和臣的关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正统思想基本上认为君民或君臣是绝对的隶属关系。臣民对于君主只有服从的义务，韩愈在《原道》中曾这样说过，君主是下命令的人，大臣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迫使人民实施的，劳动人民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上奉君主的。这是汉唐以来统治阶级关于君臣君民关系的传统思想的典型表述。黄宗羲批判了这种看法，指出秦汉以后的君民或君臣关系都是不合理的。
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大，并不是一个人就能治理好的，必须进行合理分工而治之。所以作臣民的，是为天下工作，而不是为君主一人，不是为了君主这一姓之家。人们出来做官，应该为人民办事，不应该专为君主一家服务。
他严格区分了“臣”与“仆妾”。“臣”应该“以天下为事”，而“君之仆妾”，则仅仅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臣”应该是“师友”，不应该看作君主私人的奴仆。他指出，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治天下好比拉大木头，前边的人和后边的人，呼喝相应。基于此，他提出君臣名异实同的观点。他说：“岂知臣与君，名异而实同耶？”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尊君卑臣的观点，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他又指出，为臣的人应该努力追求“天下之治”，所谓“治”
应该是人民的安乐。这是因为天下的治乱，不取决于一人一姓的兴亡，而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忧乐。人民生活安乐是治，人民生活愁苦是乱；而朝代的兴亡不是治乱的关键。一个朝代的兴未必是治，一个朝代的亡未必是乱。他论证说，商纣王灭亡，人民生活安乐了；秦国兴起，蒙古族兴起，人民生活更愁苦了。他完全从“万民”的生活来解释治乱的意义，把一姓之兴亡看作不重要的事情。他对臣民“杀其身以事其君”的传统道德观念更是嗤之以鼻。臣不是为君主而设的，所以不必为君死，臣应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这才伟大，死的有价值。
黄宗羲关于君臣君民的学说，打破了“君为臣纲”的传统思想，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具有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
天下之法与“学校”议会为了削弱和限制君主专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很多主张，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法治，反对人治。他区分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
他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而设的，是为天下人民的生养教化而设立的，目的在于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问题，“未尝为一己而立也”。
而“三代以下”，即在封建专制时代，“朕即国家”，根本无法可言，即使有法律条文，也不过是君主为“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本来，法是用来协调公共利益的，今君主一人任意为法，就是“非法之法”。制定这种法，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持私家政权，为了独占一切利益。利益不想遗给百姓，好处必定供奉给君主。于是这种法不得不设得很细密，而法律越细密流弊也就生出来了。
这种法是有害于人民的。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应制定“天下之法”，依法治国，“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须有正当的法制，然后依法办事，才能办出成绩。如果法制不合理，即使有“能治之人”，也受法的牵制，为避免嫌疑而左顾右盼，只能在法允许的范围内办事，不可能有特殊的作为。这就是说改革法制是必要的。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法制，社会的情况是无从好转的，种种的黑暗和弊端也就越来越严重。所以黄宗羲大胆质问：难道天地这样大，在亿万人民中，独自厚爱一人一姓吗？这在当时的社会里，确实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惊骇之声。
黄宗羲又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他认为，应该扩大学校的职能，使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出于学校。他主张必须使治理天下的一切工具都出自学校，这样设立学校的意义才开始完备。学校应该是决定“是非”的最高机关。天子认为是的不一定是，天子认为非的不一定非。这样，天子就不敢自以为是非，而由学校判断决定其是非。皇帝应该听从学校的公议，政治上决定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归于学校。他引证说，东汉太学生的“危言深论”，北宋太学生的主持公议，都是正当的。假如当时的朝廷以学校的是非为是非，国家就可以保持平安了。
“学官”，即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应由政府任命，应由公众推举。各地方郡县也要设立学官，都由“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首都太学的校长，更须由大儒担任。规定最高学府中的长官祭酒，其重要程度与宰相相等，或者宰相还不如他重要。祭酒应该是皇帝的师傅，他可以当面指责朝政得失，“政有缺失，祭酒可直言无讳。”各地方郡县的学官，对地方官同样有评议监督之权。
黄宗羲所谓的学校，有议政的权力，有监督的作用，培养舆论，决定是非，监督政府，进退官吏，这可以说是各阶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机构。这里所谓的学校，从议政的功能来讲，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议会，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议会。《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扩大学校职能的学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议会的设想。当然，这些设想和主张，在其所处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妙理想而已。虽没有实现的可能，但能在当时否定封建专制独裁，也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对“戊戌变法”影响最早最深的书黄宗羲的这些构图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和愤懑，还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且有着对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向往和猜测。虽然他还保留了君主，但其权力已转到内阁“政事堂”和“学校”（议会）了；虽然他设想的这些内容还很模糊，但它毕竟属于尚在萌芽状态中的市民阶级的幼稚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起点，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钳制下闪出的一道异彩。这种以人类自私自利为基础和强调立法的思想，是多少闪现了后来资产阶级所力争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比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近一个世纪。尽管没有《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思想深度和细密的理论，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杰出的思想家，在世界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绝不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
《明夷待访录》中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和以后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曾高度评价说，他对《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道天下并不是没有能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三代”时的兴盛可以慢慢复还。
《明夷待访录》对二百年后的近代资产阶级起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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